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无利益冲突”和“无理由犯罪”，其实是既有利益也有理由
: 暂时无派
改革开放时代是个“创新”不断的时代，这几年，有一个词就很有创意，这个词叫做“无利益冲突”。什么叫“无利益冲突”呢？就是两个人或两群人，没什么明确的原因，不为什么犯得上的事，说打就打起来了。最近，谈到北京青年杨佳在上海袭警一事的时候，中央电视台的一位节目姓白的主持人就更绝了，他居然创新出了一个“无理由犯罪”的词来。也就是说，一个人没什么理由，突然心血来潮就可以杀人放火。
有位伟人从前说过：“世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按照这样的观点，除非是发生在精神病患者身上（其实对于他们来说，精神病就是缘故），世界上的“冲突”和“犯罪”总是有原因的。现在，这个观点似乎正面临着挑战。那么，哪个观点是正确的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稍微深入地解剖一两个被称为“无利益冲突”的事件和“无理由犯罪”的案件，不妨就以最近的贵州瓮安事件和杨佳袭警案为例。
瓮安事件的诱发因素是一个女孩子的意外死亡。一个女孩子的意外死亡，在几天之内导致了上万人的大骚乱。这个骚乱针对的对象并不是另外三个小青年，而是县政府和县公安局。在杨佳案件中，他报复的对象也不是盘查他的那个民警和那些在他关押期间与其有关系的警察，而是整个上海公安局闸北分居。如果仅仅从表面上看，瓮安事件的确象是“无利益冲突”，杨佳的杀人也的确好象毫无“理由”。但是，这些都是表面的现象，在这些表面现象的背后，是非常深刻的利益冲突和非常明确的理由。
和以往类似事件不同的是，这两件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它们的指向非常清晰，都是对着政府机关，而不是对着普通无辜百姓去的。因为这样的特点，这两个有着明显暴力特征的事件，就很难被说成是“恐怖事件”，也不能被说成是普通的刑事案件。它们带有明显的反政府色彩，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也是令人深思的：一个本应受到谴责的杀人嫌犯，却被相当多的人称为“大侠”。当然，被伤害的警察从本质上讲也和我们一样是普通人，但当他们穿着警服在公安局里工作时，他们的身份就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群众”，而是政府的代表，或者起码是闸北分局的代表了。这个特点有着历史性的象征意义，它反映出，有人已经从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中找到了主要矛盾，同时也反映出，他们已经意识到这个矛盾是个对抗性的矛盾。
瓮安事件后，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总结出了一些“深层次”的原因，他认为“这起事件看似偶然，实属必然，是迟早都会发生的”。遗憾的是，石书记虽然没有就事论事，却没有跳出“就县论县”的圈子，没能从这个特殊矛盾中，看出带有普遍性质的规律。至于上海有关方面的表现就更糟糕了，他们连这点清醒都没有，至今还在推脱责任上兜圈子。而我们的媒体呢，更热衷的是什么罪犯心理分析和警察自我保护措施的讨论。如果说这两件事传达的信号是危险的话，那么，政府部门和社会舆论对此有意或无意的轻描淡写就更危险了。
毋须讳言，三十年的改革，在中国制造了两个阶级：一个以官僚资产阶级为首的剥削阶级和一个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被剥削阶级。有人对阶级这个词很反感，于是就象创新出“无利益冲突”一样，创新出了“阶层”。对阶级的反感，大概来源于对阶级斗争的恐惧。但许多反感阶级斗争的人可能没有意识到，阶级斗争有两种表现形式：剥削和反抗。在一定范围内，剥削和被剥削这对矛盾可以表现为非对抗性的，阶级斗争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剥削；此时，剥削者总是千方百计的否认阶级的存在以利于更残酷的剥削。但当剥削到了被剥削者难以忍受的程度时，这对矛盾就开始变成对抗性的了，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也就由剥削者的剥削变成了被剥削者的剧烈反抗和大规模的破坏性行为；此时，即使剥削者希望缓和矛盾和许诺建立“和谐社会”也已经为时已晚。社会将由此进入下一个周期。
同样毋须讳言，在这个制造两大对立阶级的改革过程中，中国的各级政府基本上是向剥削阶级“倾斜”的。这种倾斜，由开始的“允许”和“扶持”，发展到后来的“代表”和“保驾护航”。就这样，政府一步一步地将自己和这个占中国社会极少数人的剥削阶级绑到了一个战车上。可以这样说，没有政府的扶持和保护，中国的利益集团绝不会如此猖狂，中国的工农大众不会如此绝望和无助，他们的反抗也就不会越来越旗帜鲜明地指向政府。因此，这些表面上的“无利益冲突”，在本质上是阶级利益的冲突；这种表面的“无理由犯罪”，在本质上也是阶级之间的搏斗。
此时，政府如果能悬崖勒马，改变改革的路线，中国也许还能避免重蹈“周期率”的覆辙，中华民族也许能够避免又一次的大动荡，因为，此时工农大众的反抗还是零散的、孤立的、无组织的和“下意识”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管这种反抗叫做“革命”的话，这个阶段的革命还处在“自然”阶段，它更多地表现在个体的报仇上。但是，如果今天的一切还是“不动摇”地继续下去，“改革”继续啃什么“硬骨头”，这种“自然”的革命，就必然会向有组织的“自由”的革命迅速过渡，它就会更多地表现为整个阶级的造反上。许多人都看过电影《红色娘子军》。吴琼花在执行侦察任务时打向南霸天的那一枪，对于南霸天来说是不幸的，但是，对于“北霸天”、“西霸天”们来说却还算幸运，因为那时的吴琼花不会找他们复仇。但是，当吴琼花在洪常青的教育下懂得了“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道理后，所有“霸天”的厄运也就到来了。
也许有人会认为我这是危言耸听，是煽动“造反”和破坏“和谐社会”。如果这样理解，我只能苦笑。历史上所有的革命都不是“煽动”的，它们都是事物发展的逻辑归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已经被历史反复证明，并将继续被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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