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耀邦：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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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耀邦著
2009年2月初，世界经济正处于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之中，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在一篇题为“全球金融危机”的文章中对新自由主义进行控诉。陆克文先生在文章中说，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对过去30年风靡全球的新自由主义正统经济理论提出质疑，因为这一理论正是各国及全球监管框架的理论基础，却在防止这场经济灾难方面表现完败。”1
确实，在经济危机仅仅数月之后，全球投资者在股票投资组合上距离峰值损失了32万亿美元。不断上涨的房价，之前曾被前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视为“创造财富”，如今已呈直线式坠落。各工业国的失业率不断增长，尤其是在美国，已经有数百万人口下岗待业。在恐惧、困惑和金融恐慌的氛围之下，陆克文先生对新自由主义的控诉自然地得到了全球数以亿计的人的共鸣，后者正遭受着新自由主义的廉价劳动力政策以及近来的金融危机之苦。
令人惊讶的是，第一个对澳大利亚总理评论持反对态度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人，他是一位来自中国的经济学教授，由于全球金融危机，这个国家的数千万工人失业下岗，无数工商企业倒闭。许小年教授来自上海，是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们否认如下论断：“危机是新自由主义和监管缺位的结果”。与此相反，许小年说：“相反，现在是终结凯恩斯主义的时候了，是到了宣告凯恩斯皇帝没有穿衣服的时候了。”2
显然，教授的断言是令人吃惊的，因为它曲解了事实。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自里根政府以来，美国和工业化世界步入了新自由主义时代。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是美国经济出现滞胀现象的结果。滞胀的特征是高通胀，低增长，企业收益和实际工资下降，失业人口增加，经济严重衰退。在很大程度上，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是资本主义制度失败的结果，这正好发生于罗纳德?里根在1980年大选中成功当选美国总统之时。
20世纪80年代也是中国宣布其门户开放政策之时，随着该政策的施行，超过50万名学生被送往美国进行深造。遗憾的是，在这种包含经济领域的深造过程中，指导海外学生的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
1983年，吴敬琏，一位来自中国权威学术机构的著名经济学教授，作为访问学者被派往耶鲁大学。在美国，吴先生花了一年时间学习现代经济理论的本科生课程。他回到中国后，成为邓小平的重要经济顾问。耶鲁大学的现代经济理论课程由经济模式、决策论、博弈论和总体均衡论组成。在西方国家，根据新自由主义的指导，学生们学到的是“‘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自由化，以及跨国公司和海外投资发挥积极作用。”3他们回来后坚定地相信，“效率就是赢利能力和私有化，不平等是缺乏效率的结果”。3
实际上，市场化发生在1984年吴先生回国之后，他协助政府最高顾问起草了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文件。市场化的提议被接受后，吴先生在国务院智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被提升至一个富有影响力的地位。吴先生迅速成为对制定中国经济政策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人物，不久，他成为中国领导人的决策顾问，并参与中国经济政策的讨论。
结果，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变。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错误指引下，中国许多国有企业私有化，导致了经济上的两极分化，贫困的劳动人口上升。这种情况发生在一个曾经被视为世界上最平等的国家。在这个国家，大量工人被解雇，许多人失去了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甚至是受教育的机会。私有化过程中滋生的腐败现象引发了人们的极度怨恨，因为中国官员侵吞国有资产的现象随处可见。腐败随着欢迎外资的政策而进一步恶化，因为跨国公司一向以腐败行为而臭名昭著。
