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劳动合同法 中国工人的工资影响着全世界工人
邓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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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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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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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劳动合同法 中国工人的工资影响着全世界工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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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07-05-24 ：邓瑾 来源：南方周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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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贸易和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上，中美工人的利益诉求并不一致。但这次在中国劳动合同法上，美国工会又站在了中国工人一边。
与以前相比，中国工会已经突破了很多框架，但他们还没有学会如何与资本进行斗争，他们也没有意识到他们将在改善世界工人的利益上扮演重要角色
艾伦·弗里德曼，一手安排了刘诚教授3月份的美国之行。艾伦在美国做了25年的工会组建工作，5年前来中国，现在和丈夫一起在中山大学任教。
陈佩华，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近20年来一直在做全球劳工领域的研究。目前她正在和北京大学联合做一个关于沃尔玛新组建工会的调研。
上周，南方周末记者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分别访问了艾伦和陈佩华。他们以海外观察家的身份，各自详谈了对中国工人以及中国工会的观察。
美国工会正在改变态度
美国工会正在改变他们的态度，包括劳联产联也在慢慢改，尽管这次中国劳动合同法事件他们没有发表公开声明。
南方周末：艾伦女士，您为什么要为刘教授安排如此密集的美国之行？这次访问的效果如何？在两位看来，美国的劳工组织和国会是否已经开始转变对中国工会的态度？
艾伦·弗里德曼：刘教授此行有几个目的：(1)把中国政府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通过立法来提高劳动保障水平所做的努力告诉给美国的法学专家、工会成员、政策倡导者、记者和政府官员；(2)在中美劳动法研究者和实践者之间建起学术和业务交流的桥梁；(3)鼓励美国工会领导人改变孤立全总的态度；(4)通过尝试限制跨国资本的剥削行径，来帮助提高中国和国际的劳动标准。
刘教授的这次访问很重要。尽管是非正式访问，但他在劳动合同法的研究上和全总有紧密合作，对中国政府如何处理劳工问题，他有独特的思考。刘教授抵达之时，正是全总加快推进在外资企业(如沃尔玛、富士康等)成立工会的战略之时，因此美国国内对此事的关注程度很高。
这次访问中，我们安排刘教授与美国工会高层领导人以及政府官员和美国国会议员会面，我相信这有助于增加更多的进步的思考。例如，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主席Leo Gerard和澳大利亚工人联盟副主席Paul Howes就发表了支持劳动合同法的声明。美国劳联产联的财务长Richard Trumka也非常友好地接待了刘教授。这些都是国际劳工团结的重要新迹象。
陈佩华：美国工会正在改变他们的态度，包括劳联产联也在慢慢改，尽管这次中国劳动合同法事件他们没有发表公开声明。虽然美国一些工会组织很多时候不愿意公开地说中国工会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他们也知道中国的工会起了很大作用。
中国工人和全球工人面临同样问题
美国、中国和全球大多数国家的工人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工作越来越临时化，工作没有安全感，经济脆弱，没有收入、医疗或社会保险的保障，工人面临着随意的规章制度和解雇，没有有效的途径组建工会。
南方周末：两位对中国劳工状况有什么印象？如何看待中国在保护全球工人权利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
陈佩华：大家都知道，中国工人状况总体上说不好，但我认为也还需要分开看。
农民工大多是在亚洲的外资企业和中国的私营企业里工作。所谓的亚洲的外资企业，主要是指来自香港地区、台湾地区、韩国、日本和新加坡的外资企业。这些企业在全球供应链上主要是供应商，出口很大。在亚洲的外资企业和中国的私营企业里工作的工人，他们的工作条件一般都很糟糕，工作强度却很大，并且基本没有达到合法的小时工资。
如果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独资企业，或者是和国有企业合资的企业，工人状况通常还比较好。
