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日新：也同“吴（敬琏）市场”谈《从计划到市场》

也同“吴（敬琏）市场”谈《从计划到市场》

（删节版）

刘日新

《从计划到市场》，这是世界银行“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的书名。世行在这里用的是大概念，“计划”即计划经济，也就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市场”即市场经济，也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报告开宗明义说：社会主义各国的改革，是从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转轨”。（见该书第1-3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世行这里说的所谓“转轨”，反映了西方普遍的看法，用我们通俗的话说，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现在我借用世行的这种提法，同西化派即资本主义改革派论战。
本人真是“三生有幸”，过去同三个著名西化派学者高尚全、厉以宁、吴敬琏均有一面之识，现在又背靠背打起笔墨官司来了。本文题目就《从计划到市场》与“吴市场”交锋，其所以叫“也”谈，是因为我在2006年9月28日，写过一篇《计划经济不容否定》的文章，同高尚全谈过这个问题。2009年2月10日，又写过一篇《不许污蔑计划经济》的文章，同厉以宁谈过这个问题。（两文均在互联网上发表过。《计划经济不容否定》一文，新华网强国论坛还转载过，转载时用文内的小标题《社会主义国家搞计划，天经地义》作为大题目，更加醒目了。两文现附录于刘日新著《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讲义》小册子中。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09年）现在又写这篇文章，要同“吴市场”交锋了。

我和“吴市场”曾有一面之识，时间大概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他已经从维护计划经济转变为信奉市场经济了，但还要宏观调控，与主张完全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人不同。记得当时有一批年轻人经常四五个人联名发表文章批他，走到哪里追到哪里，使他很伤脑筋。那时情况不像他现在的文章描述“吴市场”的市场化改革，似乎是关公“过五关、斩六将”的英雄气慨，而是有点像“走麦城”似的。一个夏天，他在青岛召开会议，向我们国家计委计划经济研究中心发出邀请。国家计委是从事宏观经济管理的。中心同志经过商量，决定派我去参加会，但只限于支持他的宏观调控，不涉及其他观点。因为他在文革时期的表现，略知一二：什么“我们的后台官小权大，你们的后台官大权小。”他们的坏头头与计委的坏头头打得火热，率领他们的队伍把矛头指向周总理。现在虽然不追究这些了，但我们还是存有戒心的。我表明来意，支持他要搞宏观调控的观点。吴笑脸相迎，甚表欢迎。
2009年“吴市场”在《财经》杂志第20期发表《中国经济六十年》，长篇大论的内容主要是讲改革的。经过他的三段论法（上、中、下三篇论述），认为市场化改革已经取得辉煌成绩，今后只要继续按照“吴市场”鼓吹的改革方向和道路走，在未来30年会续写辉煌。看了全文，感到东拉西扯，杂乱无章，有许多问题需要批驳。但限于时间，只就下面几个重要观点与“吴市场”交谈，请广大读者评论。因本文较长，且将内容列目次如下：
一、“吴市场”现在宣扬的改革观，不如世界银行《从计划到市场》一书客观公正。
二、中国《从计划到市场》，起决定作用的是高上层领导，“吴市场”不过是下层“体制外”的一个起步较晚的西化派吹鼓手而已。
三、“吴市场”现在宣扬的改革观，正是他二十多年前批判过的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的翻版。
这里第一部分，主要是将“吴市场”的观点，与世行的观点两相对比，略加批驳，较为简单。第二部分，中国《从计划到市场》变革，决不是“吴市场”描述的那样似是而非的历程。这里要把我所知道的中国高上层领导的不同观点、及相互交锋的情况加以系统化，并将他们带动下面开展起来的中国改革几场波澜壮阔的斗争反映出来。这部分占的篇幅要大一些。第三部分，也比较简单，因为“吴市场”现在所在的营垒，正是他当年批判过的对象。而且广大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对“吴市场”近年来的表演心中有数，所以不用多费笔墨。下面且慢慢道来。

