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这里是两篇关于近期焦点事件的分析与评论。虽然基于同一事实，但结论却大相径庭。
闲言：其实只要都照这样办，中国就会变好
由于权力高度集中，中国现行体制在集中力量办大事、宏观调控经济、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但对权力本身的制衡却是其软肋。由于制衡不力，一方面致使腐败屡治不愈，另一方面导致官民冲突。而官民矛盾的频发，又促使政府必须更加依赖和强化基层与地方的权力，强化社会控制，以压制矛盾，维护稳定，如此即陷入一种“社会矛盾-加强控制-社会矛盾”的恶性循环。这是现行体制最突出的弊端，也是导致当下中国许多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根源。
在这种恶性循环下，基层和地方绑架了中央，个别官员绑架了政府，以社会稳定为人质，迫使中央政府接受它自己本来可能也不愿意见到的后果。近年来，发生在广东太石、汕尾等地的群体性事件，都有地方官员以强力压制基层矛盾，然后迫使中央政府不得不接受既成事实的痕迹。
地方官员的这种能量，源于现行体制下社会稳定对控制手段的高度依赖。维护稳定需要强化控制，强化控制又需要悍吏。在矛盾凸显的情况下，稳定与仁政似乎难以两全。当稳定越来越依赖高压时，地方和基层官员也越来越习惯于运用简单粗暴的高压手段，损公肥私、官侵民利等腐败行为也在高压的屏护下越来越横行无忌。稳定、高压、腐败，似乎缠结成了一个无法解开的戈耳迪之结。
但是，最近贵州省对翁安“6•28”事件的处理，一剑斩开了这一绳结。贵州省的处理方法是，一方面继续依赖“强化控制”手段，将瓮安“6•28”事件定性为多数群众被少数人煽动利用、黑恶势力直接参与而酿成的打砸抢烧事件，以迅速平息事态，维护稳定，并快速搜捕涉案人员，阻绝此一群体性事件的社会示范效应。另一方面，对酿成官民关系恶化的地方官员也没有姑息，以“工作不作为、不到位”的名义，将瓮安县县委书记、县长、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先后免职，直至瓮安县所属的黔南州州委书记也遭免职，党政问责制被运用到新的层次和领域。
这一处理方式，既维护了社会稳定这一“标”，又兼顾了官民关系这一“本”，标本兼治，改善了社会稳定的可持续性能，为政府摆脱“救火队”角色创造了条件，堪称“翁安模式”。翁安模式的关键在于，政府摆脱了原来“非黑即白”的二元论思维定式，并没有因为要强化控制以维护稳定，就粉饰矛盾的另一方，而是对双方同时作出处理。既利用基层专政力量维护稳定，又问责地方官员以安抚民心。问责的方式更具有示范意义：不管该地方或基层的负责官员在具体事件中有没有过错，只要发生了政府不愿意看到的事件和后果，就要承担“工作不作为、不到位”的责任，首先免职，然后再清查具体过错，按党纪国法处置。
长期以来，由于问责制的流于形式，个别官员惹祸、政府背黑锅的事屡有发生。为维护稳定，政府似乎也不得不充当这一“冤大头”。翁安事件中，政府终于走出这一被稳定绑架、与肇事官员绑为一体的怪圈。这种转变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它意味着政府已找到在现行体制下既不影响稳定，又可以制衡权力膨胀对官民关系之伤害的办法。如果贵州省对翁安“6•28”事件的处理不仅仅只是个案，而是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成为惯例，进而形成制度性的规则，那么整个官场生态将为之一变：专政手段不再是官员个人的护身符，只要造成了官民矛盾和冲突，负责官员至少就要承受“免职”处分。如此，将迫使他们不得不将维护官民关系放在重要位置，从而抑制自己以权谋利的行为或不切实际的政绩冲动。
