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展望研讨会记录
编者按：为推动改革步伐，迎接十八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由中国改革20人论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共同承办，《投资者报》、共识网协办的“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经济体制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展望”研讨会，于2013年9月14日在北京工业大学举办。
原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胡德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田雪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陈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经济报告》总编辑张剑荆，以及刘尚希、王占阳、袁绪程、侯永志、张立群、顾海兵、任俊峰、胡星斗、彭真怀、周茂清、杜志雄、杨帆等2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中国经济时报副总编辑柏晶伟、人民日报经济社会室主编马宏伟、南方周末副总编兼北京区域中心主任王溪勇等资深媒体人应邀参会。
会议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陈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共同主持。
专家们轮流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内容涵盖当前宏观经济形势、改革的基本方向和方法，以及一些社会热点问题。
(以下为部分专家学者发言，根据会议记录整理，文中部分观点未经专家确认)
会议主持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陈剑(左一)
陈剑(主持人)：本次研讨会由中国改革20人论坛组委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城市国际发展研究院、北京改革发展研究会承办，投资者报、共识网协办。
现在有请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袁绪程先生就改革给我们做一个20分钟的主旨演讲!
袁绪程：深化六项改革 开发经济潜力
袁绪程(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我讲两点，一是经济走势，二是改革。
中国经济的走势，大家都很关注。GDP增速从2007年的13%滑落到去年的7.8%，跌幅不能说不大。今年上半年继续下滑为7.6%。经济从高速转为中高速，已成为共识，关键是在什么位置能止住，不再下行，即能否守住7.5%的底线。在几个月前许多人还是很悲观的，所幸的是8月份已经止跌，PMI值已好转，回升到51.0%。今年GDP增速达到预定的目标7.5%或以上，看来是可能的。最近一些投行也纷纷调高了中国GDP估值。但是，明年GDP增速会是怎样呢?会不会保持7.5%或以上的增速呢?很难说。因为GDP增速止跌回升很大程度仍然是原有的刺激模式即加大投入和信贷的结果，而不像是经济结构转型产生了效益。从短期看，比如看半年，GDP增速还是可能向好或趋稳的。但从中长期看，恐怕是个未知数，具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从理论上讲，中国经济在未来的十年内还是有增长空间的。也就是李克强总理强调的三点：一是城市化即生产要素的部门转移带来的经济增长，二是改革红利带来的经济增长，三是结构转型带来的经济增长。关键在于，怎样才能把潜在的经济增长变为实在的经济增长。我觉得学术界还是有共识的，就是要全面深化改革来推动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所以说，宏观调控只能解决短期经济增长问题，中期要靠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长期要靠包括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在内的整体改革。唯其如此，中国经济才能够长期健康平稳较快地发展。
关于改革问题。海内外对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都非常关注并寄以很高的期望。人们普遍预期，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公布经济体制的顶层设计，给出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其实，改革思路早已讨论且有些改革已启动或拟启动，如贷款市场利率的松动，上海自贸区的设立等等。概括地讲，今年三中全会可能推出六项改革：土地改革及相应的户籍制度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资源品价格改革、行政体制改革等等。
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是破解城乡二元土地制度，推进土地生产要素的市场化，建立和健全土地使用和流转的现代产权制度。即将开始的改革将加快农村土地的流转，推动农村土地交易的市场化，改变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不公的格局。
户籍制度改革的核心是破除户籍赋权的“二元结构”带来的不公平，促进农民工变市民，推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户籍改革将分类推进：一是县和大部分地级市将加快放开户籍，让落户人员享受公共服务;二是在大城市推动公共服务由户籍人口向常住人口拓展，推行居住证制度。
行政体制改革主要是简政放权，一是减少行政审批的数量或层次或环节，提高行政效率。二是引入民间投资，打破公用事业和服务业的垄断，让这些行业享受“供给需求双重增量”。三是提高政府透明度，加大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金融改革主要是深化市场改革。一是建立多层次市场体系，通过减少国家持股，提高直接融资和拓宽地方融资渠道等等。二是利率的市场化，存款利率市场化按先长期后短期，先大额后小额的路径。三是推进汇率市场化。汇率将继续增加汇率弹性，并完善人民币中间价形成机制。四是资本项目开放。资本项目开放先直接后间接，先增量后存量。
