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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避免经济危机吗?

天下第一大老粗 · 2009-10-06 · 来源:
应对经济危机 收藏( 评论() 字体: / /

  近来,全球化经济遭到了危机的严重折磨,世界各国一片凄风苦雨的阴暗中,中国似乎是唯一的亮点。国际权威组织预测2009年全球经济-2.9%增长,只有中国还能“保八”。官方已经声称,中国经济“企稳回暖”了,据说本年度起,GDP将逐季增长,为完成年初的计划目标提供保证。对于中国来说,百年一遇的世界经济危机好像只是被人撞了一下,虽然有点不利影响,其实并无大碍,因为咱们的身体健康着呢,岂会那么容易被撞扒倒?当然这得归功于中央正确决策,领导有方,一系列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措施见了成效。不过,我总有点儿疑惑,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出了严重问题,已经资本主义私有化参与全球市场经济合作的中国果真能够独善其身吗?
  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化导致消费相对不足而产能过剩的资本主义矛盾无法调和,经济危机不可避免的论断,似乎在中国失灵了。资本主义私有化改革的鼓吹者执行者信心十足,洋洋自得。我觉得他们高兴得太早了一点,回光返照,实为灾难将临之先兆也。
  中国资本主义信徒的信心从何而来?来自于一种表象:二次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曾经持续发展了几十年。他们认为,虽然这次经济危机严重,但也是百年一遇,过不了多久,就可能恢复正常。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已经说了,美国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今年底即可触底反弹。美国危机那么严重也只需一年左右恢复经济,中国当然会在更短时间复苏了。我们在评论伯南克主席乐观言论能否兑现之前,先要分析一下资本主义世界过去一段时期繁荣发展的原因,及其是否存在可持续性。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从其逐渐兴起,到达顶峰后转而逐渐衰亡,是人类社会一条无法逆反的客观规律,世界如此,中国也不可能例外。企图阻挡与扭转这条规律之历史进程,犹如螳臂当车也。
  今天,世界经济格局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少数发达国家贫富共存。但是前者发展成后者的希望却很渺茫,基本上不可能,主要原因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全球化交易规则对两者是不平等的,利于富国而不利于穷国所产生的“马太效应”。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兴起,他们掘得的第一桶金来自于对他国的侵略和奴役。例如日本发动甲午战争,获得中国清王朝的巨额赔款,英法等国对亚非各国长时期的殖民统治。他们然后利用攫取的财富发展教育和科技,抢占高端产品阵地,并且制定和控制有利于己的各种市场经济规则,贱买贵卖,损人利己。但随着时代进步,各国被欺骗和被榨取人民的觉醒,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已经开始受到挑战。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例如,反映在政治上,拉丁美洲的日益左倾化,反美仇美风气蔓延扩大,其根源则是人民大众越来越将自己的贫困归因于美国过去和现在对自己国家的控制和剥削。
  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在早期很大程度上主要依靠损人利已的侵略、剥削和掠夺,但为了维持这种零和游戏的可持续性,一般地说,还是讲究一定的“度”,在最大限度满足自己利益的前提下,并不会竭泽而渔。日本历史上对中国的压迫掠夺可能是个例外。东洋人的眼光没有西洋人远大,手法也遇蠢得多,这从中国人对日本人怀有刻骨的历史仇恨,中国香港人却对英国人没有这种感情的对比中可以看得出来。相对来说,日人对华人玩的是零和游戏,英人对港人却是“双赢’呢。。上世纪初,俄国爆发十月革命,特别是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主义影向日益扩大。世界在此情况下,冷战期间,已进入资本主义最高阶段——帝国主义的某些西方国家,其中特别是美国,为了保持其根本利益,开始有限度地同其搜括对象“双赢”,而不敢再赤裸裸地以武力征服了。甚至还会有意识地挑选一些国家和地区大力扶植,精心布置几个“民主厨窗”,向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展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恰逢其时,在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世界,不但没有受到损害,还有幸检到了便宜。1990年代冷战结束,“民主厨窗”失去作用了,此后这些国家和地区便先后遭到了一次无情的洗劫。现在,西方列强软硬兼施,损害的下一个目标,谁都知道集中到中国身上了。可是不知什么原因,中国某些人还在一厢情愿地单相思,要同一群饿狼在全球化经济丛林中海誓山盟,永结同心呢。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过去几个世纪的繁荣发展,除了对落后国家的榨取掠夺,我们也得承认,其本身在此期间发挥出活力,应是取得成就的主要原因。这种活力,具体地说就是能够不断地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从而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但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着先天缺陷,即生产力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化,消费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矛盾。后天调理,即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的活力,最终仍然不足以补救缺陷和解决矛盾,长时期集累下来的欠账,再也无法清偿了,就像一个人进入衰亡之时,无论多么高明的医生也难以使其转衰为盛,重振雄风。
  著名的国际金融大鳄索罗斯据说曾有此悲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繁荣早已耗尽了自身的力量,可是为了避免一次大萧条,它的生命周期被人为地延长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日薄西山,这位国际金融界呼风唤雨的精英人士看得真切,才能发出这句精炼而深刻的警世之言。人们都认为是他“制造”了1997——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其实不然,物必自朽而后风力摧之。他不过是使人为延长的萧条周期提前了而己。我倒认为,虚假的繁荣泡沫早点儿破灭,未尝不是件好事。即以当年的东南亚而论,经济不是依靠科技进步和效率提高而发展,出口大多是劳动密集型廉价商品,寄希望于大量外资维持经济增长,银行贷款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非常大,金融体制与银行体系均很不健全。他们的经济情况几乎与中国完全相同,但中国上世纪末却没有爆发经济危机,关键就在于金融体制比较封闭,不象东南亚那样开放,索罗斯们未能趁机下手,躲过了初一。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从诞生之日起,就为被剥削的广大劳动者消费能力相对不足而导致产能过剩的制度性矛盾伤脑筋。前文已述,解决方法开始是依仗硬实力对外掠夺,补贴国内民众,增加消费需求。后来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兴起,资本主义逐渐变得文明了,赤裸裸地野蛮那一套被迫弱化,代之更多地利用软实力,以制定经济贸易规则的方式巧取于人。尽管如此,实事求是地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经济繁荣发展,主要还是他们靠练内功,在优化资源配置,不断科技创新,促使管理进步上下功夫,国家和人民从提高效率中获益,也有助于其内需消费。但是,所有这些努力,仍然不足以弥补资本主义制度性缺陷,消费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的经济危机隐患,并未能从根本上消除。
  相对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僵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高度活跃。这是因为,后者始终被产能过剩这一可能导致经济危机的制度痼疾所困扰,它的肌体必须打各种各样的强心针,否则就难以存活,而前者就没有这种需要。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来说,此种需要坏事变成了好事,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虚拟经济特别发达的根本原因,因为可以帮助其减少实体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阻碍,大大地延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生命周期。
  顺便也简略地分析一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什么会在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竞争中败下阵来。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右的蜕化变质。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是必须走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维护人民群众的权益和利益,以便充分调动他们的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主观能动创造积极性。可是在实践中,走的却是同群众路线相对立的精英路线,其领导者蜕变为脱离群众的封建主义官僚和特权阶层,严重地压制了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二,左的抱残守缺。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一切手段都不能使用,并提到意识形态高度乱扣帽子。似乎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引经据典,拒绝为实现为无产阶级服务目的而应修正教条,而搞虚拟经济更认为是资本主义的旁门左道,断不可行。其实,左的教条主义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危害,并不亚于右倾机会主义。他们作茧自缚,竟然认为他山之石,不可攻玉,从而阻塞了一条可能有效地提高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效率的途径。
  虚拟经济可以发挥实体经济倍增器的作用。但前提必须是运用有“度”,否则过犹不及,两个极端的影响都只能是负面的。即以被广泛宣扬的中国老太太和美国老太太的经典故事为例。生活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社会制度下的中国老太太含辛茹苦,积攒了一辈子钱,临终前才买上一套新房,可是已经享受不到多少日子了。美国老太太则不同,生活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早就贷款买了房子,享受了几十年,同时也逐渐还清了银行的钱。显然,如果是在同等收入条件下,美国老太太的生活质量优于中国老太太,这就是搞还是不搞虚拟经济的区别。但若过度,美国老太太超过其还款能力,从银行信贷买了两三套、甚至10多套房,后果将会怎么样,你还会认为大搞而特搞虚拟经济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比不搞虚拟经济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更优越吗?
  西方资产阶级利用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行计划经济中犯的上述严重右与左的错误,终于大获全胜,弹冠相庆。事物的优劣都是相对的。世界上许多人,包括不少劳动者可能认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诚然不如人意,但比畸变了的充满封建主义气味的“社会主义”制度,“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前者还是优于后者。一些民众安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现状,实属无奈之举。国际资产阶级打败了竞争对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虚拟经济更加大行其道中空前繁荣,但将绝后。“美国老太太”不知这种繁荣乃是一种回光返照,自己已经进入了暮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还以为焕发了青春活力,忘乎所以,肆无忌惮地透支未来,准备买一百套别墅享受。可惜好景不长,过度信贷支撑的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繁荣戛然而止,掉头向下。美国由住房次贷引发金融危机,进而扩展为经济危机,并且波及全世界。其实,美国人早有先见之明,将那些迟早将成为坏账垃圾的信贷,打包成一万多种五花八门,令人晕头转向,披上各种华丽外衣名目的金融衍生品,再由现在已经破产的雷曼兄弟公司等金融机构销往全世界。中国就在由美国人控制的世界银行热心推荐下,购买了3740亿美元的“双房”债券。“美国老太太”尽情享受,全球化经济中的各国买单。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是其中的虚拟经济,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发达国家,都应当早已有一套完善的监管机构和规则,美国不可能例外。这次美国金融危机波及全球,许多国家指责美国监管失责。美国人似乎很虚心,坦然承认自己因疏忽而闯下大祸。我不认为这是无意识的忽视,问题也远非加强监管所能解决。美国人早已入不敷出,依赖信贷透支消费维持经济增长,这种寅吃卯粮的生活方式,早一日监管限制,就会早一日爆发产能过剩危机。对于延长美国经济繁荣发展的生命周期来说,放松监管非但不是什么失职行为,反而功不可没。
  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是人中之精,诺贝尔经济学奖好像大多被他们囊括。你以为他们会突然违反常理,都弱智到不知金融衍生品的奥妙?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近黄昏,但其余晖尚存。为这一经济制度竭诚服务的资产阶级精英们,就像是面对走向衰亡的重病老者,挽救无方了,打再多的强心针也不管用。黔驴技穷之下,利用世人的轻信,创新了一套非常高明的骗术,玩弄了几十年而终于穿帮。
  这套被无限放大的“庞氏骗术”穿帮以后,金融外行的社会大众透过其五花八门名目的外衣,才发现其实并不高明。世人上了一次当后,就不会再买这种所谓金融衍生品了,但不知中国人是否例外?人们必然会问,资产阶级从政治到经济各界精英人士,为什么要冒可能破坏市场经济的信用基础,而且终将难以为继的严重风险,出此下下之策?只可能有一种解释:即除此拆东墙补西墙骗局之外,再难找出其他能够延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繁荣发展生命周期的可能有效的方法了。美国以其实力,执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牛耳。当他为延长自已繁荣发展生命周期而不惜饮鸩止渴,破坏市场经济赖以运行的信用基础,你认为这个经济制度还有生命力吗?