反腐难，因为需要调查、取证后，然后才能作出处理。由于腐败分子本身的力量强大，他们往往有能力阻挠调查、取证的过程。但问责易，因为可以不问原因、过程，只看结果——你造成了这种后果，就必须承担此种责任，不管你有什么理由。这样一种处理方式，不管腐败势力再强大，也无从予以化解。他们唯一的化解之道就是搁置问责制本身。所以，严于问责不但是提高执政党执政能力的必由之径，而且是绕开反腐相对于腐败的力量对比劣势，遏制权力扩张和腐败的方便法门。中国今天的腐败之多及其不可遏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问责不严。而问责不严，很可能是腐败势力以种种理由相阻挠的结果。严行官员问责制，远胜于成立那么多的反腐机构，颁布那么多的反腐文件。因为在腐败网络中，官位都是有价的，需要不断投入一定量的利益资源才能获得和维护。如果一次渎职就必然导致官位的丧失（不管背后是否有利益交换），那么权力腐败就将变成一项投入小于收益的亏本买卖，其从业人员必将越来越少。所以，腐败分子并不害怕成立反腐机构、颁布反腐文件，而只害怕严行问责制；他们也并不阻止反腐机构的成立和反腐文件的颁发，而只阻止问责制的推广与落实。
当然，仅有对市县一级的问责还是不够的。如果只有市县一级权力受到制衡而省部乃至中央二级不受制衡，那么滥权和腐败还是会由上向下扩张。在现行体制下，下级对上级的制衡能力微乎其微。因此，当某省连续有两三个地方“出事”时，该下课的就不止是市县级负责人，也应包括省级负责人。
这种可能导致官风吏治海晏河清的转变，能否实现取决于翁安模式能否得到推广和坚持。如果对翁安官员的问责，只是特殊时期在特殊压力下的权宜之计；如果中央澄清吏治的决心，冲不破重重叠叠的官官相护之网络，那么一切又会回到原来的样子，权力制衡仍将是现行体制的软肋与不治之症。
陕西打虎、贵州烧衙、上海刺警三案的政治思考
孙寿慧
*人在绝望的时候，要么就是毁灭自己，要么就是与带给他绝望的人同归于尽。
*共产党要败就败在党内人身上。
——题记
陕西打虎、贵州烧衙、上海刺警三案，是当今中国要求公平正义的人民与追求私利的官员的官民政治矛盾深化、激化的结果，是改革开放以来，乃至建国以来不曾有过的。三案以其影响的深度、广度，以其发生的连续性、集中性，且都直接具有政治性质，而具有标本的意义。本文作个简单的分析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 、 三个案件的共同点
1、根源于腐败政治气候下的政府官员自身的行为
陕西周老虎一经露面，就在网络上遭遇了当头之棒。从普通网民的常识性怀疑，到专业人士的科技性分析，几乎全部取得了共识：周老虎是假老虎！根据我们目前所掌握的事件的前后经过及相关情况来看，这个人工虎被孕生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让华南虎有得以延续的后代，而是为了陕西地方能够得到1000万元的国家自然保护区拨款等。（这里还请陕西官员鉴谅，目前虽然还没有具有来自官方的这种说法，但我和全国那么多的人们还是要这样认为！特别是前些时候“逮捕”周正龙及展示了周作案的实物证据的有关情况更是反证了我们的判断)
制造假虎来欺骗国家的巨额拨款，这算不算犯罪和腐败？政府官员用欺骗的手段获得上级拨款，它在本质上已经和一般的向上级“争取”资金不同了，而是政治道德问题了，是彻底抛弃和践踏党纪国法的问题了，这不是政治腐败是什么？
官方人自己批这些现象的时候，总喜欢以“地方经济利益驱动”而言，但我们以为，这并不完全反映实质。现在，我们一般民众都知道，上级（比如中央）的拨款到地方以后，这款是怎么个花法的：有的花在了非专门事儿上，比如购车、建房、旅游等等；即使花在专门事情上的，最终也还是以一定的人和途径把其中一部分转回到官员的私人钱兜里。这早已是公开的秘密。现在的官员，“私”字当头，对个人没有什么好处的事，是从不积极而为的，而当可能给个人带来私利的时候则会无比投入。对于这个，身在官场的官员比我们老百姓更清楚明白。为地方经济谋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为为地方官员个人经济谋利益，这是现在“地方经济利益驱动”与以前的地方经济利益驱动本质上不同的地方。这不是腐败是什么？