一、“吴市场”现在宣扬的改革观，不如世界银行《从计划到市场》一书客观公正。

众所周知，世界银行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垄断资产阶级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它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制度，当然是持反对立场的，但并不是简单地予以否定了事。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上出现和存在已经几十年了，计划经济曾经取得举世称颂的辉煌成就，对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世界历史的进步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在各国广大劳动人民心中留下了美好的深刻的印象。简单否定不但无济于事，适足暴露自己的愚蠢而已。
世界银行《从计划到市场》一书开头说：“1917-1950年间，占世界总人口1/3的国家退出了市场经济的舞台，并进行建立另一种经济制度的试验。”最早是俄罗斯东欧国家，“随后是中国、北朝鲜和越南…它们进行了大量的努力，对生产进行集中控制，并通过计划的方式分配所有的资源。这项巨大的试验改变了世界政治与经济的版图，确定了20世纪的大部分进程。”还说：“计划制度曾经取得相当巨大的成就。这些成就包括：产出增加，实现了工业化，向全体人民提供基本教育、卫生保健、住房及工作，而且似乎不受30年代大萧条的影响。收入的分配相对公平，广泛的（或者说低效率的）国家福利使每个人都能享受到基本的商品与服务。”（该书第1页）这一段话尽管有的不准确，带有一些偏见，但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客观公正，符合实际的。
下面且看“吴市场”怎么说的。他在《中国经济六十年》文章的开头，把中国今天的成就全记在他的“市场化改革”的账上。他说：“在过去的60年，我们的国家始终是在应对挑战的努力中度过的。正是因为有市场化改革对于严峻挑战的成功应对，才有了今日的辉煌。”对比上面世界银行较为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话，发现“吴市场”未免太狂妄、太自不量力了，把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及以后在此基础上取得的巨大成就，均归之于“吴市场”的市场化改革，简直是贪天之功为己功，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
建国后，中国的经济进入恢复时期。刚解放，全国人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满怀当家作主的爱国激情，发挥冲天的革命干劲，用三年时间把我国经济恢复到抗日战争前的最高水平。当时主管经济建设的中央领导人陈云说：“三年恢复，赶上蒋介石二十二年。”（《陈云文选》第三卷第366页）几亿中国人无不欢欣鼓舞。而“吴市场”则抱着另一种心态，却说“胜利也有它的阴暗方面。”具体有哪些阴暗方面，他没有展开细说。
对“一五”计划及以后时期的计划经济，“吴市场”又是怎么看的呢？他说：“在匆忙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建立的苏联式的集中计划体制，非但没有进一步激发人民大众的创造热情，相反形成了毛泽东故主席所说‘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缺少生机与活力的局面。于是改革就提上了日程。”这一段话存在许多问题：有的被不懂历史的“体制外”的“吴市场”抹杀了的事实，需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有的被他肆意否定了的计划经济的巨大成就，需要进行否定的否定，重新明确这些成就；有的站在敌对阶级立场上进行的造谣污蔑，需要严肃加以批判。
 首先，必须告诉“吴市场”，我国的计划工作不是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才开始的，事实上在恢复时期就开始了。对我国经济建设稍有研究的人都知道，从1950-1952年就搞了三个“年度控制数字”，实际上即简易的年度计划。有的重要指标，是周总理提出的。（具体参见刘日新著《新中国经济建设简史》第6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任意否定这些史实，只暴露自己的愚昧无知吧了。
1953年起我国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五十年代我国的计划体制，并不是照搬苏联模式。当时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总的要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要求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联系，苏联经验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当时经济计划工作的中央领导人陈云曾经指出：“即使那时，我们的经济工作也是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办事的，没有完全套用苏联的做法。”（《陈云文选》第三卷第337页）
“吴市场”说的，是完全不了解实际情况，加上自己的偏见。据我当时的亲身经历和以后的研究，那时中国的计划体制，有着与苏联的计划体制明显不同的特点。简言之，一是中国计划体制集中的程度比苏联低得多；二是计划的方式并不是单一的指令性计划。当时有着多种多样的计划方式，如直接计划，间接计划，还有估算性计划，等等。（参见我为国家体改委《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书所写的《计划管理体制改革》一章，刘日新著《新中国经济建设简史》第八章，第134-148页）
