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连旭：尼泊尔毛泽东主义者的胜利警示着我国！

杨连旭：尼泊尔毛泽东主义者的胜利警示着我国！　　

——官紧逼民必反，大难将临、出路何在？　　

                      杨连旭　　

                     　2008/8/11　　　

关于黔省瓮安县“6·　28”　、湘省邵阳县“7·　03”　、陕省府谷县“7·　05”　滇省孟连县“7·29”事变，继《农民强烈要求高呼：胡主席万岁！温总理万岁！习副主席万岁！》后，　　

1.《武警部队，期盼你永远是最可爱的人！》披露了俺村臭皮匠们关于武警部队参与镇压农民和人民子弟兵能否蜕化变质的看法；　　

2.《苏共的警示（当心，中共比苏共的下场或许要惨烈！）》披露了俺村臭皮匠们关于现今出现社会报复凶兆原因的议论。　　

综合这些议论，臭皮匠们又结合尼泊尔的毛泽东主义者取得革命胜利，为我国的长治久安操了些心。　　

看近期黔省瓮安县“6·　28”　、湘省邵阳县“7·　03”　、陕省府谷县“7·　05”　滇省孟连县“7·　29”　处理民变的方式，俺村臭皮匠们认为：　　

地方官府存在着凭借着强大的武装威慑开始反攻倒算的倾向，他们的所作所为有放屁指别人、掩饰自己的渎职犯罪，倒打一耙、泄私愤、图报复、杀鸡吓猴之嫌。　　

他们这样做的结果，虽然或许能得逞一时，可却会迫使社会反抗官府的斗争进入高层次、高水平的新阶段，并最终形成社会革命。　　

不要以为湘省邵阳县石龙村农民的八只鸟铳仅仅打伤了五六名警察和武警，不足挂齿、何足道哉。　　

千万不要忘记：11年前，即1996年，在向当时的首相德乌帕提出40项要求未获理睬后，尼泊尔的毛泽东主义者普拉昌达、巴特拉伊等共13人带着两支鸟铳走进深山老林，于同年　2月12日　正式宣布武装起义，就像当年我国的共军一样，如今他们也已经打败了由美国、中国等大国支持和武装起来的政府军，执政掌权啦！　　

                          （一）　　

其实，现今的所谓“民变”或“民暴”，还只不过是部分民众为着基本权益自发开展的斗争，主要表现为经济斗争，充其量也就是所谓的“群众闹事”。　　

“这些人闹事的直接的原因，是有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这些要求，有些是应当和可能解决的，有些是不适当的和要求过高、一时还不能解决的。但是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一是、先看滇省孟连县：20多年来，橡胶公司经历过几次改制，最后改为私营企业。在此过程中，橡胶利益分配方案没有及时调整平衡。　　

看看这孟连县的官僚主义，也够有耐心的了吧！也正因如此，才可能有素来善良温和的傣族群众，拿起了刀斧棍棒，与警察对抗，用暴力维护自己的权益。　　

二是、再看黔省瓮安县：但作为公安，这两年我们的非警务活动比较多，这不是我们的问题。比如，遇到群体事件就出动警察，这种“得罪”老百姓的事，都得我们去做。　　

我计算过，这几年，针对群体事件，我们出动百人以上的大行动就有五次。这其中包括矿权纠纷、移民搬迁、房屋拆迁等等。我们几乎把人都“得罪”完了。　　

不仅如此，请愿者在县政府门口停留了大约半小时，但无人接待。16时许，队伍涌向距县政府　100米　左右的公安局。　　

看看这瓮安县的官僚主义，也够凶悍的的了吧！也正因如此，才可能有果然，半小时后，上访演变成一起震惊中外的打砸政府办公区的恶性事件。　　

三是、来看陕省府谷县：据府谷县公安局副局长、交警大队大队长张志鹏介绍，府谷交警大队共有工作人员141名，正式民警只有11人，其余130名均为协警。据了解，事发当天带队查车的是府谷县交警大队副大队长苏海荣，其余5名均为协警。　　

