扑朔迷离的“政改”
丑牛
十七届五中全会召开前，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言论，突然多了起来，同一主题的讲话，频繁出现。
南方报系发表了系列文章。这些文章的中心思想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必须解放思想，突破所谓姓社姓资的新束缚，借鉴人类政治发展和民主建设的有益成果”。
说穿了，还是《O八宪章》中的“普世价值”。
改革开放发生了什么事？政治体制改革发生了什么事？弄得刀光剑影，要杀开一条血路，生死拼搏！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通过新华社放出风声来：“五中全会或拉开政改大幕”。
我是紧张地注视着五中全会上的一场“拼搏”。
五中全会开完了，公报出来了，几千字的公报中，对政治体制改革只写了一句话：“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五中全会后，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对五中全会的精神发表了几篇署名“郑青源”（有人解释是“正本清源”的谐音）的文章进行述评。第三论是专门对政治体制改革写的。可以说是针对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争议而写的。这里摘录两段：
“那种认为改革开放30年，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的看法既有悖于客观规律，也不符合客观事实。”
“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前提下进行，而不能背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决不能照搬西方政治体制模式，搞多党轮流执政和三权鼎立那一套”。
“那种认为”的人是谁？大有人在，而且是有头有脸、有权有势的人，下文将要提及，当然上文中的讲话，也当属“那种认为”之列，不信，读者可以比对一下。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改革的序幕起，一直到今天，对改革开放的争论不断。不是要改革和反改革的争论，而是如何改革的争论，是改革的方向和道路的争论。争论到今天，总算水落石出：是“四项基本原则”还是“普世价值”。
在改革开放二十周年的时候，《人民日报》的两位高级记者合写了一本书，书名叫《交锋》。这本书在出版后，真的就引起了一场大“交锋”，争论的焦点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里，我们不再评价这本书的是与非，而是看重它把争论的焦点归纳成“三次思想解放实录”。在《交锋》的“结束语”中，写得坦率而又明白：
“三次思想解放贯穿一条反‘左’主线
第一次思想解放冲破了‘个人崇拜’。
第二次思想解放冲破了‘计划经济崇拜’。
第三次思想解放冲破了‘所有制崇拜 ’。”
的精明之处是，他还预测到今日发生的“第四次思想解放”：
“下一次思想解放的‘反复’乃至‘高潮’将在什么时候出现？……可能出现在十五大报告中所说的‘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深入’的时候。”
“恭喜你，猜对了”。这个“高潮”已经到来，你可以写：
“第四次思想解放冲破了“社会主义崇拜。”
一点也不错，“思想解放贯穿一条反‘左’主线”，不过，得实事求是，请把‘左’字的括号去掉。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政治体制改革高潮孕育的脉络吧。
1988年6月，一部电视片《河殇》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播出的中途，就因争议而停播，随后又第二次播出。争议什么呢？是对中国五千年文明的侮辱，是对西方文明的盲目崇拜。今天看来，的意图，远不止于对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而是要把进行了十年的中国改革，纳入西方蔚兰色的海洋。请再次读读下面一段解说词吧：
“我们正在从混沌走向透明
我们已经从封闭走向开放
黄河命定要穿过黄土高原
黄河最终要汇入蔚兰色大海
今天马胜利等十位企业家联合发表的呼吁书，新的企业管理体制的构想，
或将为一个蔚兰色的宣言而载入史册”。
今天读来，这简直是二十年后《O八宪章》的胚胎。指导《河殇》创作的名人，个个都侪身到了蔚兰色的海洋，厉以宁摇身变成了“厉股份”，俨然大款。《河殇》的大后台、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赵紫阳，他虽然以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出局，但他还是庆幸“中国实现的就是资本主义，可惜是最坏的资本主义”。
《河殇》播出刚一年，1989年6月4日，北京就爆发了一场“颜色革命”（叫蔚兰色吧）。它把海洋彼岸的自由女神像搬到了天安门广场中央。在这些青年人的背后，不仅有美国人，更多的是共产党人，改革中的民主、自由派。据说，打着中共中央机关旗帜支持民运游行的队伍中，两支最大的队伍一支是中央党校，一支是中央党报《人民日报》。当时的党校是《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策源地，当时的中央党报是组织讨论推广“真理标准”的讲坛。他们是来“实践”的么！？《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是这次事件中的风云人物，他以人大常委的身份，发起召开“非常人大”，要弹劾政府。他的愿望未能实现，几年后，在一篇《对时局的浅见》中，谈到了他当年的心愿：