虽然众口鞭挞，但私有化、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和不加鉴别地欢迎外来投资的现象没有减弱。20世纪90年代末期，管理层收购日渐风行，管理层收购就是将国有资产以实际价值的一小部分卖给“关系好的人”或是中国官员。这违反了中国宪法，“2004年，中国对宪法作了修正，明确规定对私有财产进行保护。”4
于是，中国产权改革和通过管理层收购出售国有企业，在2005年引发了一场大论战。这场论战开始于一位来自香港的经济学教授郎咸平，指责管理者和官员通过私有化过程以极低的价格收购国有资产，导致国有资产的流失。然而，另一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北京大学一位学院院长张维迎参与论战，他坚持认为，企业家和公司经理被中国媒体妖魔化，人们应当“善待那些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人。”5张维迎最早主张“双轨制价格”，后者是造成高通胀和腐败的原因。在张维迎看来，中国通过私有化进程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增长，企业家应当受到中国社会的保护和尊重。5
遗憾的是，像张维迎这样就学于哈佛大学并长期脱离中国民众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很容易忽视几千万下岗职工和农民工的困境。这些工人在最悲惨的环境中工作，拿着微薄的工资，还经常被拖欠报酬。显然，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不是与中国劳动人民、特别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民站在同一战线。
随着人民公社的解散和大规模机械化耕作的破坏，中国农民陷入可怕的困境。过度的课税、农业生产成本的增加、医疗服务的终止和基础设施规划的放弃，所有这一切促成了中国农村经济的停滞。结果，许多中国农民无可奈何地离开农村，去城市寻找工作。
中国农民放弃了农田，这些肥沃的土地被侵吞，用于投机性目的的城市房地产开发，这造成了中国农业的灾难。为有钱人和外国人兴建高尔夫球场，预示着中国农业危机的即将到来和过去几十年农业改革的失败。
我们希望中国农业改革的失败能为我们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顾问敲响警钟，从而在中国恢复合作社制度，改变当前路线。现有的成千上万个合作农场都是高度繁荣，它与中国改革者发起的责任制形成鲜明对比，这尤其令人深思。遗憾的是，简言之，我们的新自由主义经济顾问给中国农业危机开出的药方就是，“将国家的农田集中起来，让少数农民耕种。”6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林毅夫曾就读于芝加哥大学，芝加哥是新自由主义的摇篮。按照林毅夫的观点，中国农业的良方和“缩小城乡差距的最重要办法就是减少农村人口，将农村的大量劳动力转移出去。”7
不幸的是，快速城市化政策和中国农业改革的失败早已将中国环境置于失修的状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林毅夫无视中国的特定国情，主张加强城市化进程，并举例说，美国和日本的农民在全国总人数中所占的比例不超过2%到4%，中国应当以这些国家为榜样。其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赞同完全私有化，因为以效率为名义，土地将集中在少数农民的手中，他们是大型生产者。其结果是，数以亿计的农民没有土地、没有工作，生活贫困，就像革命前年代的被剥削者一样，游走于中国的城乡之间，这种阴影将很快在中国成为现实。这显然是酿造不稳定的药方，也是革命性变革的诱因。7
像林毅夫这样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过去15年一直规划着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却提出如此不成熟的解决之道，这令人难以置信。林教授与吴敬琏先生没有什么区别，后者被美国作家劳伦斯?布拉姆（Laurence Brahm）视为中国“经济学之父”，因为“他的言论是中国改革蓝图”。8
对中国来说遗憾的是，吴先生及其破产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已经“影响年轻一代的经济学家，他们如今在政府中位居高位，这其中包括中国中央银行行长周小川和中国大型主权财富基金董事长楼继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吴先生也自称是“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者”。8但是，人们应该提醒他和中国其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让他们解释如何调和社会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因为在现代政治和经济哲学中，二者是相互对立的。