财税改革一是完善原有的分税制，中央上收事权而不是下放财权，分税制主体不变。二是财政支出结构向民生倾斜，扩大民生财政支出，压缩行政经费开支。三是税制改革，推动房产税和消费税成为地方主体税种，改革资源税，开征环境税。四是通过增加中央为地方代发债券规模，压缩或控制地方表外融资等方式来化解地方债务问题。
资源品价格改革主要在能源和公共事业领域，去年以来有所加快，核心是逐步放开价格管制，形成竞争性市场结构，并建立有效监管。改革按进度由高到低排序为“煤水油气电运”，按难度由易到难排序为“水煤油气电运”。
我个人认为，如果能推进上述改革，中国经济长期健康稳定增长是可期或有保障的。但我感觉，改革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只能有序推进。
例如人民币国际化和汇率的市场化以及资本项目的放开，其中的逻辑关系是，人民币的国际化和汇率市场化最终有赖于资本项目的放开，而资本项目的放开却有赖于国家信用的稳定，国家信用的稳定不仅依赖国家的经济实力，而且有赖于一个民主法治的政治结构为基础。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民主法治体系的建立，人民币的国际化和汇率的充分市场化以及资本项目的彻底放开是非常危险的，也是不可能的。
再如土地改革，在现有的体制格局下，我感觉土地改革也可能不会大改，只能是中小改革，也就是说有限度的让某些农村建设用地进入市场，或者说放开一些管制，在土地征收及增值收益分配上有所改进，还不可能从根本上改造“土地财政”，按照世界通行的以税收方式而不是以政府对土地低价强买高价强卖的方式聚集财政资源。土地财政的彻底转型要有相应的政治和社会体制改革配套。改变土地财政的运作方式又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也是抑制和消除房地产泡沫、地方政府债务的恶性膨胀，影子银行等问题的必要条件。
总之，能够有效推进或完成上述“六大改革”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也许有人还有更高的期望值。但理想总是丰满的，现实只能是骨感的。饭也只能一口一口吃。不过，就设计而言，应当更宽更高更广一些。如教育、文化体制等社会领域的改革，公共决策体制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等政治领域的改革也应有一幅蓝图，恐怕也只能等待来年的高层会议了。谢谢大家!
胡德平：绿色GDP是未来发展的重要议题
原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胡德平出席会议并发言
胡德平(原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各位朋友好!今天的讨论是关于经济形势的分析讨论，我对经济是外行，我想从历史资料谈一点看法。
下一轮的改革，中央和政府都非常积极，而且明确提出我们的经济要进行结构调整，要打造经济的升级版，要改变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在这个时候，我就想到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有很多好的文件和决议，比如1985年，当时中共中央对于“七五计划”有一些建议，建议明确说从85到90年，产业结构调整应该从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进行调整。当时居民消费已经从老的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向电视、电冰箱和洗衣机转变。另外还提出了住宅商品化问题、社保问题、汽车工业问题、环境污染治理问题等，我觉得这些文件和决议非常好。在这些文件上，和现在不同的就是特别重视民间投资，明确了集资是对的。文件还提出，从86年开始， GDP增长不要再到两位数字以上，可以降到7%-7.2%水平，为什么呢?因为从两位数降到7.2%，国家的投资就要减少，要给改革、体制转型更宽松的条件。但是，很遗憾的是以后没有按照这个建议去做，现在又提出了内需、消费的问题，所以我觉得85年和86年的一些文件和决议还是有它的生命力的。
现在我觉得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绿色GDP的问题，今后的产业升级、结构调整，能不能按照绿色GDP进行?如果GDP减去资源消耗，减去治理污染的投资，减去原来的各种成本，得了一个负值，一两年还可以说得过去，但是如果长期是负值的话，我们的经济发展能不能说是成功的呢?绿色经济和低碳技术对经济的发展是有影响的，真要下决心对环境进行治理的话，需要壮士断腕的勇气，这个问题是应该考虑的。解决这个问题有很好的经验可以借鉴，首先能源要低碳、清洁的，各种技术革命大力支持，对风电、太阳能，虽然我们走了一段弯路，但方向是对的。美国页岩气技术革命，对世界能源格局的影响将会起到作用，在这方面我们也应该加快步伐。
环保技术方面，应该加强与国外的紧密合作，很多国家不卖高新技术，尤其是和武器、国防有关的技术，但是在环保方面，我们花钱买一些技术，完全可以和北欧、和欧洲、日本、美国达成很多协议，因为这是对世界都是有好处的。
现在我们的重金属耕地局部已经达到1000万亩，农业方面我们最大的污染源还是农业化肥和农药，这个应该下力气治理。第二产业中的各种加工业和各种制造业，如果需要整顿的话，发改委应该有相应的指标和要求，不能说只关闭小的企业。小的企业技术水平达到了就应该支持，大的企业如果达不到指标也要限改或者关闭，这才是公平的。
我认为在市场经济中不是没有行政手段，如果行政手段和市场经济能很好地联合起来，会有很多突破，比如美国的反垄断法，如果企业做大垄断了价格和市场，就要被分拆。对我们现在来说，这个也可行。既有行政的手段，又按市场规则来交易。
最后一点，两个研究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是从事改革研究的单位，希望这两个单位在自己给政府的有关报告中，把绿色GDP问题提出来，尤其是在北京市的环境保护方面有这个责任。现在北京的车辆已经达到535万，北京的拥堵问题、人口问题、水资源问题已成为制约北京发展的重要因素。现在确实不应阻碍人口的自由迁徙，但是特大城市中总要有些条件，有些门槛，才能发展。北京应该成为我们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科技中心，经济不是不要，但应该搞一些高精尖的产业，发展旅游、高端服务业、食品工业等。谢谢!