陕西周老虎，虽然还不是直接的贪污贿赂类的腐败行为所致，但是，它是在腐败的大气候下，地方官员腐败思维的结果，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贵州瓮安烧衙事件最直接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死者李淑芬的家庭对公安部门的草率结案不满，二是死者的叔叔在被公安等部门找去谈话后，被公安部门故意挑起冲突，后来从教育局出来后又被6个歹徒暗袭暴打。这两个因素导致死者亲属等地方群众的愤怒，并进而引发了6-28烧衙事件。警察仅仅凭死者不是被奸和不是遭受暴力而死，就轻而松地确定其他三个人无罪并很快释放，即使没有其他不可见人的原因而放，也是草率办案的行为。面对命案都如此草率，不将人民的生命当回事，不是极其严重的、长期的腐败气候所致，怎么能如此？死者叔叔刚从警察等官人面前受气出来，就遭暗袭暴打，是与李淑芬在一块的三人所为，还是官员所为，还是另外的别有用心者所为，现在无法清楚真相，但是死者叔叔前后所受到的非正常遭遇与前面李淑芬之死被草率结案，的确让我们感受到，瓮安绝对是个很腐败、混乱的地方。后来，火烧公安和政府时，面对冲天的火光，百姓不是希望救火，而是欢呼：“加油!”这说明什么？说明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公安大楼、政府大楼早已是腐败、罪恶的象征了。事后来这里负责维护治安的外地一武警对记者说：“当地群众非常热情，非常善良，白天给我们送矿泉水，晚上给我们做宵夜，把我们当一家人了。但群众对当地公安人员却不是这样，我们把他们送来的矿泉水送给同样站岗的当地公安时，他们甚至指责我们，并明确表示不愿意把自己掏钱买来的水送给当地公安。”群众是爱憎分明的，不被腐败的政治所害，老百姓何能如此？烧衙这种行动正是老百姓平日潜藏在心中的愿望。烧衙之前的游行等行动，也正是老百姓长期以来不信任政府、痛恨政府，认为在现实中已经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别无他法的选择。设若政府是个正气、诚信的政府，老百姓认为政府终会查个水落石出的，是不会选择你死我活的斗争方式的。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同志在后来的分析中，将事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归结在官府长期以来侵害百姓权益等方面，可谓比较准当。石宗源书记所指出的那些原因，哪一样不是践踏党纪国法的腐败的施政行为和隐藏着许多官商勾结、掠夺民脂民膏的内容的腐败的操作过程呢?
上海刺警案中的杨佳，被老百姓誉为当代的大侠。在多少年前，我们老百姓的心目中，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是最文明的城市，最有法纪的地方，其警察也是最具标本形象的警察，可如今，为何遭受来自百姓的大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我推想，原因可能有两种。一是警方言行上伤害了杨佳，杨佳后来起了报复之心。二是警方虽然没有直接伤害杨佳，但是杨佳凭日常所知感受到上海警方对待外来者和本地人是不一样的，对本地人的同样情况不会像对待他这样的外地人“重视”的。值得注意的是，杨佳刺警，并不是专找当时办案的人，而是见（男）警即杀，针对的是公安整体，其隐意是明白的：公安都不是好东西，都该杀！另外，杨佳选择7.1，隐意也是明白的：政府官员都不是好东西！
就全国普遍而言，公安警察在老百姓的心目中的形象，与其他官员一样，早已与以前有颠倒之处，我不敢说上海警察普遍腐败变质和素质低下，但是，若当时处理杨佳的警察素质低下，伤害了杨佳，而杨佳根据现实中社会百姓的认识来认识办案警察，并且从办案警察来看待整个上海警察，也就正常了。而警察形象在老百姓心目中的改变，原因什么？不还是腐败么！杨佳刺警的思想上的支撑就是社会大众的对警察、对政府整体上的腐败变质的评价，他的做法似乎有替天行道的意味；民众称其为“杨大侠”就是证明了这一点。
总而言之，这三起案件，不管其直接原因是什么，但是，根本原因都是相同的一个：政治上的整体性腐败！