看看府谷县的官僚主义，也够意思了吧！协警根本就不具备执法资格、也没有执法证，却竟然以执法的名义将人逼得跳进了黄河。　　

也正因如此，才可能有围观的人群一哄而上，首先对黄河大桥现场一辆车号为陕08139警的警车进行打砸，紧接着又将该车掀翻，并谩骂殴打在场疏导交通的警方执勤人员。　　

最后，来看湘省：按照进度，鸿鹤塘水库填方工程应在07年2月完工，在事发20个月后，邵阳县的汇报说，阻工直接经济损失为320万元。可事发仅4个月时，　2007年2月28日　，湖南省委督办专员、原省政府副秘书长匡彦博带队，省纪委等6个单位组成联合调查组，进村调查此事。　3月26日　，经三位省委常委批示同意，湖南省就此问题向中央联席办汇报说：村民反映的以上问题都不属实，相反，村民阻工已经造成国家重点工程三百多万元损失。　　

看看湘省的官僚主义，也够大胆的了吧！也正因如此，才有村民们认为：中央受到了蒙蔽，“地方干部已经不够级别和我们谈，我们不相信他们。”　　

其实，事情就是这么的简单：官府在放火，百姓要点灯！　　

 毛泽东指出：“在我们的社会中，群众闹事是坏事，是我们所不赞成的。但是这种事件发生以后，又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从这一点上说来，坏事也可以转变成为好事。乱子有二重性。我们可以用这个观点去看待一切乱子。”（《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邓小平强调：“对学生，包括参加过绝食的学生，主要是教育。请你转告你认识的人，包括在国外参加过游行、签名的人，中国不在意这个问题，请他们放下包袱。要说失误，我们确实有失误，许多思想工作没有做，好多话没有讲清楚。有人站在动乱一方，支持他们，如赵紫阳，这更不能怪别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27页）　　

既然邓小平是这样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了，那么再看现在家的地方官府又是怎么想、怎么说的、怎么做的：　　

其一、滇省普洱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谢丕坤认为，一股农村黑恶势力的存在，一些社会闲散人员的挑唆和煽动，导致孟连县勐马镇、公信乡部分村组的基层党政组织难以正常运转，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在部分地区，甚至出现黑恶势力控制村民自治组织、私自召开村民大会非法选举“村民代表”、聚众攻击橡胶公司和政府林改工作队等情况。　　

其二、贵州省公安厅政治部主任、省公安厅新闻发言人王兴正披露，在“6.28”事件中，少数不法分子冲击党政公安机关，打、砸、抢、烧，已严重触犯刑法。　　

其三、榆林市委书记李金柱、市长胡志强在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分别做出批示，要求府谷县委、县政府严厉打击不法分子，全力做好稳控工作，妥善解决善后工作。　　

其四、事后，邵阳市公安局发出2008年第一通缉令，通缉石龙村因组织阻工而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主要犯罪嫌疑人李敏国，悬赏1万。　　

                        （二）　　

当然，“对于闹事的带头人物，除了那些违犯刑法的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法办以外，不应当轻易开除。”（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不能责怪参加绝食、游行、签名的人，只追究用心不良、触犯刑律的带头的人。”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27页）　　

那么，什么样的是违犯刑法的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呢？　　

毛主席自有说明：　　

“在我们社会里，也有少数不顾公共利益、蛮不讲理、行凶犯法的人。他们可能利用和歪曲我们的方针，故意提出无理的要求来煽动群众，或者故意造谣生事，破坏社会的正常秩序。对于这种人，我们并不赞成放纵他们。相反，必须给予必要的法律的制裁。惩治这种人是社会广大群众的要求，不予惩治则是违反群众意愿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那么，什么样的是用心不良、触犯刑律的带头的人呢？　　

邓主席也自有交待：　　

“他们的根本口号主要是两个，一是要打倒共产党，一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3页）　　

显然，无论是滇省孟连县和黔省瓮安县，还是陕省府谷县和湘省邵阳县的暴民怎么也是跟故意提出无理的要求来煽动群众，或者故意造谣生事，破坏社会的正常秩序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和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用心不良的人根本就挨不上边的。　　