石小敏：危机催生改革
石小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纵观我们的改革，三十多年来，真正大改革，一次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拨乱反正，农村改革、城市改革;一次是邓公南巡之后的大开放，这两次改革开放都是在两次大危机的推动进行的。危机是改革的第一动力，这两次大危机是三十年来全球史上份量最大的两次危机：一次是打到四人帮以后的政治经济危机，毛那套不行了，搞哪套，行不行要让老百姓认，要让上下都认;第二次是苏联崩溃了，背后一片漆黑，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到底出路何在?当然，苏联一崩，阻力也减少了，原来天天辩论到底要走什么路，你要市场经济，我要改良的斯大林模式。苏联倒台了，这个模式崩了，阻力也少了，才有南巡和又一个十几年的开放。这种改革是危机导致来的，不是红利导致来的，是为了解决危机改了才获得红利，不是为了拿红利去改革。
第二个感觉，经济在下行。全世界都在关心中国，因为中国现在块儿大。一些出国的朋友，特别出国跟人家讨论中国问题的朋友有一个深刻感觉：半年前出去讨论的都是中国经验与中国模式，而当下都转而讨论中国危机与中国崩溃了。中国下一步怎么走，中国经济到底向何处去?成了全球关注的焦点。目前好在欧美恢复得还不稳定，还不是特别可靠，还在一个缓慢的进展中，而金砖四国里其他三国的日子也都很不好过，甚至还不如中国。执政者现在提出“底线论”，到底这个经济形势怎么走，有没有危机，现在也有不同的看法，经济会不会出现重大危机，“6.20”是不是一次警告，现在基本大家都是围绕着统计数字评价，而搞经济研究的人越来越对统计数字感到怀疑。下面请陈剑教授讲。
陈剑：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需要政治体制改革相伴随
陈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我发言的题目是：推进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政治体制改革相伴随。我讲四个问题：
宏观赋税
中国企业的宏观赋税确实太重了。按照国务院财政部今年7月公布的数据，中国宏观赋税达到了40%以上，经合组织(OECD)最高不超过27%，平均就是24%左右。我们要减少赋税，但怎么减?减多少?这次国务院对小微企业进行减负，形式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因为此次减负只在40%的宏观赋税中只占了百分之零点几，减负实际意义十分有限，更多的是象征性意义。这几年中国实体经济萎缩，提振乏力，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赋税太重。但是这个赋税重又是和中国的行政成本太高有关。政府行政机构庞大，冗员过多，导致行政成本高昂。此外，政府花钱如流水，无节制，各级人大没有很好的扮演监督作用。这些都与政治体制改革有关。如果政府转型、职能调整不能取得突破，行政体制改革不能取得成效，行政成本也就难以降下来，宏观税负的削减就会形成很大制约。因此要减少宏观税负，让实体经济能够轻装上阵，政治体制改革这一环节不可或缺。
社会改革
李克强总理说了凡是社会能做的要交给社会。今年9月在大连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又重申这一观点。但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需要一个过程，虽然这些年中国的社会组织成长有一定进步，但总体来说，“社会”弱小的局面还很难改变，还难以接替政府转型以后转交给社会的大量工作，要推进“社会”的成长，也需要政治体制改革相伴随，凡是社会能做的交给社会需要一个过程。
对监管部门进行监管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一个重要的职能是对市场的监管。但是多年来，监管部门问题不少，有些监管部门严重渎职，甚至有的监管部门领导走上犯罪道路。比如郑筱萸担任国家药监局局长的时期，监管部门形同虚设，甚至带来混乱。因而，如何对监管部门(如保监会、银监会、证监会等)进行监管，就成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何对监管部门进行监管，这又与加强社会监督有着密切的关联，需要推进民主制度才有可能做到。
关于市场经济的基础和主体
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实际是一个被动接受，是一个“不得不”的过程，不情愿但又必须做这样的选择。因而在选择市场经济之后，理论准备尤其不足。对人类几百年形成的市场经济理论，包括对市场经济的一些规律性的认识，主流的意识形态至今往往采取漠视或不承认的态度。今年9月2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思去世了，这是一位对市场经济理论作出重要贡献的经济学家。他的“产权的清晰界定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对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至今我们对市场经济基本原理和一些规律性的认识，由于无视仍然争论不休，全球公认市场经济的基础和主体是民有经济，国有企业才是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承担特殊国家职能的手段。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至今没有形成一个共识。如果在这些最基本的原理上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认可，中国的市场经济仍将是裹足不前，很难继续往前推进。而要推进中国市场经济建设，仍然需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一切有用的成果，包括几百年来西方社会对市场经济的一些规律性认识，而这也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有关。
谢谢大家!