2、官员始终在保护自己
周老虎诞生后，面对要打死它的网民，陕西省有关官员竭力挺之，后来问题闹大了，陕西省地方与国家林业局之间似乎又踢了点皮球。最终，看到纸包不住火了，来了个出乎全国人民意料的动作：突然间将周正龙关进了局子。一个不懂照像的农民能孕生出高科技含量的“周老虎”来？老虎画和虎脚模子还能新崭崭的放在家里等警察来取证？陕西地方的高明就在于把周正龙先“抓进”局子。如果对社会先公布鉴定结果，很可能在周正龙那里要裂开口子漏风，先“抓进”局子，则周正龙久等于是哑龙了。抓捕实乃保护也!保护谁？保护地方官员自己也！不是么，面对全国人民对周正龙的造虎证据的质疑，陕西地方就是不答疑，来个死猪不怕开水烫。另外，为了息全国人民的众怒，陕西地方对涉案的有关官员也只是象征性的做了行政处分。林业厅长张社年只受警告处分，明显太轻，如果不是得到张社年的首肯，林业厅是不会开发布会宣布找到了老虎的，张社年应负主要职责。朱巨龙、孙承骞免职；王万云、关克被撤职，都属于行政处分。华南虎事件显然涉及官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只给予行政处罚无法服众。 保护住周正龙，也就保护住了一批犯罪的官员！
贵州烧衙事件发生后，处理初期，省委书记石宗源不是立即对瓮安县有关官员进行非常事件下的停职等问责处理，而是在没有深入群众广泛听取意见的情况下，在没有经过严格司法程序调查取证的情况下，就马上宣布瓮安事件是一起“起因简单”，“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有黑势力插手的公然挑衅党和政府”的打砸抢烧事件，马上召开什么各方官吏、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等的座谈会，谴责瓮安事件是对党和政府的挑衅，破坏了得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炮制一个有利于官吏自身的舆论氛围！这种定性和做法，显然是就事件的有不良人员的参与的表象而避事件的根源于官员腐败政治的实质，以利于对官员的保护。但是，面对随之而来的全国人民的愤怒和声讨，以及胡锦涛总书记的“一件很小的刑事案件为何会引发大规模的群体事件？”“不要逼民上山！”石书记的话又变了，由痛斥破坏分子对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的破坏，立即改变为大谈特谈事件的“深层原因”，痛斥地方官僚的失职渎职等等，“瓮安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黑恶势力气焰嚣张，城乡人民不得安宁。我们不敢出重拳，让黑恶势力尘嚣其上。公安局不作为，党委政府不作为，庸官、懒官、拿钱不干活的官多了，老百姓就不会有好日子过”。并且狠批县委书记王勤“自我批评少”，“为自己开脱”，然后让王勤和县长下岗。但是，在应对全国人民和胡锦涛总书记的质问时，可谓退中有守，保护官员的前提仍然没有变：“长期以来，瓮安各级党委、政府在省委、省政府和州委、州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是明显的，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不作为”是对瓮安地方官员的施政方面的定性，但它是保护性定性。就依石宗源书记自己所列举的瓮安的混乱、矛盾现象来看，瓮安也必定是个政治极其腐败的地方，但是，石书记就是不谈“腐败”二字。后来，瓮安县打出的都是些要求老百姓有法制观念的宣传横幅，却见不到“铲除腐败，整治官员”的这类指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标语；重拳出击，抓捕了大量的黑恶势力人员，却看不到关键的暗袭暴打李淑芬叔叔的那6个歹徒，更看不到查处腐败官员的言和行！保护官员，可以说是处理瓮安事件过程中的“基调”和“主旋律”。