“吴市场”抹杀我国“一五”计划及以后时期计划工作取得了成就，是愚蠢的，是不能容忍的。大家知道，“一五”计划（1953-1957年）的基本任务是实现“一化三改”，即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建立对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建立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依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到1957年“一五”计划胜利完成。工业平均每年增长18%，农业平均每年增长4.5%；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43.1%，提高到1957年的56.7%，建立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1956年，出现农业和手工业合作化的高潮，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社会主义改造提前完成了任务，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当时全国各地人民群众包括资本家也敲锣打鼓，上街游行，欢庆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取得的重大胜利。几亿人民如此斗志昂扬，热火朝天的局面，“吴市场”却说是冷冷清清，缺乏生机与活力，简直是一个冷血动物！
1974年1月拟订的计划经济时期最后一个五年计划“五五”计划（1976-1980年），届时胜利完成，实现了高标准的工业化，我国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我国进一步实现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五五”计划完成的1980年，我国产粮6411亿斤，人均653斤，基本上解决了近十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这是中国历朝历代政府都没能解决的大问题。美国的国务卿艾奇逊曾藐视地说，共产党也不见得能解决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的吃饭问题，但他的预言终于破产了。1980年我国产钢3712万吨，相当两个苏联卫国战争前1940年的钢产量（1832万吨）。当年苏联凭借那些钢铁，打败了一个武装到牙齿的法西斯德国。由此可见，“五五”计划完成时，我国的工业实力和国防实力达到多么强大的程度！
还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依靠钱学森、屠守锷、孙家栋等科学家的爱国心和智慧，毛主席、周总理、聂荣臻等中央领导人的坚强领导，国民经济计划和科技计划的精心安排，和广大工农兵群众的大力支持，我国发射了“两弹一星”，大大增强了我们的国防能力，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使帝国主义再也不敢藐视新中国了。
对“五五”计划取得的这些成就，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予以充分肯定。邓小平也说：“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没有取得过的进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7页）
“吴市场”对这些伟大成就，抱什么态度呢？他却完全站在哈耶克新自由主义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立场，怀着阴暗的心里，用南宋李清照的《声声慢》词句：“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来形容当时的局势，是什么“缺乏生机与活力的局面。”这岂不是“吴市场”借用李清照词作的国破家亡之恨，来发泄自己内心的私愤，咒骂计划经济取得的伟大成就，哭丧自家失去了的天堂？否则，怎么会使用如此沮丧、如此悲悲切切的语言呢？
这里还应当指出，“吴市场”把李清照这首著名的七对垒字的《声声慢》词句，说成是“毛泽东故主席所说”。我一看就发现这不对。怕记忆不准，查对了几本《宋词选》，核实这首传颂八九百年的名词确系李清照所作无疑。又翻阅了多本《毛泽东诗词集》，没有见到毛主席填过《声声慢》这个词牌；也查阅了那段时间毛主席谈论经济形势的文章和讲话，没有发现他在哪一篇里引用过这些词句。不知道这些情况的人，很可能会误信“吴市场”的话，上当受骗，真以为这是毛主席说的。“吴市场”利用这首名词七对垒字，来贬损计划经济时期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否定那段时间热气蓬勃的局势，真是心狠手辣，歹毒之至！而且把这些词句说成是毛主席“所说”，更是别有用心。这到底是“吴市场”对古典诗词的愚昧无知，信口开河；还是故意张冠李戴，嫁祸于人呢？我深信，毛主席是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人民的领袖，绝对不可能对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的高潮、及其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冷嘲热哄、泼冷水的。如果是故意嫁祸于毛主席，那就暴露“吴市场”其人，手段不是太卑鄙，品格不是太低劣了吗？
二、中国《从计划到市场》，起决定作用的是高上层领导，“吴市场”不过是下层“体制外”一个起步较晚的西化派吹鼓手而已。
“吴市场”在其近作《中国经济六十年》，关于中国三十年来的改革历程，按照他市场化改革的理论观点，凭采取的所谓的主要改革措施，概括为分权型改革、增量改革、全面改革三个阶段。显然，这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把诸多改革措施加以拚凑为我所用，按我的主观需要来划分，是典型的实用主义。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胡适从美国的哲学家杜威那里贩来“有用即真理”的实用主义哲学。这种哲学用到历史研究，正如胡适的一句名言：“历史好比妙龄少女，爱怎么打扮就怎么打扮。”显然，从“吴市场”的文章看，他是信奉和履行这种哲学的。
我与“吴市场”的归属相对应，与他属“体制外”不同，应该算“体制内”的下层工作人员。根据多年参与改革的亲身经历，深刻体会到中国改革开放，《从计划到市场》，从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是高上层领导决定的，而不是“吴市场”一类精英学者研讨论证出来的，他们只不过是一群御用学者、吹鼓手而已。
改革开放不久，我发现高上层领导对《从计划到市场》的分歧，逐步暴露出来。现在领导人的文选已经出版，一些大秘书的回忆录也陆续发表，过去我们不大知道的内部的这种分歧，现在越来越清楚地公开摆在大家面前了。“吴市场”无视这些重要的史实史料，只凭自己的主观忆断，按照实用主义哲学编造出一套改革的历程。我对此不大感兴趣。下面且回顾高上层领导在《从计划到市场》这场斗争中的几个大的回合，有的可以说是非常激烈、火药味极浓的。
首先，谈中国高层领导《从计划到市场》如何迈步向前的。
……
对比中苏两国的改革历程，苏联在《从计划到市场》，修正主义篡党夺权，直至资本主义全面复辟，亡党亡国，从上到下公开站出来说话的不多，正是“万马齐喑究可哀”。中国人则不同，当看清面貌以后，他们立即公开表态。下面且看高层领导，在《从计划到市场》几个大的斗争回合中的较量。