  这个世界上从未有过哪怕只是一人有能力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论,为无产阶级服务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也无一种具体有效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指导其实践,直接后果就是导致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未老先衰而失败。中国干经济学这一行当的人士,没有一人自省于己之无能,众口一词将公有制衰败的原因归咎于社会主义经济之不可行。与其为无产阶级穷光蛋服务,不但得不到一点甜头,反而经常挨批,被说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才于事无成,不如卖身投靠于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门下,还可以获得养尊处优的高额回报。于是经济学界精英们纷纷改换门庭。但令这些背叛自己当年入党誓言,半路出家者没有料到的是,突如其来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很可能使他们在中国陪葬于资本主义。道理很简单,他们现在的名望和利益都来源于其主导下的理论(尽管都贩自西方)促进了中国经济一段时期的增长,但若经济逆向发展,当然也会使他们的名利成为过眼烟云。
  美国著名的金融机构纳斯达克前主席麦道夫先生,在其骗术穿帮之前,名望如日中天,只有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来存钱,他才肯赏光笑纳,名不见经传者后门都走不进。如此欲擒故纵空手套白狼骗来的钱高达500亿美元之巨。谁能否认,他的骗术曾是美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高效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金融危机,他还可以继续骗下去。麦道夫已经被钉上历史耻辱柱上了,中国那些为换取一己之私,而不惜损害亿万劳动群众的权利,牺牲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人,下场会比他更好吗?打个粗俗的比方,某君改变生活习惯,突然嗜食起臭豆腐干来了。有人投其所好,为了急功近利取得速效,不择手段,使用“高能臭味剂”——人粪水和猪粪水,沤制该产品,请君大快朵颐。但这种玩意儿吃多了,吃久了,即使没挑明,脾胃受得了吗?恐怕终究难免恶心呕吐。此产品的泡制者和采用者还能指望在中国历史上千古留芳么?
  中国经济现在开始到了“呕吐”的时候了,而且从长期趋势上看,将逐渐严重,短期内硬性“保八”,犹如拔苗助长。据报载,龙永图先生近来在湖北又发表了高见。他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对于中国的影响,“这就像年轻人得了一场感冒”。类似轻描淡写的谈话,似曾相识。今天中年以上年纪的人应当还记得,改革开放之初,一位更权威的大人物曾说:“门窗打开了,新鲜空气进来,也难免飞进几只苍蝇。”这句名言当时无人质疑,现在则成了历史笑柄,因为,黄赌毒假骗黑腐,七鬼闹中华,社会各方面风气早已严重恶化。这次龙先生新版“感冒论”,可谓基本上代表了中国主流经济学界的共识,也为官方所认可。只有我这个经济学门外汉唱反调,可能是全国政治经济社会学术界唯一的另类,观点完全相反: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对于中国的影响是致命的,将会逐渐显示出来。我是在无根据地信口雌黄,危言耸听吗?
  龙永图还认为,中国承受金融危机的能力远比那些成熟的发达国家要强,因为“中国处在经济上升时期,中国经济就像年轻人的身体一样,还经得起‘折腾’。”如果根据现在世界各发达国家和中国经济的现实实践表现来检验,他的这一看法似乎无疑是“真理”了。我也相信中国经济界不分左右派人士全都会赞同,至少无人公开反对。但我这个工人大老粗的观点又是迥然不同,这次全球经济危机,西方发达国家还可能“折腾”过去,而对于中国实行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来说,则是转而走向无解之死局的拐点。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表现就是消费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经济发展遇到阻碍,难以为继。所以,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如果不使生产工具经常发生变革,从而不使生产关系——亦即全部生产关系——经常发生变革,就不能生存下去……资产阶级既然榨取全世界的市场,这就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西方发达国家历史上经过多次危机“折腾”,积累了丰富经验,也一次次地找到了应对方法。最近的一次就是鼓吹“国际分工合作”,推广经济全球化。因为通过降低关税等手段,如此一“化”,直接后果就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产品结构上不断地发生“马太效应”:前者向高端品方向发展,后者向低端品方向发展。然后两者交换,满足各自需求,似乎“双赢”了。但问题是,高端品高效益,低端品低效益,不同国家民众的收入迥异。例如,西方国家其国内工资总额占GDP的50%–60%,而中国则仅为10%多一点。我国工人工资也只有欧美日等国同行的十分之一、二十分之一,甚至三十分之一。世界上不可能有人荒唐地将这种悬殊的收入差距,归因于中国人相对于西方人的弱智或懒惰,也扯不上所谓的制度因素,因为现今的中国,经济制度基本上已经全盘西化了。有人可能说是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两者生产力发展水平差异所致,但是,设法限制发展中国家向先进科技生产力方向发展,不正是全球化经济制度设计者的阴险目的吗?他们得逞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生产力水平和收入差距上的“马太效应”在继续扩大,也只有如此,西方国家民众才可能增加收入,从而提高消费能力,减少产能过剩,延缓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发生。
  尽管全球化经济制度设计者达到了目的,但仍然只能是延缓,而不足以消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它还是不可避免地来到了。西方智囊们还想得出什么新的方法补救他们的市场经济吗?好像已经黔驴技穷。世界上可谓最著名的超级智库——美国兰德公司建议,美国发动一次战争,比其用7000亿美元救市更有效,露出了资本主义嗜血的原始本性。不言而喻,他隐喻的打击与掠夺对象,应是一个肥大国家,中国正好唯一符合其条件入选。
  兰德公司的本意是向世人表明,我有本事为挽救美国所遭遇的危机开出药方,并非徒有“战略研究智库”虚名,至于是否采纳,那就与我无关了。在核时代,美国政府大概还不会干这种可能赔上自己性命的买卖,但总得另有解救方法呀。诚如马克思所言,资产阶级如不经常变革,就不能生存下去。国内消费不足,产能过剩怎么办?那就“榨取全世界的市场”。资本主义强国在其初期,是对弱国赤裸裸地血腥掠夺,后来文明进步了,硬实力改为软实力,创新金融衍生品欺骗,现在骗局又穿帮了,再怎么“变革”呢?又玩起“巧实力”花招,其实就是耍赖,大印钞票,利用美元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霸主地位,输出通胀,以贬值的方式赖掉所欠他人债务。资本主义各国心知肚明,纷纷效尤。冠冕堂皇的说法是,增加财政流动性支出,刺激经济增长。美国奥巴马政府今后十年的财政赤字,准备达到九万亿美元。饮鸩止渴短期内可以缓解危机,但从长期上看,反使下一次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更加积重难返。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如今就像一艘漏洞百出的没落之船,船上的人尽管各怀鬼胎,但也深知,除非同舟共济,否则后果便将不堪设想。所以不论“船长”即美国如何折腾,欺骗还是耍赖,大家还是得乖乖地挨宰,听从他的指挥摆布。
  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经济全球化制度设计者的高明之处在于,这一制度因为无形中消除了潜在的竞争对手,不但有利于巩固西方各国高端品生产国地位,而且,发展中国家低端品地位被固定以后,竟然没有哪个国家觉得遭到不平等待遇,相反,如果别人都加入了这个经济体制,自己却被排除在此体制之外,被损害程度将倍增。朝鲜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比较起来,加入进去还得了一个大便宜呢,至少中国主流派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全都如此认为。他们可能振振有词:加入WTO以后,外汇储备不是在加速增加吗?假使现在退出,经济可能很快逆转!瘾君子恐惧毒品断供甚于戒毒。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全球化运行中,西方发达国家是制度的制定者,因而必然是占有优势的操纵者,发展中国家则是处于劣势的被操纵者,这一基本态势不可能改变。经济危机降临,原有的“双赢”模式也遇到了麻烦,但是谁都不愿束手待毙。这个时候,资本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法则就起作用了,世界上只有那有条件掠夺和诈骗他人者才能适者生存,被掠夺者和被骗取者则只能引颈就戮。特别是中国,已拥有超过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分外引人眼红,更是资本主义强势者下手的首选对象,在劫难逃。
  可能有人指责我信口雌黄,因为世界上现实的经济实践表明,中国比西方各国的日子要好过得多。在这次全球经济危机中,我们可谓受到的影响最小,不过是患上一点轻感冒,而且很快痊愈,不到一年,GDP不是已经恢复到8%以上的增长率了吗?世界大乱我小乱,世界未治我已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果然不同凡响,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有强大的免疫力。
  一位主流派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中国迄今为止其实并未发生经济危机。我同意他的这一观点。那么,这次全球经济危机过后,中国将会怎么样?我同右派学者们的看法就迥异了。世界发生经济危机而中国没有发生,不等于说以后如果世界没有发生经济危机,中国更不会发生。在我看来,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的严重经济危机,必将在中国发生,而且为期不远。根据何在?且听分析。
  大家知道,一般国家的国民经济增长主要靠“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拉动。而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主要依赖于外贸。其依存度(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近年来已高达70%左右。换句话说,外销出口决定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而据有关专家研究,年8%的GDP增长速度,是中国保持失业率在安全线内,维护社会稳定所必须的。可是,全球经济危机波及中国以后,中国外贸形势发生巨变,出口从2003——2007年的年递增20%以上,陡然变为2009年上半年的下降20%以上。出口对GDP增速的贡献率破天荒地降为–2·9%。以这次全球经济危机为拐点,中国主要依赖于外贸出口的国民经济增长模式恐怕要终结了。
  首先,有一点可以肯定:连年大幅度出口增长将不再可能。以中国的一个主要出口对象国——美国为例。据《中国财经报》2009年6月25日报道:“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教授埃德蒙·费尔普斯日前表示,美国家庭可能需要15年时间,才能重新恢复其在此轮经济衰退中损失的财富。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最新报告显示,受经济衰退影响,第一季度美国家庭净资产总额环比缩水1·33万亿美元,相当于人均损失4000美元。”
  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就是信贷消费,寅吃卯粮。危机袭来,大量银行因坏账资不抵债而倒闭。因此,至少今后一二十年内,美国银行为顾及自身安全,“次贷”之类冒险经营行为将有所收敛。因为打包成各种金融衍生品,转嫁给他人的骗局穿帮后,再难盛行了。也就是说,相对于过去年代,美国人未来透支消费贷款将不再那么容易了。影响所及,必然限制其消费量,再传导到大量生产外贸消费品的中国,就是出口萎缩。最乐观的估计,即使以后危机完全克服,他们也不可能再出现连年两位数递增的消费势头。这一点,该不会有疑问吧?