上海刺警案发生后，警方仅公布了盘查杨佳时的一点录音，但是，对于杨佳在派出所被讯问及滞留全过程的录音和录像却没有公布；将杨佳的母亲带走并与人隔绝，但又不公布如此做法的原因；不准杨佳父亲聘请的律师与杨佳见面，等等。上海警方和检察机关在此案处理过程中，疑点很多，北京的一位著名律师归结了14点疑问。这一切的疑点的做法，都是有利于掩盖实情，保护警方的行为。上海警方的做法，与陕西处理周老虎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采取隔绝案犯和绝不答疑的策略。
三个事件，发生在三个省市，但它们的产生的政治根源和处理中的公然护短自保却是一致的，这暴露了什么呢？这暴露了当今中国党纪国法的废置，腐败的广泛性、高层性、深度性、公然性。
二 、 凝成一种民众政治情结：〇八不信任
这三起事件，以其影响的深度、广度，以其发生的连续性，而且是都直接具有政治性质，已经开始在中国民众的心中形成一种特定的政治认识和政治情绪。
陕西周老虎，从诞生到绝对死亡，历经9个月。一个照片的鉴定，充其量也就是几天的事情，但是，过程中的这么曲折复杂和暧昧隐晦，让民众看到了官僚政治下的腐败力量是多么强大，腐败政治下的政府行为是多么荒谬。人们不由地问：政府的官员们整天的工作都在谋划什么？说政府的所作所为都是为国为民而不是为官为己的，谁还敢信呢？
贵州烧衙事件，从始至终，都在保护官员。全国人民要求的是针对瓮安事件最根本的政治实质的处理行动，一是落实与李淑芬在一块的3个人到底是嫌疑人还是证明人，查出暗袭暴打李淑芬叔叔的6个歹徒是谁指使的；二是查处导致几万人结集的群体性事件的鱼肉百姓、欺压人民的腐败官员等。瓮安事件，本身已经是人民反腐败、反压迫、求正义、申正气的政治事件了，但是，贵州地方始终避开这个政治实质处理案件，把中心放在“打击黑势力”和“教育人民增强法制观念”上。人们不由地问：人民要求反腐败，而上级党委政府为什么要回避反腐败？这样的政府，还有什么可信仰的地方？
上海刺警事件，警方等始终绝不回应社会的质疑，不公布全部的录音录像等，实在让人感到其官员是在护短和掩罪。人们不由地问：法律只是用来对准老百姓的？人们凭什么还相信司法机关还是履行保护人民的神圣之职？司法机关为保护自己公然处处违法，这个国家还有什么法度可言？
这几种不信任，在短时间汇集到人们的心中，必然凝成一个沉重的否定现实政治的情结：这个国家的政治哪里还有什么可信的！而事实上也是形成了。改革开放后，腐败越来越猖獗，这种政治不信任也越来越多，但是，它在民众的心中毕竟还是有点漂浮松散的，不信任中还怀有一丝的希望，可是，经过这几件事件，由于它们涉及的政治性质级别之高，程度之严重，对其的处理也暴露了高层政府官员的政治状况，因此，这种处理情况对广大民众的政治期待打击也就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它们把民众往日的漂浮松散的、不坚定的不信任，凝成一团沉重的、坚实的不信任。
民众的这个不信任的政治情结，可以命名为“〇八不信任”。
正在凝成的这个“〇八不信任”政治情结能否得到释化呢？解铃还须系铃人。陕西官员能回应民众的要求么？贵州官员能解开李淑芬死因和其叔叔被暗袭暴打之谜，并查处腐败官员么？上海警方等能公布全部的录音录像并从自案自办中退避么？从目前来看，几乎都是不可能的；除非有太阳从西边出这类奇迹出现。
“〇八不信任”这一政治情结，在一些特殊的人群和个体身上，一旦遇到特殊的事情，就会得到强化，变为绝望，在这绝望的心境中，瓮安烧衙和杨佳刺警又会成为他们的榜样，让他们选择以生命进行鱼死网破式的反抗。7月5日的海南红塔纵火案，当案人周某就是对公司的严重不公平无法改变产生绝望后的行为，很难说他不是受到瓮安烧衙和杨佳刺警的启发而为的。
三 、 三个事件处理情况对全国政治的影响
这些事件的处理走向和结果，必然对全国政治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如果事件的处理能够符合全国人民的要求，那么它们必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释化广大群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和失望，并且广大人民重树对光明、民主政治的信心，从而使得这三个事件成为我国艰难的反腐败政治、反官僚主义进程中的一个转折点。如果靠地方官员自己自觉去做，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中央高层是否认识到这一点并且拿出政治智慧来让这三个事件成为政治转折点，目前也是不敢奢望的。