由于中国制造业非常强大，所以中国工人的工资影响着全世界工人工资的标准，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尼、越南。如果中国的工资标准定得低，他们也没办法。有些国家有独立工会，比如印尼、孟加拉、印度，但有什么用呢？工会的作用有时候是有限的。
不过，中国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角色和重要性。
艾伦·弗里德曼：对于中国工人，我有以下几点观察：
首先，美国、中国和全球大多数国家的工人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工作越来越临时化，工作没有安全感，经济脆弱，没有收入、医疗或社会保险的保障，工人面临着随意的规章制度和解雇，没有有效的途径组建工会。
其次，中国工人的工作得不到保障是全球新自由主义的直接结果。新自由主义的目标是通过资本不受约束的自由流动，提升资本的短期收益。这是通过全球的自由市场化、削减政府管制以及对劳工及环境的伤害来实现的。这一趋势在美国和世界大多数国家越来越明显。
第三，在中国，基于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过去在提高劳动者权益方面所取得过的成就以及中央政府的巨大力量，我相信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抵抗这种螺旋式下降的趋势。中国在处理社会和经济不平衡等问题上所坚持的方向是鼓舞人心的。如果这种趋势被强化，中国大幅度提高本国工人利益还是有希望的。如果这发生了，那么整个世界“探底运动”的趋势就会减缓，甚至被扭转。
中国工会还没学会与资本斗争
中国的工会不太知道怎样处理资本下的劳动关系，因为老板是不愿意你成立工会的，所以要斗争，可中国工会没有跟资本斗争的经验。
南方周末：两位怎么看中华全国总工会？全总怎样才能更好地维护工人的权益？
陈佩华：全总其实做了很多事——比如在沃尔玛组建工会，这突破了以前的一些框框，不过继续突破很难。
总体上说，中国的工会不太知道怎样处理资本下的劳动关系，因为老板是不愿意你成立工会的，所以要斗争，可中国工会没有跟资本斗争的经验。
工会成立后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集体合同集体谈判，中国工会现在也特别强调这点。比如我们大学也有工会，所有大学又有一个行业工会。他们帮助我们集体谈判。我们每三年进行一次集体谈判，到集体谈判时，行业工会的人提早半年就来了，帮学校工会收集资料，进行法律咨询，设计怎样谈。集体合同很细很细的，有几百页。
中国工会没有这个传统，所以要学这些能力和技术上的东西。
在现有的政治框架下，工会要进行自身的体制改革，这不容易。不过工人本身也要有要求，否则工会很难办。
艾伦·弗里德曼：对西方搞工会的人来说，理解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功能和结构很困难。我现在已经花了大约5年的时间做研究，也多次访问中国，但我仍然感到我的了解还非常浅。不过，我现在最关注的问题是全总如何进行自身改革，怎样为1990年代中期以来产生的广大的、未加入工会的产业和服务业工人阶级服务。全总在私营企业成立工会非常重要，这种战略极有价值。
我认为，全总如要更好地保护中国劳动者权益，可考虑以下一些措施：在组建基层工会的过程中，全总的干部要走到工人中去，了解他们的问题，讨论工会如何运作，宣传劳动法，并帮助他们成长为领导者；改进集体谈判的方法，以建立起雇主和工人间的有约束力的合同；工厂级的工会领导直选。
除此之外，美国工会尤其是制造业领域的工会，这些年来一直是要在贸易和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上制裁中国的强大的政治力量。如果实行制裁，那受损害的就包括在出口企业工作的数量庞大的中国工人。这时候中美工人的利益诉求并不一致。但这次在中国劳动合同法上，美国工会又站在了中国工人一边。
不要相信企业社会责任
跨国公司们一边要求他们的供应商实施这样的标准，一边又压榨供应商以获得更低的产品价格。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南方周末：两位如何看由跨国公司倡导和实践的企业社会责任？
陈佩华：“企业社会责任”所谓的行为守则，没有法律根据，这是资本自发的东西，他不会很认真执行的，对供应商的一些违规行为通常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中国的法律在工资工时方面的规定比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守则的相关规定要来得更充分、更好。
艾伦·弗里德曼：我谴责企业社会责任模式。我认为它是跨国公司以自我管制做幌子，来逃避政府管制的一种尝试。在从广东省获得的第一手观察中，我看到这种模式并没有改善工人们的生活。而且，这种模式假设跨国公司们一边要求他们的供应商实施这样的标准，一边又压榨供应商以获得更低的产品价格。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其结果就是跨国公司：(1)花费数以亿计的资金公关，宣传企业社会责任，以平息消费者的指责，从而重新占据道德高地；(2)继续强化对供应商的压榨；(3)为供应商们忽视现有劳动法监管提供动机；(4)并逃避所在国对它们的任何处罚。
更重要的是，当企业社会责任把焦点放在工人的经济、健康／安全需要(例如，遵循最低工资法、健康和安全标准、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等等)上时，它逃避了产业劳动关系的核心问题。这就是工人有自我组织、通过工会表达他们的合理需求，有尊严地参与经济活动并获得法律保护的权利。
保卫劳动合同法
“我们落伍了。尼克松1971年就来了，我们2007年才来。” 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劳工组织开始意识到，全球有大约25%的雇员在中国，因此他们称，捍卫中国工人的权利，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捍卫全球工人的权利，阻止全球工人工资和劳动条件的“探底运动”。