那么，其中的暴民是否有违犯刑法的分子和触犯刑律的带头的人呢？　　

湘省邵阳县事件中显然没有，滇省孟连事件的情况报道不明、不好定性，黔省瓮安、陕省府谷两地既然火烧了县衙和警车，自然是有违犯刑法的分子和触犯刑律的带头的人。　　

要说对违犯刑法的分子和触犯刑律的带头的人做出相应的处理，本也是无可非议。可问题是，现如今的官吏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国外先进的科学知识没见学来，可美帝国主义的双重标准他们却学得好！　　

本来是应该追究黔省瓮安火烧县衙的暴民，可更应该追究引发暴乱的官吏的刑事责任！移民搬迁、房屋拆迁等等，他们捣毁了多少民宅呀。　　

本来是应该追究陕省府谷火烧警车的暴民，可更应该追究引发暴乱的官吏的刑事责任！他们竟然雇佣了十几倍的交警冗员，年复一年敲诈勒索了多少民脂民膏在供养，埋下了多少仇恨呢。　　

可是黔省除了免去了瓮安县委书记、县长和公安局长之外，至今不仅殴打死者叔叔的案件不侦破，而且贵州省公安厅政治部主任、省公安厅新闻发言人王兴正怎么就不披露，在“6.28”事件中，少数不法分子严重渎职和滥用职权呢？　　

同理，滇省普洱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谢丕坤怎么就不能认为，普洱市和孟连县一股黑恶势力的存在，导致20多年来，橡胶公司经历过几次改制，最后改为私营企业。在此过程中，橡胶利益分配方案没有及时调整平衡。甚至出现黑恶势力从几个县调集数百名警力到孟连县野蛮镇压和枪杀依法维权的胶农父子呢！　　

同样，陕省府谷县自己决定当值协警王永耀因涉嫌玩忽职守罪已被刑事拘留，其他5名当值人员已经停岗，正在接受纪检、检察机关调查，那么榆林市委书记李金柱、市长胡志强在得知消息后，怎么就不汲取校长为落实助学金追着县长签字 被停职拘留的教训，要求府谷县委、县政府严厉打击雇佣了十几倍的交警冗员，年复一年敲诈勒索的不法分子呢？

至于湘省，明明是自己欺君罔上、严重渎职并滥用职权，却还要继续野蛮践踏国法，悬赏缉拿依法维权的农民，真是无恶不作、厚颜无耻到了极点！　　

圣人常说：当领导只要是一碗水端平，群众就满意，就不会起事！　　

这些地方官吏之所以把美帝国主义实行双重标准的手法掌握的运用自如，对自家人的渎职和滥用职权、长期州官放火之事绝口不提，却大肆宣扬百姓强行点灯、所谓的黑恶势力插手，以此反攻倒算、步步紧逼、不留余地，无外乎：　　

第一、根据“不是我们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的原理，放屁指别人，通过把民众诬陷为黑恶势力，掩饰自己的渎职无能、乃至贪贿犯罪；　　

第二、恼羞成怒后，根据辩证法，倒打一耙、把坏事变好事、一举两得，既便于泄私愤、图报复、以解心头之恨，又能够杀鸡吓猴、恢复官威、以便此后为所欲为、肆无忌惮。　　

然而，如此采取反攻倒算、杀鸡吓猴的方式，此后固然是没人敢轻易挑头闹事了，群众自然也就轻易闹不起来事了，官吏也可以有恃无恐、肆无忌惮一时。问题是，这样做的结果必定是“于无声处听惊雷”：　　

第一、社会的不满情绪无法及时宣泄，必然日积月累形成深仇大恨；　　

第二、自发的经济斗争不能正常开展，必定会上升为自觉地政治斗争；　　

第三、群众自然产生的领袖无能为力，必然要让位给外来的高水平领袖；　　

第四、个别路见不平者领导抗争失败，必定产生社会政治组织的集体领导；　　

第五、零散和个别的抗争的不断失败，必定产生全面和社会性的统一斗争。　　

这就是当年“十月革命”必然爆发并获得成功的社会基础，也是中共产生并成功实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城市、解放中国的社会基础。　　

“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　　

                      （三）　　

《老子》曰：“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总是让民众没有想法要求，就是管理劳动力的聪明人也没有胆量做呀）！”　　

我中华文明之所以生生不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除了秦和隋这两个开天辟地的短命朝代和元朝近百年之外，其它主要朝代的历史都在200年左右。　　