如果事件的处理就是按照目前地方官员自己定的方向进行，并且最终得逞，那么，它将在三个方面产生极大的不利影响。
1、它将使广大民众坚定了对中国光明、民主政治的失望感。
这种丧失民心的影响是最危险的，它将有利于国内外反华反党反政府势力进行推翻中国共产党执政和中国政府的宣传诱导，使得中国走向离心离德成为可能。
2、它将使中央进一步丧失民心。
腐败越严重，政治越混乱，群众对中央的政治期望就越高。但是，我们看到，这些年，凡是关系到政府官员自身的矿难、污染、黑窑、群体性动乱等事件，地方对有关官员的处理几乎都是象征性的，没有真正从反腐败的角度去查处，而中央对此也无甚作为，没有因此而撤掉一个高官的职，更何谈深入干预督促反腐！今年这三个影响极大的事件，地方官员都是公然护短保官，公然践踏党纪国法，其所暴露的不仅是对老百姓的态度，更是对中央的轻视态度。地方官员已经坐大，根本无视中央。其客观效果就是让群众感觉中央对地方官员的放肆也无能为力了，或者就是中央也变质了，上下相护了。
3、它将起到给其他地方腐败的官吏树立更有“意义”的“榜样”作用。
三个地方的省级官员都以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态度对待全国人民的要求，而中央也没有下猛药改变这一切，这将无疑给各地腐败的官吏打足了气，使他们更加有恃无恐，在政治上依然我行我素，出事了就将官场潜规则进行到底。这些事件，特别是瓮安烧衙和上海刺警，并没有起到警醒全国各地地方官吏，使其反省收敛的作用。而事实也正是如此，7月17日，广东惠州又发生了警民冲突的“瓮安”事件；7月19日，云南省普洱市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发生警民暴力冲突事件。中央在这些事件上，只要不撤地方高官的职，不查地方政治的腐，就不可能让这些事件成为警醒官员、遏制腐败的拐点，反而是鼓励腐败，招致将来更多的此类事件的产生。这三个事件发生后，假如中央立即撤掉几个省部级高官，那是什么效果？那必将带来极大的震动，真正警醒官员促其收敛，促使地方高官加强吏治，同时也极大的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反腐信心！
四 、 对党的政治最高层提出了警告：中国共产党最危险的敌人就是党内的官员
这三个事件的发生，根子都在腐败和腐败的政治气候，而地方官员在处理事件过程中的竟公然护短保官，置全国人民的质疑、愤怒、声讨于不顾，这一切都表明，广泛而严重的腐败已经使地方官员与人民群众走向了阶级对立的境地。地方官员事后在处理事件过程中的公然护短保官，置全国人民的质疑、愤怒、声讨于不顾，也自证了瓮安烧衙、杨佳刺警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和历史正义性。多少年来，党的高级领导人都反复强调，共产党要败就败在自己内部人身上，这句话现在已经具有了现实的意义了。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些事件已经实实在在地向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最高层作出了警告：地方政府官员的腐败已经到了使地方政府走向成为不符合历史和人民需要的地步了，他们将会使党丧失执政地位；不下猛药反腐，不大力度迅速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必将亡党亡国。
五 提出事关前途命运的工作中心转变的要求：政治建设应置先于经济改革了