一场震动全国的立法博弈，一次跨越国界的联合行动
不请自来的闯入、趾高气扬的威胁，上海美国商会和20余家美资企业在一次劳动合同法研讨会上的表现深深刺激了参与该法起草工作的刘诚教授，在他的努力下，一场劳动合同法保卫战于半年前在美国打响。令人意外的是，这部中国法律在美国赢得了热烈的支持，并且促成了中美工会间的第一次正式交流
中美工会首度握手
一场中国劳动合同法(草案)的保卫战半年前就在美国打响。
美国劳工组织、国会左翼成员及美国主流媒体纷纷谴责在华的一些美国著名跨国公司及其协会，称他们试图通过强硬的游说活动对中国正在审议中的法律草案施加影响，以限制新法赋予中国劳动者的新权利。
如今，这场旨在提高中国劳动者特别是中国工人权利的保卫战，又达到一个新高潮。
上周五，随着美国两大全国性总工会之一“变则赢”(Change to Win)代表团开始在中国的破冰之旅，美国工人的声援之手第一次正式跨过太平洋与中国工人相握。
“我们的确认为劳动合同法是好事。美国公司任何使法律缩水的尝试都应该阻止，我非常反对他们的做法。” 美国著名工会领袖、国际卡车司机协会主席詹姆士·霍法上周五在上海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霍法说“变则赢”还计划在北京和美国商会——该组织是国外劳工组织宣称的“血汗工厂游说团”中的一员——讨论美国公司对中国劳动合同法草案的抵制事宜。
应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邀请，“变则赢”代表团正在中国进行为期10天的访问。该工会联合会的成员包括美国最大的行业工会“服务业员工国际联合会”在内的多个大型行业工会，共代表大约600万名美国工人。
不过，对中国工人拟议中的新权利的声援，以及向一些跨国公司及其协会施压只是“变则赢”这次访问中的议题之一。
真正让这次访问具有历史意义的在于“破冰”，因为这意味着美国工会改变了几十年来对中国工会的抵制政策，中美之间的另一场冷战结束了。
“我们落伍了。尼克松1971年就来了，我们2007年才来。” “变则赢”的执行总监Greg Tarpinian坦言。
“我们觉得是时候抬起埋在沙子里的头，和这个大国接触了。”霍法说。
这次中美工会之间跨越几十年恩怨的握手，源于双方面临的共同难题：在资本无疆的全球化时代，弱势的工人该如何更好地保护自己的权益？在一个资本合作越来越全球化的时代，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和劳工组织是否也应该有更多全球性的接触和合作？
随着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不断刷新历史记录，美国劳工组织普遍认为是中国通过不公平的贸易措施，“偷”走了美国人的饭碗。因此他们已经成为美国国内一支有影响力的反华政治力量，要求美国政府和国会在诸如贸易和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上制裁中国。这些组织的代表就是美国两大全国性总工会的另一家劳联产联。
“变则赢”的霍法至少3年前也持同样的看法。而这次来访，主旋律则是“团结”。
5月15日“变则赢”就出访中国发布的新闻稿，标题就是“构建新一代的团结”。
构建这种团结的基础不仅在道义，更在利益。
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劳工组织开始意识到，全球有大约25%的雇员在中国，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其工人的工资水平和劳动条件决定着发展中国家——也越来越影响着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和劳动条件。
因此他们称，捍卫中国工人的权利，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捍卫全球工人的权利，阻止全球工人工资和劳动条件的“探底运动”。
美国行动
如果不是因为去年10月13日《纽约时报》头版的一篇报道，正在审议中的中国劳动合同法(草案)的修改基本还只是个国内事件。
实际上，在国内有关该法的讨论史无前例地大众化。自2006年3月劳动合同法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后，短短1个月就收到意见19万件，远远超过物权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时一万多件的反馈。同时在中国法学界，所谓的“资方代表”和“劳方代表”对该法的争论已经白热化。
在《纽约时报》那篇题为《中国法律草案将加大工会权力、结束劳工侵权》的文章中，写道：“美国商会——其成员包括戴尔、福特、通用电气、微软和耐克等诸多美国大公司——为了逃避新法赋予工会和劳动者的新权利，正在积极游说，劝说中国政府修改甚至放弃拟议中的新法。”
文章也提到一个叫做“全球劳工战略(Global Labor Strategies)”的劳工组织于文章发表当天发布的报告《中国长城背后》，详细阐述了这些外企协会的抵制行为。
“全球劳工战略”事后称，《纽约时报》这篇文章参考了《中国长城背后》的很多内容。
文章发表后，《纽约时报》收到了大量反馈，其中一些读者来信被刊登在三天后的报纸上。
“全球劳工战略”更是收到了全世界如潮的来信，美国和全球工会组织、墨西哥保税加工出口厂的积极分子、贸易游说组织、外包倡导者、中国学者和立法者甚至美国银行，纷纷向“全球劳工战略”询问更多的信息以及怎样参与进来。
他们中很多人写信给沃尔码和其他公司，美国商会遭到谴责，西班牙语版的《中国长城背后》在墨西哥加工出口厂里散发，而所有这些仅仅就发生在文章见报后的三个星期以内。
这个话题的影响并没有止步于公民社会，美国立法机构国会也在采取行动。
