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之下的农民工
改革之初，中国农村发展较快，农村出现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面临较大的就业压力。人多地少的矛盾突显，单靠农业本身没有办法解决数量庞大的劳动力就业问题，向非农业转移成为解决农村劳动力过剩的必然途径。1980年代，国家积极扶持乡镇企业，使得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获得迅猛发展，成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途径。这一时期，国家采取“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政策，在乡镇企业的带动下，中国的小城镇获得快速发展。
然而到了1990年代中期，政策改变，乡镇企业开始衰落，企业效益下滑，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逐年降低。乡镇企业自身的问题暴露出来，“离土不离乡”的小城镇发展战略也大受到批评。在很多学者看来，“离土不离乡”的乡土工业发展模式导致工业企业分散，在生产上不能产生产业聚集的规模效应，在资金、技术、运输、仓储等方面要比城市企业的成本高很多，缺少竞争力。在他们看来，乡镇企业的发展已经走到尽头，城市化才是出路，尤其是发展大城市。
伴随乡镇企业衰落的是沿海地区大型劳动密集型工业企业的蓬勃发展。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中国日益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参与国际分工。为了发挥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中国选择了外向型的工业化战略，吸引国外资本，在沿海地区大力发展出口加工工业，使自己成为世界工厂。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东南沿海地区的工业迅速发展，吸纳了大量的资源，需要大量劳动力，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了“离土又离乡”的外出打工生涯，大量人口流向东南沿海及大城市。与此同时，工业化累积的大量资本也为中国城市化的“大跃进”提供了物质条件。在短时间内涌现一批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中国城市化进程进入加速阶段。截至2013年末，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53.73%。
世纪之交，随着中国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城市化又具备了新的意义。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中国必须建立若干世界级城市，尽快与世界接轨。基于这一认识，国家开始调整原有的城市化战略，加速大型城市的发展，大力发展城市羣城市带，越来越多资源集中在几个特大型城市。
一方面是城市快速膨胀，城市数量不断增加，另一方面是农村的加速萧条。外出打工的劳动力都是农村的青壮年，是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在农村被掏空了资源之后，农村失去了发展的基础，“三农问题”变得突出，并且难以从根本上解决。
中国成为一个大工地
城市化不但是转移剩余劳动力，同时也是在为增殖资本寻找出路。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历了一个资本快速积累的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告别了资本短缺的年代，积累了大量的资本，包括国家资本、私营资本和外资。资本是追逐利润的，需要不断投资才能实现自我增值。这些资本投入到工业生产中，导致产能严重过剩。
在生产急剧扩大时，人民的购买力水平却严重不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的是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由于劳动力的成本长期被压在很低的水平上，资本获取高额利润的同时，工人收入却始终没有显着提升，严重的贫富分化致使国内需求不足。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开始，中国就一直面临生产过剩、内需不足的问题。2008年新金融危机更进一步挑战外向型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
在工业品生产过剩、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大量资本找不到合适的投资渠道。为此，国家采取扩大内需的政策，为资本寻找出路。自1990年代后期起，中国资本从工业产品的生产大规模转向城市空间的生产。城市化需要投资城市基础设施，而建筑业又有很强的产业关联性，能带动整个工业的生产，成为经济增长强有力的引擎。按照经济学家王建的计算，2003—2008年，每增加一个城市人口大约需要50万元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未来十年可以产生超过225万亿的投资规模，并且引发更大的消费需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官员表示，房地产业与建筑业在中国GDP的比重接近10%，是中国加大投资、拉动消费和解决就业的最佳行业。
在城市建设中，地方政府有更加强烈的冲动。首先，在当前中国的财税体系下，土地出让金收入属地方财政，由地方政府支配。通过出让土地进行城市开发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其次，城市化是形象工程。在地方政府官员看来，城市化代表现代化，城市化水平像GDP一样，成为衡量一个城市和一个地区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简而言之，在今天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危机面前，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受到严重挑战，城市化因其能够扩大内需，刺激投资，被视为走出危机的唯一出路。今天的城市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生产和生活的空间，而成为资本积累的空间，成为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增长机器。
房地产成了聚宝盆
伴随城市的扩张的是地产资本的兴起。在中国，房地产市场只有短短十几年的历史，但在这十几年时间里，房地产业无疑是名副其实的聚宝盆，积累了巨额的社会财富，同时，房地产业迅速跻身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计划经济时期，城市的建设项目由国家统一规画和投资建设，由国营建筑公司负责组织实施，国家是唯一的建设主体，没有今天所谓的开发商。1980年代初期，改革开始从农村扩展到城市，建筑行业成为最早实行市场化改革的行业。建筑业率先引入承包制，诞生了改革初期新一批的包工头，形成了建筑行业的私营资本。