  全球经济危机还导致许多国家失业率飙升,很自然地,各国为了维持其社会稳定,将不约而同地找出各种理由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而且会不可逆转地、越来越严厉地坚持下去。据《经济参考报》2009年7月15日报道:
  “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和加深,使得中国外贸产业本来已经非常严峻的贸易摩擦应对形势进一步恶化。来自商务部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外贸产业和企业已经遭遇了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60起各类‘贸易救济调查’举措,涉及金额达到82·67亿美元。商务部公平贸易局副局长刘丹阳说,‘今年中国外贸遭遇的贸易摩擦数量之多、涉案金额之大,均称得上是前所未有。’
  “‘从全国范围看,不仅发达囝家搞保护,发展中国家也在搞保护。今年以来,与我国发生贸易摩擦的国家遍及五洲,美国、印度是最为突出的两个国家。此外,不仅我国有出口竞争优势的产品屡遭限制,而且还发生一个产品在多个不同市场均遭遇贸易救济调查的现象。’刘丹阳说。
  “刘丹阳分析说,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去年下半年以来一些国家和地区在贸易保护和贸易摩擦手段的运用上,出现了许多值得注意的新动向、新趋势:如一些国家大幅提高了进口关税,还对中国及其他国家部分产品实施最低限价;一些国家则以食品安全、气候和减排问题为借口,主张实施包括碳关税在内的新的贸易技术壁垒等。”
  再退一万步说,即使危机过后,世界经济复苏,各国撤消了贸易保护主义,中国的外贸出口也不能再无限制地连年大幅增长,继续成为拉动国民经济的主要“马车”。这是因为,中国产品之所以能大量出口,畅销世界,主要因素是廉价。而廉价的原因说出来羞煞人也:从未计入环境保护保本、资源消耗成本和上亿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成本。
  环境容纳污染有一定的空间,但也有一定的限度。以外贸出口为主要动力推动国民经济增长,而且是以量取胜,开始一段时期,例如二三十年,环境空间还可能尽量承受污染。所以,实行出口外向型经济之初,各地根本就不考虑环境因素,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为了GDP“政绩”,招商引资,饥不择食,大上污染项目。小造纸厂、小皮革厂、小化工厂、小印染厂、小冶炼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遍及全国。大煞风景的是,与GDP飞速增长的同时,环境污染告急警报也越来越凄厉地拉响:江南许多地方“鱼米之乡”成了历史名词;珠江三角洲地区土壤中其些危害人体健康的重金属含量严重超标;中国四大海之一的渤海,如果继续像过去和现在那样污染下去,几十后将变成“死海”……中华民族的立身之本,原来的大好河山,如今满目疮痍,惨不忍睹。更严重的是,据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谢高地2009年8月5日在《环球时报》上撰文,题目就是《未来十年,环境问题或将集中爆发》。因而,中央政府不得不下死命令:各地上项目环境评估一票否决,可见问题严重到了什么程度:连“中心”和“硬道理”都要为之让路。中国GDP远比美国低,但已取而代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影响到地球上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在国内怨声载道,国际上众矢之的。试问,你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突破环境污染的极限吗?也就是说,以生产大量低附加值产品出口为主要手段,达到推动国民经济增长之目的的经济增长模式将不得不适可而止。但是,死抱住“比较优势”不放,也无能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右派经济学者和宠信他们的官僚认为,还另有路可走,即加大环境污染治理力度。不过,这就要投入巨额资金了,中国出口产品今后必然要加上环境保护成本,如此,它还可能像现在这么廉价吗?不再这么廉价的“中国制造”,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就会相应削弱,国内外资本也将移情别恋,去实行“竞次战略”力度更大的发展中国家寻找乐园。总之,仅仅环境制约因素一项,中国经济就不可能像过去那样连年大幅度增长了。
  同环境污染制约因素一样,资源供应也日趋捉襟见肘,不堪重负了。中国人历来自诩“地大物博”。其实,即以资源而论,若除以庞大的人口基数,大多在世界平均数以下,特别是其中的水资源。资源自给自足可能勉为其难,但若用之于供应全世界,那是太不自量力了。曾记否,改革开放之初,有个很时尚的口号叫做“有水快流”?并且大批毛泽东时代守着金山讨饭吃的保守作法。这个口号很合乎当时急于在经济上露一手的统治者胃口。从此打破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束缚,彻底推翻了“全国一盘棋”的格局,各地诸侯杀鸡取卵,不顾一切后果地追求GDP增长“政绩”。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靠山吃山,废除原来的禁令。数以万计的小矿山遍地开花,尽管资源利用率极低,也不管原始的开采方法带来大量的矿难事件,一镢头下去,立刻换成钱,为外汇储备世界第一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巨大功绩。山河破碎,何足道哉,垄断了话语权的各界某些上层人士中,没有人说这是对国家、对民族、对子孙后代的严重犯罪,反而弹冠相庆,因为以牺牲环境和消耗资源为代价而促进GDP增长,他们认为非常合算。自己杀鸡取卵式开采延续了二三十年,犹嫌不足,还要引进大量外资控股参与,中国地下矿藏实际上大多成了无主财富,任人掠取。
  但好景不长,资源消耗像环境污染一样,也拉响了危险的警报。据媒体上有关文章披露,仅举几例:中国特有的稀土可采储量已由占世界的80%以上,锐减为占50%——60%,主要原因是黄金当作土豆卖,大量出口;山西若照现在这种开采形势发展下去,这个中国最大的产煤省几十年后将无煤可采;中国享誉世界的另一种特产,原来丰富的矿藏黑钨,近年来产量日减,因为资源已近枯竭……。
  有人可能说,国内耗尽还有国外呢,现在经济全球化,我们可以到世界各地去购买所需的资源矿藏。且不谈人家将把豆渣当作精肉卖,进口铁矿石连年大幅度涨价便是一个例征。更严重的是,中国经济发展将受制于人。仅举一例:工业的血液——石油,中国消耗量的一半已需从海外进口,今后这一比重还将提高。这些年来,中国南海南沙群岛海域被周边诸国不断蚕食,每年被他们非法掠夺的原油数以千万吨计,而我们在那里自己的领海内却没有获得一滴油。什么“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不过是自说自听,掠夺者全都置之不理。印度在中国藏南移民建邦,中国也是忍气吞声。中国的国力、军力比这些强盗都强,为什么却不敢武力解决?原因很简单,这些国家打不过中国,但能利用其地理优势,阻断中国石油80%进口量的航路。投鼠忌器,只得作罢。即使入侵者得寸进尺,也不敢来硬的,只能韬光养晦一百年不动摇,因为中国的软肋被人永久地胁持了。一个连自己正当权利都不敢有效维护的国家,还侈谈什么“崛起”呀?
  中国出口商品廉价的最大一个原因,当然应当归功于“比较优势”,工人工资低微,只有发达国家的一个零头。特别是农民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还能为资本家超时无偿劳动。后来《劳动合同法》千呼万唤始出来,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条款是实行社会保障,却因工人们不愿从已经十分微薄的月薪中再拿出钱来缴纳一部分保险金,而对大多数人来说形同虚设。中国是世界上矿难最严重的国家,每年工伤致残者数以万计。在没有防护设备的冲床上被切掉手指,在粉尘飞扬的车间里患上尘肺病,在长年超时繁重工作下未老而先衰……老板有点良心的,几千元打发了事,更有甚者,工人因工致残,却得不到一分钱补偿。例如,媒体就多次披露,有的工人因尘肺病而丧失劳动力,更无钱医治,找到原工厂主和当地有关部门,却被告知与工作无关,置之不理。还“劝导”你不要长年累月上访投诉,破坏社会稳定。请安静等死吧,否则就可能被扣上“刁民”帽子。
  但是物极必反,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缺失也开始响起了警报,而且可能更危险。前不久,据报载,一个农民工在广东东莞一家台资企业工作时手被损伤,成了残废。当地法院判决,厂方赔付受伤残疾人17万元。该厂总经理知道中国大陆人命不值钱的行情,矿难死了一个人,法定赔偿也只有20万元。断了一只手,要我17万?显然太多了,最多赔9万!法院会强制执行吗?肯定不会,因为那与“优化投资环境”的政令相悖。我为什么千里迢迢跑来投资建厂?就是看中你这里人工便宜,而且基本上不用付出劳动保护成本嘛。资本家办厂追求最大利润,尽量减少成本,天经地义,无可指谪。该厂那位总经理忠于职守,站在资本的立场上,对法院判定的赔付金额讨价还价,理所当然,却不料成了刀下之鬼。
  但是,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外私营企业中资本家和劳动者的利益很难、甚至无法平衡,和谐不了。即以此事为例,从这位工伤者角度考虑,老子手残废,不能干活挣钱,9万元能管几年?今后怎么活下去呀!你既要我死,我先要你亡。于是铤而走险,发生了资方总经理等人被其刀刺、两死一伤的悲剧。至于那些在工作中患上尘肺病,不自费“开胸验肺”就得不到一分钱补偿的残废者,及其他工伤后无助者,年老体衰难再就业者等等,这类人恐怕早已积累到数以百万计,他们现在怎么想?社会上没有事想生事闹事,一旦有了事就会竭力推波助澜,恨不得天翻地覆。这些人就像是广布全国各地的一个个定时炸弹。近年来频频发生的群体事件中,每一次都少不了这类与事件无利害关系,却唯恐天下不乱而赶热闹起哄的对社会现状不满的“不明真相群众”。所以,必须加速建立包括上亿农民工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不能再打马虎眼了,否则后患严重。但这需要巨额资金,羊毛出在羊身上,只能主要从私营企业,特别是出口企业中提取,这就难免加大成本。也就是说,再加上上述环境治理成本和资源消耗成本,中国外销商品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廉价了,还会畅销世界吗?
  中国的主要依赖外贸出口拉动GDP增长的经济模式,即使世界销售市场复苏,也必须改弦更张,这不仅是上述那些不计成本的危害空间已近极限,难以为继了,更重要的是,将断送国家民族的前途。这些年来,不少国家的反华势力,越来越猖狂地给中国制造各种各样的麻烦,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像今天这样窝囊。别人已经骑在自己的脖子上拉屎了,难道除了“韬光养晦”,就没有办法对付了?当然不是。谁都知道中国军队不是好惹的,国家实力也不敢小觑。但小忍则乱大谋,一旦发生冲突,甚至动武交火,中国外贸依赖型经济必将大受影响,至少将停滞不前了。投鼠忌器而不敢针锋相对,无奈地委曲求全,实行绥靖政策。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也因此越发像是一个软蛋。除非经济从外贸依存度畸高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中国不可能改变这一形象,而成为一个傲视世界的敢于捍卫自己权利的硬汉。问题还在于,麻烦制造者的反华气焰将因中国的反应软弱而更加嚣张,频繁挑衅欺凌,没完没了。中国今天的这种境遇,简直同历史上的晚清和民国相像。毛泽东60年前即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今天,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有权问,我们发展经济难道是为了重新回到过去那种被人蔑视的屈辱时代吗?
  可能又有人说,等到我们发展到足够强大的时候,再来硬的不迟。这是在做梦。西方列强容许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体系,是为了养牛催肥,让中国人的工资永远占GDP的10%左右,大量生产廉价产品供其消费,而他们的工资则占GDP的50%以上,为其高端品提供了中国市场,美其名曰“国际分工合作”;而不是养虎为患,让中国人也生产高科技产品与之竞争。也就是说,在他们的心目中,全球化经济序列里,中国只能定位于肥大国家,而决不能,更不允许发展成为强大国家。
  为了遏制与破坏中国发展成为强大国家,西方列强对华经济战略主要有两招:一是以国家安全为由,严禁顶尖级的高科技产品及其技术,特别是核心技术出口到中国;二,开动“人才收割机”,中国本土大量科技人才流失于国外和外资在华企业。这后一招釜底抽薪,更加厉害。中国经济因此陷于困境和危局:由于缺乏科技人才,或因人才少有用武之地而大量流失,本土民族企业产业结构调整举步维艰,经济增长模式无法转变,又导致工资低微,内需消费乏力。最后,中国只有一条独木桥可走,发展以低端品为主的出口外向型经济,才能避免产能过剩危机。也就是说,依赖外贸出口推动经济增长这些路继续走下去,将断送中国民富国强的前途。
  但是,他们意犹未尽,还不放心,又盯上了中国的外贸盈余。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GDP增长为中心,不计血本地大量出口商品,换来了巨额外汇。这笔钱的投向,成了他们的关注重点。高端科技买不来,那就退而求其次,买他们的实业经济企业股票吧,不料也遇到了麻烦和难以克服的阻力。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即使亏损,也不能让中国人收购。美议会参议员们群情激愤地予以否决,其捍卫“国家安全”的意愿和决心,至少比中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强上一万倍。中国28个重要行业中,已有21个被外资控制了龙头企业,其中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食油加工业,据说外资企业的国内销售额高达70%。外资长驱直入,中国议会对此屁都没有放一个,而且各地官僚反当作自己的“政绩”。澳大利亚力拓矿业公司在全球经济危机开始时,资金链一度断裂,经营几乎难以为继,中国施以缓手,不惜花大价钱收购该公司部分股权,这该是双赢吧?结果也在其举国媒体汹汹然地反对,遏制中国崛起的敌对思维影响下夭折。
  中国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开发合作也不顺利。先是老殖民主义国家媒体因触犯了其国家利益,大肆渲染中国是在搞所谓“新殖民主义”,但因人家不予认同,反勾起一些昔日被殖民国家的痛苦回忆,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一计不成,又施一计。借“人权”说事,指责中国向有“种族屠杀”的国家,例如苏丹政府提供帮助。我们随即看到,中国还真把这种无稽之谈的指责当一回事,慌忙派遣特使向苏丹领导人施压,干涉其内政。乌鲁木齐“7·5”事件后,有一外国恐怖组织头子扬言,要对中国驻外公司人员下毒手。就像美国官方的“民主基金会”资助新疆分裂分子热比娅为首的“世维会”一样,那个威胁下毒手的恐怖组织头子及其手下活动经费,我们中国人有理由怀疑,也可能来自于高调反恐,但持双重标准,实则反华压倒一切的西方某一组织。
  西方敌对国家对中国外贸盈余的外汇资金“走出去”战略,不仅多方狙击,还使用各种卑劣手段予以破坏,防不胜防,如设置圈套请君入瓮。据说近几年中国向外投资人民币1400亿元,亏损却高达2000亿元,成为世界笑谈和“奇迹”。那么,到哪里投资保险呢?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是学生,付了学费,却只能求教于居心叵测的西方老师。世界银行等主要由美国人控制的国际金融机构热情推荐,美国房地美和房利美“两房”债券利息收益较高,值得投资。被哄得团团转的中国傻子信以为真,不加思索毫无戒备之心,慷慨大方地一举丢进去3740亿美元。不知现在本钱还能收回多少?
