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铝增持力拓失败的教训是什么？首要教训毫无疑问是未能成功克服从这笔交易一开始就如影随形的政治性风险。当初力拓准备拿出来与中铝合作的全部是其最优质资产：全球最主要铁矿石生产商之一澳大利亚哈默斯利（Hamersley）铁矿公司的15%股权，全球最大的铝土矿之一澳大利亚韦帕（Weipa）铝土矿的30%股权，全球一体化、现代化程度最高的氧化铝厂和电解铝厂之一澳大利亚雅文（Yarwun）氧化铝厂（50%股权）以及波恩（Boyne）电解铝厂（力拓集团所持59%股权的49%），全球产量最大的智利埃斯孔迪达（Escondida）铜矿的14.925%股权；全球产铜最多铜矿之一、且富有高品位伴生贵金属的美国肯纳可（Kennecott）铜矿25%股权；……这固然提高了这笔交易对我方的潜在利益，但同时也加大了我方的潜在政治性风险。任何国家重大战略性资源引进外资交易都有可能引起公众不安，引发政治上的反对，这本属正常；不正常的是值此经济危机席卷全球之际，中铝增持本来是力拓的救命稻草，澳大利亚民间对这笔交易的反对竟然如此广泛。澳大利亚新闻民意调查公司4月初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受调查者中反对准许中铝增持力拓股份至18%的竟高达59%，理由是老生常谈的担心中国通过央企最终控制澳大利亚资源。
不错，力拓董事会最终决定毁约的公开理由是市场回升，力拓董事会主席杜立石给股东的公开信中表示：“针对金融市场回暖的情况，以及股东和利益相关方的反馈，力拓与中铝讨论了对原来交易可能的修改方案。……最终双方未能就修改方案达成共识，双方亦不再对修改方案进行更多的讨论。”并向公开媒体表示：“自今年2月初我们公布与中铝的交易以来，金融市场已显着改善。由此产生了以下两点影响：第一，使得与中铝交易条款的价值显着下降；第二，使得我们有资格提出更符合我们利益、更具吸引力的交易条款。”力拓董事会提出的解决债务危机新方案也是通过全权承销的配股方式筹资约152亿美元。但倘若中铝增持案没有被澳大利亚外商投资审核委员会（Foreign Investment Review Board，FIRB）延长审查周期，国际初级产品市场和股市的回升尚不至于给予力拓董事会如此强大的信心。因此，力拓董事会毁约公开理由背后起作用的仍然是政治性风险。
那么，中铝增持力拓交易为什么会遭遇如此巨大的政治性风险？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中国投资今年为什么会一度成为澳大利亚政坛最热门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西式代议制民主政体不能辞其咎。正是在这种政体下，反对党能够更方便地“为了反对而反对”，无需考虑国家战略全局，无需考虑事实。毕竟，与陆克文的工党政府相比，反对党这十几个月日子实在难熬，领袖换了两茬，行情依然不见起色，本想借助金融危机咸鱼翻身，无奈工党政府硬是转危为机，人气不跌反涨，在这种情况下，部分民众对中国的些许疑虑就成了他们兴风作浪为难陆克文政府、凝聚人气的“卖点”，以至于大肆宣扬“在澳大利亚人民与国家财富的婚姻里，工党政府和中国暧昧不清”。虽然反对党昔日自己主政时候也没有少推进中澳关系；虽然如果反对党自己上台，为了避免陷入正在横扫全球的经济危机，他们也必然会将中国市场和中国资本作为救命稻草；虽然反对党内心未尝不羡慕陆克文的中国渊源有助于他从中国取得更多机会，为自己争取更多政绩；但只要他们在野，他们就有强烈的冲动要将可供澳大利亚利用的“中国机遇”说成是“中国威胁”，将陆克文的中国渊源从澳大利亚的政治经济资产抹黑成陆克文的政治负资产。一旦涉及人的利益，即使数学公理也会受到攻击，对某些澳大利亚政客的表演我们实不必过度惊讶，何况在他们的政治体制下议员们可以坐而论道却不用为自己的言论承担任何责任呢！
除此之外，“中资风波”之所以能够占据澳大利亚政坛话题头条，背后还有澳大利亚国家定位和发展战略选择之争的因素。
澳大利亚应当将自己定位为什么国家？她首先是一个盎格鲁-撒克逊西方国家，抑或首先是一个亚太国家？假如说在东亚经济社会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方的1980 年代之前，澳大利亚对上述问题应当毫不犹豫地选择前一个答案的话；随着东亚的崛起，她对前一个答案的选择日益模糊不清，她在这个问题上精神日益焦灼不安。毕竟，在五个主要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中，与人口众多且连成一片的美国-加拿大、英国不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人口不多，且孤悬南太平洋，面对的则是人口数以十亿计的东亚。