1990年，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土地开始商品化，标志着中国房地产业的肇始。1992年后，随着邓小平南巡讲话，深圳、海南等地迅速兴起房地产热。但是，很快中国做出宏观调控，收缩银根，房地产泡沫随之破裂，造成了大量的烂尾楼。之后，中国对地产业的发展一直采取限制的措施。直到1998年，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中国才再次启动房地产业。之后十年，房地产业进入黄金时期。
与地产开发企业改革的同时，开始了住房体制改革。改革之前，中国城市住房实行供给制，各个单位实行“统一管理，统一分配”的住房分配制度，由单位提供住房，满足职工基本的住房需要。住房不是商品，而是分配给职工的福利品。1980年代初，部分城市开始尝试进行住房商品化改革，主要内容是提高房屋租金、将福利房低价出售给居民等，住房整体上作为福利产品的性质并没有根本改变。住房商品化改革真正开始是在1990年代末。1998年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体制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决定正式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商品化，标志着福利分房时代的终结。国家围绕商品房开发，一系列的政策法规订定，对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房地产市场逐步形成。
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还得益于高额的利润。房地产企业始终把房地产开发的成本视为最高的商业机密，政府出让土地的收入也对外保密。社会学家戴建中通过调查得出的数据，测算出房屋的成本结构：
按照售价每平方米10000元，可以分解为以下几部分：
项目
花费(元/平米)
土地出让金和大、小城建配套费3500
建筑安装费(高层建筑与多层建筑的均值)1600
银行利息、广告、销售费用等1000
营业税(按销售价5.5%征收)650
土地增值税(销售价-成本-营业税)×(30%-50%)1400
企业所得税(销售税-成本-营业税-土地增值税)×33% 650
利润(销售价-成本-各项税金)1300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房地产商是最大的赢家，也是今天房价高企不下的罪魁祸首，而地方政府为了追求GDP增长财政收入的增加，助长了开发商的暴利。
房价高居不下，戴建中将其归结为房地产商的暴利、政府收益过高、需求旺盛、房地产投机等。戴建中引用广州市长张广宁的话描述房地业造成的严重后果：“房价偏高、增长偏快已经成为羣众关注的焦点之一。住房问题已经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房价对普通城市居民尚且构成如此沉重的负担，对农民工来说就更是天价了。
当怀揣城市美好生活想象的农民工真正进入城市的时候，他们很快就体会到那并不是属于他们的空间。我们的城市在迅速膨胀的同时，也在迅速分化，区隔出不同的空间，分配给不同的羣体。即使具有开放性的城市公共空间，当一个建筑工人进入时，在周围人眼里也往往有明显不相配的感觉，并进而导致建筑工人自身“不自在”的感觉。于是，在宏伟气派的中央商务区、在富丽堂皇的大酒店、在人潮汹涌的购物街，甚至在市区的公交车上，总之在一切属于城市的公共空间里，我们都很难发现他们的身影。空间的区隔具有很强烈的社会意义，制造出一层厚厚的壁垒，将建筑工人束缚在工地上。城市越是繁华，离他们越是遥远。
城市用一道道制度壁垒将他们阻隔在外面。城市只需要他们的劳动力，却不想承担他们在城市生活的各种公共福利，甚至不给他们永久居住的权利。他们在城市永远是暂住人口。最初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因为没有市民的身分，不时遭遇到制度性的暴力。在我们调查的过程中，经常会有年纪比较大的工人向我们讲述辛酸往事。
老张回忆说，刚进城打工的时候，他们被称作盲流，随时面临被警察扣留的危险。他们白天不敢到处乱走，见了穿制服的就躲，与城市管理人员玩着猫捉老鼠的游戏。后来要求农民工办理暂住证，但不少持有暂住证的农民工仍有被警察带到派出所的经历。在工地上，也会有警察来查暂住证，态度稍微不好就会遭受蛮横对待。有一个工人回忆说，1997年冬天的时候，有天下午警察到工地上查证，他说没有，警察让他出示身分证，他出示后，警察就把身分证拿走了。到了晚上十点左右，他已经睡下了，警察又来到工地上，把他和同屋从被窝里抓起来就带走了，关在区公安局，不给吃喝，一直到第二天下午六点才放他们走。当晚很冷，他们就都往屋子里的暖气边上凑。凑的时候不知道是谁把放在暖气上烘干的警察的鞋碰掉了。第二天警察发现了很生气，而他刚好在暖气旁边，警察便打了他两个耳光，又踢了他两脚，他的后背撞到暖气片上，从此落下毛病。说起10年前这段经历，他还忍不住激动地流泪。
城乡分割让他们遭遇制度性的伤害，而城里人的歧视又彷佛在他们伤口上撒上一把盐。他们亲手建造起精美的城市，却被打上耻辱的烙印。有工人回顾这些年的打工经历时，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从出来打工以来，曾经去过很多地方，有繁华有荒凉，虽然有时会想家，但是也学到了一些在学校没法学到的知识和从来没有过的社会经验。可是有一点，我到现在还接受不了，就是有少数城里人总是看不起我们建筑工人，每次出来和回家，坐车时，有些人看到我们背着行李，他们看你的眼神让我总是感到不舒服。有一次在火车上，有一个家长对孩子说：“你如果不好好学习，长大后就让你和他们一样打工去。”那孩子说了一句话让我伤透了心。他说：“我现在要好好学习，我才不要像他们那样呢。多丢人!”
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必须依靠使用农民工这一劳动大军，然而这一羣体的劳动者却一直被有意无意地否定和忽略。由农民工所构成的打工阶级的命运实际上是国家和资本的力量所共同决定的。作为一个劳动主体，农民工身分的劳动力使用与劳动力再生产本应是辩证统一的两个过程，可是在资本的经济逻辑(最大限度获取劳动剩余价值，迅速积累资本)与国家的政治逻辑(通过控制劳动者的流动和使用方式以尽快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目标)的共同作用之下，它们在空间和社会的意义上却严重分裂：国家一边允许农村外来人口进入城市参与经济活动，满足资本与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一边却拒绝承担他们无产阶级化及其世代再生产的成本。
换句话说，尽管农民工的劳动力推动了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但是农民工群体自身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却由于其劳动力使用与再生产的割裂状态而无法统一。这使得其无产阶级化过程在城市中难以完成，而这一劳动主体便只能流动在“半无产阶级化”的特殊状态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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