  其实,对中国人更大的忽悠是购买美国国债。现在已有8000亿美元,还将无限制地增加,数以亿计的中国劳动者用血汗换来的外汇被继续诈骗下去。我们现在可以看清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国家对中国经济设计的路线图了。以某些甜头为诱饵,其中主要是降低关税,让你大幅度增加出口量,一步步地诱使你加入全球化经济体系。将中国定位于发挥“比较优势”的低端产业,国民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外贸出口。中国因而肥大了,尽管高科技产业将永远地落后于人,而且差距可能越来越大,外汇储备却也日益增多。但他们处心积虑地让中国多余的外汇除一小部分外,大部分不能有效地用出去。从而迫使中国的外汇储备变成一个巨大的储血库,可供他们持久地吮吸。中国源源不断地无奈购买美国国债,表明吸血鬼的奸计正在得逞。
  中国既已成为肥大国家,就为西方列强,特别是为美国人的宰割提供了猎物。因为中国是国民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外贸出口的国家,世界市场,特别是主要贸易对象西方发达国家销售市场的好坏,就攸关中国经济的兴衰。中国出口外向型企业众多,容纳数以千万计工人。如果这些企业因全球经济危机而长期萧条,导致大量工人失业,便会严重地影响社会稳定,后果甚至不堪设想。上帝保佑,危机早点过去吧。有人说,救美国就是救自己,这话没错。美国是超级大国,经济影响遍及全球。他若深陷困境不能自拔,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销售市场就会萎糜不振。但怎么“救”?忽悠人的人又说了,可以做到“双赢”。美国之所以发生金融危机,缘于其国人长期信贷透支消费的入不敷出生活方式难以为继而出了问题。中国购买美国国债,就是借钱给美国人,使他们有条件重振消费信心,继续大量购买中国商品,也就是帮助中国恢复出口增长,社会上的饭碗又多了,劳动群众就不会去闹事。于是形成了这么一种循环:中国借钱给美国(通过购买其国债形式),美国有钱购买中国商品,中国外贸盈余增加,又有钱借给美国人透支消费。但明眼人一看便知,这种循环对美国人而言可能是良性的,而对中国人肯定是恶性的,买办汉奸除外。令中国人匪夷所思的是,这种循环正被当作对外金融政策在坚定不移地执行着,2009年7月份,中国又增持了241亿美元美国国债。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这种对中国人而言的恶性循环将永无休止,否则一旦中止就可能因失业率飙升而引发社会动乱,除非中国经济增长不再主要依赖外贸出口。
  还会有人说,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大多是低端消费品,他们即使闹危机,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中国不借钱,他们就不买来用了?当然还是要买,但不会再是“中国制造”。既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如上文所述,不会容忍,更不可能帮助中国强大起来,从而成为他们的竞争对手,那么,一旦中国欲打破现在的国际分工格局,将外贸盈余利用来发展自己的高科技产业,造福于民,他们会无动于衷,无所作为吗?中国制造的出口商品根本谈不上单一稀缺性,只是比较便宜而已。世界上其他能制造同样商品的国家多得很,新的供货基地的扶植和迁移也很容易,随时可以取而代之。最近,美欧不约而同地联手,以反倾销名义提高关税,对中国某些出口商品筑起贸易壁垒。这是在提醒和警告中国人,我捏住了你的命门,你的任何改变国际分工贸易格局的企图,趁早消失于萌芽之中,什么自主创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空嚷嚷我也忍受不了。
  总而言之,今后,中国再欲主要依赖外贸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这条路,既不能走,也走不通,更走不得了。
  中国面对全球经济危机影响下的外贸严重萎缩倒退(2009年上半年比上年同期减少二成以上),将“三驾马车”中的第二匹“马”——投资,取出口而代之,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危机一来,中央政府就果断地大笔一挥,一次性地投入4万亿,加上地方配套资金,数额惊人。据媒体报道,国家统计局2009年7月16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3·5%,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了7·2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李晓超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根据测算,上半年投资拉动中国经济增长6·2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测算显示,上半年消费拉动中国经济增长3·8个百分点,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拉动为负2·9个百分点。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投资研究所研究员张汉亚分析指出,投资快速增长扩大了对重工业品的需求,推动了工业生产的回升。投资与消费活力,共同使中国经济回升。
  其实,2009年上半年投资拉动中国经济增长6·2个百分点的主力作用还是被低估了,因为上半年消费拉动中国经济增长3·8个百分点,其中大部分贡献,应当算在投资(包括同时发放的7·4亿信贷)名下。
  投资按照回报的方式和性质,可以分为两种:一是政府拨款,主要讲究社会效益,至少在短期内不要求经济回报,并且一般都用不着还,如建设铁路、公路、机场、水利和城市基础设施等;二是银行贷款,必须追求经济效益,不论短期还是长期,都要还贷,主要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和个人信贷消费。
  中国投资取得了震撼世界的成绩。如上所述,2009年上半年中国GDP同比增长7·1%。即使按照官方标准计算,其中投资因素也占6·2%,占了大头。但我认为消费因素的3·8%,也应算在投资的功劳簿上。因为消费之贡献,几乎完全是由于上半年银行放贷达到创纪录的7·4万亿元,竟是上年同期的3倍,加上政府拨款4万亿及地方配套资金中的工资支出增加所致。有些消费,如购买房产,并非用于自住,而是购买人的一种投资行为。也就是说,消费增长的贡献部分,也是直接和间接地依靠于投资力度的加大。所以,归根结底,投资的贡献率应为10%,成绩更大。
  但问题是,不论4万亿的中央政府拨款,还是7·4万亿的银行贷款,都不具有可持续性。前者基本上不要求,至少短期内不要求产生经济效益回报,因而不需还款。但过去外贸出口增长旺盛时历年积累的中央财政储备,用之于数以万亿计的政府拨款能有几次?据中国社会科学院4月份对政府投资项目进行的一次跟综调查发现,中央投资基本到了位,可是地方配套资金却跟不上,而且不少项目的质量也有很大问题,特别是存在过剩风险。因此,我们可以准确无误地预测,这种天量政府拨款投资,今后如果继续搞的话,其力度与效益也将逐次递减,要不了几年,便会成为强弩之末。而且,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依靠投资实现了今天经济的均衡,但若未来消费不能相应跟上,明天经济将更不均衡,即产能过剩问题更积重难返。可是,未来消费有望增加吗?只要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就再无可能,后文分析。
  后者,即银行贷款,海内外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发表高见:钱要重点贷给民营中小企业,让他们有条件投资发展实体经济。理论上无疑是真理,因为民营经济具有活力,实业经济更应重视。但这些学者似乎揣着明白装糊涂,有意识地忽略了一个客观上的基本事实:即全球经济危机风一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小企业研究中心的最新报告显示,中国民营企业一下子就倒闭了4成,有活力怎么也弱不禁风?请问,已经倒闭的数以万计的厂家中,有几家是因为资金缺乏,而不是由于国际市场萎缩,订单锐减?生存下来的,也大多度日艰难,主要原因就在于外销受阻,产品卖不出去。产能既已过剩,再让他们投资扩能,岂不是乱开药方,犹如关公战秦琼,唱的是哪门子的戏?这一建言也从一个侧面反映,私有制经济制度的偏爱者和维护者尽管个个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也已黔驴技穷,开不出医治资本主义痼疾的对症验方,只好乱抓药了。
  2009年全年GDP“保八”目标有望超额实现,但我却对未来的经济发展乐观不起来,因为缺乏可持续性。投资能够代替出口,长期地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吗?显然不能。拔苗助长,也许短时期内不会倒伏,反而看上去非常喜人,后果则必将其反。投资扩大产能,贷款鼓励消费,诚然有助于近期GDP增长,但也为下一次发生更严重的危机埋下了祸根,以后算起总账,可能得不偿失。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必然是短命的,不然,1958年大跃进和1978年洋跃进会很快失败吗?即使现在有巨额外汇储备,也经不起几年消耗和补贴多年积累下来的民生欠账。何况外汇储备并非完全是自有资金,相当大一部分是“代存”的境外投机热钱。
  在时下各行业产能普遍过剩的情况下,资金只有投向房地产业,才能有效地拉动当前的经济增长,虽然不会公开承认,但实际上已成为从中央到地方执政当局的共识,也是他们赖以创造“经济奇迹”的唯一选择。但是,一旦选择房地产业作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柱产业,在产业结构上便难免发生“劣币驱逐良币”的负面效应,因为,至少在银行贷款投向上,不利于扶植高科技产业的重点发展,使经济增长模式更难转变。最典型的例子,据报载,2005年1季度,上海市银行贷款95%投向了与房地产有关的行业。更糟糕的是,环顾与纵观世界各国房地产业发展史,凡是将此作为支柱产业的国家,经济后来无不遭遇严重挫折,甚至崩盘。美日两国便是前车之覆。亦步亦趋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经验”的中国能例外吗?