由于诞生于大英帝国的“辉煌”历史，尽管理智可以告诉澳大利亚人他们的经济前途更多地与东亚联系在一起，尽管东亚各国无意触动澳大利亚的文化特征而一心一意致力于对澳经贸，尽管至少从前总理基廷开始，澳大利亚有识之士早已致力于在保持本国文化特征的前提下抓住亚洲机会、特别是中国机遇，一种难以名状的情感仍然会使得许多澳大利亚人在相关问题上分外敏感，分外容易激动，以至于白人种族主义政党及其政见一度在该国政坛产生较大影响。且不提创建单一民族党（One Nation Party）并一度获得较高支持率的波琳·汉森（Pauline Hanson）之流极端白人种族主义政客，就是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华德在2001年大选中得以获胜，很大程度上也难免依靠挑动保守选民对中东难民的排外情绪之嫌。当时执政的自由党和国民党联盟的竞选口号就是“我们将决定谁、和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踏足澳大利亚”。选举期间，霍华德宣称，在军方救出的一艘难民船上，难民灭绝人性地将孩子丢入水中，以此挑起选民的排外情绪和对其政策的支持；但军方在投票前告诉总理，那艘非法入境的难民船并未发生丢弃孩子入水的事件。
假如澳大利亚可以完全独立地作出抉择，那么这场中资风波也许不至于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不幸的是，某些国家、某些势力企图将澳大利亚绑在自己的战车上，他们为此煽风点火，令这场风波一再升级。
本来，澳大利亚与我国经贸关系发展迅速，且其基础设施优越，能够为我国提供大量所需资源，又正在与我国谈判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在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发展史上，澳大利亚这个东道国的特点也一向是吸收中国大型投资项目，而且主要集中于初级产品的开发和初加工领域，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第一个投资额突破1亿美元的大型制造业海外直接投资就是中信在澳大利亚投资的波特兰铝厂。问题是某些势力多年来一直企图组织以美、英为核心的“遏制中国”行列，而要更好地实施这一战略，他们需要澳大利亚作为太平洋西岸的“超级航空母舰”。数年前，澳大利亚外长唐纳已经明确表示，一旦台海发生战事，美国不能指望自动获得澳大利亚的协助。此言显然是要摆脱外界束缚自主追求澳大利亚的独立利益，这一政策取向也能够为中国-澳大利亚关系持续发展奠定更坚实基础，而且澳大利亚此举并不是要与美国切断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全方位良好关系，但总有些人企图扭转澳大利亚融入东亚的脚步，让澳大利亚成为他们遏制东亚、特别是遏制中国的桥头堡，成为武装干涉台海的“超级航空母舰”，至于这条道路将怎样损害澳大利亚人的利益，并不在他们考虑之内。为此，从各个方面挑拨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也就成了他们的必然选择，他们对国际媒体界话语权力的控制又令他们得以自如施展这一策略。
而且，澳大利亚国内也有些势力主张与美英绑在一起。今年澳大利亚政府发布第一份《国防白皮书》，在起草过程中，国防部和情报部门激烈争辩，国防部副部长佩苏略为首的一派认为中国军力增长威胁美国在东亚的军事霸权，而美国的主导地位是维护亚洲稳定和澳大利亚安全的重要因素。情报部门高官瓦尔盖塞等人则认为中国军备扩充不过是对美国太平洋海军力量威胁的自然反应，纯属防御。最终出台的《国防白皮书》称将在未来20年投入700亿美元加强澳大利亚国防能力，将“中国威胁”作为强化军力的借口。
澳大利亚国内潜藏的政治性风险因素如此之多，我国企业、我国政府应当对在澳大利亚投资的风险收益作出更准确的评估。好在澳大利亚执政者都清楚他们在经济上离不开中国，力拓董事会毁约之后，澳大利亚政府力图“安抚”我方。力拓5日宣布撤销中铝对其的195亿美元注资的当天，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就会见了中铝方面的代表。陆克文表示，撤销协议的决定出自力拓，而不是政府。他还说，“澳大利亚欢迎外国投资。……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在中国的朋友们认可这一事实。 ”次日，澳大利亚财长韦恩·斯万也对媒体说：“这是由企业做出的商业决定。……这件事完全与政府无关，中国的投资在澳是受欢迎的，如（陆克文）总理一样，我也向中方表明了这一点。”相信只要我们的企业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耐心等待合适机会，好的机遇还是会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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