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佳不袭警，又会怎样
yaomi
当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关注杨佳和上海警方的争执中上海警方到底是否曾经执法不当（也就是殴打杨佳）时，我感觉有一个最重要、最核心、也最深层的问题，却似乎被大多数人疏漏了----
杨佳不袭警，又会怎样？
我的答案是悲观的：即使没有袭警案，杨佳一样要走向毁灭。因为，他已经不想活了。他已经对人生失去了盼望和留恋。说是寻仇，结果杀的都是他不认识的人；他自己说委屈他的督查，让他认都认不出来，还寻个什么仇？如果说寻仇，也只能说是广义的寻仇---他恨这个社会，也恨自己。所以他要想一个方法，让这个社会体制的象征（警察）和自己一起被毁灭。或者说，对于闸北警署的遇害警察而言，袭警案是一起偶然突发事件，该不幸事件并非他们生命轨迹自然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不要说芷江西路派出所的警察是否虐待了杨佳还没有确凿证据，闸北警署的警员们都是些文职警察，说他们平时有多少民愤显然可能性并不大）。但对于杨佳而言，袭警案不是偶然突发事件，而是他近十年来生命发展的自然结局(注：今天从最新一期的南方周末中看到的相关采访更进一步证实了我的感觉。杨佳母子近十年来一直在告状，杨佳过去在山西被警察打掉过牙齿，后来警方赔了3万块钱，这笔钱扣去他补牙的几千块，大概比他工作得来的全部收入都多。此次和上海警方的纠纷，警方坚持自己无过错，但南周说警方同意赔款1500元，从警方的态度来看，即使在派出所真发生了什么冲突，其剧烈程度也远小于山西那次。杨佳如此执着地投诉警察，与其说是他真的觉得警察不警察的有多重要，不如说这些和警察的争执就是他生命中唯一的内容，因为除此以外他的郁闷痛苦就更无处发泄了）.
他对生活失去盼望和留恋是合乎逻辑的。因为他确实一无所有，而在他可以预见的将来，获得他所想要的东西的可能性也的确很小。他没有一技之长。他没有家庭资源和社会背景。他没有文凭和学历。他常年没有工作，他长期没有收入。他从来没有爱情。他没有一个正常的家庭。他只有一个被同样贫困和无望的生活搅扰得神经兮兮的，天天以打官司为人生唯一目标的母亲，以及一个和他失去联系的同样生活在底层的父亲。他的父母也不过是这个社会的LOSER,当然更不能教他怎么把日子越活越好。他就是一个行走在北京市的人们看不见的底层青年---有饭吃，但其他一无所有。
而他所想要的东西却并不见得比任何人少。他想要美女的爱情。他喜欢旅游、拍照、一千多块钱的山地车，甚至已经非常贫困的他，要到上海来寻仇，还要托人买飞机票。他怎么可能不绝望呢？就算在那关键的一天，上海警察没有拦下他租来的赃车盘查，后来的一切都不发生；或者更好，上海警察发现了他租来的赃车却还是笑脸相迎满面春风。。。已经啃着母亲1500元退休工资7年多的杨佳，难道就不会越来越来越绝望，越来越歇斯底里吗？上海警察到底做没做错事，对杨佳的命运而言，根本IRRELEVANT.他本来就在朝着最后的崩溃和毁灭奔去，上海警察事件不过是导火索。随便设想一下，如果是邻居和他起了矛盾，如果是路人撞了他的车，如果是一个雇佣了他作临时工的小老板骂了他。。。。难道不会发生类似的事吗？那好，就算这些事都没有发生，杨母在日渐衰老，随着年事渐高，她所需要的医疗开销也会渐渐上升，总有上升到这1500元只能维持她一个人生存的那一天，那时杨佳大概已经失业了10多年，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养活自己，他靠什么生存下去？
杨佳在一无所有情况下的绝望是自然的，实际上任何人放在他那样的处境，绝望都是自然，不绝望那是反常。考虑到中国的人口众多、农村劳动力几乎无限的供给、近年来人民迁徙权利的上升、简单劳动力的价格由市场决定；再考虑到杨佳技校毕业，没有专长，同时又爱玩乐，好面子，不甘吃苦受累过一辈子，那他的一无所有，也基本是正常的。
杨佳曾经工作过，技校毕业后在家乐福当售货员一月工资一千多，离家又很远步行要6小时，他最后甩手而去是可以理解的，但又是后果严重而又怪罪不得他人和社会的。在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大背景下（虽然今天中国还不是完全市场经济，但在家乐福等零售商业雇佣劳工的问题上，已经很接近经济学教科书上的经典情境了），劳动力作为商品，其价格由供求关系决定。杨佳缺乏专长，在摩肩接踵的北京，只能说是一个完全不具任何差异化的COMMODITY,和农民工是一样的。如果说在人民自由迁徙权上升前，由于大量农民工被阻挡在北京市的劳动力市场供给之外，杨佳作为北京人或者还能有点优势；在人民自由迁徙权上升，大量农民工进入到北京市劳动力市场的今天，则杨佳月薪一千多人民币也就是这样的供求关系下的市场价，并不属于雇主特别虐待他。而这样一个收入，基本属于正好能保持他和母亲一同居住前提下的生存(半独立条件下的生存)，却不能保障他独立生活的生存。这样他要每天花大量时间在路上，很劳苦，他气性又大，终于甩手而去。