  发展经济为什么人的利益服务,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中国民主社会主义者鼓吹他们的主张,其中一个蛊惑人心的主要说词是,民主直接选举下诞生的领导人,必然要考虑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利益,否则,人们便不会投票于他。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能否为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决定于这个国家采用什么样的经济制度。如果采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就不可能为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我不怀疑任何一个采用直选方式的民主国家领导者,除少数例外,他们主观上都欲取悦于社会大众,也就是为大多数人服务,以博取选票。我的这一观点与传统的科学社会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总统或总理,不过是资产阶级代理人是不同的。传统观点过于浅薄和简单了。
  例如,近来据说美国的经济形势已经有所好转,金融危机也可能于年终前触底后复苏。也就是说,美国政府的救市措施见效了。世人知道,美国的7000亿美元救市资金,开始是用于填补银行的窟窿。美国也有人愤愤不平,华尔街金融寡头们由于贪婪,玩弄虚拟经济,创新五花八门的什么金融衍生品,不顾风险与后果地大肆放贷,特别是房地产业的“次贷”,鼓励人们尽情透支消费,结果难以为继而终于出了纰漏,造成巨额坏账。他们撒下的烂污,却要全国纳税人为其擦屁股,真是岂有此理!与金融寡头们的日子好转的情况相反,人民大众的饭碗却朝不保夕,而且持续恶化,预计明后年失业率将达到两位数,创下战后几十年来的新高。这少数大老板不当得利,多数劳动者无辜受害的救市政策,显然不利于奥巴马政府的投票支持率。但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条件下,任何一位美国政府领导人,即使他有全心全意为大多数人利益服务的良好心愿,也不得不这样做,即经济政策必须优先为资本服务,因为唯有如此,美国经济才有可能复苏。若是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道而行之,先想着讨好大多数人,那就糟了,美国经济不但好转不了,恐怕还将继续恶化。用中国人的习惯语言说,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美国失业者活该倒霉,不应抱怨。这种经济制度下的世界各国,都将遵循它的规律而行。
  中国似乎有点例外,即对就业问题格外地重视,又当何解?这是因为中国国内阶级矛盾已经非常尖锐,十分危险,而社会保障制度又远未像发达国家那样完善,执政当局出于维护社会稳定大局的需要考虑,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并不具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一般规律性。这个经济制度在中国也仍是优先照顾资本家的利益,而不是劳动者的利益,根本性的大的方面并未例外。例如,面对经济危机,最应该救济的对象是谁?中国的经济学家们按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行事,纷纷主张,应当是私有中小企业,除了药不对症的银行倾斜贷款救助,还应减免税收等。不错,救了私有中小企业,也能保住劳动者的饭碗,在今天的中国,这类企业吸纳了大部分劳动力。但经济学家们的利益照顾重点,根据以往经验和事实,显然是资本家,而非劳动者,因为这些学者中的不少人都对《劳动合同法》颇有微词。资产阶级学者恐怕触犯众怒,也担心暴露其真实嘴脸,所以一般地不提出反对意见,而是委婉地表示,这一法规出台早了,要求缓行。这些学者的理由也很充足:“过度”保护劳动者利益,其实是害了他们,企业因而倒闭了,饭碗还能存在吗?只有在实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社会,人们才会反向思维:优先地维护了广大劳动者的权益和利益,才能充分地调动他们的主观能动创造积极性,更有利于企业的生存与发展。
  银行和民间资金投向了房市,促进了房地产业的大发展,这本应是好事,因为这个产业可以帮助许多相关产业,如建筑、钢铁、水泥等的相应发展,也能吸收数以百万计的劳动者就业。但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作下的社会,房地产业原有的功能逐渐发生畸变,从有利于国民经济增长到为国民经济发展埋下隐患,从造福民生到损害民生,发生畸变的过程也正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作的过程。美国的房地产业“次贷”引发金融危机是一个例子。中国产生数以百万计的“房奴”也是一个例子。美中两国的经济病源有相同之处,即都是将房地产业当作国民经济增长赖以支撑的主要支柱。不同的是,前者胆大妄为,后者比较谨慎,但后果则肯定是一样的:发生经济危机,迟早而已。
  美国次贷危机的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了,简而言之,就是无限制地鼓励与扶植发展房地产业。但是大多数美国国民相对于高房价,囊中羞涩,无力买房,甚至连一二成首付款也付不起怎么办?银行信贷员便一家家地上门服务,让穷人也能住上自家的别墅。银行并非慈善家,贷款给你买房是为了赚取利息,可是穷人有此支付能力吗?这不要紧,可以想方设法促使房价年年上涨,抵押给银行的房产增值部分就在内了。美国银行家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岂有不知其中风险之理?他们会巧妙构思,创新五花八门让你晕头转向的金融衍生品,打包成各种债券发行,将风险转嫁出去,其中最大的一个冤大头就是中国,一次就将3740亿美元扔进了太平洋。
  现在,世界上有些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放马后炮,将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归咎于金融寡头的贪婪和监管部门的失职,而都讳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痼疾,即消费不足导致产能过剩。资本主义玩弄虚拟经济的贪婪行为有助于在一定时期促进经济增长和延缓经济危机的发生,政府为什么要去监管?应当放任才是。这也是自由主义经济学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代替政府干预的一贯主张。国内外资产阶级学者的经济理论有一个通病,或者说是禁区:避免触及危机的根源。尽管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学这碗饭的人数以十万计,而且多是饱学的高智商人士,也只能舍本逐末,在克服经济危机的细枝末节上做点文章,没有一人解决得了根本问题。各国都在大印钞票,增大流动性,饮鸩止渴,企求尽可能长时间地苟延残喘。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可能会来几次回光返照,但它没落衰败的大趋势是任何人也扭转不了的。
  中国赶上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末班车,不惜血本地追求GDP增长,换来了一些年的表面风光之后,将开始收获苦果了,不过可能比其他国家延后几年而已。以美为师,如出一辙地也是将房地产业当作促进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而且依赖性更大。在中国竞争性行业中,房地产业可能是唯一暴利行业。因此,银行情有独钟,重点贷款给它,民间资本也离开其他实业经济,趋之若鹜地转移于它。这个行业越来越弱化了它原来的民生居住功能,而反向强化为一个供作资本投机的载体。国民经济的增长,从主要依赖外贸出口转移到投资以后,房地产业的支柱产业作用更是日益重要,已经到了须庾不可离开的程度了。而要维持这种作用,像美国银行房贷本息依赖于其信贷者房产不断增值一样,中国房市也是只能涨,不能跌,甚至泡沫不再吹大也不行。房市价格早已超离了大多数国民的经济承受能力,也背弃了它的成本加利润的合理价值,造成怨声载道。尽管如此,当房价因经济危机的波及而趋降时,执政者不是按照市场规律顺其自然地调整,而是逆反民意,慌忙“救市”,官为地再度向上推高。官家这么做可以理解,因为如果不救,而使现时国民经济赖以增长的唯一支柱夭折倒下,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必须救,即使硬着头皮顶着老百姓的抱怨,甚至漫骂也在所不惜。但问题是,这种硬顶房市高价的日子能长久坚持么?看来,在房市问题上,中国正在重蹈美国的覆辙。这个问题的根本实质仍然是消费能力相对于产能增长不相适应,但是去救,反而更加不相适应,不是什么加强监管,正确调控这类支节经济手段所能解决的。相反,救市只能保持“支柱”于一时,越救房市,问题越积重难返,泡沫破灭的后果也将越严重。
  社会主义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目的是不同的。前者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后者则是为了获得利润,资本增值。社会主义生产对利润的要求是次要的,实现这一次要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为其主要目的——满足人的需求服务。资本主义生产客观上也在满足市场需求,也可以说是在满足人的需求,但只是有购买能力而且有购买欲望的那一部分人的需求。中国房地产业的主要功能从满足人的需求畸变为资本获取利润,实现增值,是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结果,致使少数人获利益,多数人受损害。这个结果,即使最高统治者主观上有为大多数人利益服务的良好心愿也难以改变,除非他不怕经济硬着陆,马上就陷于困境。
  几百年来,为了弥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固有缺陷,这个经济制度的谋士们的聪明才智可谓发挥到了极致。例如在美国,他们创新在时间上消费透支未来,空间上风险转移国外的方法,使其国内许多有购买欲望而无购买能力的人圆了购房之梦,但那是拔苗助长,后果大家都看到了:房市价值一旦逆转,房产停止增值,房主付不起银行贷款利息,便被无情地赶了出来,还是没有自己的住房。这一事件具有典型意义。中国人应当得到警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过度玩弄虚拟经济可能繁荣于一时,但不可能持续于永久。这是因为投资单兵独进,孤军深入,如果没有消费或出口的配合,试图为经济增长找一条新的出路,只能以失败告终。
  大概没有人怀疑,像今年这样超巨量投资(包括政府拨款和银行贷款),只能是短期救急行为,最多可搞三五年,除非不怕引发恶性通货膨胀。能够代替外贸出口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马车”,从长远观点看,则非消费内需莫属。但这一项正是中国实行资本主义私有化改革之后,拉动经济增长中最薄弱的部分,而且无法从根本上增强,充其量在透支消费方面,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果然,据新华社电,2009年8月中旬,中国官方银监会主持开始设立消费金融公司,业务范围是除房贷和车贷外的个人耐用消费品贷款和一般用途个人消费贷款,目的显然是为了促进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不过,中国即使有像美国人那样的胆量,不顾后果地寅吃卯粮,也没有美国人那样的条件,能将金融风险转嫁于境外。所以,不论今后如何提倡信贷消费,这种性质的消费也不会在整个消费中占很大比例,像美国人那样成为社会风尚。也就是说,消费内需还是不可能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
  据国家统计局宣布,2009年上半年GDP增长的7·1%中,消费贡献率占3·8%,超过了一半。上文已作分析,这一贡献率主要依赖于特殊时期超量投资的带动作用,李代桃僵,不能当作常态情况下可持续的根据。另一个数据如果真实准确的话,则据之有效,即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税前工资,在此期间同比增加了12·9%。但这一数据遭到了社会上人们广泛的质疑,认为没有可信性,不能算数,连统计局后来自己也承认,统计面过窄。因为占工薪族大多数的私有企业劳动者被排除在外,统计重点集中在少数行政事业单位吃皇粮者,少有代表性。不要说在全球大闹经济危机期间,世界各国都在裁员减薪,唯独早已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中国工资反而逆势上扬,工资总额竟然两位数增长根本不可能,即使危机影响消失,今后也再难增加一元钱。之前,曾有新华社记者报道说,在珠江三角洲私有外向型企业发达地区,1990年代以来,10多年间,在该地区外贸出口蓬勃发展的同时,占职工大多数的农民工工资竟然平均只增加了68元,如果扣除此期间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工资反而下降了。人们可能认为以后不会再有这种悖于常理的荒唐情况,那就错了,今后10多年,也许20多年和30多年,再想平均增加68元,恐怕还是个奢望——除非通货膨胀而工资也不得不水涨船高。谓予不信,咱们不妨拭目以待。
  不久之前,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公布了“广东省2009年企业工资指导线”,工资增长基准线为7%,上限(警戒线)为12%,下限为零和负增长。7%的基准线相比2008年的10%,下降了3个百分点,而下限为零和负增长,特别是负增长,可能是自有指导线公布以来首次出现。除了广东之外,在已经发布工资指导线的几个省市中,跟往年比较,也大都相应下调了今年的工资增长指导线,其中青海、云南的基准线相比2008年下调了4个百分点。其实,所谓“上限”,不过是虚晃一枪,下限负增长则是为企业求生存的重点之笔。人们应当佩服这些省市经济工作领导者的长远眼光,将工资负增长作为官方指导企业薪酬的方针,乃是实事求是之举,虽不能叫好,也无可指谪。
  中国现在处于各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化时期,维护社会稳定,乃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当前压倒一切的重大任务。至少在现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要直接为这一任务服务。而欲社会稳定,首要条件是降低失业率。如果工资增长影响到企业经营,两者发生矛盾怎么办?任何一个执政者都会作出有利于就业而牺牲增薪的选择。即所谓小道理服从大道理,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主流经济学家们的标准说词是,企业因不堪增薪压力而倒闭,工人饭碗没有了,连低工资也拿不到。所以,即使工资长期零增长甚至负增长,归根到底,还是为了工人们好。保企业才是硬道理。事实上为保企业,现在并非只有工人作出牺牲,国家税收也在减少,出口退税政策连续出台便是一例。据报道,2009年上半年,全国税收因此下降6%,减收1895亿元。这是改革开放以来,GDP增长的同时,税收同比负增长,其中最大因素当然是为企业减负。
  可是,减税之后,国家财政收支天平可能失衡,所以不能只减不增,应当有减有增,分别对待。即出口外销企业减免退税,内销生产企业不但不减,有的反要增税。不要担心后者增税后影响生存与发展,他们会将税负转嫁于国内消费者,而前者则不可能。让我们先看一篇社评文章(摘要):
  “《广州日报》刊登社评指出
  “提税成本转嫁百姓不能成为惯性
  “《广州日报》8月1日刊登评论说,白酒消费税的调整日前正式执行,一线白酒已经开始涨价。广州多家大型商场名酒的涨幅均在6%——9%之间。在北京,经销商也接到了茅台、剑南春的涨价通知。白酒消费税调整,对企业影响不大,对消费者影响却是立竿见影,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消费者的负担加重。很显然,这已经与调整白酒消费税的初衷相悖。
  “现实中,类似白酒消费税的转嫁成本现象并不少见。本来是针对开发商的房地产调控措施,开发商却轻而易举地将成本转嫁给购房者,或者直接拉高房价,或者圈地捂盘惜售;本来是针对烟草厂家和专卖系统的香烟提税,市场上随即传来香烟涨价的消息……
  “据说酝酿已久的资源税改革已经正式启动,尽管具体计征方式目前尚无定论,但鉴于提税的成本转嫁效应,公众同样有理由担心,本来是针对资源垄断型企业的资源税,最终会不会又变成由消费者来承担税负,而且从理论上说,资源垄断企业比烟酒企业更容易转嫁成本。
  “社评指出,形势的变化需要税收政策与时俱进。有些税的确需要调整,但不能每出台一项新的消费税政策,或是对已有的税率进行调整,结果变成只有一个——增加了老百姓的税负。这对有关部门也是一个提醒:不能以传统的单一思维来看待税收问题,税率的调整涉及面广,影响大,而且其影响很容易累积到终端——消费环节,直接作用于消费者。因而有没有必要调税,如何调税,怎样才能将税收扛杆用得恰到好处,既起到调节消费的作用,又不额外增加民众的负担,需要有关部门综合考量。”
  社评认为转嫁成本于消费者,与调整该项商品消费税的初衷相悖的观点值得商榷,太低估调税政策制定者的学识与智商了,他们会预见不到这种后果?退一步讲,即使调税政策制定者主观上非常不希望提税成本转嫁于老百姓,但在客观上,如上文分析,只要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这种转嫁惯性就必然地不可避免。反过来说,只有实行不以追求利润和资本增值为最高经营目的,而是以满足人的需求为生产宗旨的社会主义企业制度,才能避免转嫁提税成本于消费者。
  人们一定会感到奇怪,一方面大幅度出口退税,为外向型企业减负,另方面又在国内提税,为内向型企业增负,优惠国外消费者的同时,亏待国内老百姓。为什么要这么做?激进左派人士如果不问青红皂白,大骂中央有关政策制定者混账,那就错了。他们这么做可能也有不得不然的苦衷,但这种在国内显然不得人心的经济战略措施只可意会,不能言传,更不会直白地“透明”公示于人。笔者是个工人大老粗,原来完全不懂政治经济学,非常想向有关学者求教,奈何人家对我不屑一顾,只得独自胡乱猜测了,错误难免,尚望有识之士指正。
  其实,为外向型企业减负,出口退税,这一好处中国生产企业并得不到,最终还是被外国订货商通过压价手段转让出去,已有知晓此中外贸内情的人揭示过了。中国企业既然得不到好处的出口退税政策为什么还要坚持?人们或许匪夷所思,目的可能正在于此。近年来,特别是美欧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贸易领域频频对中国反倾销。其中,在现阶段,当然有经济危机迫于其国内就业压力的因素,但从长期看,更是为了遏制中国的政治需要。他们岂会不知道中国软肋之所在?
