前不久，著名作家高满堂编著的电视连续剧《老农民》热播，引起议论纷纷。这部电视剧讲述的故事时间跨度从1948年开始到2006年结束，即从解放初期到当代60年的农村社会变迁的历程，包含了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直到分田到户、农民企业家兴起等15个历史节点，共60集的规模，堪称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一部农民的发展史。据说，高作家在创作过程中，采访了200多位农民，力求要编一部真实反映时代大背景下关于农民的“信史”。高作家电视剧中描写60年农村变迁史，实际上可分为改革前后两个时代，褒贬自在不言中。农夫恰好看到两则资料，正好也是描写两个时代老农民的，不妨贴出来，与高作家笔下的“老农民”作一对照，或有益处。
一则是浩然《艳阳天》中的老农民五婶，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寡老人，生活在改革开放前的农村合作化时代。另一则是2014年中青报的一个报道，讲的是当代农村老人自杀现象。这两则材料也许没有高作家生花妙笔的史诗创意，但也可算是一滴水，映射一个时代。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老农民形象，相信历史会作出公正的判断，因为两个时代毕竟真实地存在过，早已铭记于亿万老农民的心间。而且，或许通过这两则资料互相对比，能给大家一点启示。
附一：浩然《艳阳天》摘录
萧长春从小石桥上过来，傍着小河，一边走，一边看菜苗、菜花。菜叶上有个小虫子，他捉住，丢在地下踩死了;黄瓜架上有一根木架歪了，他把它扶正，往深里插插。朝这边拐的时候，看见这边的两个人，就大声打招呼：“五婶在这儿哪?”
五婶满面春风地说：“听说你回来了，也没得工夫去看看你。”萧长春说：“昨晚上我在麦地里碰着翠清，我还跟她打听您，她说您的眼睛好点啦。”五婶说：“唉，什么事儿都装在你的肚子里，还惦着我哪!好多啦，都是你托人家从京里捎来那小瓶瓶药水点的。我还没给钱哪，多少哇?”萧长春说：“没多少，我替您花了。”五婶拍着毛蓝布衣裳襟说：“瞧瞧，搭心搭力，还给人家搭钱，多让我心里过不去呀。”韩百仲笑着插言说：“你快别过不去，他搭得起，你就让他搭去。”
五婶说：“白让你们操心，我给咱这社出不上力，心里边怪急火火的。我说萧支书呀，你神通广大，光给别人办好事儿，你也给五婶办点好事行不行啊?”萧长春说：“您就讲吧，只要我们能办到的事，一定替您办成。”五婶说：“给我找个差事干。”
韩百仲笑了：“老嫂子的神通就不小，还想找个差事干干呀。”五婶说：“怎么的?百仲大兄弟你可别瞧不起我。你记得我当女工的事吧，那会儿你正给马小辫扛活呀!我是多能干哪，一天三十多口子的饭菜，一顿六七道菜，粗的细的，干的稀的，灶上灶下，全是我一个人干，晚上还要织多半个布。唉，那会儿真是傻子，傻吃傻干，要象眼下我这思想，去他娘的吧，谁给你个臭地主卖命啊!”
萧长春说：“您年轻的时候受了苦，上年纪了，赶上咱们这个好时代，好好地享享清福吧。”五婶说：“不行不行，光是吃饱了呆着，心里边不好受，社里对咱越好，越觉得应当替社出点力气。大事干不了，我干小事。听人家说，旁的村有了抱儿子组……”
韩百仲纠正说：“那是托儿组。”五婶马上笑笑改口说：“对啦，托儿组，就是那些有小孩的妇女想下地脱不开身的，找上年纪的人给抱着孩子，从地里回来再抱走。萧支书，这个差事我干得了。你别看我没有生过孩子，可就是喜欢别人家的孩子。我的性气可好了，孩子怎么磨我我也不烦。”萧长春和韩百仲都笑了。
五婶郑重地说：“笑归笑，萧支书，你不给我找个差事干，我可要对你批准了……”韩百仲璞哧一声又笑了：“嫂子，是批评，什么批准?你这肚子里新名词儿装的倒不少，就是一多了用起来老是串秧子。好了，外边怪晒的，你到小窝铺里歇歇去吧。”
五婶说：“得说个一定准呀?”萧长春说：“行，我跟妇女主任和焦淑红再商量商量。可有一样，不论给您什么工作，也得量着劲做，觉着累了，咱们就歇歇，别硬强着干。上年纪了，不服老不行啊。”