事实上，新自由主义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自由贸易、金融自由化和解除管制的政治哲学。它已经将美国工业经济转变为赌场资本主义。由于经济危机和金融灾难，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已经丧失信誉。显然，对吴敬琏先生来说，中国的情形也不是很好。吴先生及其同僚所主张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结果是，西方跨国公司日益控制中国经济的关键部门，与之同时，中国公司在美国的经营遭遇强有力的抵制。吴先生已经失去中国人民甚至是中国最高领导层的信任。他在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时开始诉苦。虽然吴先生在中国经济改革时期是朱镕基和江泽民的顾问之一，但如今他断然指出，“政府倾向于干预市场；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低效的垄断；还有裙带资本主义”。8
遗憾的是，吴先生并不了解：在拉丁美洲，西方跨国公司控制的国有垄断部门私有化，只是导致服务费用的上升和公共设施的减少，从而使国内产业和全体人民，特别是城镇穷人处于不利地位。
虽然腐败是吴先生经济改革所不可避免的结果，但他没有说到这点，而是将之归咎于中国领导层的错误。他呼吁建立大不列颠模式的民主，要求中国必须进行政治改革。8
中国学者，尤其是在中国经济改革决策中扮演主要角色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呼吁在中国建立大不列颠模式的民主，这说明他们完全无视现实。在亚洲，印度和巴基斯坦所采取的大不列颠模式的民主以及美国强加给菲律宾的民主化都已经遭受完败。这些亚洲国家的政治经历清楚地说明，没有经济平等，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甚至在美国选举中，美国政治也已经受到金钱文化的腐蚀，美国选举结果证明了“一人一票表决权”的传统观念完全是一种谬论。
结果，作为亚当·斯密经济自由主义产物的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后期成为挽救日益崩溃的资本主义的末路尝试，却得到了极少数中国知识阶层的拥护，这些人错误地将其视为最先进的现代经济思想。在没有经过任何公开和私下讨论的情况下，这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就向中国决策者建议，唐突地在中国实施那些给中国工人阶级利益造成极大伤害的政策。他们的行为同样违背了中国宪法和国家利益，破坏中国的社会主义根基，将给中国未来造成难以预计的后果。
Notes:
1. Rudd, Kevin: “Global Financial Crisis,”The Monthly, February 4, 2009.
2. Calick, Rowan: “Chinese give Kevin Rudd less on neolibralism,” The Australian, June 19, 2009.
3. Petras, James: Rulers and Ruled in the U.S. Empire, Clarity Press 2007, P. 155.
4. Cheng, Eva: “Resistance against capitalist restoration in China”, Green Left.
5. China.org.cn: “Revamp Rules to Promote Equality” .
6. Weil, Robert: Red Cat. White Cat, Monthly Review, 1990, P. 79.
7. Wen Dale: “Globalization, Inequality, Poverty,” The New Rural Reconstruction Movement in China, November 2006.
8. Barboza, David: “Mr. Wu keeps talking,”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6, 2009.
http://www.wyzxsx.com/Article/Special/wujinglian/Index.html
马耀邦：中国的外国说客
：马耀邦
20世纪80年代，在邓小平宣布中国实施对外开放政策时，外国说客或美国公关公司在中国开始出现。中国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加速了游说活动，2001年中国准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更是如此。
确实，正是在2000年，中国通过了一项禁止使用加密技术的法规，西方跨国公司的游说努力就变得尤为明显。加密技术广泛地使用于摩托罗拉手机、英特尔微信息处理器和微软公司的电子邮件程序等此类产品。西方跨国集团和日本公司对此极力反对，因为其商业利益由于这项新的中国法规而受到威胁。因此，他们游说他们的政府向中国施加压力。当时中国正希望加入世贸组织，在这种敏感时期忙于加强与美国的谈判，并最终屈从了压力，修改了这项法规，仅仅对十分特别的敏感产品做出限制，从而满足了跨国公司的要求。1