1、关于姓“资”、姓“社”的斗争

不问姓“资”、姓“社”，是资改派的一贯思想。
陈云针锋相对，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公开表态说：“我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是搞社会主义的。现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陈云文选》第三卷第350页）他甚至在中央全会上针对那种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错误观点，批评说：“有些人看见外国的摩天大厦、高速公路等等，以为中国就不如外国，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根本制度比资本主义优越得多。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有百万富翁，但他们的财富是剥削劳动人民得来的。资本主义必然被共产主义所代替，这是无可改变的法则。现在世界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这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铁证。我们可以充满信心，高呼：社会主义万岁！共产主义万岁！”（《陈云文选》第三卷第332页）言辞如此激烈，斗争不是有点白热化了吗？
2、关于 “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斗争。
陈云在1979年3月8日写了《计划与市场问题》提纲，指出：“计划工作的规则：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思想来之于以马克思。”“在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在一个国家胜利以前，马克思就设想过社会主义经济将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这个理论是完全正确的。”又说：“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1）计划经济部分，…（2）市场调节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陈云文选》第三卷第244-245页）这里提出的社会主义要实行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观点，1982年党的十二大采纳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方针。

社会主义要实行计划经济，对马列主义者是常识，对西方经济学者也已形成共识。这里不多讲了。（具体可参见我在《计划工作手册》集录的“革命导师关于计划经济的若干论述”，共计20页语录。此手册由国家计委编著，陈先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4年，内部发行20万册。）
如果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按其秉性生来就是有计划的，那是完全错误的。马克思主义早就指出，资本主义单个企业有计划，但整个社会是无政府状态的。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存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69页）试问资本主义国家什么时候才开始搞计划的呢？那是资本主义存在两百多年后，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取得了巨大成绩，资本主义发展遇到了困难，客观情况迫使资本主义国家学社会主义国家搞计划。如美国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危机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应运而生，美国开始学苏联搞计划，实行宏观调控，并开辟田纳西州作为搞计划的试验区。法国在四十年代，戴高乐走第三条道路，既不照搬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也不完全学苏联的计划经济，于是设立国家计划署，开始在私有制基础上搞国家计划。日本在五十年代，也学苏联、中国搞国民经济计划。韩国在六十年代，也学社会主义国家搞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但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计划，与社会主义国家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特别是实行指令性计划，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抹杀这些理论上和事实上的区别，笼统的说，社会主义有计划，“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是十分错误的。
其次，在逻辑上讲，计划和计划经济、市场和市场经济，是两组内含和外延不等的概念。如果说，计划和市场，是发展经济的方法；而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则是两种经济制度。将这两组概念等同起来，加以对换进行推理，这是犯了形式逻辑学偷换概念的错误。对此且不多论，只着重观察《从计划到市场》的改革方向。
应当强调指出，我在本文开头引用的世界银行的话：“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制度”，这是西方普遍的观点。而英国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甚至进一步诠释说：“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是同义词。”（参见〔英〕∙戴维∙W∙皮尔斯主编《现代经济学词典》第55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这就是说，他们认为，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制度。西方经济学的这些观点，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列主义者也是承认的，因为它符合实际。