五婶说：“那当然，要不老，你们党团里不给我登记上个名字，我能依你们吗?不用笑，真事儿……”她说着，发现菜园子南边进来了几只鸡，就举起枣木棍子“呢吃——呢吃——”地喊着，奔过去了，老远地又转过头来说：“早点商量定，我可等你们的话了。”
萧长春听了老人家的一些话，很受感动，他开始考虑，能不能满足老人家的要求。韩百仲说：“五婶要是年轻力壮，一定是个好社员。”萧长春说：“现在她就是个好社员呀。”
附二：《中国青年报》(2014-07-30)农村老人谈自杀：喝农药上吊投河比亲儿子可靠
08年，刘燕舞的研究团队在京山县进行田野调查。当问到村庄里有没有老年人非正常死亡的现象时，得到最多的回答竟然是：“我们这里就没有老年人正常死亡的
6年来，《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社会学研究》项目主持人的刘燕舞走进湖北、山东、江苏、山西、河南、贵州等11个省份的40多个村庄。他发现，农村老人自杀“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他驻村400多天 ，画出一条“农村老年人自杀率”曲线：从90年开始，中国农村老年人自杀一直保持在高位。
林木文沐浴后，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这个69岁的老人坐在堂屋中间，一边在火盆里为自己烧纸钱，一边喝下半瓶农药。纸钱烧了一半，老人躺在地上不省人事。
他很久以前就开始计划自杀了。”刘燕舞后来听说。待人们发现时，林木文已经没有了呼吸。在这个距湖北武汉不到100公里的村庄里，村民猜测老人自杀的原因是与儿媳妇失和。“他怕将来死了，孩子连纸钱都不给买。”一名村民对刘燕舞说，“这样死，还‘体面’些。 林木文的死，并没有在老人生活了一辈子的村庄激起多少波澜。甚至，老人曾当过村支部书记的儿子，也没有像刘燕舞以为的那样责怪妻子，而是“很坦然”：“人总是要与活人过的，难道还与死人过日子不成?”
刘燕舞说，自杀在当地被视作正常、甚至合理的事。村民们觉得犯不着议论并得罪他的儿子，“死了的也就死了”。
不仅是普通村民，乡村医生对待自杀的态度往往和村民一样，“将其看作正常化的死亡”。特别是当老人得了疾病又“磨不过”，选择自杀，乡村医生“都不觉得这是自杀”。
这让刘燕舞一行人震惊不已。“越是平静，越是让人不寒而栗。”刘燕舞的师兄杨华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们刚开始访谈老人自杀案例时，往往气愤得不行。一次访谈一个老太太，3天后老太太和媳妇吵架自杀身亡。学生们参加了老人的葬礼，眼睛死死盯着谈笑风生的老人的家人。
倒是老人比这群年轻人看得开。“我们这儿的老人都有三个儿子。”一个柴姓老人乐呵呵地告诉满是疑惑的刘燕舞，“药儿子(喝农药)、绳儿子(上吊)、水儿子(投水)，这三个儿子最可靠。”
实际上，老柴还有两个让他“引以为傲”的儿子。大儿子在镇上工作，小儿子在外打工，一个在镇上有楼房，一个在村里盖了楼房。但是7年来，老柴一直和腿脚不便的妻子住在逢雨便漏、倾斜得随时可能坍塌的土坯房里。
与刘燕舞一起调研的，还有另外40来个师生，他们分成10个小队，驻扎在湖北京山县10个不同的村子里。他们都是来自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老师和博士生。
在京山调查的半个月里，有村子又发生3起老人自杀事件。经统计，各村去世的老人中，死于自杀的比率高得惊人，“至少30%，还是保守估计”。
刘燕舞慢慢发现，林木文的死，并不算严重或者惨烈。在过去6年的调研里，他听到的故事“超乎自己的想象”。
有不少老人，因为行动困难，拿不到药水瓶也站不上板凳悬梁，便在不及人高的窗户上，搭起一根绳，挎住头，蜷起腿活活吊死。有两位山西的老人，儿子不给饭吃，还屡遭媳妇打骂，头朝下扎进家里的水窖中。“这些都是有必死的决心的。”刘燕舞分析道。他还记得有人跟他介绍说，一位老人要自杀，但怕子女不埋他，便自己挖了个坑，躺在里面边喝药边扒土。
这样的案例接触多了，刘燕舞不禁叹息：“很多故事村民嘻嘻哈哈跟你讲，但都悲惨到难以想象。”这个脸被晒黑的青年学者说，“有时候会有股想逃离的感觉，就觉得这个世界不属于我。”
更让刘燕舞等人震撼的，是在农村老人寻死的故事里，发现“他杀”的影子。