这一影响中国决策部门起草法规的成功事例开启了西方游说集团的新篇章。在西方人看来，它首次意味着，在中国，任何影响他们集团利益的法律都是可以修改的。最令人吃惊的是，西方游说公司开始雇佣前中国政府官员，或是向中国官员提供私人好处，培养与他们的关系。其他经常使用的接近官员之方法包括，向政府部门的研究机构捐款，雇佣中国研究人员与政府官员联络，以及雇佣高级官员的孩子，以实现他们游说的努力。1
近年来,西方国家在中国建立的商会和贸易协会都从事上述游说政策。西方跨国公司总是向他们的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政府进行政治游说，从而获得他们所期望的结果。最著名的政治游说机构是美中贸易委员会（United States-China Business Council），它囊括三百多家美国跨国公司，其中有波音、菲利普莫里斯美国食品烟草公司（Philip Morris）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美中贸易委员会甚至聘请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对他们在中国的努力给予帮助。
美国大企业在中国的主要议程是，开发中国市场，保护美国在中国的投资。它通过其代理机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商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事宜。其首要目标是推动中国实施“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同时大幅削减关税，改变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本质，因为“这个国家在经济上对外国企业在中国的经营设置了重重障碍。”2
巧合的是，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1996年的指导文件对中国的要求，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有着极为相似之处。其中包括：
——贸易权。“外国具有无需经过贸易公司，也无需在中国进行投资，就直接在中国市场进行销售”的权利。
——取消电子产品、汽车、机械设备和化学品等“支柱产业”产品的进口禁令。
——取消外国投资者的差别税以及对本国企业的补贴，不允许实施进口限制。取缔有关合资的种种限制。
——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有权使用司法救济和预先禁止令”。2
对美国跨国公司来说，中国的世贸组织会员资格意味着经济自由化。对于中国，着手体制改革和转变政府职能，重视市场和民营企业的作用，是绝对必要的。然而，这些都是美国跨国公司单方面的要求，它们直接违反了中国的宪法，公然侵犯了中国的主权。
美国跨国公司完全有着他们不可告人的动机。对石油大鳄雪佛龙等个别美国公司来说，他们关心的是在中国的陆上勘探机会。对美国汽车公司来说，合资要求和高税收显得“有点麻烦”，但他们最关心的是中国应当像美国一样掏空存款以刺激汽车需求。为了将中国转变为汽车消费型社会，中国应当修建公路、停车场等基础设施以容纳高交通量，尽管大多数中国城市已经存在污染问题。2在中国世贸组织成员资格上强加的条件确实迎合了1996年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政策文件，中国签署了国际贸易史上最不平等、不公平的协定。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协定的细节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帝国主义列强在19世纪通过侵略战争和炮舰外交从征服中华民族中取得的东西，如今美国大企业集团借助美国政府贸易代表通过施压和威胁同样取得了。令人惊奇的是，谈判时最重要的武器之一竟是威胁从中国撤回外国投资。而且，美国跨国公司在处理其与中国的关系时一而再地使用这种威胁方式，中国劳动合同法的起草过程充分说明了美国资本的贪婪本质。尽管中国2007年起草的劳动合同法并没有给中国工人提供一个独立工会或罢工的权利，外国公司还是竭力表示反对，认为它给了工人太多的保护。
在中国，由于集体农庄的解散和国营企业的破产，民工和城市工人正逐渐丧失他们的正当权利，甚至是最基本的救济金。为了应对工人的不满，劳动合同法草案给工人提供了适度的保护。遗憾的是，美国和其他外国公司还是坚决阻止这些极其细微的改进。他们“发出不加掩饰的威胁：如果这部法律得以通过，外国公司将离开中国。”2他们抱怨，这部拟议的法律使他们难以解雇工人，他们希望保持当前的劳动环境，在这种环境里，他们能够最大限度地剥削中国工人。虽然雇佣合同是西方规范的劳工实践所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中国的外国企业“单方面希望给所有工人提供报酬和工作条件时无需签订合同。”2同时，在中国经营的西方公司反对工人的工作调动，这特别体现于如下条款,“用人单位可以向改变工作的劳动者寻求补偿损失”。2他们还威胁称，拒绝向中国引进新技术。总的来说，西方跨国公司想要继续保持中国的工作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人们没有就业保障，雇主可以不加区别、不分工作履历地随意解雇工人。最重要的是，他们害怕一旦给予工人有限的权利，工人将要求得到更多权利，甚至组织独立工会以行驶他们的基本权利。2
