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元元与其说是被贫困还不如说是被缺乏大爱精神的大学给逼死了。贫困并不可怕,但缺失大爱精神的大学对贫困生所表现出的冷漠与歧视,才是最致命的一击。
30岁,正值青春最宝贵的年华阶段,研究生杨元元却选择离去,让人感叹生命原来是如此脆弱。是谁逼走了一个活生生的生命?贫困?错了,世界上比杨元元贫困的人不知有多少,他们并没有选择离去。其实逼走杨元元的罪魁应该是缺乏大爱精神的大学!一个面对自己的贫困学生却表现出如何冷漠与歧视的大学,使它的学子产生绝望,这才是压断杨元元的最后一根稻草,使她痛下决心离开这个冷漠的世界。
一个大学,如果没有大爱的精神,就失去了灵魂。唯以大爱精神导向下的大学精神塑造,才能培养出健全人格满足社会需要的人才。目前正是由于我国大学的大爱精神缺失,才导致如何多的怪现象,包括对学生一刀切的收费机制、对贫困研究生的救济机制缺乏等。大爱精神的缺乏,与此相对应的配套机制也就跟着缺乏,包括“防贫墙”机制根本不存在,使大量贫困学生被阻档在上升空间之外。贫穷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与贫困相伴的冷漠与歧视,尤其是一线管理人员,包括那个看楼的最基层管理人员,其素质其语言,有时研究生们真的无奈。这些人一般都是后勤部门的各类关系户,素质低下,语言粗鲁,态度粗暴。杨元元在与他们打交道时,明显被伤得太重。当然背后的真正罪魁是学校僵化的管理制度。
杨元元在大学本科毕业5年后才最终还完本科念书的所欠款,这就是中国大学奇特的逻辑,说大学收费是与国际接轨,但美国的公立大学学费极低而私立大学对收入低于平均数的家庭子女上大学不但不收费还给奖学金等等就给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前些年经常能够看到类似的新闻报道:读到农村贫困家庭由于孩子考上大学家长筹集不到足够的学费,只好以自杀来表示自己对子女的愧疚。这种类似的悲剧一直上演,本身说明乱收费机制以及由此而定的一刀切规定早该到了被否决的时候了。
杨元元是一个好学生,她其实并没有被贫困所击倒,她还有一颗向上奋斗的心。考上研究生却并不回避责任,承担照料病母的重任。这样有孝心的子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是极难得的,对学校与社会来讲应该是一笔财富。如果上海某大学有大爱的精神,或者从为人女为人子的角度,哪怕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也不会再以那些所谓的僵硬管理制度为借口,从而堵着了别人的生路。因为毕竟一个大学,象杨元元这样如此艰难又贫困的学生也并不特别多。一个宽容的环境就有可能留着一个活生生的生命,而看报章上的跟踪报道更让人痛心,该大学当局的委派的谈判者一直在反复地推托,没有承担其应有的责任,让人对该大学产生彻底的绝望!
正是因为大学缺乏大爱的精神,才使大学变成了名利场,使大学饱受社会的诟病。如果一个大学具有了大爱的成份,以学生利益为最高导向,各种方便学生扶持学生的机制才有可能真正地应运而生。而缺乏大爱的大学,则必然会产生各种千奇百怪的规定,而正是这些奇怪的规定,才使我国的贫困生上升空间大大压缩。 到头来,还得这个社会来吞下这个恶果!
具有大爱精神的美国大学为贫困家庭筑起的“防贫墙”值得我们学习。
近年经常读到谁谁家的孩子拿到美国名校的录取通知书,还有大额的奖学金,足够孩子四年上学用的了.美国有一套特别值得学习的贫困生源救济制度,并没有搞一刀切政策,对于那些家庭收于低于一定水平的学生学费全免, 建立完善的免学费制度,如“资助贫寒学生的需求奖学金(Need-Based Scholarship)”,让贫穷家庭的孩子能够上得起学这种制度使穷人家的孩子足可以保证能够上得起大学。这种奖学金以一种复杂的计算方法,算出学生家庭的年总收入、资产,得出学生家庭有能力承担的那部分数额,将学杂费用减去学生家庭这部分数额,就得出了应该发放给学生的需求奖学金的数额。实际上,这种奖学金是给家庭有困难的学生提供的助学金,也就是“助穷金”。比如奥巴马当初在COLUBIA UNIVERSIYT上大学的时间,估计得拿全额奖学金,因为妈妈单身一个带他,经济上一定入不敷出。
近年来,美国部分顶尖大学掀起一股加大对美国中低收入家庭学生资助,并大幅度提高中等和中上阶层家庭学生助学金的热潮。自2007年12月10日哈佛大学率先推出教育补助计划至今,包括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杜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加州理工大学等精英学府在内的24所著名私立大学相继跟进,也陆续宣布了类似的学生补助计划。
传统上,长青藤盟校的举动往往具有引领和示范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以哈佛大学为首的长青藤盟校掀起的这一波热潮将对美国高等教育产生强烈和深远的影响。
英国人也这么样了 。
英国政府希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人人平等,因此,经常向一些被认为专注录取私立学校学生的有名大学施压,要求它们多收录来自贫穷家庭的孩子。英国著名学府牛津大学在于2006年改革招生制度, 让更多的公立学校和贫困家庭的学生入学牛津,以招收更多贫困家庭的学生,并为他们提供必须的学生费用。
如何塑造大爱精神,为我国高校的贫困生巩起“防贫墙”值得决策层深思。
(郑风田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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