第二，下面再谈中国上层领导《从计划到市场》的几场斗争。
1、赵ziyang说，改革就是要改掉计委。
总设计师册立的几个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急先锋，在内部和公开场合发动了几场《从计划到市场》咄咄逼人、声势不小的斗争。首先是内部的斗争，一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据知情人透露，大体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有一次，赵ziyang总理在国务院对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姚依林说：改革是干什么的？就是改掉你们计委的。你要自己出来说。姚依林是老共产党员，是一个领导“一二九运动”的老革命，懂得计委搞计划经济，是按马克思的理论办事的，没有理赵ziyang的茬。（这是鲍彤这个赵ziyang的大秘书前两年说出来的）。
大体就在此前后，国家计委领导向赵ziyang总理汇报，说经济发展和改革，近期的方针政策以党的十二大为准（主要指“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长期的方针政策以《宪法》为准（主要指坚决维护公有制）。赵ziyang感到这违背了他的意志，气急败坏地说：你有十二大，我还要开十三大呢！你有《宪法》，我还要修改《宪法》呢！如此蔑视党纪国法，这不是他的走资派面貌凶相毕露吗？
这里有必要紧接着讲一下1987年十三大报告有关《从计划到市场》的一句话，这一直是二十多年来党内外群众的一个不解之迷。赵ziyang在十三大报告中说：“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见《十三大文件汇编》第12页）当时许多人向上反映，这句话不好理解。因为迄今为止有过三种商品经济：简单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商品经济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依附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商品经济。马克思说：“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极不相同的生产方式都具有的现象，尽管它们在范围和作用方面极不相同。因此，只知道这些生方式所共有的抽象的商品流通的范畴，还是根本不了解这些生产方式的不同特征，也不能对这些生产方式作出判断。”（《资本论》第一卷 上 第133页〔注73〕）
赵ziyang在十三大的说道，对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是一句文理不通的话。当时学习十三大报告时，群众向上面反映这个问题，没有人能解释清楚。现在据知情人透露：马洪问赵ziyang，你说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有什么区别？赵回答，两个说法，一个意思。商品经济是不可逾越的阶段，是要搞一段市场经济，也就是要“搞一段资本主义”。说成了一句不明不白的话，但也正好这样才能蒙蔽群众。
2、1984年中央和国务院批发的两个文件，并不十分符合走资派的意图。
1984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头按照赵ziyang的意思，讲了一段：要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批评了过去受“左”倾错误（“吴市场”更是说是“极‘左’路线”，这是修正主义分子对前三十年执行的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污蔑）的影响，形成了过度集中统一，忽视企业的自主权的僵化的模式。如今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决定》指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在公有制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接着引用赵ziyang十三大的话：“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
但《决定》对建国以来的政治上和经济上取得的成就，是充分肯定的，不像“吴市场”形容的那样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缺乏生机与活力的局面。”《决定》指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结束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一百多年人民灾难深重的历史，消灭了剥削制度，我国各族人民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民艰苦奋斗，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取得了旧中国根本不可能取得的巨大成就，为我们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奠定了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我国各族人民从长期的历史经验中深切体会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决定》对“一五”时期建立的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也是肯定的，不像走资派和“吴市场”一类精英那样持绝对否定的态度。《决定》指出：
“社会主义社会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和经济危机，使生产符合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目的，这是社会主义经济优越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标志之一。建国以来，我们实行计划经济，集中大量财力、物力、人力，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决定》对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也提出了一些正确的看法，不像西化派那样对社会主义和商品经济或者另怀企图予以完全肯定，或者认为二者根本对立，互不相容。《决定》指出：
“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即使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它的广泛发展也会产生某种盲目性，必须有计划的指导、调节和行政的管理。…在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区别不在于商品经济是否存在和价值规律是否发挥作用，而在于所有制不同，在于剥削阶段是否存在，在于劳动人民是否当家作主，在于为什么样的生产目的服务，在于能否在全社会的规模上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还在于商品的范围不同。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不是商品，土地、矿山、银行、铁路等一切国有的企业和资源也都不是商品。”  