“只有突破共产党一党专政的统治，才能使我国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这是历史的潮流，也是几十年的惨痛教训。”
上世纪末，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资产阶级的政客学者们欣喜若狂，又是《1999，不战而胜》，又是《历史的终结》，随后的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对一系列“无赖国家”的恐吓……。帝国主义大有征服全球之势。中国的自由、民主改革派在“9·11”事件发生沉寂多年后，感到春天的来临。2006年三月，在北京西山的杏林山庄，前国家发改委主任高尚全受国务院委托，召集了改革精英名流，举行改革未来走向的研讨会。从后来泄漏的《会议纪要》来看，最“雷人”的言论有两点：
一是“共产党没有向政府注册登记，是个非法组织”。一些参加会议的共产党员们还自嘲地说：“我们这些人在这个非法组织里生活了几十年啊！”
二是“未来的政治体制，现在不好说，要说出来，是台湾模式吧。我们现在想中国应该朝这个方向走”。
《纪要》曝光之后，全国舆论哗然。高尚全还遮遮掩掩，说“只是个别人发表了出格的言论”，只是“个别”么？你高尚全没支持么？会议主持者没支持么？只是“出格”么？在国务院委托召开的会议上，在国务院官员们的集会处，宣布共产党是非法组织，说中国的政体要改成台湾模式，这个“格”也出得太离谱了吧。你高尚全在为“西山会议”的辩护文章里，就公然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五个基本点：以人为本、市场经济、共同富裕、民主政治、中华文化。社会主义内容一个字也没有，这不就是“台湾模式”的概括么！真是欲盖弥彰啊！
又是一年芳草绿，2007年三月，《炎黄春秋》发表了谢韬的文章《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谢韬在发表这篇文章时，和《炎黄春秋》的头面人物都从长计议过，会“一石激起千层浪”。文章发表后，除一片嘘声外，真可说“和之者寡”。如是组成了一个重量级的代表团由社长杜导正率领浩浩荡荡到香港去游说，到海外去招揽。
在记者招待会上，谢韬对《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一文的写作动机，亮出心扉：“长期隐藏在我心中的历史感觉与反思，只要共产党向民主宪政的方向小步前进，20年后中国就会有大的转变”。仍然是为了推行“民主宪政”。
谢韬者，何许人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老共产党员，自称是“中国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丑牛按：这完全是吹牛）；《炎黄春秋》者，何许人也，自称是“网罗了前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大部分部长级官员，联系着二万多的社会知识精英”，他们在香港向中共挑战；“共产党要掂一掂我们的份量”。
接下来的2008年，真是个“多事之秋”。元旦，南方报系和北方的《炎黄春秋》遥相呼应，推出了元旦献辞，同一口气：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是人类创造的共同财富，不只是西方所独有。一时，“普世价值”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流行开来，共和国的总理赞美着“普世价值”；中国军事科学院的政治委员、党委书记刘源上将也颂扬着“普世价值”；拉萨骚乱、奥运开幕式都染上了“普世价值”的色彩，最后，谱成了《O八宪章》，鲜明地举起“普世价值”的旗帜：实施宪政，冲破中国的专政体制。真有点“天翻地覆”的味道。
岂知，天有不测之风云，《O八宪章》真是生不逢辰，最具有“普世价值”特色的美帝国，在“O八”中爆发了金融危机，恰巧是它的“普世价值”，搅得天下大乱。“普世价值”的号角，在中国大地上吹了一气，看到大势不好，立即偃旗息鼓。
如果说2008年是个多事之秋，2009年可说是大动荡之年。瓮安事件、孟连事件、石首事件、邓玉娇事件、乌鲁木齐事件、武锅事件和通钢事件……。除乌鲁木齐事件外，都是由资本主义方向改革所引发的矛盾和冲突，都发生在工人、农民、市民对资本的抗争中。特别是武锅和通钢事件。通钢事件是工人难于容忍资本家的压迫、剥夺和侮辱，把资本家入主通钢的代理人乱拳打死。
武锅事件是工人们不满跨国集团阿尔斯通在并购国企武锅后解雇工人所引发的，工人们五次堵路，警察传讯了一位老工人，罪名是“组织、策划、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颠覆社会主义制度”。这老工人反而质问警察：“谁在颠覆着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啊？工人们反抗资本家的压迫进了公安局，这是谁在专政谁啊？武锅被阿尔斯通兼并搞垮，谁在颠覆着社会主义制度啊？”
如果说，是2008年《南方报系》和北方的《炎黄春秋》在元旦献辞里打出了“普世价值”的旗帜导致了2008年秋天《O八宪章》的出笼；2009年在全国各地展开的反抗资本的斗争，一波接着一波，一浪高过一浪，就迎来了天安门广场上在国庆60周年游行队伍出现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标语方阵。
这个“方阵”久违了，天安门广场沸腾了。