田雪原：淡化GDP并不等于GDP不重要
田雪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我谈三点意见。
一、关于当前的经济形势。尽管现在我们要淡化GDP，但是淡化GDP并不等于GDP不重要，问题是过去我们把GDP看得太重了。淡化GDP就要淡化GDP的增长速度;然而速度一降下来，各种叫声便接踵而来，压力增加。怎么样看待当前GDP增长率下行?我认为，应该明确提出是正常的理性回归，因而要坚定不移地实现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的转变，顺利步入中速增长战略期。社科院经济学部每年都要召开经济形势分析会，在今年的会上我有一个发言，主要讲希望本届中央领导一定要挺住，将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下去。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坚持下去就是胜利，就能够取得预想的效果。
二、人口红利是否消失。这个问题现在各种说法都有，高唱“消失论”者不乏其人。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人口红利是一条重要的原因，占了很大的权重。我收集了一下，尽管估量有出入，但是大都估计占到1/4到1/3，有的做过详细的论证。中国人力资源丰富，人口红利期劳动力最为廉价，在扩张型经济发展当中地位和作用显赫。出口贸易成本低廉，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对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之后，特别是2010年普查数据公布后，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到峰值，有人说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了，并且对经济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甚至某财经名嘴，也将中国股市熊罢天下，也归之为人口红利的消失。事实果真如此吗?不是的。所谓人口红利，是指15-59岁或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高，0-14岁少年和60岁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之和占比较低，因而劳动力丰富、老少被抚养人口之和占比较低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特殊阶段。如以从属比(抚养比)0.5作为衡量标准，中国经历和将经历1990-2030年长达40年左右的人口红利期。不过这个人口红利期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20年为红利累进增长时期，后20年为红利逐渐衰减时期。也就是说，2010至2030年人口红利在逐步减少过程中--但是减少并不等于消失，真正消失殆尽要到2030年以后。国内外大同小异的预测表明，中国将经历40年左右的人口红利期，呈倒U型曲线走势。日本、韩国的人口红利也在40年上下，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也颇为相似。因此，讲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并不确切。打个比方，春分开始昼长夜短转换，好比进入人口年龄结构变动“黄金时代”，提供相应的人口红利。夏至达到峰值，开始步入昼短夜长的转换;但是要达到白昼短于黑夜，则要到秋分以后。整个春分到秋分白昼始终比黑夜要长，都可收到相应的人口红利;只是以夏至作分界，分为之前红利累进增长和之后红利逐步衰减两个阶段而已。
三、城镇化还是城市化。这个问题大家有一些争论。《人民日报》理论部的负责同志来了，7月17日该报在发表我执笔撰写的“以改革创新推动城镇化转型升级”文章时，也发表了洪银兴的文章和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的文章，并且加了编者按“新型城镇化该怎样推进”，以推进不同观点的讨论。我觉得很好。我想谈几个观点：一是“城镇化”是“中国制造”。不过有人讲是1992年某某人士最早提出，实是误传。据笔者所知，最早提出并使用城镇化一词，是1984年的事情。当时世界银行对中国援助前，先进行一番考察并写出考察的背景材料。接待单位财政部同志让我同世行专家进行一次交流，主要谈城市化、老龄化两个问题。世行专家谈了他们考察的情况和看法，提出Urbanization可否译为城镇化。我当时以为，其一，中国处于城市化第一阶段，主流是农村人口向中小城镇转移和集中;其二，政府的城市化方针是积极发展小城镇、适当发展中等城市和严格限制大城市规模。有鉴于此，译成城镇化也未尝不可;但这是非规范化的翻译，因为Urbanization系指城市人口占比不断增长的一种过程，城市包括大、中、小，小城市即是镇，没有必要将镇从城市中单提出来。后来由国务院技术研究中心王慧炯、财政部杨光辉主编的世行对中国考察的背景材料《城镇化：世界经验和中国的前景》一书，由气象出版社出版，首次使用城镇化一词。