以上论述相当正确，资本主义改革派很不以为然，他们在后来的文件中逐步加以修正。如高尚全前年不打自招，说他在为十五大写市场体系时，把“劳动力是商品”写进文件中去了，被官方采纳了。这是修正上述《决定》，使工人阶级沦为“雇佣劳动力”合法化，在这方面真正名副其实地体现《从计划到市场》，从社会主义走向资本主义跨进了一大步。
关于计划体制，《决定》指出：“根据历史的经验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应该对我国计划体制的基本点进一步作如下的概括：第一、就总体说，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而不是那种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第二、完全由市场调节的生产和交换，主要是部分农副产品、日用小商品和服务修理行业的劳务活动，它们在国民经济中起辅助的但不可缺少的作用；第三、实行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是计划经济的具体形式；第四、指导性计划主要依靠运用经济杠杆的作用来实现，指令性计划是必须执行的，但也必须运用价值规律。按照以上要点改革现行计划体制，就要有步骤地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适当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中需要由国家调拨分配的部分，对关系全局的重大经济活动，实行指令性计划；对其他大量产品和经济活动，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实行指导性计划或完全由市场调节。”
对《决定》这一段正确叙述的关于改革计划体制的话，西化派或者如“吴市场”虽然提到文件，但对内容采取避而不谈，言不及义；或者如另一些人，持根本否定的态度。而陈云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书面发言，则对此予以充分肯定。他说：“这次全会审议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对计划体制改革的基本点所作的四点概括，完全符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陈云文选》第三卷第337页）因此可以说，这个《决定》的出台，是走资派和精英《从计划到市场》斗争的一次失败。
与上述中共中央批准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同时，国务院于1984年10月也批转了国家计委《关于改进计划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在全国实行。在起草过程中，事实上两个起草班子经常相互勾通，交换看法。所以，两个文件在大观点方面是一致的，同那些西化派精英的观点是根本对立的。我作为计划体制改革文件的主笔起草人，在文件前言中针对新自由主义反对计划经济，否定指令性计划的教条，写了：“三十多年的实践证明，把计划经济理解为仅仅是指令性计划，是片面的。我们不可能也不必要对所有的经济活动，都采用指令性计划的办法来管理。”这一句话，对西化派精英和走资派当然不合胃口，但又不好删除，无可奈何地保存下来了。由于国务院的走资派原来断定国家计委在当前形势下，写不出改革的文件，现在出乎他们的意外，终于把计划改革的文件写出来了，虽不满意，但又不便否定。于是扬言不能把“改革”的帽子给国家计委戴，因之文件不叫改革，只叫《关于改进计划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黑体是引者加的，以引起注意）。入世后，国务院清理与世贸组织（WTO）精神不一致的文件，据报导此文件没有被清理掉。现在国家发改委按惯例要根据中央的指示，编制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报送国务院，经审定后再提交人民代表大会，大体上是按照这个文件的规定拟定的。
这里需要顺便指出的一点新的情况是，中国1997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2009年应对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国家的投资计划起了一定的作用。去年以来正在执行的应对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实际上主要是投资计划。而这个投资计划正是由国家发改委投资司，根据这个计划改革文件十二条规定中，第二条“固定资产投资计划”有关程序和方法拟定的。当然，由于改革导致国民经济一些重大条件的变化，这个文件有些规定如第九条“加强国民经济的平衡工作”，难以全面执行。发展经济的三驾马车，出口：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严重受挫；消费：因私有化使起决定性作用的第一次分配导致广大劳动者的收入受限，目前国内生总值中的个人消费率降至历史最低点，大约只占1/3左右，对经济发展起不了多大的作用；投资，只有依靠投资，才能推动经济发展，挽救危机。因此，从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看，正是中国原来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留下的根基，在挽救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不过对此不要估计过高。应当顺便指出，根据经济学的理论，这种主要依靠投资的挽救措施，又将为通货膨胀和再次爆发经济危机积蓄能量。
3、1985年赵ziyang召开国际会议，妄图要中国学法国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
1985年9月，赵ziyang在台后指挥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召开了一个“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因为会议是从重庆坐巴山轮至武汉，简称“巴山轮会议”），邀请十几个外国专家与会。奇怪的是，中方参加者只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家，可能是赵ziyang鄙视国家计委，认为它是要改掉的对象，所以没有邀请主管宏观经济管理的国家计委的研究人员参加。当时计委从事宏观经济研究的，有计划经济研究中心（负责人王梦奎，后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和经济研究所。实际上，这是一次在理论上为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大造声势的会议。