令人奇怪的是，被文痞们恶毒咒骂的皇权专制家天下的所谓封建王朝，竟然比号称民主的、人民的中华民国生命力强出那么多！　　

若是读史，就不难发现，我中华传统政治文明有一个特色，即在正常社会、清明政权：　　

第一、一旦奸臣被打到，凡同奸臣抗争的人都必定要加官进爵；　　

第二、 凡属官逼民反，只要查实官吏必受严惩、乱民多受招抚。　　

正因如此，期间，每个朝代也有若干的民变，但只要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且没有滥杀无辜，朝廷一般都是以招抚为主的。这样，主要王朝都能维持200年左右的统治。　　

中华民国虽然引进了西方的所谓现代政治，有议会、有选举了，可先是有北洋政府枪杀请愿的学生，而后发展到国民政府的“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人”。　　

由此，其自然也是短命的。　　

我中华传统政治文明精华在毛泽东时代才得以延续发展：　　

 “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　　

“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 　　

 “(一)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只要做到这一条，一般地就不会发生闹事的问题。   　　

(二)如果由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闹了事，那就应当把闹事的群众引向正确的道路，利用闹事来作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特殊手段，解决平日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应当在处理闹事的过程中，进行细致的工作，不要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要‘草率收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不仅如此，从自发的经济斗争上升为自觉地政治斗争。　　

对待如此严厉的警告，许多官僚却是只当耳旁风、我行我素、依然如故。所以，毛主席索性就发动了个文化大革命，让“群众闹事”，烧烧官僚们的主义，使社会的不满情绪及时宣泄，不至于日积月累形成深仇大恨，避免暴力革命，并预言：七八年又要来一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　　

邓主席果然不信，他彻底否定了群众运动，结果七八年过后，就爆发了中共有史以来空前规模的暴乱。　　

以“文化大革命”为代表的群众运动，其实就是关于“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论断的社会实践。其中在法律建设史上，有一个重大突破，即：　　

把中华传统政治文明中的“风闻言事”之权从御史普及到了人民大众，形成了“群众主张，官僚举证”的制度，“七八年就要来一次”的主张更是形成了强大的威慑力。　　

由此，官吏行政做事自然注意群众路线、注意群众反映，唯恐七八年就要来一次的秋后算账了。　　

否定了以“文化大革命”为代表的群众运动，以“谁主张，谁举证”否定了“群众主张，官僚举证”的制度，不仅从制度上形成了官僚主义的保证，而且解除了官吏贪贿腐败的最大后顾之忧。　　

正因如此，现今官僚主义、官吏腐败才如雨后春笋，才是野火烧不尽。　　

违反规律必然要受到规律的惩罚！1989年的动乱至2008年黔省瓮安县“6·28”、湘省邵阳县“7·03”、陕省府谷县“7·05”滇省孟连县“7·29”民变都是实践的检验。　　

处在压制中的规律迟早是要强制性开辟其发挥作用的道路！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官僚放火，民众必然要点灯；凭借武力报复，可以压制一时，却必然使得官僚在今后更加有恃无恐、肆无忌惮，也必然引发民众更猛烈的反抗！　　

《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　　

同理，修正主义、贪官污吏和资产阶级在自身发展装大的同时，也已经为自己制造出了掘墓人。当今中国，失地农民、下岗工人和无业游民遍及全国、汇集城镇，劳资矛盾比比皆是、官民冲突层出不穷，民变事件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　　

当然，仅仅是经济斗争的民变，亦或民暴并不可拍，因为孟苏铁不带一辆警车，没调一兵一卒，便装前往，他的一句“好好算一算账，看看怎么样分配才符合大多数群众的长远利益”更是迎得了胶农们的掌声。”　　

“关于群众闹事问题，邓小平同志指出，要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绝不能用阶级斗争的办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山西人民永远怀念小平同志》）　　

 可现实是，号称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官府，不仅是在用阶级斗争的办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纵容警察枪杀了胶农父子！而且出动了正规军、采取反攻倒算、杀鸡吓猴的方式。　　

这样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必然是走到了人民的反面，形成新政党产生的社会条件，促使社会从自发的经济斗争发展到自觉的政治斗争。而现今利令智昏的修正主义、贪官污吏和资产阶级又恰恰为新政党产生准备和积蓄了中坚力量：　　