  中国某些知名学者面对西方列强的反倾销,底气十足地说,中国有实力打贸易战,这是纯从经济角度看问题。但现在西方的有些反倾销,经济上就无法解释。因为大凡搞贸易保护主义,主观上无非是欲达到利己目的。有事先明知结果将是损人又损己,而且损己大于损人的贸易保护主义么?例如,最近美国国会审议通过,奥巴马总统批准的对华轮胎输美反倾销特保案,就是一例。中国输美的是低端轮胎,美国因人工成本高,多年来早已不生产了,所需都是从国外进口。特保案通过后,对中国输美轮胎第一年加征35%,第二年30%,第三年25%的关税,实际上是对中国轮胎关上了大门。他这样做,不会在美国新创一个工作岗位,相反,将使其从事中国轮胎进口、运输和经销等行业的数万人失去工作。目前,美资在华有4家轮胎生产企业,占中国对美轮胎出口的大头,约三分之二,“反倾销”将直接损害这些美资企业的利益。这个特保案决定只是将从中国进口的那一部分轮胎转换到其他低成本国家而己,那些国家还可以抓住美国市场供求不足的机会涨价,而美国消费者将是埋单人。总之,这个中国轮胎输美反倾销特保案对美国一无所获,有害无利。连其国内许多人都认为,“这是奥巴马新政府最愚蠢的决定之一。”当然,他们也像中国某些知名学者一样,是从经济角度看问题。
  美国国会和总统审议批准的这一决定,是一项战略性的政治决定。不要以为现任美国总统是黑人,他就不代表美国资产阶级利益了。任何人当选上任,他都要服务于美国资产阶级最高利益。他们的最高利益是什么?就是促进实现美国称霸的单极世界。中国有人认为,奥巴马上台后,其对外扩张侵略势头有所收敛,这对我们有利。我持不同的相反观点。打个类似比喻。1946年蒋介石发动内战,一开始对解放区是“全面进攻”,后来遇挫,改为“重点进攻”。美国也一样。前苏联集团分崩离析,冷战结束后,美国一超独大。美前总统小布什忘乎所以,四面出击,以“反恐”为名,接连发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结果深陷其境。加之发生金融经济危机,自感力不从心,也不得不将进攻从“全面”转为“重点”。重点是谁?全世界都知道,美国人更是认为中国是他们“最大的潜在竞争对手”。只有解决中国这个主要矛盾,其他次要矛盾就不在话下了。看来,在学习毛泽东《矛盾论》这一点上,美国领导人比中国领导人更善于活学活用。因而,奥巴马准备撤军于伊拉克而增兵于邻近中国的阿富汗,甚至极其罕见地对其老冤家——俄罗斯作出让步,推迟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目的也是为了集中力量对付中国。美国一参议员访问缅甸,同缅甸最高领导人密谈,美对缅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可能不再敌视了。随即,缅军政府在处理其“内政”时发生排华事件。美访缅,缅排华,两者没有关连吗?可以预见,由美国主导针对中国的事件,将越来越频繁地在世界各地发生。煽动与支持“藏独”、“疆独”闹事,分裂中国,都是他们遏制中国战略的一部分。一招不成,再换一招。美国人可能发现,破坏中国的和平崛起,遏制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和方法,是打击中国的外贸出口,从而促使失业率飙升,引发社会动乱。输美轮胎反倾销特保案实施后,据说将影响中国10万人就业。这一特保案不会是孤例,“反倾销”将接二连三不断地出台,而且,其他西方国家在霸头的带领下,将群起效尤。危险的是,中国某些上层人士不知真糊涂,还是装糊涂,不愿面对严峻的现实,视而不见美国人的险恶用心,还在一厢情愿地欲同誓与我们势不两立的人在经济上实现所谓“双赢”。其对策是搞出口退税,继续压低出口产品成本,以保持中国商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不使外贸这驾主力“马车”遭到重挫。
  对外,既然不得不让利于人,国外损失国内补,就只能对内要求民众顾全大局,增负于民了。因为,国家财政收支天平不能够长期失衡。形势比人意强,这同政策制定者的主观愿望完全无关。即使他们良心大大的好,非常愿意为人民谋幸福,也不能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而行。这是在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被短期利益诱惑,搭上了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这艘贼船以后,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市场丛林法则使然。在这种情况下,谁都无法扭转局势,中国老百姓只有挨宰的份。现在的新问题是,这么干下去的后果是国内消费更加乏力。经济问题以前被外贸出口长期连年大幅度增长掩盖了,如今则提上了议事日程,并且必须迫切地解决。不然,外销和投资被排除之后,中国经济以后由谁来作为主力拉动增长?
  现在,指望消费内需代替再也靠不住的外贸出口和只能短期实行的天量投资,成为今后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主力,似乎已是政界和学界人士的共识,但是它有可能担当得起这一角色吗?我认为,中国只要放弃毛泽东的独立自主经济发展战略,继续坚持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参与全球化经济中自甘堕落,搞什么发挥“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就绝无可能。请先看两组数字:一,1980年以来,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1980年51%,1990年50%,1995年47%,2000年45%,2005年38%,2007年35%,呈逐年下降趋势。概括地说,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1980年——2007年下降了35·9%,而美国同期则上升了14·3%;二,我国城镇居民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1980年、1990年和2000年分别为17%、16%和12%,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始终在50%左右。这无可置疑地是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地逐渐深化“比较优势”和“竞次战略”的可悲结果。
  居民消费和工资总额占GDP比重的下降趋势能够扭转过来,止降回升吗?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也完全没有可能——当然,前提条件是一条道走到黑,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是外向型经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继续谈一下中国将长期面临的国际形势。上文已有所述及,但还有补充必要。西方列强特别是美国,将中国定位于“战略竞争对手”,准确地说,应当是“敌手”,必对之遏制与破坏,直至崩溃而后罢。他们这一战略意图,已经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除了政治盲人,谁都看得见。不论我们如何韬光养晦,委曲求全,都不可能改变。甚至即使采纳极右分子的主张,改旗易帜,自我消除“共产党”、“社会主义”这类刺激西方敌手的字眼,也不会改变他们的战略意图,前苏联——俄罗斯就是眼前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把中国搞衰弱,像1949年以前的旧中国,对他的霸权根本构不成挑战。为此目的,他们各方面多管齐下:在政治上,支持中国的“台独”、“藏独”和“疆独”分裂势力,不断给中国抹黑,添乱找麻烦;军事上,在中国周边组织反华军事同盟,建立军事基地,保持高压态势;在经济上,找准了中国软肋下手,正在不约而同地对华提出“反倾销”贸易法案,使你疲于应付。
  中国为什么能够在这次全球经济危机中独善其身,很快扭转逆势,率先复苏?全靠以前长期出口盈余积累的钱用来大量投资,继续拉动经济增长。但是,中国外贸市场主要分布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相当大程度上受制于人,这就是软肋,人家大有文章可做。据有驻外记者的文章披露,去年,世界各国要求世界贸易组织(WT0)反倾销调查比2007年增长了28%,而今年上半年贸易调查的数量更是较2008年上半年几乎翻了一倍。在所有的调查中,有80%是针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西方发达国家都热衷于为中国量身打造,制定各种贸易保护主义法律。法国建议向发展中国家,其实主要是中国的出口商品征收“碳关税”,美国国会更是迫不及待,率先通过了包括“碳关税”内容的议案。中国外销商品利润本来就很微薄,再经日渐增多,主要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挑起的有目标、有计划、有方法地对华贸易摩擦,可以预见今后利润还将大打折扣。如果出口商品加上环境保护成本,资源消耗补偿成本和农民工社会保障成本,中国的外贸恐怕只能赔本赚吆喝了。但是,尽管可能食之无肉,却又不能弃之,因为事关数以千万计人的就业,为了社会稳定大局,只得忍受下去。中国利用过去多年的外贸出口盈余,加大投资力度,从而成功地应对了这次全球经济危机。下次还可能吗?
  中国是分灶吃饭的诸侯经济,各地官僚的主要政绩考核指标是追求GDP增长,计划经济时代的“全国一盘棋”观念早已弃之如敝屣了。这就为外商的各个击破创造了条件,竭力压低中国商品价格。分散的,以互挖墙脚为能事的中小私有企业为了生存,彼此还要恶性竞争,大打价格战。在同质化低端产品产能严重过剩的各行各业厂家中,谁能生存下去的关键,在于谁的成本最低。可以想像得到,在这种情况下,冻结甚至降低劳动者的工资,就成为中国大部分企业求生存竞争中的不二法门了。官方为了当地GDP增长,会怎么干?必然要“优化投资环境”。压低薪酬有助于提高自己所在地区企业的竞争力。市场上劳动力商品根据供大于求的情况而形成的低价格,他们会干预吗?恐怕对低工资是乐观其成。
  中国官僚制定的政策有一大特点:专注于短期效应,而罔顾长期后果。一些逢迎阿谀和居心叵测之徒,便投其所好建言献策。鼓吹“比较优势”,压制劳动者工资政策便是一个典型。首先,改革开放以后,在制定新宪法中,废除了原宪法中当年毛泽东力排众议,特意坚持要求加上的工人罢工权条款。有比较才能鉴别。日本在二次战后,劳工工资大约也只有美国同行业工人的一个小零头。但随着生产发展,企业利润增加,他们不断地要求提高工资。资产阶级的共性是追求最大利润,日本资本家也是希望剥削的剩余价值多多益善。劳资双方因而发生了矛盾冲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从国际新闻报道(包括每次电影正片放映前的新闻纪录片)中可以看到,当时每年春秋两季,日本总工会、日本工会总评议会等全国三大工会都要联合起来,组织动员属下会员到大街上手挽手地“运动”罢工示威,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这样经过30年左右的斗争,到了80年代,日本工人的工资基本上就赶超美国人了。而同时期,日本从劳动密集型纺织工业“一元布拉吉”起步,不断调整和提高产业结构,也早已成为世界上顶尖的生产高品质最终消费品的制造强国了。什么叫做“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机械唯物论者,你搞懂了吗?