如今中国城市率达到53%并进入以大为为主S曲线第二阶段，继续沿用城镇化概念容易造成某些方面的误解。在理论层面上，城镇化抽象掉城市化中的“市”，变成城、镇可以脱离“市”而单独存在、自行发展，这就从根本上切断了城、镇与市之间不可分割的内存联系。城市化的本质是什么?从人口学角度观察，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一种过程，是人口的城乡结构问题;从劳动学角度观察，是就业在一、二、三次产业之间的分布和结构问题;从经济学角度观察，是农业、加工业、服务业为主的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动问题;从社会学角度观察，是工业社会取代农业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现代文明取代传统文明的社会进步问题。不过经济是基础，现代城市化主要是工业化和信息化发展的结果;核心是人口的城市化，因为变农村人口为城镇人口的过程，就是人口和就业结构转变、产业结构升级、现代文明取代传统文明的社会进步过程。由此可见，在城市扮演特定区域内经济、政治、文化中心角色中，“市”是支撑城市运转的最重要的基础。城镇化把“市”这个最重的经济基础抽象掉，将城、镇与“市”分离开来、割裂起来，这在概念上就违背了以“市”为基础的合理内涵;同时在外延上，也必然失去“市”对城镇规模、地理范畴的自然界定，变成可以由人的意志决定的主观的东西。
在实践层面上，容易混淆正常的城市化与人为造城的界限。甚至出现为城镇化而城镇化，先造城镇、后兴市“倒过来”的城镇化，形成诸多城镇化虚张。诸如城镇化速度虚张，一个时期以来城市化率竞以年平均1个百分点以上的速度持续增长;城镇化规模虚张，不仅城镇化“大饼”越摊越大，而且越摊越厚，掀起“垂直城市化”热;城镇化人口虚张，目前53%的城镇化率，至少虚张3个百分点以上;城镇化房地产虚张，形成土地超前式城镇化，推动政府土地财政运转超速，成为各种问题中的核心问题;城镇化质量虚张，特别是城镇化集约化程度不高、经济密度低、产业结构落后、污染加剧等最为严重。治理城镇化虚张，需要走出认识上的误区。主要是：只有“城镇化”才是“中国特色”，只有 “以小为主”才能加快城镇化速度，以及只有城镇化才能有效避免“城市病”等。
刘尚希：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
刘尚希：现在大家都在谈经济体制改革，我觉得仅仅谈经济体制改革是不够的，对我们整个国家来说，经济体制改革毫无疑问是一个基础性不能满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么一个目标，我认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在经济方面的定义，他从的改革，也可以说是经济基础领域的改革，但如果仅仅满足于现状，很多经济问题就无法解决。因此，改革应该放在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的视角来看，确定改革的目标，经济角度定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是共同富裕。我们应当评估一下我们现有的体制能不能有助于共同富裕，而不是只看它是不是有助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是不是可持续、经济增长能不能保持，这些问题很重要，但是这个问题必须和共同富裕这个问题联系起来，如果偏离了这个目标，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我们的改革很可能就会走偏。
所以，经济体制的改革应当纳入到怎么有利于走向共同富裕这么一个大方向上，我认为这是很关键的。社会主义如何体现?我们对市场经济的研究是很多的，但现在说的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部分，不等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这是很清楚的。但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关注了市场经济本身，对“共同富裕”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有所忽略。所以才导致现在所面临的这些社会问题越来越多，这些矛盾和问题反过来又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循环。所以，我认为在讨论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首先应该明确大方向。
从这个角度评估一下当前的改革，它的关键性问题在哪儿?我认为现在来看，现行的体制和共同富裕的目标在某种意义上是存在一些背离的。并不是我们想背离，而是说这个体制出现了一些障碍，这些障碍不由自主的导致了偏离共同富裕的目标。过去三十年的改革主要强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目标已经实现，现在要变成走向共同富裕，这是比“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更困难的一件事情。这个不仅仅是经济放开搞活就可以实现的，它要涉及到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和政府自身的改革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有一个基础性的问题被忽视了，即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问题。这个问题以前提出来了但是一直没有答案，股份化是公有制实现形式之一，对于企业来说现在国有企业的改革是朝着股份化方向前进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国有企业的组织形式的问题，通过股份化，让国有企业变成一个真正的市场主体，但是国有企业本身改革任务并没有完成，因为涉及到跟国有企业怎么定位的问题，国有企业的历史使命到底是什么?实际现在还有很多模糊的地方。除此以外，我觉得比国有企业改革范围更大、更具有基础性的的问题，刚才陈剑会长也谈到了，公有制的问题。两种公有制：一个是国有制，就是全民所有制，再就是集体所有制。公有制的积极作用从理论上是有助于共同富裕的，和市场经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也是匹配起来的，这两种所有制怎么找到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更有效的实现形式?