在争先恐后摧毁公有制经济、无法吸纳就业的同时，却又利用工农子弟迫切要求通过掌握知识、提升社会地位的心理，大肆推行高校扩招，结果在付出了世界第一高的学费后，大批学生毕业即失业。　　

知识青年有文化、有思想、有理想、有朝气，正当“粪土当年万户侯”之时，其中自然不乏当年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之类的职业革命家人才，新型政治团体则是呼之欲出的了。　　

眼前的实例：从阿富汗的塔利班到尼泊尔的毛泽东主义派，学生都是生力军。　　

不仅如此，以目前出卖劳力和资源为主的技术含量极低的生产方式，随着资源稀缺性加大和人口进入老年社会，以后15、6年内，我国经济将日趋出现增长的衰退，最多不过20年社会矛盾随之将成恶化之势。　　

果真如此，那么有纲领、有组织的社会政治斗争必然将全面展开！由于目前中国还尚未出现军阀割据，且城市化空前发展，这样，今后的社会政治斗争，将不是以井冈山的斗争、很有可能是“以十月革命”或辛亥革命式为主。　　

届时，中共危矣。　　

那么，大难降临、出路何在呢？　　

将其扼杀在摇篮中！这也不失为一招，可却并不是治本之计。岂不闻：“杀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老子云：“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至于为让民众总怕死而做反常事的人，我们应该将其逮捕杀掉）。”　　

所以，根本出路就在于：在无法根除的条件下，只能是弱化官僚主义，抑制权钱交易，缓解地方官府同民众之间的矛盾，消除社会性政治斗争的产生基础。　　

                        （四）　　

即便是为个人利益着想，也没有一个领袖希望自己的组织丧权垮台、土崩瓦解！　　

因为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嘛。　　

中共领袖也是如此。问题的关键是：怎样的当机立断，才能力挽危局呢？　　

这是俺村臭皮匠们料到的，自然也议论出了不少断然措施。按理说，既然能崛起成领袖，必定是足智多谋，况且还有瞎参谋乱干事跟着起哄，是用不着一帮子庄稼汉给胡思乱想的操心的，可圣人说的好“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更何况不到万不得已，俺们也不愿意社会发生暴力革命呀，也就只好“贵在参乎”啦！　　

我们说，正确的方法来自于理论同实际的结合。当前我国政治的最大实际是：社会普遍对中共的官吏，尤其基层官吏感到失望和怨恨，可对中共，尤其是其领袖却寄予厚望！　　

2005年，在《官僚主义是主导中国社会兴衰荣辱的基本矛盾》中，俺老人家指出：由中央集权主导社会发展，这虽然是解决水与人之间矛盾的最佳选择，但是却也由此产生了官吏与百姓之间的矛盾，官僚主义也就成为了中国社会自古以来的基本矛盾，主导着中国社会的兴衰荣辱。　　

“官逼民反”主导着自秦以来历代王朝的兴衰。各王朝的灭亡原因，基本都是由官僚主义导致贪官污吏形成一个特殊的阶级，投机专营、结党营私、瞒上欺下、排斥贤官能吏，贪赃枉法、鱼肉百姓，造成政治腐朽无能，社会虚弱无力，引发民不聊生、铤而走险。
    所以，清除官僚主义的能力就是执政掌权能力的标志。　　

经历了“八国联军”入侵后，慈禧在有关变法的诏书中指出：“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王树增：《1901年》，昆仑出版社，2001年8月，第733页）这就一针见血道地出了大清王朝和历代王朝走向覆灭的根本所在。也就充分说明，政治腐烂的先进化是没有思想、没有灵魂的先进化，所有的先进装备不过是一堆废铜烂铁。　　

中国的强盛就取决于能否持续地清除贪官污吏，保证由德才兼备者执政掌权。　　

当年，陈独秀曾指出：“苏俄虽然经过了社会革命，变更了财产关系，变更了国家的阶级性，剩余劳动在名义上归了工人自己的国家，而实际上远远优裕过一般工人工资和生活的高级职员及寄生官僚这一阶层，还存在着，如此便不能够说已经走出了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陈独秀：《我们断然有救》，东方出版社，1998年6月，第75页）　　　

