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我国院士评审、管理、使用，近年来之所以饱受社会舆论质疑，就因为院士严重利益化。本来只是最高学术荣誉的院士，变为了最高学术特权的拥有者。
最近曝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正敏涉嫌学术造假事件，再一次将院士制度改革推向了风口浪尖。笔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反复指出，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的核心是院士头衔去利益化，如果不剥离院士头衔附加的学术特权和学术利益，将很难纯洁院士这一最高学术荣誉，也难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
我国院士评审、管理、使用，近年来之所以饱受社会舆论质疑，就因为院士严重利益化。本来只是最高学术荣誉的院士，变为了最高学术特权的拥有者。当选院士不仅是本人的荣誉，还由此获得相应的学术待遇、学术特权——在重大课题申报中，院士拥有特权，与此同时，院士还是各种评审的负责人，而鉴于院士的学术权威，院士所在机构也把申报院士成功作为重要的政绩，同时充分发挥院士在申报课题、申报成果奖项、组织评审评估中的作用，其他的机构也争相聘请院士兼职，意图很明显，就是看重院士所拥有的学术话语权。
这不但败坏院士的声誉，而且对整个学术界也是伤害。试想，如果院士候选人和其所在机构为争夺院士头衔，而对申报材料进行包装、弄虚作假，进而公关院士，这会给其他学者呈现怎样的形象?那些靠包装与公关“上位”的院士，在此后的学术活动中，能坚持公平、公正吗?是否会把包装、公关视为正常?在课题立项、学术评价中，不管院士有无学术能力，都高人一等，这可能倡导学术平等竞争、鼓励青年学者坚持学术理想吗?
利益化之后的院士制度，非但没有起到对学界的激励作用，反而成为近年来的众矢之的。在院士头衔之外，我国其他一些学术头衔也存在利益化情况，形成了一个学术头衔利益化的链条，比如，“长江学者”头衔。本来，设立“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的初衷，是为了给青年学者以支持，让他们安心做学术研究，可是，这一计划却演变为一名学者入选为“长江学者”，还没有启动研究，就被广为宣传，学校也将其入选作为人才建设的政绩。至于“长江学者”在聘期内究竟做出了什么研究成果，大家却不关心;还有的“长江学者”已经不再聘任，但依旧以“长江学者”之名行走学术江湖。而效仿“长江学者”由各地政府推出的“山水学者”等其他各类人才计划，被人调侃为“把我国所有名山秀水都污染了”。
重视头衔，拿到头衔之后，就靠头衔吃饭，这和我国的学术管理和评价机制有关。其逻辑和课题的立项是一致的，设立课题项目的目的，是为了资助相关学术研究，但现在，无论高校还是科研院所，都把申请到课题本身作为学者的“成就”，在年度考核、评审职称中，把申请到多少国家课题作为重要指标，问题是，申请到课题，只是获得资助，并没有出研究成果，这怎么能成为学者的“成就”呢?这种学术管理和评价体系，导致一种荒谬的景象：学者们花大量时间去申报课题、入选计划，可是，在申报到课题、得到资助之后，却不安心进行学术研究，而大家也并不关注其究竟进行了怎样的研究，所谓“说过了(填过表格、谈过研究思路)，就是做过了，做过了，就是做好了”。而有的学者不去申报课题，专心做学术研究，取得了同行认可的学术成果，但评价体系却不认可，原因是其没有申请课题，在课题这一指标上不合格。这就好比一个农民，用自家的有机肥认真种地，种出一片好的庄稼，却被认为是不合格的农民;而另一个农民，花心思去申请国家化肥，弄到化肥之后就倒在地里，根本不种庄稼，却被评为年度最优秀农民而加以奖励。
很多人常疑惑，为何如此背离常识的事会发生?当学术评价缺位，学术规则被利益规则和行政规则所替代，学术常识不再，大家追求的就不再是学术，而是利益。学术头衔和学术评价的严重利益化，根源在于我国当前实行的是行政评价而非学术共同体评价，对学术实行的是行政治理，而不是“学术自治”。在学术机构之外，政府行政部门主导各种课题资源的配置(这被称为纵向课题)，掌握着评审、评价权，这就为权力寻租、权势交易提供了空间。而在学术机构之内，行政力量又主导内部的学术资源配置，以行政权干涉学术权：一方面，为追求现实的政绩，用一系列行政指标要求学者，导致学术急功近利;另一方面，行政领导自身以行政权谋求学术利益，权力通吃，败坏学术风气也滋生学术腐败。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表明当前院士制度存在的问题已经引起国家重视。推进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改革，不能回避利益化的问题，从院士头衔开始，剥离所有学术头衔的利益，才能让学术摆脱利益纠缠，回归学术。而说到底，院士只是学术利益化格局中的一部分，院士制度改革也只是学术管理和评价改革中的一部分。从根本上说，推进学术管理、评价去行政化，以学术自治为基本原则，重建学术共同体，让学术回归学术本身，才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
（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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