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企管理：不抓老鼠，养肥猫何用！
——再谈国企高管薪酬的管理问题
一、什么是“肥猫”
通过企业、银行高管的减薪，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是目前实业界和学术论坛议论较多的一个焦点话题。
据《中国青年报》王尧、任明超报道，张秀莲作为台湾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她和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这次博鳌亚洲论坛上都谈到了国企高管的薪酬问题。
4月19日 ，张秀莲在回答中国青年报记者的提问时说道：“在这一波金融风暴中，大家都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肥猫，不知大陆有没有肥猫的说法。”
什么是“肥猫”呢？它在这次博螯论坛上的所指，实则就是那些在国企工作，却没把企业业绩做好，而照样拿着高薪的国企高管。它们的“肥”是主人养的，而不是靠自己抓老鼠吃出来的。
花这么多钱，养这些不抓老鼠的肥猫，又有何用！自从这些不干事，却照样拿着高薪的肥猫曝光之后，也难怪它们的主人要有意见，以致怨声载道、义愤填膺。正因为如此，负责监管100多家中央企业的李荣融面对媒体和记者的提问，而坦率地承认国企领导的薪酬问题，现在比较敏感。
二、国企中的肥猫是怎样自己养肥的
国企高管为何在企业业绩不怎么好的情况下，也还能照样心安理得地拿着自己的高薪呢？这里的一个秘密或潜规则，就是这些管理层的自定薪酬。
马蔚华是招商银行的行长，曾有着900万元的年薪。关于这个年薪，招商银行的董事长侵晓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曾表示：“马蔚华的收入是董事会决定，大家觉得他物有所值。”
不错，国企高管的收入是由这种董事会的集体研究决定的，但在这种管理层持股的国企产权改革中，管理层成了这种董事会的主要构成成分，这样的董事会不就是为他们自己所开的吗？他们人人都持有企业的股份，人人都是这种董事会的成员，由这种董事会决定他们的收入，不还就是自己决定自己的收入吗？在这种利益共生共存共荣的小团体中，本人参不参加开会研究自己的收入，也没有什么关系。相互给与不就搞定了吗？研究你的年薪，我支持给你一个高薪；研究我的年薪，你也同样支持给我一个高薪。这样的潜规则，虽然也把企业高管收入的决定权交给了董事会，但这种相互给与对方高薪的小把戏，尽管有着董事会集体研究决定的遮遮掩掩，在实质上这又与它们的自定薪酬有什么两样！
通过这种潜规则自定国企高管薪酬的一个证据，就是中海油总经理傅玉成的一个供词。据中国青年报记者王尧、任明超报道，“最近上市公司的年报中，所有央企高管，中海油总经理傅玉成年薪1200万元。中海油表示，拿高薪是为了照顾海外投资者，他的收入只是国资委规定的拿法。傅玉成今年说，我们的薪酬都是由独立的董事制定，本人不能参加。”
在这种企业收益的内部分配中，高管收入由董事会自主决定，无政府指导、无限薪封顶的做法，正是企业内部劳资收入分配两极化的一个根源所在。事实上，在高管收入的董事会决定中，这些管理层是一个有组织的小团体，由自己所在的小团体决定自己的收入，而把自己置于企业内部分配的强势之位。但它们作为一个利益紧密联系、自主性又极强的小团体，在企业内部的自主分配中，与那些缺乏工会有效组织的松散的劳工相比，它们则占据着一对多、有组织对离心松散的集体谈判优势。在集体谈判中，离心松散的乌合之众根本就不是有组织的小团体的对手。
再者人数众多的劳工阶层何以在与资方的工资谈判中，一直不能把自己的工资谈上去，这里的另一个原因则是由工人阶级内部的过度竞争和缺乏工会的有效组织造成的。对于工人阶级的这种内部困境，马克思的产业后备军理论已为我们透彻地分析出来了。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时分析到，“工人阶级中就业部分的过度劳动，扩大了它的后备军的队伍，而后者通过竞争加在就业工人身上的增大的压力，又反过来迫使就业工人不得不从事过度劳动和听从资本的摆布。……大体说来，工资的一般变动仅仅由同工业周期各个时期的更替相适应的产业后备军的膨胀和收缩来调节。因此，决定工资的一般变动的，不是工人人口绝对数量的变动，而是工人阶级分为现役军和后备军的比例的变动，是过剩人口相对数量的变动。”（《资本论》第一卷第698～699页）对于工人阶级任何有组织的斗争，资本及其它的献媚者都会马上大喊大叫起来。马克思接着分析道：“一旦工人发现，他们本身之间的竞争的激烈程度完全取决于相对过剩人口的压力；一旦工人因此试图通过工联等等在就业工人和失业工人之间组织有计划的合作，来消除或削弱资本主义生产的那种自然规律对他们这个阶级所造成的毁灭性的后果，这时，资本和它的献媚者政治经济学家就大吵大叫起来，说这是违反了永恒的和所谓神圣的供求规律。”（同上第702页）