2006年10月31日，美众议院民主党议员Lynn Woolsey以及其他25议员联名给布什总统写信，“对美国公司损害中国工人最基本人权、阻止拟议中的中国新劳动合同法赋予工人新权利和劳动标准保护的行动表示抗议”。他们敦促布什总统站出来，对国际承认的工人权利表示支持。
因为没有得到总统的回应，12月，这些议员又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法案，敦促布什总统对中国劳动合同法草案所给予工人权利和保护的条款表示支持，谴责那些试图限制中国工人新权利的美国公司及其在中国的分公司。
2007年4月3日，“全球劳工战略”又发布了一份跟进报告，题为《不当影响：公司在中国新劳动法之争中取得进展》，详细阐述了上海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委员会以及美国跨国公司通过游说，使新法草案在合同签定、集体谈判、解雇等权利上做了有利于用人单位的重要修改。
目前该法草案已经过了三审，预计下月通过。
一个中国人在美国会作证
刘诚自称是这场中国劳动合同法全球保卫战的首倡者。
这位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法律系的教授说，去年4月24日，在他参与组织的一个劳动合同法草案研讨会上，发生了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这个事情最终促成对新法草案的关注从国内走向国际。这次会议是在上海华东政法大学举办的。
当天上午，在没有受邀的情况下，二十来家美资企业的人力资源经理在上海美国商会有关人士引领下闯进研讨会现场，以撤资相要挟，要求修改草案；并且以人力资源管理理论批评草案。
根据刘诚回忆，威胁撤资的那个加拿大华人站着用英文演讲，指手划脚，趾高气扬。大家都非常生气。当天参加讨论的人来自法学界、企联、全总、劳动部等部门。
“这充分暴露了这些平常大谈公司社会责任的企业的真实意图。” 刘诚说。
事后，他马上向一百多位劳工、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外国朋友通报了这件事。“我们要打一场劳动合同法的保卫战！”刘诚对他们说。
于是后来就有了全球劳工战略的独立报告和《纽约时报》的头版文章，中国劳动合同法草案保卫战在美国打响。
事情在今年3月又达到一个新的高潮。3月23日，刘诚受邀在美国国会进步小组(代表70名众议员)就跨国公司阻挠中国劳动合同立法问题作证。在一个半小时的作证中，他还特别强调了全国总工会在立法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从中国大陆去美国国会作证，而且是正面、积极的，我是第一人。”他说。
这是刘诚第一次访美。在17天的密集访问中，他分别在旧金山、波士顿、纽约和华盛顿参加活动45次。除了国会作证，他还在加州大学伯克立分校、哈佛大学法学院等地演讲，此外还拜访了参议员、国务院及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以及包括劳联产联在内的多个工会。
值得一提的是，在会见劳联产联领导人的时候，很多外国朋友都建议刘诚不要谈全总，因为劳联产联对全总不太友好。不过在交谈中，劳联产联的三号人物财务长理查德·特罗卡主动问起全总在立法上起了什么作用。
“一谈到这个话题就比较愉快了。我说，全总坚定地站在工人一边。他们的态度也有所转变。” 刘诚说。
“美国工会对中国工会存在误解，这需要沟通。”他说，“按照美国的政治模式来理解中国，肯定不行；按照今天的美国来理解中国，肯定也不行。”
链接 劳动合同法四大争议焦点
立法宗旨之争
应该平等保护劳资双方合法权益，还是应该倾向于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一方认为，应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为依据，维护当事人的利益。而另一方认为，劳动合同法应该是劳动法的系列法，劳动者在劳资关系中天然处于弱势地位，需要通过立法加以平衡。
适用范围之争
关于这部法律的适用范围，目前草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以下简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和履行劳动合同，适用本法。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其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依照本法执行。争议较大的是事业单位的人员是否纳入到劳动合同法的适用范围。
经济补偿金之争
《草案》规定，终止劳动合同需给予经济补偿。在终止合同时，经济补偿按照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有人认为提高了企业的解聘成本。
竞业限制之争
《草案》规定劳动合同终止或者解除时，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的竞业限制经济补偿，其数额不得少于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的年工资收入，这就意味着用人单位以前只限制员工而不支付经济补偿将成为历史。有人认为草案规定的竞业限制补偿标准过高，也有人认为劳动者因违反竞业限制向用人单位支付的违约金标准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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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he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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