会上的主要观点说明了这一点：一是提出所有制要多样化，这是当时鉴于大肆张扬私有化有碍于传统观点还占有相当势力的形势的一种含混说法，实际上是要把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变成私有制，包括实行股份制；二是提出改革的目标模式，是所谓宏观调控下的市场协调（当时主办方在翻译上弄点手脚，故意把市场经济译成“市场协调”），当匈牙利经济学家柯尔奈提出这种所谓2B模式（即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时，法国专家阿尔伯当即说，这不就是我们法国现行的模式吗？所以，赵ziyang召开这个会议的目的，实际上是要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宏观管理，改革为实行法国式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刘国光9月份在会上不赞成这种模式，到了11月不知为什么他又著文赞成这种模式。
1986年全国计划会议召开时，委领导要我整一个巴山轮会议的参阅文件给计划会议。我整了一个五千字的材料，本来在末尾要写几句揭露和批判的话，领导不让写，表面上说要相信会议代表的水平，实际上是怕赵ziyang怪罪下来。因此，这次我在《从计划到市场》这场斗争中，当了一会宣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义务宣传员。
4、1988年价格改革闯关，实际上是要让价格自发的调节资源的分配，强制在全国推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当年8月，中央北戴河会议决定价格改革闯关，是《从计划到市场》，一场惊心动魄、祸及全国、危害几年的斗争大回合。
据《陈云传》透露，陈云在会议前就对两位中央领导人提出劝告，不宜搞价格改革闯关。5月18日，陈云同姚依林副总理商谈了两个多小时，不赞成赵ziyang取消财政上的价格补贴，大涨价，大加工资的办法。陈云质问不拿工资的农民怎么办？并且严肃指出，价格改革是一个牵动整个国计民生大局的问题，步子要稳，不能要求过急。5月28日，陈云又同李鹏总理谈话，明确反对拟议中的价格、工资改革办法，并斩钉截铁地讲：“理顺价格，在你们有生之年理不顺，财政补贴取消不了。”
为了召开这次会议，在上层酝酿交换意见的同时，下面国家机关也在作准备工作。当年上半年，国务院布置国家计委牵头，会同有关部委拟定价格改革方案。计委委托计划研究中心负责此事。中心的负责人因故不能视事，要我组织此事的研讨，并起草出方案。我同有关部委的同志一起，总结八年来价格改革的经验，提出了一个“以调为主，调放结合”，近期迫切需要解决的几种不合理的价格的改革方案。带去北戴河会上，被认为是保守的，不符合当前的形势，被抛在一边，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当年4月份吧，赵ziyang总书记接待了美国货币学派的头儿弗里德曼，亲聆了搞市场经济要管住货币，放开价格的教条。弗里德曼还直言不讳地说：“私有化的市场经济是中国改革的唯一出路。”
赵ziyang总书记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8月15-17日，讨论通过了除少数商品外，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的改革方案。本来消费价格指数在上年已上升到7.3%的基础上，1988年又逐月猛涨。当年货币供应量M0，比上年猛增46.7%；银行贷款，在上年增长19%的基础上，当年又增长16.8%。这实际上是放开货币，又放开价格，于是通货膨胀就成为必然的了。当政府一宣布价格改革闯关，于是群众蜂拥银行挤兑，市场商品抢购风席卷全国。一些不显影的电视机，不转的电风扇也被抢购一空。1988年底消费价格指数上升至18.8%，1989年仍达18%，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峻的一次通货膨胀，引起了居民的极大恐慌，一些外商准备从中国撤资。深秋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第三次中日经济讨论会，通货膨胀问题成了会议关注的主题。日本人由于历史的教训，认为通货膨胀是经济上的癌症，许多资本家、经济学家、记者都来了，打听中国何时能治住这场来势凶猛的通货膨胀，观察形势考虑要不要撤资。我是国家计委派去的唯一（会议原要求计委派三人）上会解答有关通货膨胀问题的学者。当日方主持人提问：中国何时能制止通货膨胀？中方主持人点名要国家计委学者回答。我说当前通货膨胀的确来势很凶，但中国也是治理通货膨胀最有经验的国家之一。根据历史经验，估计这次通货膨胀需要三五年时间才能治住。这样，免免强强稳住了日本人的心。后来官方采取治理整顿措施，果然在1992年抑制住了通货膨胀
我认为，现在我们不要就价格谈价格，以为这只是价格改革闯关，实际上这是用行政办法让价格自发的调节资源的配置，强制推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这次《从计划到市场》的改革，国计民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当年10月8日，陈云把赵ziyang找去，开宗明义说：“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看来困难不少。”（《陈云文选》第三卷第365页）《陈云年谱》指出，陈云以往也用过“市场经济”的提法，这次特意加上“西方”两个字，意思是照搬“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脱离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是行不通的。显然，这是当面严厉批评赵ziyang硬要中国学西方搞资本主义，走不通。实际上，也是间接对美国新自由主义者、货币学派的头儿弗里德曼的批评。
5、1992年又一次爆发取消计划，撤消计委的尖锐斗争的大战役。
这是党的十四大前夕，《从计划到市场》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当时从上到下要取消计划，撤消计委的呼声响彻全国，真是“黑云压城城欲摧”。他们提出，美国没有设计委，没有搞计划，市场经济不是搞得很好吗？苏联解体，从计划经济转轨为市场经济，不是马上撤消计委，取消计划了吗？一个西化派吹鼓手甚至高喊：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要攻克三里河这个顽固堡垒！”（三里河是国家计委机关所在地）
当时计委负责研究计划改革的政研室主任忧心如焚，征询我的意见，怎么办？我说正面争论，他说不要计划，你说要计划；他说要撤消计委，你说不能撤消，说服不了人，不如拐个弯说。恰好我1991年被邀到韩国去考察过，他们设有一个经济企划院（Economic planning Board Republic of Korea，相当于我国的国家计委），制定并执行了六个五年计划，他们就由一个农业地区变成了一个新兴的工业化国家。我抓紧写了一个《韩国经济企划院简介》，登在我们中心的内部刊物上。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简报》予以转载，李鹏作了批示。国家计委邹家华主任当即布置研究中心，整八个国家和地区（四个发达国家和“四小龙”）怎么搞宏观调控的，给党的十四大提供了背景材料。于是十四大决策：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都要用，要更好地发挥两者的长处，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这样，总算把取消计划，撤消计委的恶浪压了下去，国家计委再次在《从计划到市场》的凶险斗争中逃过一劫，终于在宏观调控中定了位。于是计划工作得以延续下来，这不能不说是资本主义改革派的一次失败。