能否消除官僚主义的特权阶级，这也是社会主义生命力的标志。　　

正因如此，当今采取断然措施，力挽危局，避免社会暴力革命的关键就是整肃官吏、规范官府。可这并不容易！　　

2006年，在《异化的官僚阶级是国家人民的死敌！》中俺老人家指出：历代王朝几乎皆因官僚阶级的异化而亡！　　

商纣经营东南，却被西北的周武乘虚而入；周王朝躲过了西戎，却被中原的各个诸侯架空；西汉主要是防皇亲，却被国戚篡位；东汉主要是防外戚，却被宦官祸国；大隋主要防南方分裂和东北坐大，却被北方的官僚颠覆；大唐主要防权臣，却被藩镇灭亡；大宋主要防藩镇，却被权臣害国；大明主要防权臣和藩镇，却被太监乱政。　　

强秦被宦官左右，逼反了百姓，六国乘机复辟，可驻防百越的五十万秦军却按兵不动，坐视秦朝灭亡后，拥兵自立；　　

大清向列强宣战，地方大员却与列强达成“东南互保”，坐视仅有2万人的八国联军，打进皇宫，签订《辛丑条约》。　　

至于期间，贪官污吏、欺下瞒上、贪赃枉法、鱼肉百姓、官逼民反，俯拾即是、举不胜举！　　

“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　　

这是明崇祯皇帝的著名遗言。如果说他还有推卸责任之嫌的话，那么清嘉靖皇帝对异化成贪官污吏的官僚的谴责就应该是名副其实的：　　

内外诸臣尽紫袍，何人肯与朕分劳？　　

玉杯饮尽千家血，银烛烧残百姓膏。　　

天泪落时人泪落，歌声高处哭声高。　　

　平时漫说　君恩重，辜负君恩尽尔曹！　　

由此可见，官僚阶级异化的腐败能力之强，就连乾纲独断、言出法随、权力无边的皇帝也是无可奈何。　　

邓小平早在1986年就指出的：　　

“现在党中央的路线政策都好，改革和开放的方针必须坚持。但是管理工作和其他工作中的漏洞也不少，有些党员干部的作风和社会风气实在太坏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153页）　　

那么，为什么现在党中央的路线政策都好，却会出现有些党员干部的作风和社会风气实在太坏了的问题呢？　　

                        （五）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邓主席之伟大，影响了当代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走向和世界格局的改变。自他老人家提出了以“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为主题的改革开放路线之后，社会主义各国纷纷效仿：苏联改革、东欧改革、古巴也在改革，……　　

可结果却是：苏共和东欧各国共产党丧权辱国、土崩瓦解，中共也是有些党员干部的作风和社会风气实在太坏了！　　

唯独古共和社会主义古巴却是我自岿然不动、傲然屹立在美帝国主义的大门口、一枝独秀，人民幸福、社会和谐、风景独好，成为了新兴社会主义各国的样板！　　

其原因无外乎是：迄今为止，　　

第一、古共没有实行修正主义路线，还依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对内坚决镇压一切贪官污吏，对外独立面对世界列强的压力决不妥协，牢固坚持着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　　

第二、古共依旧坚持着以“全国和谐”原则为主的群众路线，真正代表着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保持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革命传统。　　

正因如此，尽管我们号称是当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我们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鼓吹得惊天动地，可新兴的社会主义各国却纷纷前往古巴取经，即便来到我国，也主要是来学毛泽东思想的。　　

这难道还不发人深省、还不足以反躬自省嘛！　　

当然，党国有党国的难处。但是即便路线问题一时不易改变，可整肃官吏、规范官府也并不是不可能的。　　

要说也并不复杂，即：抓其要害、扣其命门，放权收兵、人民监督、节制外资、罪加一等、任人唯才、举荐连坐。　　

因为官府有权，当官才有意义。所以，官府的要害是权，官吏的命门是官，他们所做作为无外乎是要权争官。所以，整肃官吏、规范官府只要围绕着“权”字做文章即可。　　

第一、所谓放权收兵，就是最大限度的给予官吏权力，最大限度地减少地方兵权。　　

官吏是执政掌权的具体化，没有他们的支持政权根本就无法实现。所以，在权力斗争中脱颖而出的人，就不约而同地任人唯亲、收买官心。　　

是官吏就必然要为其官府争权，不给权、少给权，他就以无权过问为由不做事、不作为，消极怠工。所以，不仅必须给他们权，而且还要最大限度的给，以令其最大限度地做事和作为！　　