邓小平同志在改革的早期就指出，政治体制也必须改革，政治改革如果跟不上，那么经济改革就必然会背离改革的初衷而走向失败。可以说，邓小平同志始终关注政治改革的问题。鉴于历史的教训，他谆谆告诫不能再靠搞政治运动来实现政治目的，稳定压倒一切；89年前后，面对国内外的政治变化，尤其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变化，他冷静观察和思考中国的政治改革之路，他期待那场运动能够给党提供政治改革的思路，但是他发现这里面除了危险之外并没有可靠的正确的思路，果断控制了形势，结束了动乱。后来在他的政治交代中，自己也表明了还没有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政治改革的思路，但是寄希望于下代的领导者。而摆在当今领导者面前的是，腐败已经如此广泛和深重，已趋向中央不能统御地方、地方已在隔断中央与人民的联系的危险境地，再不作出政治改革的实质性行动，将必然给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
改革初期，腐败还仅仅主要表现为少数官员的隐蔽的贪污受贿之类；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城市的工厂改制过程中的腐败、农村的收税收费和计划生育中的腐败，已是公然的猖獗；上个世纪末之后至今的圈地运动、拆迁运动、矿产掠夺等开发中的腐败，已不只是公开的腐败问题了，而是具有法西斯性质的暴政行为了。由于政治改革没有实质性的跟上，使得追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腐败越来越严重和深化，群体化、高官化、以整体的方式向上层推进，已成为当今政治腐败的最大的特征。在这样的政治状况下，解放后老百姓获得的的民主权利又空前的丧失，人身权利、经济权利也是被空前的侵害。下岗职工用炸药与腐败分子同归于尽，被拆迁居民爆炸以死抗议，农民冲击县乡政府，农民炸法庭，绝望之民到天安门广场自焚，全国各地，惨不忍书；腐败分子瓜分国产，与奸商勾结，与黑匪一家，霸占民女，雇凶杀人，迫害举报人，罄竹难书！公安局、法院、检察院、城管队等变成了腐败分子实现腐败意志、镇压人民的鹰犬，百姓有冤无处申，冤死无处雪。到这个时候，人民唯一的选择，只能是绝望性的选择：以死相争！
而我们的有关反腐的行动是什么呢？敦促腐败分子自首的“两院通告”曾发布了两次，人大制定了行政诉讼法，党的纪委搞了“双规”的发明，党制定出了党内违纪处分条例和党内干部监督条例，中央设立了针对地方高官的巡视督察小组，国家设立了预防腐败局……可是，这么多的党纪国法、措施机构有什么用呢？官员不还是越来越腐败么,腐败的势头非但没有被遏止住，反而是越来越大，变本加厉!为什么会如此？因为腐败分子是有恃无恐的。他们恃什么？就是恃这种官员产生机制，恃人民无权、无法监督官员的政治机制。而我们出台的这一切党纪国法都没有从这个根本上插入一刀！以官治官，以官反腐，不给人民直接的决定官员命运的权力， 永远不可能完成反腐任务！
面对当前国内外的政治形势，中央高层应当看到我们的政治已经到了下猛药、见行动的时候了。〇八年的天灾人祸，既是国难民灾，更是进行政治大手笔的机遇点。政治高层应该迅速进行战略大调整，将打击腐败、进行民主法制建设置于整体工作中的中心的首要的地位，放慢经济发展的速度。在民主法制不到位的情况下，只要仍然将经济发展的指标作为地方官员的首要任务，就必然为腐败提供主观的和客观的机会，也就无法真正做到反腐和民主法制建设。经济工作应该把着力点转移到纠正政策错误、弥补群众损失、消除党群矛盾、平衡产业结构、巩固提高质量、维护生态环境等方面来，并以此作为反腐行廉、民主法制建设的新起点。政治高层应该以铁的手腕抓党风政风的转变，主动启动实质性的民主改革实践，让人民可以直接决定官员的产生及在位官员的命运。
〇八年的这些事件，以它们特有的方式告诉我们：可以说，决定中国改革会否背离初衷的时期已经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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