这方面在体制上没有真正的破解，为什么这么说?除了国有企业以外，大家谈到的土地问题、矿产资源等问题，按照宪法规定这些资源归国家所有，我们从计划经济到现在一直在实现国家所有，从法律上来说由国务院代表所有者，实行分级管理。但是实际的状态是什么呢?实际是分级所有、部门所有，以行政权力行使所有人的权利，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可操作的、法律制度化的产权制度，很多腐败问题都和这个交织在一起。很多人都在批评的土地财政也是这个问题。土地财政的背后是什么呢?城市土地是国家所有，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国家所有的土地是地方政府在出让，矿产资源在谁的地域范围内谁就来处置，这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没有?是不是我们现在国家所有、分级管理变成了事实上的中央所有制、地方所有制、部门所有制?国有企业分得很清楚，比如央企有地方企业，有市一级企业。但是现在矿产资源、土地这类资源性的资产，到底以什么样的方式进入市场?招拍挂的方式，比起行政划拨有很大进步，但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产权的有效实现形式，我觉得它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实际不是一个观点，或者说实践中我们这方面的探索是不足的。在公有制的背景下大量的资源、大量的财富是国家所有，但是又要进入市场，又要以市场的方式配置，这个机制怎么建立是一个空白。国有企业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经营性资产的问题，但是没进入市场状态处于自然状态的资源性的资产，现在处于谁都在管、谁都不管的状态，在地方来看，在谁的一亩三分地里就是谁的。这与我们的所有制改革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很有关系，我们现在还是延续了过去计划经济的国家所有、分级管理的办法，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明确提出来，中央与地方之间应该也有一个确权问题，这就形成一个产权制度的改革，这是一个观念。这个问题与我们的分配差距的扩大是有紧密的关联的，理论上讲，公有制是有助于共同富裕的，但是现实来看，公有制却成了分配差距扩大的一个加速器，起了反作用，为什么呢?就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没有找到，没有找到一种可操作、可运行的机制，这种机制是什么?我认为首先要超越传统的所有权的概念，建立一种新的产权制度，这种产权制度应该是一种新的财产组织形式，国家财产也有进入市场的有效途径和方式，在体制机制上予以实现，但是现在以行政权力履行所有人的权利，问题就很多了，这个问题如果不改，分配差距怎么缩小?“十八大”提出公共资源共享，怎么共享?我们现在的财政收入有多少体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的财产性收益?我们现在只谈税，说税收占了多少比重，作为公有制国家，国家所有在经济上的实现就是财产收益，财产收益有多少体现在国家的财政收入里呢?现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我们只看到了分税但是没有分产。中央与地方要不要分产?不分产应该怎样确权?国家作为所有者采取一种什么样的委托方式让地方来管理属于国家的财产，象土地、矿产资源等，应该有明确授权。如果没有明确授权，地方想怎么搞就怎么搞，拿着这些东西搞地方政绩，成为招商引资的补贴的重要资源。地方之间的竞争靠什么?区域之间的竞争靠什么?实际就是靠土地，招商引资零低价，招拍挂再还给投资者。矿产资源也是一样，国家的也好私人的也好，推向市场都能变成GDP，但是这些东西很多变成了投资者的了，这样分配差距能不扩大吗?我认为这是一个关键性的、真正上升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上的问题，但是现在谈改革的时候很少有人触及。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集体所有问题，现在谈到城镇化，城镇化问题不仅仅是进城问题、进城户籍制度改革问题，还有农村怎么出村的问题，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武汉评了十大优秀农民工，可以解决武汉市户口，但是大多数人不愿意到武汉市，农民在农村有宅基地、承包地、山地、房子，所有这些怎么退出?原来集体组织的成员实现承包，怎么把他的东西利用市场的方式退出这个集体，进入到城市?在我们现行的体制下，农民在农村里，在这种集体所有制的形式中，我们设计的制度好比给农民一个没有底的桶，这个桶没有底，搁在那儿是可以放东西的，但是不能拎起来，拎起来一跑，桶没有底全漏光了。农民在城里打工挣钱在农村盖了房子，改善了生活，但是这些房子他能交易吗?能带走吗?不行的。城乡之间的财富差距更大，城市里的房价一直涨，享受了发展带来的增值收益，农民享受什么?是在贬值，所以这个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集体所有制的改革也是一个大的问题，怎么样改革，这是基础性问题，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要完善，要从大的目标走向共同富裕这个方面衡量，所有制改革的问题怎么找到一种有效的实现形式是不能回避的一个基础性问题。谢谢大家!
顾海兵：厘清问题属性 辨出轻重缓急
顾海兵(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我建议研究会以后讨论一些专门的问题?哪些是专门的问题呢?