我曾经见过一些高中、中专、技校毕业后来上班的上海青年。我知道他们的工资也就是一千多块---怪不得老板吝啬，他们能作的，也就是那点重复性很高的工作，和流水线上的民工没什么两样，替代性很强，当然老板不愿意多花钱。也不要随口骂资本家黑心；人们往往只看到财主里生意人不少，却没看见生意人也有成功的和不怎么成功的之分，而许多不怎么成功的生意人，加在一起也雇佣了不少的劳动力，你要让他们每人加个几百块钱的工资，对雇员来说生活条件并无得到彻底改观的可能，而他们创办的企业，由于处于产业链的低端毛利润率本来就小，却可能根本就要运转不下去了。
这点收入当然不足以保障这些青年离开父母独自生活，所以他们基本都还和父母住在一起。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父母或者其他外力帮助，而他们的劳动力质素和稀缺性又没有很多变动的情况下，则他们的劳动力价格不足以维持他们自身的独立生存，当然也就更谈不上去维持一个家庭的生存和再生产。也就是说，如果不考虑到这些青年中有一部分虽然还在靠父母生活，但一边还在想办法进修拿文凭提高自身劳动力的稀缺性这个因素，在一个经济人理性人的世界里，他们不恋爱、不结婚、不产生后代是正常的，有爱情、有婚姻、有后代是反常的。杨佳虽然渴望美女的爱情，在自己的好友名单上加了那么多女孩子，但平心而论，那些女孩子如果在知道他网下的真实生活后还和他来往，那自然只能算是吃错药了。
许多年前，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说过似乎是这样的一段话：对这些底层人来说，在大自然神圣的宴席上，没有他们的份。或者说，他们就该是被社会遗忘自生自灭的，怨不得别人，因为这一切都是市场经济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售以及经济人理性人等等条件下的最自然、最合理的结果。看不见的手很自然地调整了人类的再生产行为，无声地把LOSER们淘汰掉，从而筛选到更优秀的基因。怨不得别人，自然也怨不得上海警察。上海警察只是或完全无过错地被迁怒，或者有部分过错地专门把看不见的手已经预订的烂柿子提前拎了出来，以至惨剧发生。
当然，笔者也许是悲观了一些。杨佳完全可以和许多其他青年一样忍受下去，卧薪尝胆，想办法学点技术或者专长，慢慢去找寻更好的工作，以今日中国发展比较快速的社会现实，这应该说是完全可能的；当然，由于杨佳每天在上下班路上就要花很多时间，如果回家还要进修以提高自身劳动力的稀缺性，这自然也会是一个很艰苦的过程。
而作为80后独生子女的他，显然并没有长期艰苦奋斗的打算。他讨厌吃苦，却对生活的艰难缺乏精神准备。
我国贫富差距拉大的改革开始之时（不要以为我在非议改革，我只是叙述一个事实），恰逢独生子女政策实施。总设计师当时的2项天才设计，大概并未考虑到彼此的交互作用，而今天却在逐渐显露。贫富分化和全社会的崇富心理，注定意味着一部分本来体制内的主流人群以及将进入主流人群的人要边缘化贱民化，不但在物质上匮乏、而且精神上绝望、人际关系上被隔绝；而独生子女政策也注定意味着许多这样人群并不能接受这样的社会现实，他们完全不能安于这样的生活（即使是暂时的），因为他们习惯的是被当作家庭的中心，愿望得满足，生活得照顾。他们每天看的电视、报纸、甚至网络都展示着富豪的奢侈，女明星的大腿和绯闻，或至少是小资的时尚。洗发水的牌子无穷无尽，山地车的款式眼花缭乱，而他们不知道这些和他们都是无关的，至少在他们经过卧薪尝胆艰苦奋斗积累了资源或提高了自身劳动力的稀缺性之前，是暂时和他们完全无关的。因为在他们成长的岁月里，家庭和社会都只是输送给他们乐观的预期，什么现代化啦，翻两番啦，什么小康生活啦。至于看不见的手可以待行自然选择之神功，他们自然是不知道的。
所以他们绝望，所以他们不能忍受，所以他们最终走上绝路。
在今天的中国，真正走上绝路的，只有一个杨佳。他是一个急性灭亡的例子，但慢性灭亡的例子只有更多，虽然不那么引人注目。因杨佳案传播谣言而被捕的另一个苏州青年，也是和杨佳完全一样的处境----80后的青年，中等教育程度，毕业后长期无业，在家啃老，没有朋友，天天泡网在虚拟现实里寻找尊严感。他说他造谣只是为了获得点击率和网友的好评。
当许多人都在谈论中国的资产者新阶级和他们的参政欲望快速上升时，杨佳和“造谣者”这样的青年，也悄悄地正在形成一个新阶级---由原城市工人后代衍生出的游民和贱民。我说他们是贱民，并没有任何侮辱他们的意思。英文中的贱民是”untouchable”,而他们这样的人，假设任何人在生活中认识他们，了解他们，大概都会立刻把他们从自己的手机、MSN,QQ中删除。人的时间都是有限的，提高自己作为劳动力商品稀缺性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编织对自己也对雇主和未来雇主有用的人际关系网。在他们这种人身上每消耗一分钟，都意味着花费在编织有用人际关系网上的时间少了一分钟。笔者每次去参加展会回来，都会收到一叠名片，回来翻看，有些人的名片仔细放好，有些人的名片随手一扔。无它，经济人理性人在资源（时间）有限前提下的自然选择而已。
