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翁安事件的“深次原因”的探讨
迎春
一，汶川地震与翁安事件
自从5.12日汶川发生大地震以来，我们的主流媒体不断地宣传有关新闻，而对翁安事件却很少报道。如中央电视台连续播放有关汶川地震的消息，但是很少有翁安事件的镜头。汶川大地震是自然灾害，人们抗击大自然的斗争应该报道，而翁安事件则是社会矛盾激化的表现。“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材料，事件共造成瓮安县委大楼被烧毁，县政府办公大楼１０４间办公室被烧毁，县公安局办公大楼４７间办公室、４间门面被烧毁，刑侦大楼１４间办公室被砸坏，县公安局户政中心档案资料全部被毁，另外还烧毁包括２２辆警车１５辆摩托车在内的５４辆车辆，１５０余人受伤。”（引自《瓮安事件始末 省委书记三次向百姓道歉》2008-07-06 08:51 稿件来源：新华网。以下凡不注明出处的，皆引自此文）可见问题的严重程度。因此，对于这类社会问题应该更加重视，舆论工具应该认真报道、分析。我国有句古话叫“苛政猛于虎”，就是说社会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比自然灾害更令群众厌恶。因此，对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如翁安之类的事件，不仅不能加以掩盖，采取大事化、小事化了的办法，反而应该大肆宣传，发动全国广大群众参与讨论、分析，认清事件的原因，以免再次因“人们不明真相”，被少数人“煽动”，发生“群体事件”，出现打、匝、枪、烧县委、县政府、公安局大楼之类的事，而且也能使人们从中取得经验、教训，统一“政治改革”、“社会改革”的认识！
二，翁安事件的内在原因
翁安事件出现以后，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说，"６·２８"事件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我们必须对这一事件进行深刻反思，认真汲取教训。”“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次事件表面的、直接的导火索是李树芬的死因。但背后深层次原因是瓮安县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他们工作不作为、不到位，一出事，就把公安机关推上第一线，群众意见很大，不但导致干群关系紧张，而且促使警民关系紧张。
我认为省委书记所说的“深层次原因”还只是现象，没有涉及翁安事件的本质。
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建国以来就在大规模地进行着。以原煤开采为例，1949年我国原煤产量仅0.32吨，1950年为0.43亿吨，而到1978年则达到6.18亿吨，年平均增加.20亿吨，相当1949全年原煤年产量的2/3和1950年的1/2，可见开发规模之大、速度之快是历史上空前的；原油产量更由1949年的12万吨，增至1978年的10405万吨，（以上数据引自《中国统计年鉴》1983 ）但并没有因此发生类似翁安的事件；建国以来我国建立了几万个大、中型水库，同样存在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问题，也没有因移民安置、建筑拆迁而发生类似的事件。可见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并不是翁安事件的“深层次原因”。那么“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公有财产的私有化。
矿产资源、土地等过去都属于国家所有，当时开采矿产、占用土地等也会触及群众的利益，但是，由于那时不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不会因为发展公有制经济而使劳动群众失业、流浪的问题，公有制保证了广大群众的基本利益，因此，虽然也触及个人利益，但不具备发生类似翁安事件的条件；改革开放以后，矿藏资源卖给“民营企业家”，由私人开采；土地卖给房地产开发商建房，少数人获取高额利润，地方官员也从中获得利益，而严重侵犯了群众的利益。而这种私有制利益之间的矛盾，是尖锐的、不可调和的，实现的是“弱肉强食”的法则。这种私有制的利益关系，不可能用什么“沟通”、“疏导”解决，因此，必然要把公安机关“推上第一线”，也一定会使“干群、警民关系紧张”，最终导致翁安事件爆发。所以说，公有财产的私有化才是翁安事件的“深层次”原因。
石宗源又说，“贵州一些领导干部和公安民警长期以来失职渎职，对黑恶势力及严重刑事犯罪、群众反映的治安热点问题重视不够、打击不力，刑事发案率高、破案率低，导致社会治安不好，群众对此反应十分强烈。这次事件中，黑恶势力正是利用群众的这种不满情绪挑起事端，公然挑战国家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借机扰乱社会、趁火打劫。因此，这起事件看似偶然，实属必然，是迟早都会发生的。对此，瓮安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其实翁安事件绝不是某一地区、某些人的工作态度、工作作风的问题，从根本上讲是个经济利益问题，是全国性的问题，是实现私有化的必然结果，翁安事件不过是一次集中爆发，是1988+1年的“x。x”事件的再现。
黑恶势力也是实现私有化的产物。在毛泽东时期，广大群众在公有制社会生活，生、老、病、死有保证，人们学雷锋、学王铁人；干部学焦裕陆；整个社会呈现出学习先进的气氛，刑事发案率很低，警察依靠群众破案，是一种全新的“红社会”，根本就不可能组成“黑恶势力”。随着私有化的进程，大多数劳动者基本生活没有保证，出现了新的“三座大山”等等；而少数人却利用职权、关系大发不义之财，成为“暴发户”，贫富差距达到惊人的程度，必然引起广大群众的不满。少数人则利用强力，组成黑社会，“瓮安县有组织的帮派有５、６个，公安机关虽有打击，但未从根本上铲除，活动仍很猖獗，‘两抢一盗’、打架斗殴案件时常发生，群众普遍感到没有安全感，当地流传着‘好人散了伙，坏人结了帮，治安搞不好，难以奔小康’的顺口溜，以示对社会治安的不满。”类似的社会矛盾、问题，不仅翁安县存在，而是全国性的问题，只不过各地存在的程度不同罢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说“这起事件看似偶然，实属必然，是迟早都会发生的”，是符合实际的论断。
据翁安新任县委书记龙长春说：“现在我们也在进行调查，特别是我们的一些机关干部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通讯员，这个情况是有的，给黑恶势力通风报信，甚至跟黑恶势力勾结的这种情况是有的。”（引自《中国新闻网》2008年7月12日《贵州翁安事件观察》）自改革开放以来，干部腐败现象愈来愈严重。“x。x”事件的起因就是反腐败、反官倒，从而形成了一次全国性的“群体事件”。时过近二十年，现在干部的腐败程度比当时更严重，某些干部不仅不“以人为本”，不为群众服务，反而“跟黑恶势力勾结”，他们也是为了“先富起来”。总之，只要实行私有化，依靠私营企业发展经济，“官员们”就得与资本家“称兄道弟”，就得保护资本家，否则经济就发展不了，就没有“政绩”，因此在私有化路线的条件下，干部腐败、勾结“黑恶势力”，是“实属必然”。可见，公有财产的私有化才是翁安事件的“深层次原因”。
要想杜绝翁安事件的发生，最根本的办法就是真正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充分发动群众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重新回到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上来，否则翁安事件必将以更大的规模、更加尖锐的形式在我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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