但有一样，那就是必须收回他们的兵权！官吏异化所凭借的资本不是一般的权力，而是强权。强权的根源在于兵权，收回兵权他们也就失去了强权。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兵权兵权，有兵即有权，无兵即无权，失去了兵权就失去了政权！所以，古今中外，兵权都绝对掌握在最高统治者之手，无论什么社会，也是最高执政者出任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　　

兵权掌握在地方官府，那就会形成军阀割据；失去兵权的官吏和官府也就失去了异化的资本。若是没有那么多武警和警察，像孟连县和湘省的官府那样，替资本家掠夺劳动人民，不仅根本就无法实现，而且很可能在团结起来的劳动阶级面前低头认罪。　　

又不是闹分裂、有外敌的区域，官吏正常行政，领袖支持、人民拥护，养那么多兵作甚用？！只有在其异化成对抗领袖、镇压人民时才能派上用场。所以，领袖必须最大限度地减少地方的兵权。　　

近来，党国虽然有了“违反规定使用警力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说法，可还远远不够。　　

一是、必须规定，最好是以《警力或武装力量动用法》规范在没有外敌入侵、分裂独立、反党反社会主义动乱和自然灾害发生的正常情况下，超出正常业务动用警力或武装力量的权限，并根据性质和规模区分明确。如：　　

1.像邵阳县警方出动，传唤李昭、李秧毛，并将李秧毛在水库边的棚子拆除、烧毁；当时，县公安局副局长姜志勇等5名干警协助白仓镇派出所这样的情况，至少应该由邵阳县委县政府和市公安局，报市政法委批准；　　

2.如孟连县委、县政府决定，对公信乡、勐马镇部分农村地区开展社会治安重点整治，普洱市从几个县调集数百名警力到孟连县助阵这样的情况，至少应该由省委省政府和公安部报中央政法委、乃至党中央国务院批准；　　

3.至于邵阳市出动440名武警、公安民警，在清晨5点之前，进入邵阳县白仓镇石龙村，抓捕23名参与对高速公路建设阻工的村民这样的情况，就应该由省委省政府、武警总部和中央政法委，报党中央、国务院批准。　　

二是、必须明确，违规违法动用警力造成不良后果者必须追究其滥用职权罪！　　

否则，一旦放任纵容、习惯成自然，有朝一日，地方官府就会拥兵自重、武力对抗中央，藩镇割据啦！　　

第二、人民监督，就是党的群众路线，就是防止人亡政息周期律的“让人民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　　

官府和官吏的权，体现为管事，更表现为管民。所以，民若是不服管，官吏就没有权。问题是，官府和官吏所管之事利国利民，民又岂能不服管呢！　　

只能是不平则鸣、“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俺老人家早就在《最高统治者必须建立同劳动阶级的直接组织关系》提出的，实现领袖和人民的直接结合。　　

俺老人家指出：孙子曰：“上下同欲者胜。”　　

古今中外的事实证明，由于异化官僚的瞒上欺下，高高在上的最高阶层和身处基层的劳动阶级很难实现“上下同欲”的完美结合。　　

 不仅如此，心怀叵测的人还会以人民代表自居，胁迫最高阶层；　　

  更有心怀异志的人，或者以各种手段蒙蔽群众与中央分庭抗礼，或者割断党的最高阶层与人民联系，以对抗和架空最高阶层。　　

俺老人家强调： 有人说，现如今中央的政令都已经出不了中南海了。　　

这话显然夸大其辞了。　　

可要说，对中央阳奉阴违的异化官僚是大有人在的，这倒是人人皆知的事实！有民谣说得好：　　

村骗乡、乡骗县，一级一级往上骗，一直骗到国务院。　　

党中央发文件，一级一级往下传，传到最后没人办。　　

太平盛世尚且如此，一旦有风吹草动，他们的所作所为那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必须未雨绸缪，另行建立起脱离政权系统的、最高阶层同劳动阶级没有其它利益干扰的、独立的直接组织关系。　　