第一个是北京问题。现在有很多现实的小问题值得我们研究，小中见大，比如说北京汽车摇号，北京公交的价格、水的价格，若干年不调整;低标号的汽油价格很低、停车问题没人讨论，户口上附加的各种福利越来越大，所以我们应该研究北京的问题，不要老说外地。
第二类问题是一般的问题，不是北京独有的问题，是普遍的问题。比如搞一个工程项目要盖一百个公章，我们能不能只盖一个公章?再比如器官移植问题，现在每年有150万人等待器官移植，按照传统办法只有1万个可以提供，那些人都在等死，怎么办?所以我一直主张器官移植的市场化，必须走这条路，两害相权取其轻。还有就是官员的特权问题，过去有人讲800万干部住在医院里花了多少钱，说数据不对，那正确的数据是多少呢?我们的干部们究竟在医院花了多少钱?现在还存在所谓公费医疗，公费医疗到现在没改，一直在推，一直在拖。我觉得这些问题以后应该加大一些研究。
第三类是基本问题，是本质性问题。市场化的“量”和市场化的“质”是我最近提出的概念，我借鉴了“现代化”和“现代性”这两个概念，我比较赞成现代性这个提法，不太赞成现代化的提法，因为这里有本质的区别。到目前为止我始终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市场化程度非常低，没有高过50%。首先是人的市场化没有做到，所谓党管干部，什么叫做干部?干部的概念本身就是无法琢磨的一个概念，根本说不清楚，把人都管死了，还有什么市场经济?第二是资金，五大国有银行控制了近一半天下，几乎所有银行直接间接的都被党政控制，银行行长是党管干部，都有行政级别，是高官，就算存款利率放开了，作用能有多大?我对中国金融改革一个提法：什么时候中国民间金融能够占到一半以上份额，我们才有资格谈中国金融改革。再看土地，所谓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没有老百姓所有的土地制度，没有土地民有和市场化，哪有土地市场?如果人、资金、土地这些基本经济要素都没有市场化，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怎能达到一半?中国市场化极其艰难，中国金融改革还任重道远!
最后一个问题，宪法的问题。宪法是根本大法，现在所有的问题都不讨论宪法，过去五年左右动一次，现在十年不动，宪法不改革怎么往前走?所以我建议下一次专题讨论宪法改革。
王占阳：分配制度改革离不开公众参与
王占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今天我说一下退休和养老金问题。
第一个问题，退休和养老金由谁来设计，由谁来决定?在国际上，我们看发达国家，退休和养老金问题都是公共话题，搞不好就上街游行，这是有高度的公共参与的，通常最后由公众来决定。但在我国，人保部几个人就在那里做了顶层设计，就要决定这么大的一件事了，我认为这是不合适的。前几年我在《学习时报》上发了一篇文章，说分配制度改革必须依靠公众参与。退休和养老金问题就是一个分配改革问题，必须有公众参与。没有公众参与，将来出台的方案搞不好就要激起大乱子。
第二个问题，关于退休和养老的国际经验，真相到底是怎么样的?我看一些文章里讲，国际上各国退休年龄是多少，养老金领取年龄又如何，二者是分开的。但是我跟一个加拿大华人仔细谈这个事，他说在加拿大根本没有退休年龄这个概念，只有领取养老金年龄的概念。所以我就怀疑，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很大的误区?最近清华搞了一个方案，说是先退休，几年以后再领取养老金，我在网上给予了强烈抨击，我说这是前所未有的法西斯行为，因为这等于强制退休，退休后又不给钱，不用五年就得死多少人?这是不可思议的。
第三个问题，退休年龄问题。去年我接受南方人物周刊的访谈，就退休年龄问题发表意见，我认为现在根本就没有到谈论延长退休年龄的时候。
刚才田雪原教授已经讲了人口红利问题，我也是这个看法，虽然我不是专门研究的，但是我大体上知道。只是坐外国飞机和中国飞机，稍微比较一下就知道，中国的人口红利还很大。美国、加拿大的飞机哪儿有空姐?都是空阿姨、空大嫂。现在有些人说我国的人口红利下降到什么什么程度了，那是开玩笑。
有些干部想延迟退休年龄，想从60岁退休变成65岁退休，再多服务五年，再多威武五年，有人还想再多捞五年，无非就是这个，为此就制造出种种谎言，说是人口红利没有了，已经到了应该延迟退休年龄的时候了，又让某些“学者”为之造势。
我的看法是，虽然从中长期看，延长退休年龄是大趋势，但是在未来的5至10年内还不应延长，也不可能成为现实。既然不应该，也做不到，那就不该说。现在官方提出延长退休年龄问题，不仅毫无意义，而且自找麻烦，更损公信力。
第四，养老金缺口问题。养老金缺口，有关方面一会儿说缺口很大，一会儿说肯定没缺口，反反复复的，这两个必有一个是谣言，这就应该有人被抓了，但是官谣肯定是不抓的。实际情况呢?实际情况是几年前就已向上级汇报出了大窟窿，这是事实。出现这个大窟窿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不是应该有人来负责?这也是一个大问题。如果没有工作反思，又无人负责，将来谁放心?