但“几家欢乐几家愁”。也有人黯然沮丧，向隅而泣。有两起名人聚会，很有代表性。
一起是《炎黄春秋》旗下的“朋友聚会”。主将辛子陵在会上的讲话，已经公开发表了，题目是《走出两个误区》。他说的两个误区是什么？
“就是要协助中央把中国人民从个人崇拜的误区中领出来，从共产主义理论的误区中领出来”。
怎么领呢？要坚持政治体制改革，把政权的颜色改变，他埋怨：
“今年春夏出现一场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主流媒体一面倒地批判普世价值。普世价值和政治体制改革是连在一起的”。
他呼吁当政者要审时度势，力挽狂澜：
“我想奉劝身居高位的政治家们（他不奉劝党中央，这是有意的，党属推翻之列——丑牛注）要一心一意搞改革开放，特别要支持政治体制改革，不要脚踩两只船，为复辟毛时代留下退路，真要以毛的是非为是非，你们都是正在走的走资派。没有民主制度的保障，你们今天上主席台，明天就可能进监狱”。
辛子陵这里说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粉碎毛泽东王朝的复辟”，就是“夺权”，就是改朝换代。
另一起聚会的主角也是改革名人，标榜着“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大经济学家茅于轼。他在“粉丝”们为他八十大庆举行的祝寿会上，作了《八十回望》的讲话，对目前形势的估计和辛子陵差不多。辛子陵说是“毛泽东王朝的复辟”，他说是大倒退。但调门却各自不同。辛子陵是义愤填膺，茅于轼却是沉痛悲怆：
“我现在（对未来）越来越感觉非常没有把握，所以我刚写的一篇文章中，最后一句话是什么？‘老天爷保佑吧！’我们有没有改革得更好的可能？可能性非常小。除非有非常强的力量，扭转社会（反市场）倾向”。
“我们现在改革面临着要保护富人的问题，但是13亿人口中大多数人是不是这样想？我觉得不见得，他们寄希望于打土豪分田地，寄希望于计划经济，寄希望于政府干预。我估计13亿人大概有十亿人是这样想的。”
这些改革名人们忧虑：“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
“政治体制改革”改什么？立即就掀起了一场争论，一种是“普世价值”，一种是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日报》发表的“郑青原”论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就明确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要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另有一篇文章的题目是《两种不同的民主不可混淆》。这些文章都是有针对性的。这就激起了改革精英们的愤怒。《炎黄春秋》的主帅杜导正亲自披挂上阵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民主不应有姓社姓资之分》，文中说：
“温家宝把现在的阶段称之为‘一个新的伟大的历史起点’，我看很有道理”。
“温家宝同志把全面、持续地推进改革的关键放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我看是牵到了牛鼻子”。
“北京一家报纸，发表署名文章——《两种不同性质的民主不可混淆》……民主就是民主，没有姓社姓资之分，只有姓真姓假之别”。
“继续突破政治体制改革姓资姓社的诘难，像温家宝所说的那样：“大胆学习借鉴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在扩大开放中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改革和发展。”
杜导正先生力挺温总理，实际上帮了倒忙。
第一，《人民日报》的署名文章，并没点名批总理，你把它扯到一起，这不成了“此地无银三百两”么！
第二，温总理从没明说他的政治体制改革主张是实现“普世价值”，你把它硬扯到一起，那人家问总理，你对中国判刘晓波颠覆国家政权罪是什么态度？总理该如何回答呢？他能说：我也是赞同“普世价值”的么？
第三，你说“民主没有姓社姓资之分”，并把这个论点说成是温家宝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温家宝总理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能这样说吗？你这不是往他脸上抹黑吗？实现民主有没有阶级之分，这已经不是学术问题，而是个常识问题。最近纪念抗美援朝战争六十周年，我们说是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美国人说“是为民主，自由作出的牺牲”。杜导正同意这个“民主”吗？它没有阶级的差异吗？刘晓波自称是“民主斗士”，我们判他颠覆国家罪，资产阶级立即授予他诺贝尔和平奖。这里就没有姓社姓资之分？布什在伊拉克推行民主，搞得伊拉克血流千里，帝国主义在中东推行民主，巴勒斯坦人不能在自己的家园建立自己的国家……。
这已经是无数的事实，这已经是无数的常识，你这位新闻出版总署的老署长如何这般昏昏然，或者你是存心混淆是非！？
经济体制改革，应该有个方向，是改成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也应该有个方向，是改成社会主义还是改成资本主义。
说西方有个“普世价值，不分姓社姓资，是人类共同发展的成果，共同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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