杨华了解到，有一对老年夫妇，同时喝农药自尽。老太太当场死亡，老爷子没死，但家属并不送到医院。第二天家里人给老太太办丧事，就让老头躺在床上看。第三天，老头命毙，就着为老太太办丧事的灵棚，立马又为老头办了丧事。
还有一个在外打工的儿子请7天假回家，看望病危的父亲。两三天过去，发现父亲没有要死 的迹象，这个儿子就问父亲：“你到底死不死啊?我就请了7天假，是把做丧事的时间都算进来的。”老人随后自杀，儿子赶在一周内办完丧事，回城继续打工。
“现代性讲究市场理性，讲究竞争，看重核心家庭的利益最大化。”刘燕舞解释道，当农民之间，甚至一家子父子、兄弟间都开始按市场的思维方式处理关系，人们开始算账。
不少人跟刘燕舞讲过给老人治病的账：假如花3万元治好病，老人能活10年，一年做农活收入3000元，那治病就是划算的;要是活个七八年，就也不太亏本;但要是治好病也活不了几年，就不值得去治。
在不少老人心里，这笔账的算法也是成立的。“农村自杀的老人中，有超过一半带有‘利他’性质。”杨华将农村自杀老人分为四种类型，其中“利他型”的老人最多，他们倾向于为子女着想。
“这些老人不想变成子女的累赘。”杨华说，“自杀的后果也将给子女带来收益。”甚至，他们即便自杀还处处为子女着想。他们有的不会在家里自杀，而是选择荒坡、河沟，帮子女避嫌;或者与子女争吵后不自杀，待到关系平静后才自杀;还有两个老人都想自杀，也不会选择同一天或同一屋自杀，而要错开时间，以免对子女家庭产生不好影响。
刘燕舞认为，如果不到万不得已，老人都不会轻易选择自杀。“一些老人说，宁在世上挨，不往土里埋。所谓‘利他’的表象背后，实质上更多的是绝望。”
刘燕舞的老师、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将这种已然形成的“自杀秩序”归因为“代际剥削”：自杀的老人们年轻时“死奔”(干活干到死)，给孩子盖房、娶媳妇、看孩子，一旦完成“人生任务”，丧失劳动能力，无论是物质或情感上，得到的反馈却少得可怜。
“被榨干所有价值后，老人就变得好像一无是处，只能等死。”贺雪峰说。
在“代际剥削”大行其道的地区，与之伴随的，是农村老年人自杀潮的出现。特别是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尤为突出明显。
刘燕舞将这种自杀潮的出现称为病态。“2000年以后，农村老年人自杀率升高特别快，且水平极高。”刘燕舞不无忧虑地说，“用‘极为严峻’来判断这一形势并不为过。”
刘燕舞认为，在病态的自杀潮背后，更多的是经济高度分化后，给中年人带来的集体焦虑，那就是他们如何在市场社会中轻装上阵，参与激烈的社会竞争并胜出，无疑，作为比他们更加弱势的老人，就成了他们要甩掉的包袱。“我自己负担都这么重，我哪能顾得了老的?”一些访谈农民直白地告诉刘燕舞。
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京山的今天可能是很多地方的明天
每年，刘燕舞有3个月在农民家中做田野调查。据贺雪峰介绍，整个中心每年的调研时间有4000天，“平均每天有10个人在乡村做访谈”。
“我在全国跑的感觉是，随着现代性的侵入，传统性的没落，各地农村都在向京山的方向靠拢，只是严重程度不同。”刘燕舞说。
而据刘燕舞介绍，在农村自杀的老年人中，有六成多集中在70岁以上年龄段。“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京山的今天可能是很多地方的明天”。
事实上，多数自杀身亡的老年人，其实是不想死的。”刘燕舞还记得2011年冬天去应城农村做访谈的情景。在他去的头一年，离他住处不远的一户人家，照料着一位瘫痪在床的老人。那年年底，子女们商量，给老人断水、断粮，希望他在年前死掉，“免得过年家里来客人，屋里臭烘烘的”。
这是个倔强的老人，“拼了命地活下去”。他躺在床上嗷嗷大骂，抓起粪便在屋里到处乱扔。一直坚持到大年初一，老人才咽下最后一口气。
20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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