由此看来，少数的企业高管拿高薪，而众多的劳工只能拿低薪，企业内部的这种自主分配格局，实则就是这样“命”定出来的。在市场经济的运作中，过去的资产阶级也好，现在的企业管理层也好，为何异口同声地要求政府坚守自己市场经济守夜人的角色定位，继续秉持市场经济运作的自由放任传统，而坚决反对政府对企业内部初次分配的立法干预和行政介入，其因就在于此。因为这样的分配办法可以确保资产阶级或者它的变体——以董事长、总经理、董事等成员组成的企业高管层，世世代代地都在这种企业内部的自主分配中拿着自己的高薪，而过着荣华富贵的生活。
由此可见，让企业的董事会集体地决定自己内部成员的收入，这种企业高管自定薪酬的分配办法，就正是导致企业内部收入分配两极化的一个最基本的制度性安排。由于这种扭曲的分配往往以工资合约的形式存在，受着劳动合同法的保护，政府就是看着它把企业内部的初次分配扭曲到两极化的歧途上去，也往往只能望而兴叹。除非通过立法形式改变这种企业内部自主分配的制度性安排。
三、整治企业内部的扭曲分配：奥巴马的尝试与限薪封顶的做法
面对企业内部的这种扭曲分配，怎么办呢？看看美国奥巴马的做法吧。
大洋彼岸的奥巴马眼睁睁地看着美国的经济，在这种企业内部分配的两极化中衰退下去，他虽不敢触动资本主义私人企业内部分配的这种制度性安排，但却采取边际性的介入办法，而把自己的眼睛紧紧盯住那些接受政府财政资金资助过的企业和银行。他不敢触动这种企业董事会自主决定高管收入的制度性安排，而只能从收入的总量控制上想办法，这个办法就是限薪封顶。
毕竟，美国是一个以资本主义制度为根本制度的国家，否定或改变这种企业董事会自主决定自己高管收入的办法，就无异于革了这些资本家及其附庸者的命，就无异于断了这些企业高管层依靠特权年年高薪的财路。拿资本家的高薪开刀，让财富和收入在全社会的各个阶层得到更公平的分配，这场旨在改变资本主义分配制度的革命，在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高潮尚未形成之际，奥巴马还不敢贸然发动，他只能寻求边际性的改革办法。这个边际性的改革办法就是先从干预那些接受政府财政资助企业的内部分配入手。奥巴马明白，如果继续不介入到企业董事会自主决定自己高管收入的制度性安排中来，那么，就永远解决不了这种企业内部初次分配两极化的问题。他不敢触动企业内部的自主分配权，而只能采用总量控制的办法，用限薪封顶来阻止企业的经营成果——利润，过多地以高价年薪的形式流到企业高管层的腰包里。
四、李荣融为何不愿给国企高管薪酬封顶，基本的考量又是什么
可笑的是，我们的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一边高喊着“企业减薪应首减高管”的调子，另一边却又反对着大洋彼岸奥巴马总量控制、限薪封顶的做法。
从上面的分析看来，企业的高管层之所以能够年年高薪，其因就在于他们的收入是由董事会这个小团体自主决定的。奥巴马不敢触摸这个资本主义制度的马蜂窝——即企业内部分配的自主权，但他的总量控制、限薪封顶的做法却不失其明智性。这种做法既没有触犯这种企业内部分配的自主权，同时又可适当控制住这种企业内部分配的严重扭曲和两极化的加剧。这实则就是一种看不见硝烟的但却是旨在整治资本主义分配弊端的改良举措。
对于这种董事会自主决定企业内部分配的制度性安排，就连这个非常洞悉资本主义制度运作规律的奥巴马都拿它没辙，而不得不采取总量控制、限薪封顶的迂回办法，来阻止过多的财富和利润以高价年薪的形式流到企业高管层的腰包里。与奥巴马的明智相比，我们的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显然要自负得多。作为一个资本主义管理经验的尝试者，李荣融竟然在他的教师爷面前说起了“不”，似乎西方的教师爷在管理国企高管薪酬方面还不如自己高明，有见地。因为我们的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发明了一个企业高管收入与其经营业绩挂钩的管理办法。
为什么李荣融不愿采用奥巴马总量控制、限薪封顶的办法，而执意要尝试一下自己国企管理的新发明呢？他的考量和顾虑又是什么呢？且听一听他自己的说法吧。