经过大量游说之后，西方跨国公司说服中国官员按照他们的方式修改劳动合同法，因为他们声称，这部新法律“将使他们在中国的贸易成本过于昂贵”。3按照上海复旦大学赵可金的看法，其理由之一就是：“大量游说款流进了个别官员的口袋。”“除了直接的贿赂之外，一些游说组织将高层官员的朋友列入公司的工资名单之中，或是为官员奢华的海外‘培训’买单。”3
除了中国高层官员之外，中国学者是这种游说策略中的另一关键群体，因为他们是参与起草法律的智囊团成员。此外，美国跨国公司喜欢利用高声望的前美国官员在最顶层进行游说。这些官员中的明星人物有基辛格、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以前是老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如今是高通公司移动电话销售业务代表）、前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里德?亨特（代表硅谷的利益），前华盛顿州长和奥巴马政府的商务部长骆家辉（代表微软和星巴克的利益）和唐纳德?埃文斯（2001年至2004年担任小布什政府的商务部长，如今受雇于金融服务论坛）。金融服务论坛是由美国最大的17家金融机构的执行总裁组成的团体。该论坛成立了接触中国联盟（Engage China Coalition），这是由9家金融贸易协会组成的联盟。接触中国联盟要求中国开放金融市场，他们渴望在中国市场扩张金融服务业的规模。4、5、8
2007年之前，中国对外国持有中国银行股权的最高限额是25%。中国工商银行在美国成立一个分支机构都存在困难，而埃文斯先生竟厚颜无耻地游说中国解除所有限制，允许外国百分之百地控股中国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4
我们应当指出，外国接管中国金融服务业对中国来说是悲哀的，因为外国资本将控制中国的国内储蓄和中国工业部门的信贷。辛勤劳作的中国人民的储蓄将通过金融操纵而被挪用，并流入中国非生产性的投机部门，就像美国的赌场经济一样，最终导致债务激增、金融噩梦和经济危机。
在这方面，按照中国银监会上海银监局局长阎庆民的说法，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希望花旗集团更多地参与中国业务。这非常令人吃惊。6人们可能会问，鉴于美国金融体系暴露出的掠夺性和腐败性，特别是花旗集团在全球的举动，中国决策者还希望追赶和拥抱烂透了的美国金融体系，并让中国病魔缠身吗？
实际上，外国游说对中国起草法律的影响，是中国拥护全球化和中国门户开放政策的必然结果。在力促中国迎头赶上和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过程中，中国官员和学者正受到强大的西方跨国公司渗透性影响的腐化。中国很快会追随美国的步伐，“在美国，买卖双方对立法和联邦政策的影响不断增强，这已经成为共和党议会和白宫领导的华盛顿的特征”。7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我们经常听到中国领导人宣布，中国即将站起来了。遗憾的是，除非中国领导人有勇气清洗中国政府高层中那些自私自利的腐败分子和学者（这些人已经长期与大多数中国人相脱节），否则，外国资本的游说和影响将会继续，中国将丧失主权，因为一个主权国家决不允许其法律被外国人篡改。西方资本很快将控制中国经济所有的关键部门，中国将成为美国的经济和政治殖民地，重回一百多年前她所处的位置。这对中国来说是悲剧性的。
注释:
1. Loewenberg, Samuel: “The gentle art of lobbying in China”, The Economist, February 15, 2001.
2. Weissman, Robert: “The China Lobby Campaign for Two-Way Trade with China”, Multinational Monitor, June 1997.
3. Bercher, J. Smith, B. Costello, T.: “Multinationals to China: No New Labor Rights”, Multinational Monitor, May 16, 2007.
4. Cha, Ariana Eunjung: “As China opens, U.S. Lobbyists Get Ready to Move in,”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2, 2007.
5. Engage China.
6. Areddy, James T.: “China Wants Citigroup to Expand,”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30, 2009.
7. Drew, Elizabath: “Selling Washington,”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 June 23,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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