至于怎么样建立起最高阶层同劳动阶级独立的直接组织关系，并防止其异化的具体方法，俺老人家也早就有《建造独立的工会和农会，让劳动阶级监督官僚阶级！》可供参阅。　　

22日上午，记者随同云南省委政法委副书记马继延、普洱市市长沈培平一行三赴聚集现场，马、沈一行与胶农"领袖"杨发展、胶农律师马敏慧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后，终于说服二人配合政府做好善后事宜。　　

这说明：独立的群众组织，既能有效监督官吏、防治官僚异化，也能帮助政府工作、消除群众不满。　　

如果有最高阶层同劳动阶级没有其它利益干扰的、独立的直接组织，黔省瓮安县“6·28”、湘省邵阳县“7·03”、陕省府谷县“7·05”滇省孟连县“7·29”民变也不至于如此演变，胡主席也不至于奇怪：一个小小的刑事案件怎么竟然引发了民暴。　　

关键就看，实行什么样的路线。只有坚持群众路线，才能尊重群众组织。只要尊重群众组织，中央不仅能及时了解下情，而且在必要时即可直接指挥群众，粉碎地方官府任何架空、或对抗中央的企图。这也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现大批群众组织，并为中央所允许的原因之一吧。　　

第三、所谓节制外资，就是限制地方官府同外资的直接联系。　　

这不仅是因为我国已经进入流动性过剩阶段，根本不欢迎低技术含量的外资进入，而且也是汲取晚清的教训！　　

清朝灭亡的原因之一，就是晚清政府在改革开放中，放任地方官府和奸商直接同外资乃至外国政府建立联系，不仅形成了列强各国在我国的势力范围，而且也形成了地方官府和奸商各自的特有利益，结果大清向列强宣战，地方大员却与列强达成“东南互保”，坐视仅有2万人的八国联军，打进皇宫，签订《辛丑条约》。　　

第四、所谓罪加一等，就是犯了同样的罪，官吏比百姓、大官比小官罪加一等！　　

以此来破除“刑不上大夫”和“官官相护”传统的痼疾。　　

道理很简单：治国必先治官，治官必须从严！官吏比百姓有见识、大官比小官水平高，明知故犯、罪加一等。　　

第五、所谓任人唯才，就是即便不能任人唯贤、不讲德才兼备，那么在任人唯亲的情况下，也要任人唯才。　　

其实，时下民变之事早已屡见不鲜。前些年，俺们这一带因为采矿就经常发生。最典型的一件是：前两年一个矿主雇佣了100多打手、乘30余辆出租车偷袭一个村。不曾想村里早就拿出了当年共产党八路军教导的反扫荡、打鬼子的老办法，消息树、儿童团、男女老少齐上阵、各村联防，一应俱全。　　

所以，这伙土匪一进村就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啦！他们狼奔豕突、走投无路，只好向官府求救。　　

当县委副书记率领大批警察赶来增援时，一下车就听见锣声阵阵、联防村的民兵纷纷赶来助战。这小子倒是机灵，当即声称要独自去找村支书商议，就只顾自己走开了，一转弯便一头扎进了庄稼地，弃军而逃，连滚带爬、跑丢了鞋，可他所率领的警察却和那些匪徒一样，全军覆灭了。　　

按理说，这事也不小了吧，也是农民对抗官府了吧。可俺这里的市委市政府却并没有像那些地方的官府那样，纠集各处武警和警察前去镇压，而是把那肇事的县令臭骂一通，结果不动干戈也就把问题给妥善地解决了，事后又应广大群众和干部的要求，还就干脆把那肇事县令的官给撸了！　　

老百姓谁不夸俺这里的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们真能干，给老百姓撑了腰呀！至于他们是否腐败，那可不得而知。可至少是出事能摆平，民众不讨厌，不给省委和胡主席添乱嘛。　　

所以呀，任人唯亲，即便是用赃官，也要任人唯才！那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庸才蠢材，万万不可重用哟！　　

第六、所谓举荐连坐，如若官员在提升前和第一个任期内有违法乱纪，就追究其举荐人和考察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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