我不甚清楚，在中国近代的历史上，这个阶级的具体情况；但我的确有一种感觉，就是他们正在接近美国贫民窟里的贫民（后者也正是经常和警察发生矛盾的）。当秦晖教授正在艳羡美国的贫民窟“很美观”并仁慈地为进城农民设计中国贫民窟时，他大概并没有想到，贫民窟落成以后，住进去的人恐怕并不是进城的农民工，而是城市里杨佳这样的青年。正如美国有大量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赤手空拳来到新大陆的移民，虽然也很穷而且没有任何社会福利保障，但他们因为愿意忍受艰苦的劳动而一般并不会落到贫民窟里和那些游民为伍一样。
笔者有位朋友，说到自由派文人王小波时曾说，他说的有些话或者没有逻辑，但他有一种强烈的反体制的情绪，这对被钉死在体制框架里的几代人来说，是非常容易起共鸣的。笔者完全可以理解这种情绪，但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这头感慨体制框死人的哀叹还余音绕梁，那边被抛出体制的贱民已经血溅警署了。
不仅仅是在吃苦耐劳上杨佳这种城市贱民和农民工不能比，在心态上，他也和后者截然不同--那就是对于所谓“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坚信和强烈的维权意识。说实话，如果不是杨佳真的杀了人而且都是他不认识的人，他没准能成为自由派心目中标准的维权模范。就是在已经罪证确凿的今天，不是还有许多自由派要想方设法为他解释末？（比如，把警察盘查他的赃车视为”选择性执法不公平“等等，读到这种话我只能叹息中国的法盲真多，因为如果警察都必须掌握了确凿证据才能盘查人的话，那世界上所有的警察都别想盘查任何人---证据是盘查来的，而不是有了证据再盘查，更何况他的车原本就是没有印而被怀疑是赃车才被拦下的，而且也真的就是赃车。）我们姑且不争论此案中的”国王“（上海警方）到底有没有违法，我们只看见一个事实：一个维权意识如此强的杨佳，最终在中国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这期间是否有因果关系，耐人寻味。如果有，我们也可以有相应的两种解释，一是他的思想超前了，所以不为落后的上海警方和社会体制所接受，因此在现实里行不通；二是他的那些思想其实本来就是荒唐的不顶用的，或至少是对他这种人荒唐的不顶用的，所以必然在现实里起着害人害己的作用。以笔者来看，两种解释都有一定的道理。就前者而言，不说上海警方如何，中国警察普遍在尊重民权方面还是有待提高的；就后者而言，维权固然是好的，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固然是听起来荡气回肠的，但放在现实情境下，一个风能进雨能进的破屋，就是国王不能进，又有什么意义呢？！就杨佳这种人而言，正是因为他根本没有正常的经济收入、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人们所说的他从来没有在体制里生活过），所以他会有一种歇斯底里的人格，所以他不能化解与他人（包括警察）的矛盾，所以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关注只能钻在维权的牛角尖里出不来。。。他始终没有明白一个东西：维权的确是有价值的，但维权最有价值的场景，是风不能进，雨不能进，国王也不能进来扰乱我风雨无忧的生活；而不是在风雨飘摇之中还去和国王争论他能不能进！当看不见的手已经让他作自由落体运动时，他还继续去进行他的维权，那后果是什么，显然是可以预见的（不等于说上海警方的作为就都没有问题，只是说从情理上说我们可以预见这样的结局）。
当几乎所有人都在执着于上海警方是否有违法行为时，我感慨为何几乎没有人想到这个明显的问题：杨佳不袭警，又会如何？我想，这种思维的盲区，也正是右翼激进主义所谓“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洗脑多年的一个结果。其实说这种漂亮话的人，多是已经站在风不能进雨不能进的基础上再去追求国王不能进的，但为了忽悠人，才故意说出“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大话；而可惜的是，杨佳这样生活在风雨飘摇中的底层贱民，却信以为真了。或者说，他明明是生活在底层的贱民新阶级，却非要采取另一个新阶级的生活准则（不是说该准则不对），后果自然是悲剧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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