李荣融在这次博鳌亚洲论坛回答中国青年报的记者提问时说道：“企业是经济组织，无论哪种性质的企业，企业领导人的收入都必须与业绩挂钩。你交给我的利润多，我应该多给你。如果他交给我的多，我少给他，他就走了。以前有人批评国有企业是培训班，人才培训完了，就跑到民营企业、三资企业。因为人才是有价位的。”
“据我了解，美国最近有政策，对政府出资帮助的银行高管薪酬封顶50万美元。我认为不恰当。关键是给业绩挂钩。有的银行亏损，高管收入就应该减，或者叫他走人。但有业绩是升的，你给他封顶合适吗？用我们中国话说：干事儿，不能一刀切。”
从李荣融的这个阐释中可以看出，他对企业高官薪酬不愿限薪封顶的基本考量似乎就是担心这样做可能导致国企人才的流失，担心给的薪水低了，可能会让国企再次沦为三资企业、民营企业所需人才的培训班。干事儿不能一刀切，一刀切就不公平，可能会直接削弱对人才勤勉工作的激励。解决的办法就是与他们的工作业绩挂钩。
五、央企白养这么多不抓老鼠的肥猫，是不是国资委不善管理的错，还是另有隐情
以前国企人才的流失经历，让李荣融这个100多家中央企业的大管家产生这种低薪可能留不住人才的担忧，也是理之自然。但近几年来，这些央企高管不与其业绩挂钩的年年高薪，绝对要与我们这个李大管家的“玩忽职守、不善管理”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你这个100多家央企大管家养着这么多不抓老鼠的肥猫，这难道不是你们国资委的责任和过失！经营业绩下滑乃至极差的国企高管照样年年拿着自己的高薪，这难道不是你们国资委的错！你们在制定《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办法》之时，为何没能考虑到要把这些国企高管的收入与其业绩挂钩——经营业绩升的予以重奖，经营业绩差的则加以倍罚。现在花全体人民的血汗钱养了这么多不抓老鼠的肥猫，这难道不是你们国资委的错！
说你们的智商不高，你们肯定不会老老实实地承认。你们会说能混上省部级别的高官，又有几个不是高智商呢！出现这种央企管理上的政策性失误，如果不是因为你们的智识少、智商低，那么就是你们与这些自己所任命的央企高管有着某种利益上的共生共存共荣关系，狼狈为奸，结伙捞钱。极有可能的伎俩是你们通过某种制度性安排，让这些国企高管们不管业绩的好差，都能照样年年拿着自己的高薪。然后，这些自己任命的国企高官们又以过节送礼的形式，按照心照不宣的约定，再把一部分年薪再返还到你们的腰包里。不然的话，中国的官商一体、亦官亦商的红顶商人，咋就这么多呢！私吞私藏巨额不明财产的贪官，咋就这么多呢！是谁在央企里养了这么多不抓老鼠的肥猫，是手无寸权的人民还是你们这些国资委的官儿！拿人民的血汗钱养这么多的肥猫，这就是你们对人民负责的结果吧。你们这些国资委的官儿有没有与自己任命的央企高管们穿着连裆裤子，结伙营私，共同剽窃全民的血汗钱呢？天知地知自知吧！
值得深思的是，在人家台湾喊捉肥猫的时候，你这个央企大管家李荣融才想到用与业绩挂钩的办法，治一治这些自己养的不抓老鼠的肥猫，早干啥去了！如果说你们早就想到了这个与业绩挂钩的办法，只是想而不行，那么，你们实则就与这些肥猫是一丘之貉，就是在狼狈为奸，结伙营私。要不然的话，就是你们这些央企管家的智商低，缺乏智识上的远见和洞察力，而不能把央企管理上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形都考虑到，并设计出相关的应对方法。
六、怎样管理肥猫：肥猫的自述与我的构想
仅仅想到这种把收入与业绩挂钩的办法，就能让一些贪婪成性的央企肥猫忠于职守，勤于干事吗？且听一听这些肥猫自己的说法吧。招商银行的行长马蔚华说：“第一高管收入要与业绩挂钩，业绩考核要科学。第二高管收入要兼顾公平和效率，在当前情况下，公平要摆在前边。”
仅仅一句要和业绩挂钩的空话，显然没有什么可操作性。既然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利润的多少和企业的盈亏，就显然应作为一个最主要的考核指标。当然，也要综合考核其它方面的指标，比如对社会就业的安置率，对国家经济安全的保障率，对经济布局、结构调整的优化率，对推动科学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贡献率等等。要把这些方面有机地整合起来，而制定出一个有助于推进企业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有助于推进企业扩大就业、优化结构、循环发展的综合考核体系。用这个综合性的考核体系考核央企的业绩，如果业绩升了，就按照与其利润总额的一定比率直接挂钩的办法予以重奖；如果业绩差了，也同样按照其亏损总额的一定比率加以倍罚。