  中国官僚们看来大多还搞不懂马克思主义哲学辩症唯物论中这一条基本的科学规律,所以,始终对企业主更多地剥削劳动者无动于衷,甚至当作“优化投资环境”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而暗中助虐,但最后结果是事与愿违。日本曾经号称“贸易立国”,但他们现在的外贸依存度远远低于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早已主要依靠内需消费了。如果日本人民大众没有经过坚持不懈斗争得来的高工资,这可能吗?持续提高工资给资方带来的压力是,企业不进则退,必须不停顿地追求管理与技术进步,否则将被市场淘汰,因而加速产业推陈出新,升级换代。给劳方带来的动力是,只要专心致志地干,生活将会像芝麻开花节节高,加上类似于中国以前“铁饭碗”的终身雇佣制,高质量的生活得到保障,更对企业忠诚,干劲倍增。简而言之,日本人在那段时期发展经济,实行的是“竞优战略”。
  反观中国,实行的则是“竞次战略”。改革开放后虽然经济高速增长,大多数工人的工资依然像30年前一样,只有发达国家工人10分之一,20分之一,甚至30分之一。“比较优势”雷打不动,没有任何变化。是不是要当作一项基本国策,也准备“一百年不动摇”?各地大大小小的诸侯都饥不择食,只求GDP增长,取得“政绩”后以便升迁。即使落后生产力企业,也敝帚自珍,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策下加以保护。一般地说,因为工资低,只要有条件开个厂便能赚钱。企业老板既少压力,当然不思进取,贫困工人整日辛劳,也只能勉强混个温饱,哪来动力改进工作?发挥主观能动创造积极性更无从谈起。因而“加速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口号空喊了多年,上头心急如焚,下面基本上无动于衷,也无能为力。因为更关键的是,低工资吸引不了和难以留住高端科技人才,加上低端品生产厂家(占中国私有企业绝大部分)效益低下,研发经费不可能大比例投入,产品结构也就提高不了。即使老板开明,也没有能力付给劳动者以高薪,从而形成恶性循环。日本则相反,高工资——高研发投入——高端品——高效益——高工资,早已形成良性循环。
  现在有人想到改弦易辙,亡羊补牢了。《环球时报》2009年8月24日的一篇社评具有代表性,全文照录如下:
  “中国正在努力和廉价劳动力说‘拜拜’。提高人力成本既是中国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对中国国家竞争力的严峻挑战。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国家职业病防治规划(2009——2015年)》,规划提出,到2015年,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工伤保险覆盖率达到90%以上。近段时间以来,政府有关部门还连续发布了一些社保和劳动相关法规。这些新法规的出台预示着,中国的人力成本在未来几年将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过去30年,虽然中国各地的农民工、工人和企业白领的薪酬福利平均成本不到总成本的8%,远低于欧洲的22%和美国的34%。这种低价乃至廉价的人力成本成为中国独特的竞争力,创造了‘中国制造’物美价廉的出口奇迹。
  “但是,这样的低廉又能维持多长时间呢?工人没有更多收入,缺乏必要的劳保和医保,能过上更舒适的生活吗?他们的后代能享受到良好的教育吗?
  “从短期看,低廉可以创造一定收益,但从长远看,低廉不仅损害就业者的权益,也直接影响消费市场和制造业的提升,使中国经济陷于不良循环之中。目前,消费不足已成为经济提升和转型的主要问题。
  “和廉价劳动力说‘拜拜’不是件容易的事。人力成本的提升,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人们担心中国将因此而面临失去竞争力的危险。目前,一些出口企业因人力成本提高而举步维艰,一些外资公司开始将工厂从中国迁往越南、印度等成本更低的国家,似乎也在印证着这一点。
  “但是,低廉成本的产业输出中国,既是危机更是挑战,它将迫使中国必须尽快提升生产水平,提升就业人员的素质,压力有可能变为动力。
  “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也表明,人力成本与企业竞争力成正比,而不是反比。竞争力最强的城市、地区或国家,恰恰也是人力成本最高。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有赖于人才培养、激励机制和社会保障,而这些都不是靠低廉的酬劳就能获得的。
  “30年的发展已为中国积累了大批的熟练工人,他们有着丰富的劳动经验和稳固的技术水平。高成本的人力资源,将有助于巩固和发展中国的优势。
  “人力成本的不断提升是中国发展到新水平的标志,也是中国产品升级换代的一次契机。毕竟,人力资源的优化,与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并列,都应是中国发展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应有内容。
  “让每一位就业者都能享受到基本的福利,让他们不为退休患病而担忧,让他们有足够的收入享受生活,让他们能够实现寄托在后代身上的梦想,那将是一个中国模式展现出灿烂光辉的新时代。”
  这篇社评题为《中国不应怕人力高成本》,主观愿望非常良好。但是,现在抱佛脚能实现吗?可以说完全没有现实可行性,主要原因有三:一,改革开放之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出于冷战遏制前苏联的战略需要,曾一度将中国视为其准盟友,通过提供外销市场宽容对待。后来因为中国廉价商品有助于降低其国内通胀率,也持欢迎态度。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全球闹经济危机了,世界各国失业问题凸现,导致保护主义盛行。时代也不同了,中国已从西方的“战略协作伙伴”变为“战略竞争对手”。他们为了遏制中国,正利用掌控的国际市场上定价权,让中国买什么,什么就贵;卖什么,什么就贱。今后这一杀手锏的使用,必将日趋频繁和严重。中国出口商品原本微薄的利润,还会大打折扣,提高工人人力成本也失去效益基础;二,中国实行的是封建主义性质的地域经济,各地诸侯分灶吃饭,莫不以追求本地GDP增长为其政绩。而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政绩的关键,在于“优化投资环境”,压低工资,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是其主要内容。也就是说,投资环境好坏的标志,首先决定于资本家是否前来投资,而不是劳动者的生活与工作状况。社会存在决定思想意识,思想意识左右行为规则。所以,因为彼此利益相关,各地官方只会与前来投资的老板勾结,狼狈为奸,压制工资福利,指望他们帮助工人改善境遇,岂非缘木求鱼?三,劳动阶级已被打压成弱势群体,一团散沙。各级工会早已不代表工人说话了。两亿农民工,2008年才在全国人大占有三名代表,其中两位还是管理层白领。亿万劳动者基本上没有可以诉求自己利益的代表。另一方面,增加工资福利必须以提高企业效益为前提条件,这只有像日本人在上世纪中叶那样,经济良性循环条件下才可能实现。中国经济现在是恶性循环,如果真的不怕“人力高成本”,缺乏效益条件下勉强提高工人福利,企业不堪重负而倒闭,情况反而更糟。
  现在不是说“中国不应怕人力高成本”的时候,相反,当务之急是防止工人的境遇进一步恶化。据《半月谈》2009年第15期刊登孙瑞灼的文章披露:
  “当前,有些地方和企业把应对金融危机,当成侵害职工权益、实施地方保护和行业垄断的借口。例如,一些企业借口应对危机,‘创造’出‘遥遥无期的试用期’,‘无薪求职培训’,‘变相的实习’这些新招后,让不少求职者明知自身权利被侵犯,也只好忍耐。一些企业在‘共度时艰’的旗帜下,或克扣、拖欠工资,或不发加班工资。或借调岗降薪曲线裁员,让在职者陷于维权还是保饭碗的两难境地。”
  该文又说: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当前形势做好行政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全国法院要始终坚持法制统一原则,不能以牺牲法律为代价迁就明显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对于那些以应对危机为借口擅自突破法律规定,形成新的地方保护和行业垄断,侵犯公民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要依法予以纠正。”
  但是,政令出不了中南海。资本家前所未有的侵害职工权益的新招法,将成为中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中的潜规则,纠正不了。原因就是上文所述第二、第三主要两条。这次危机的影响可能逐渐减弱。但今后劳动力商品供过于求的现象将在中国长期存在,也就是职工工资和居民消费占GDP比重远比发达国家低下的现象将长期存在。换句话说,消费代替不了出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
  企业在岗职工工资增加不了,今后能否继续上调退休职工养老金呢?前景也不容乐观,因为已经拉响了资金告急的警报。据《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第12期刊登记者专稿说:
  “自2005年以来,国务院已连续4年上调企业职工养老金。那么,养老金还能涨多高?有关专家认为,养老金上调压力在增大。
  “养老金上涨的困难,主要来自当前锐减的财政收入。
  “……目前低迷的经济形势,也将波及到税收。财政部最新统计显示,2009年1月,全国财政收入较去年同期下降17%,其中中央本级财政收入骤减近3成,地方本级收入降幅较小,接近3%。
  “此外,总资产接近1·2万亿元的全国社保基金的经营风险日增,也为未来养老金上调陡增压力。”
  今后,财政税收收入因外贸出口形势骤变而不可能大幅递增,同样制约行政事业单位员工,特别是公务员们的工资难以再像过去那样随心所欲地提高。无源之水,岂能流长。
  工资难提高,消费就增加不了。相反,通货膨胀的前景却很黯淡,不容乐观。因为既然出口和消费拉动不了经济增长,就只有依靠投资了,这也是中国政府现在采取的避免陷于经济危机泥淖的政策措施。但谁都知道,这一政策如果长期实行必将引发通货膨胀。
  中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后的晚餐”,是房地产业。据说,许多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半左右依靠于这个产业的卖地和税费,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是当前国民经济不可或缺唯一的支柱产业。它若衰退,后果不堪设想。问题偏偏在于这道暂时繁荣的“晚餐”是不可持续的,缺乏物质消费基础。因为,大多数国民因工资微薄而消费水平低下,没有能力购买对于他们来说天价的房产。中国于是学习美国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先进经验,银行大量放贷,鼓励透支消费。曾见报载,上海银行业2005年1季度,信贷的95%投向了房地产业。“支柱”唯我独尊,叹为观止。房地产业也确实争气,危机年代国民经济几乎就靠它增长了。房价一路飙升,富人们争先恐后地将资金从其它赚不了钱的实业经济中转移出来,保值增值于房地产。如此“支柱”更成了投资热点。境外热钱也赶来凑热闹,成百亿美元通过中国内地地下钱庄蜂涌而入,房地产业越发炙手可热了。但却苦了亿万升斗小民,望房兴叹。执政决策者现在一定尝到了自己选择的苦果滋味,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反映在房地产业这一行业上的矛盾与尴尬:一方面,十分希望老百姓买得起房,以便“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另一方面,却又非常害怕房价低落,因为若是如此,投机资金不但不再加入,还会抽逃,“支柱”便将摇摇欲坠。所以,一发现低落苗头,慌忙动用国家金融力量托住房价“救市”。房市只能涨,不能跌,连长期稳定都不行,道理同美国次贷购房类似。否则,如果不按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这唯一的“支柱”一旦倒下,GDP增长失去了主要依靠,导致经济凋敝,失业率飙升,社会不稳定,则将危及统治。
  但是,尽管竭力挣扎,可能缓解困局于一时,最终仍然避免不了经济危机。这是因为,房市远高于大多数消费者承受能力的价格泡沫,像没有实体经济正常发展作为支撑的A股牛市一样,迟早要破灭,而且为期不远。房市泡沫破灭早已有日本之覆辙,美国的殷鉴更近在眼前。也就是说,“支柱”一倒,“晚餐”完了,中国经济就将走向漫长没有尽头的滞涨期。因为出口受阻,消费不振,投资短命,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已经衰竭,或即将衰竭,打强心针促使其雄起的希望也越来越渺茫了。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前途无望,有个现象可以说明问题,就是面临国民经济即将滞涨的危机,鼓吹实行这一经济制度的权威代表人物,已经开不出稍微像样的对症药方。例如,中国经济的出路谁都知道在于自主科技创新,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可是竟然空喊了10多年,现在连怎样创新、调整和转变的门道都没有搞明白,遑论付诸实施了。迄今为止,我只看到仅有三人发表高见,都是鼓吹私有化最起劲,中国顶尖级的著名主流派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其中一人说:“体制改革不到位,经济模式难转变”。他这是南辕北辙,实践同他的说法恰恰相反,经济模式越来越难转变,正是因为私有化体制改革越来越到位的结果。举一个例子。当前风电是一个新兴产业,中国大部分企业都是靠买外国图纸进行生产,自己掌握不了核心技术。外国厂商卖图纸条件苛刻,大钱被他们赚走了。再看另一个例子。日本在电动汽车研发领域居世界先进水平,还欲主导未来电动技术产业。他们做得到的事情为什么我们却做不到?说来令人心酸。原来,中国人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有一项独创的知识产权——“举国体制”。它可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更易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条件,在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下,依靠这个体制,自主科技创新,高科技产品不断地被研制出来,“两弹一星”就是其中光辉典型例子。但企业私有化改革以后,原有的公有制产学研各单位,为研制高科技产品而结合起来的组织被拆散了,不复存在,自废武功,举国体制无疾而终。这项知识产权倒是被日本人无偿地拿了过去。例如他们研发电动汽车,把30多家企业和大学的相关研究人员集中到京都大学,总共有100多人,共同进行关键技术、共性技术的研发,这就是原生于中国的举国体制。中国的汽车厂则热衷于同外商合资,之后第一项改革措施,就是撤消自己的研发机构,照从外国买来的图纸施工,本厂科技人员改行。如此,他心目中的体制改革就到位了。这个举国体制只有在政府有关部门协调组织下才能有效进行。可是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却不分正反地鼓吹什么“政企分离”,实际上就是否定举国体制。据我所知,现在除日本外,没有其他国家实行这一体制,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更强调竞争,企业间利益难以协调,不容易实行合作。所以,我们的观点同他完全相反,中国具体国情下,只有公有制体制恢复到位(机制则必须改革),经济模式才能转变。
  另一位认为,产业结构提高不了,缘于经济领导者顾此失彼,只注重经济增长,而忽视了产业升级。换句话说,经济停止增长,产业才能升级。增长与升级,两者本来应当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他却认为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
  还有一位更是信口开河:“中国经济还有二三十年发展空间。”既然如此,那还用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吗?真难为这些著名经济学家了,他们往往是媒体采访的重点人物,没有话也要找话说,这种屁话说出来令人大跌眼镜。
  一种经济制度能不能持续健康运行,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这个制度运行中遇到问题时,有没有方法解决。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是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后,遇到的关系经济继续增长与发展的关键问题,10多年来却提不出一条有效的解决方法。鼓吹私有化改革的经济学家中,不乏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精英人士,他们都黔驴技穷了,可见这一经济制度的生命力,现在还真成了问题,至少在中国是这样。
  其实,不要说在中国现实情况下,经济增长模式根本不可能转变,即使转变了,只要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危机仍然终将避免不了。西方发达国家产业以高科技产品为主,不是照样发生经济危机吗?