三、“吴市场”现在宣扬的改革观，正是他二十多年前批判过的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的翻版。
我这样批“吴市场”，是有确凿的事实根据的。1983年，吴敬琏在《工业经济管理丛刊》第9期，发表“论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属性和商品经济属性”的文章，狠批市场经济，咒骂“从计划经济改变为市场经济的主张，是同“20世纪二三十年代论战中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反社会主义派的观点相似。”请“吴市场”自己对照一下，现在的你，是不是你当年批判的对象？别人说不清楚、需要你交待的是，从“左派”180度大转弯，变成“右派”，到底是什么原因？
首先我要不厌其烦地指出：“吴市场”现在信奉的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的本质，那是西方经济学中一个极端反动的、猖狂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学派，是因为哈耶克写过一本书，污蔑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通向奴役的道路》，就是明证。下面我要引证一下我国研究西方经济学的老前辈、北大已故的老教授陈岱孙，指出西方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社会主义中国强制推行新自由主义的险恶用心：
西方要求这些国家：“取消国有企业，取消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管理特别是计划管理，洞开国内市场，与西方国家牢牢控制的世界经济接轨，其目的无非是要在发展中国家恢复殖民主义统治，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演变为资本主义，或外围资本主义。我们的某些学者十分卖力地在国内贩卖这一套新自由主义货色，而且非常顽固地加以坚持，实际上扮演了一个可悲的角色。”（陈岱孙1995年为丁冰主编的《现代西方经济学说》一书所写的“序言”。丁冰主编的这本书，1995年，中国经济出版社，被媒体推崇为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新成果，其中专有一章介绍“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
“吴市场”最近在《财经》杂志发表的文章，不就是贩卖哈耶克的这些破烂货吗？文章公然攻击我国前三十年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路线，坚持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犯了“极‘左’路线”错误。对正确批判他们“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就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是“反对改革”，是企图“扭转历史车轮”，“回到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民族灾难的旧路线和旧体制去”。“吴市场”现在180度转回到他当年批判过的位置，立场如此顽固，用词如此尖锐，扮演这样一个角色，不是很可悲又很可耻的吗？
现在要着重谈一下“吴市场”文章提到的医疗、教育、住房改革的问题，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改革造成的“新的三座大山”的问题。他在文章中说，“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利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煽情和在意识形态的某种优势，（在这些改革讨论中）通过蒙蔽蛊惑大众，取得了某种程度的优势。”现在我要正面告诉“吴市场”，正是在医疗、教育、住房三项事业中，实行市场化改革，使广大群众又蒙受“新的三座大山”的压迫，你们这些资本主义改革派罪责难逃。不过我对“吴市场”还是那句老话，不是坦护，他不过是《从计划到市场》，搞资本主义改革的下层的吹鼓手而已，当然有一部分罪责，但首要的罪责不要他负，他也负责不起。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期，因西化派盲目地批判原有经济体制高度集中，于是不断放权让利，使国家财政陷于困难境地。当时许多部门都提高了工资，只有文教卫生部门为数众多的教师和医务人员没有提。怎么办？于是作为总理的赵ziyang搞市场化改革的点子出来了，你们不可以搞创收吗？这样，学校变成赚钱的机器，医院以药养医赚钱来增加收入，成了提高工资的重要渠道。特别是农村，人民公社被解散，“赤脚医生”这套被世界卫生组织（WHO）夸耀的中国农民经济实惠的医疗制度被摧毁了，几亿农民有病无处看。城市的医院即使下乡，农民也没有那么多的钱到这些医院看病。随着时间的推移，学费、医药费上涨越来越多，老百姓的孩子上不起学，一家老小看不起病，这两座大山压在他们身上喘不过气来了。
另一座住房的大山，也在悄然兴起。据我了解，背景是这样的：八十年代前期，国家计委综合局成立了一个研究1984-200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课题组，其中包括一个改善人民生活的小课题。以我为主的这个改善人民生活的课题组，总结了建国以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经验，分析研究和收集整理了大量的外国资料，设想到本世纪末在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情况下，人民的生活总的要达到发展中国家中等（偏低）水平，并具体研究了在吃、穿、住、用、行等各方面将要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其中，城市居民人均居住面积，设想由1980年的3.9平方米，到2000年达到8平方米。当时是按照原有基本建设投资管理体制，由国家投资建设，建成后出租给居民。这个大课题组每月补充修改，向委党组汇报一次。马洪每次都来听会，但不发言，把我们汇报打印的资料带回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去。后来看到，把人均住房8平方米，也写进了他们的《2000年的中国》一书。但如何达到这一目标，则与我们的设想大不一样。他们认为：我们“这种老办法，加重了国家对住宅建设的投资规模。”“因此，住宅商品化势在必行。”他们这本书，是根据胡yaobang总书记的指示，由赵ziyang总理亲自抓的。因为有领导的支撑，由此就有了中国住房问题实行市场化改革的步骤和目标。当时媒体大肆宣传“居者有其屋”，似乎世界上只有私人购房一途，才能解决住房问题。实际上，发达国家普遍存在公家盖房，出租给居民居住的情况。
话说回来，当我们国家计委综合局课题的研究报告在报上发表后，引起了联合国的注意，派来一位部长级干部来华到国家计委，了解中国将怎样解决住房问题。按照外事接待规格对等的原则，本应由计委副主任兼综合局长会同有关部门一起接待。因这位委领导新上任，把权力下放给我。我据实对外宾讲，这2000年人均8平方米住房，是我们课题组的设想，不是国家的计划指标。由于我们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主要靠国家投资，因此每年增加面积有限。现在我把这些计划经济时期的史实讲出来，让“吴市场”了解内情，使广大群众都知道事实真相。
近二十多年情况大变，住房问题实行市场化改革，实际上国家花了三笔钱：基本建设住房投资、开发商贷款、居民购房贷款，住房建设的速度大大加快，居民住房条件也大为改善，现在城镇人均居住面积达到二十多平方米。通过鼓励私人购房，目前全国住房私有化率，达到90%以上，大大高于美国的70%、法国的60%。而我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000美元，这些发达国家达到30000美元以上。这是一些极不相称的数目字。也正因为如此，压在老百姓身上的这座大山，使他们一辈子也翻不过身来。现在把这些事实确凿的“底牌”亮出来，是不是可以供“吴市场”和广大人民群众参考呢？
前面引证过的世界银行评价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制度取得的成就，包括“向全体人民提供基本教育、卫生保健、住房”，能说那是西方资产阶级为社会主义作宣传，在“蒙蔽蛊惑大众”吗？应当严肃的指出：“新的三座大山”完全是你们这些资本主义改革派，破坏原来的社会主义好制度，造成的恶果。现在谴责你们这些走资派和吹鼓手罪责难逃，不是义正辞严，理所当然吗？
综观目前改革的态势，新自由主义谋求在中国实现的目的（下面所用数据都是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发改委的，恕不一一标明），应当说已基本上已经达到。
--私有化，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私有企业生产的部分已占2/3以上。在工业企业个数、从业人员、资产总额中，私有部分均已大大超过公有部分。在农业中，个体私营经济已是汪洋大海，公有经济微不足道。
--市场化，在价格体系中，国家定价减少到占比重不到5%，市场定价超过了德国，已占比重90%以上。价格在调节资源的分配方面已起主导作用。在宏观经济管理上，计划工作已大为削弱，在工业生产中的指令性计划，已微乎其微；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家预算内投资所占比重不到5%。在商品流通领域内，国营商业的主渠道作用早已被破除，私商、外商已占统治地位。
--外向化，我国经济的外贸依存率已占30%以上，大大高于世界最大的贸易大国美国，和以贸易立国的日本。（他们的外贸的依存率都不到20%）在出口总额中，外资企业的出口额常年已占2/3左右。在28个重要工业行业中，外资占绝大比重的有21个行业。在我国发展经济的三驾马车中，出口占有重要地位。当前世界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打击很大，发展速度下降。在国内市场上，洋货充斥。有的消费品行业如化妆品、啤酒饮料、橡胶制品、照相胶片等，基本上已被外资企业垄断。
--小政府化，现在中国的中央政府虽然天天在发号施令，但政令不出中南海，各地方和各行各业的“诸侯经济”、“独立王国”，比比皆是。
“吴市场”对改革的这些成绩，当然是会高兴的。而他并不满足，他的文章说：“要将改革深化推进”，争取更大的成绩。但是，不要错误估计了形势，高兴得太早了，你们这种资本主义改革，积累的社会矛盾在不断激化，民怨沸腾，神州大地到处像布满了干柴。有朝一日，星火燎原，可不得了，勿谓言之不预也。因为马克思主义揭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从市场到计划》，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63页）我们坚信，科学共产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三大特征：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必将在中华大地重放光芒。

最后，我将“和厉以宁寓意改革”的《七绝》送给“吴市场”，我看也是合适的。诗曰：

长江滚滚东流去，
变法窃钩好汉装。
黄粱一梦君莫喜，
此生后世骂名长。
另有一首《五言诗》，专送给“吴市场”：
风雨六十载，
从东跳到西。
妻女一起转，
可怜亦可悲！

（201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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