对于国企高管的年薪，固然要出于效率上的考虑而参照一下国内外市场上同等规模、同等级别的人才价位；但也须出于兼顾公平的需要而参照一下企业高官与基层劳工的收入比率，进行适当的总量控制，也就是所谓的限薪封顶。之所以要采用这个办法，其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国企管理层通过这种董事会的集体决定而相互给对方开出较高年薪的方式，在企业内部的初次分配中合伙私吞整个企业发展成果或者经营利润的较大份额。一些国企管理层通过这种共生共存共荣利益纽带的链接和捆绑，合伙营私，而沦落为一个个贪污集体，通过编造虚假的国企账面上的负收益，而把企业利润的较大份额，以工资合约、生产成本的形式，偷运到自己的个人账户或者所持企业的股份中去。即从表面上看，我们的这些国企大庙亏了穷了，而这个大庙的方丈——我们国企的管理层却集体地富了肥了。整治这种穷庙富方丈现象，就必须采取这种限薪封顶和亏损倍罚双管齐下的办法，你把企业这个大家搞穷了搞垮了，你自己的小家也要跟着倾家荡产。两个家要同呼吸共患难，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只有这样，才能极大地强化住这些国企管理层的信托责任。
还有一个强化其长期信托责任的办法，那就是年薪的入股或者把年薪的较大份额重新纳入到其经营风险保障基金中去。国资委可以通过修订《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办法》，规定国企高管的高价年薪，在每一年只能拿出一个较小的份额用于支付自己及家庭的日常生活消费，而其中较大的份额均以年薪入股或者充作其经营风险保障基金的办法，而重新纳入到对所在企业长期的战略性投资之中。这是防止国企高管通过短期行为大捞其财，然后拍屁股走人，一走了之，而逃之夭夭的根本对策。要通过长期合约的形式和把其较大份额的年新纳入到经营风险保障基金中去的办法，把国企高管的中长期收益和不懈的个人努力，与整个企业的长期发展和未来的收益盈亏紧急地链接和捆绑在一起，让这些国企高管只有通过长期的始终如一的不懈努力，才可能获得未来可预期的巨额收益。
比如，一个央企高管的年薪是900万元，那么参照市场上的消费水平和其信托责任上的合约，让其只能拿出其中的100万元用于自己及家庭的日常生活消费，而剩下的800万元则以年薪入股的形式重新纳入到自己的就业风险保障基金中去。业绩升了，则自己所持企业的股份和分红收益就接着增多；业绩差了，企业亏了，自己所承担的经营损失也同样从自己所持的企业股份中直接扣除。如果采取这种收入与业绩挂钩的办法，我们的国企高管们还敢不谨慎经营吗？还敢在偷懒耍滑吗?
要减企业高管的年薪，还可参照国际足球俱乐部对球星大腕的管理办法，引入竞争机制，增加每一个高管职位的板凳深度和所需人才的供给量。用这种内部竞争、择优上岗的办法，减低他们对较高年薪的期望值，就像当前我国大学生、研究生的就业市场那样，一个岗位几个人竞聘，而不得不自降身价和薪水的期望值。事实上，前来同一高管职位竞聘的人多了，市场上的供求力量通过这种竞争机制，总会自动选择那些既能干事又出价最低的人才为己所用。
最后，对于国有企业也好，民营企业也好，我们的政府都不能再对它们内部的初次分配采取袖手旁观、自由放任的走访了，而应通过议会立法、行政执法等渠道积极介入进去，要把企业高管与底层劳工的收入比率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要通过这个收入比率的合理调控，确保整个企业的发展成果和经营利润为劳资双方所均等地共享，防止企业的发展成果和经营利润，通过高管们的自定薪酬，而较大份额的流到管理层中去。假如我们的政府能尽快制定出一个合理的收入比率，以作为企业内部初次分配的指导线，那么企业的董事会给自己的高管们自定天价的年薪，也许就不再那么肆忌无惮了。
总之，我们的央企大管家李荣融以前没有想到用与业绩挂钩的办法，管理国企高管的薪酬与经营的信托责任问题，就不再追究其责了。现在想到想用，也还不晚。但作为100多家央企的大管家，李荣融切不可再花全国人民的血汗钱白养这些不抓老鼠的肥猫了。有道是，不抓老鼠，养肥猫又有何用呢！
附记，文中引文均来自 2009年4月20日 《中国青年报》记者王尧、任明超的报道《李荣融再谈过企高管薪酬》《李荣融：企业减新颖首减高管》《如何看待“肥猫”现象》
2009年4月22日 初稿于论道书斋 胡显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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