  对于中国来说,今后出口将不再能连年大幅度增长,已成定局,而消费因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公,又不可能取而代之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只有临时采用救急之策,增大投资力度,度过难关。投资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短时间内可以,长期则不可以,这个道理,不必赘述。在中国出口和消费基本面前景无法改善的情况下,试问,经济危机能避免吗?美国是大印钞票,先补银行窟窿,再去促进消费,中国则是消耗原有出口赚来的积蓄,用作投资,转而促进消费。两国要解决的是同一问题,即产生经济危机的根源:消费不足导致产能过剩。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差而已,一先一后,两国并无本质区别。美国奥巴马政府已在大印钞票,今后10年准备高达9万亿美元财政赤字,以促进消费,然后利用美元霸主地位向外输通货膨胀,由全世界买单,中国必然是主要受害国之一。加上工资总额和居民消费指数占GDP比重远低于发达国家,中国若闹起危机来,恐怕可能比别人还要严重得多。可笑还有国外的经济学家指望中国救世界,却不知中国自身就是一个过河的泥菩萨。
  综上分析,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发生经济危机。但不会像这次由美国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那样具有突然性,而是随着基建投资和银行放贷力度不得不与年递减,中国经济将相应地逐渐走向衰退,直至形成高失业率与低工资并存,并不断趋向恶化的局面。就像失业叫“下岗”,贫困叫“待富”一样,中国也不必叫什么危机,但替代的新名词现在就得赶快想出来,以免到时措手不及。不论你如何挣扎,吃了老鼠药,你就逃不掉。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要遭遇周期性经济危机,马克思早有科学定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不会不知道吧?西方列强可以通过战争掠夺,金融诈骗,不等价交换等巧取豪夺等手段,像美国甚至干脆耍赖转嫁损失于其他国家,中国有此条件吗?非但没有,还可能受到我们的“战略竞争对手”齐心协力地落井下石予以损害。所以,不难想像,中国长期陷于滞涨局面的经济危机到来之后,就永无摆脱之日了。
  中国社会正处于拨乱反正的重新大变动前夕。如果右派经济学家们争口气,能想出方法有效地防止或克服必将到来的经济危机,那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会在中国延续实行下去,但没有一个人有此能耐,实际上也不存在让他们发挥这一能耐的可能性。因而,至多三五年内,中国将进入多事之秋。请先看一则报道。据《长江日报》2009年3月17日引述本市有关部门资料披露:“武汉市80万灵活就业者中,4成32万人断缴养老保险金,每月约293元。”全国可见一斑。今后,“灵活就业者”只会越来越多,断缴养老金人的比重也将越来越大。古语曰“民以食为天”。一个市就有80万人的饭碗朝不虑夕,甚至有人无米下炊。“盛世”时尚且如此,以后世道若是衰落那还得了?这些数以10万计的失业者或部分失业者中,即使找到饭碗有工作可做,大多数人的月收入都在千元左右,(本市高校毕业生,被政府招聘到“见习岗位”者,月薪800元)维持家庭生活已够艰难了,还要拿出近三成缴保险金,日子怎么过呀?还要说明一点,这“80万”中,不包括新成年者,从各级各类学校毕业后没有找到工作的人,也是数以万计。对于他们来说,“天”已经塌下来了。更可虑者,“灵活就业者”中,纳入城镇统计的只占小头,大头在农村,全国此类人数上亿。今后,这些人的出路在哪里?
  任何一种事物都具有两重性:优与劣,利与弊,强与弱等等,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例如“比较优势”,当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强劲,需要大量人力,高素质低工资劳动力资源,相对于世界各国,无疑是一大优势,所以要当作法宝死抱住不放。但现在闹全球经济危机了,今后,内需消费取代外贸出口将成为发展经济的主要动力,低工资显然不利于促进消费内需,“优势”就变成劣势了。再如,参与全球化经济合作,利弊皆有。那么,两者中哪个主要,哪个次要呢?那决定于中国在主要经济合作对象——西方列强心目中的角色定位。当中国是他们的“战略协作伙伴”时,参与其中利是主要的,弊是次要的,因为我们得到的更多是互利和宽容;现在变成“战略竞争对手”了,弊是主要的,利是次要的,因为我们遇到了更多的遏制与损害。又如,工人群众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阶级,但为了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需要,被打压成弱势群体了。强势的领导阶级变成弱势群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得看你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上观察问题。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他们认为是好事,为这个阶级利益服务的经济学家也有一套理论,并且头头是道。让工人们是“企业主人翁”时,他们失去“管卡压”的约束,搞得国企秩序失常,效益低下,甚至债台高筑。(其中原因一言难尽,这里暂不细说——笔者)只有实行私有化产权改革,使他们沦落为雇佣劳动者,受制于资产阶级,企业才能恢复正常经营秩序。果然,改制以后,转衰为盛了。这不是好事吗?但现在好事又变成了坏事,因为雇佣劳动者不可能发挥主观能动创造积极性,导致中国产业低端同质化现象严重。全球经济危机风一吹,中国中小私有企业一下子倒闭四成,侥悻生存下来的,大多也将是王小二过年。不是说私有企业有强大的活力吗,怎么如此弱不禁风?
  中国工人阶级是顾全大局的,尽管沦落为弱势群体,仍然忍辱负重,其前提是希望国家振兴走向富强。但现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条路走不通了,拐点已经开始出现,今后将走上一条衰退之路。以前的所有忽悠之词,如什么“先富带后富,共同富裕”,“建立小康社会”,“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发展水平”等等,都将不攻自破。以吉林“通钢”“7·24”事件为标志,劳动群众的维权意识日益觉醒。他们将重新成为强势群体——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阶级,被共产主义叛徒任意摆布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你可能忽悠于一时,不可能忽悠于一世。老百姓即使都是愚民,当他们感觉到手上碗中的饭越来越少,甚至连饭碗都不保,像“通钢”工人曾经遭遇过的那样,再要他们逆来顺受,恐怕没有以前被忽悠时那样容易了。统治者的噩梦将从此开始,不可逆转地开始。
  还是那句老话:形势比人意强。不论某些统治者多么不情愿,只要亿万群众维护自身权利的抗争,不可避免地此起彼伏地持续不断,社会动乱的噩梦挥之不去,他们不想变也得变。幸好,中国有个得天独厚的条件,这就是毛主席曾经领导过我们,毛泽东思想还深入地存在于广大民众的头脑之中。独立自主,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是他的思想中三大精髓。照他的教导办事,实行起来可谓轻车熟路。社会主义公有制国有企业为什么在“文革”后衰落,其复杂性少有人深入分析。中国政界和学界某些上层人士号错病脉,开出的药方本应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社会主义自我完善范畴内的改革,却饮鸩止渴,搞资本主义私有化。其实,社会主义公有制体制并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他的机制。庸医是怎样诊治的?机制病根不动手术,任其腐化,却将体制好肉割除了。我们则须反其道而行之。只要改革和引进民主机制与竞争机制,公有制经济便会焕然一新,重现生机。其中道理和具体操作方法,请参阅鄙人天下第一工人大老粗所著,根本性质不同于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学,而是为劳动阶级利益服务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的抛砖引玉开荒之作——《国有企业振兴方略——兼论中国实现全民共同富裕必由之路》一书。此书生不逢时,在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社会无用武之地,所以被人们不屑一顾,更不可能出版发行,只在《》网上登载。不过,我相信很快便会时来运转。今后必将陷于滞涨困境而无法解脱的中国某些执政者,长期吃“臭豆腐”终于反胃呕吐,可能不得不改弦易辙,在经济建设中重走社会主义道路,那么,本书就能派上用场了。
  任何一种新生事物都难免幼稚和不完善,甚至错误百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就曾经是这样。只要这个制度实行中在为劳动阶级利益服务这一关键问题上不犯错误,或者犯了错误能及时改正,它就会有强大的生命力。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以效益高低为主要衡量标准,不论宏观还是微观,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替代封建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其特点是上面任命的官僚领导治理企业),诚然是一种进步;同样,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其特点是走群众路线)代替资本主义私有企业,也将是一种进步。传统的公有制企业机制必须改革,除了引进民主与竞争两种新型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机制外,最主要和关键的一点,是职工群众从名不副实加引号的“企业主人翁”,转变为名副其实去引号的企业主人翁。这一转变的根本目的,将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实现充分调动与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创造积极性,从而产生高效益,并按劳公正分配,进而使企业经营运行形成良性循环。中国经济发展所产生的“肥水”,应当主要流入自家田,而不是外人田;要流入劳动大众田,而不是剥削阶级田。若是如此,则能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并不断促进内需消费。总之,中国能否避免经济危机,决定于改革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范畴内的自我完善,还是饮鸩止渴,搞资本主义私有化。
  列位看官!古希腊学者,杠杆原理发现者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起地球。”那是神吹,因为地球是撬不起来的。但它的转动方向,前进还是倒退,咱们中国亿万劳动群众却可能人为地影响与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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