第五个问题，养老金缺口怎么补?现在有些人振振有词地说：国际惯例是人口老龄化了，肯定就要延长领取养老金的年龄，这才能够补上养老金缺口，中国现在也要这么做。可是他们忘记了，人家延长领取养老金年龄有两个前提，一是人口确实已经老龄化了，二是政府已经充分承担了自己在养老金问题上的责任，但养老金仍然不够，这就没有办法了，只能让纳税人再掏钱，推迟领取养老金的年龄。
但我国在这个问题上做得很差劲，我国财政养老金的拨付比例在世界上是很低的，政府远未尽到应有责任。不仅如此，政府在养老金方面还有过去计划经济时期的大量历史欠帐，财政也远未补齐，实际是让那时过来的老职工自己吞下苦果了，这也很不公平。
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新、旧养老金缺口都应由财政来补齐(包括用国企股份补齐)，而不是制造一个“人口红利消失”的大谎言，用推迟领取养老金年龄的办法来弥补，即把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推卸给人民。这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该做的事。否则，那就是极不负责任的，而且很容易激起普遍的强烈不满，导致公信力大幅下滑，甚至有可能引起社会爆炸。
第六，养老金如何保值增值?十几年前我讲过社会保障课程，知道这方面的大致概念。养老金问题中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如何保值增值。这个保值增值必须特别慎重。一般国际上都不主张把养老金的主体部分拿到股市上去，因为这个主体部分必须是非常安全的。但在国内，现在看来，有关方面的基调就是想靠股市实现养老金的保值增值，我觉得极其恐怖。中国股市和美国股市还不一样。美国股市比较稳定，中国股市则像赌场，极不规范，大起大落，有如过山车。如果将养老金的主体部分或者很大一部分放到这样股市上去，那就太可怕了。这是一个大炸弹。我不相信有关方面有能力在这种股市里保证养老金的保值增值。
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办呢?我提一个建议，供大家参考。我认为首先还要靠银行，即把养老金的主体部分放到银行里去，通过银行保值增值。这也是成熟的国际惯例。
但银行现在是负利率，放到银行里就贬值，这个贬值问题怎么解决?我认为应该由政府负责解决。因为这个负利率和贬值是政府造成的，银行的固定利率是政府制造的，通货膨胀是政府使劲印钱印出来的，那么出现了负利率和贬值问题，就应该由政府来解决。
政府怎么解决?我提一个办法。我认为，存款利率的市场化，可以先在养老金方面突破。也就是说，养老金的存款利率可以率先突破现有存款利率的底线。比如说，现在的存款利率是4%、5%，养老金的存款利率则可以提高到7%、8%，或者更高，原则是高于通货膨胀率一两个百分点。国家要制定这样一项特殊政策，而且至少要上升到法规层面，最好是上升为法律。
那么，这样的政策对银行有什么问题呢?银行也不会有大问题。由于贷款利率已经放开了，银行有大量养老金存款注入后，它可以通过大量贷款收回这笔钱，所以银行并不吃亏。
如果这还不够，那怎么办呢?那就可以让银行把一部分利润直接注入到养老金里面去，而不必再经过财税流程间接注入养老金。这就是政府通过国有银行负责任。我认为，对于政府来说，既然养老金的存款负利率是政府造成的，既然银行还没有完全市场化，国有银行仍然是主体，你就应该去做这件事。
这样就能确保养老金保值增值了，全国公众也能放心了。
至于银行存款利率全面市场化，我觉得恐怕还要很多年，很多年以后我们还可以再想办法。至少在这之前，我认为用这个办法是比较牢靠的。
谢谢大家!
胡星斗：发展民营企业 推进市场经济
胡星斗(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最近中央在整顿中石油，国资委的主任也被抓，这应当成为终结国进民退的一个机会。中国过去没有搞真正的市场经济，没有遵循大市场、小政府的原则。可以说中国经济与政治一直是在反向运动，经济是越来越自由化，但是公权力却在不断扩张。民企长期受到排挤，民企甚至被妖魔化，民企为了自保，也纷纷投靠了一些地方政府。由于中国没有建立宪政制度--约束政府权力的制度，国企的扩张、公权力的扩张使得改革开放有可能随时停顿，或者是夭折，私人企业、市场经济随时可能遭到打压或者是可能被颠覆，极左的文革思潮回归，国有化获得了特权派与极左派两个阵营的支持。但是大家都知道国有--我指的是传统的国有，存在着相当多的问题，效率低下，贪腐严重，消费者利益的损失、国家利益的损失，对私营企业产生挤出效应，催生了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阻碍了改革，国家被分利集团化，加剧了分配不公等等。特别是过多的国企孳生了人治，破坏了法治，扼杀了民族的创新精神。特别是我认为国企的扩张、公权力的扩张也将压缩人民自由的空间，甚至最终可能取消某些自由，比如最近的网络自由言论受到过度的随意的限制，其实与国企的扩张、公权力的扩张都是密切相关的。就像哈耶克所说的“国有是专制的经济基础，政府对于经济的过多控制是通往奴役之路”，而且国企伤害了宪法的尊严，损害了政府的信用和诚信，一些地方政府出尔反尔，先是巧舌如簧，引诱民营企业去投资，然后又国有化，一些人称之谓“关门打狗”，强制剥夺或者低价购买民营企业。我遇到很多这样的案子，包括我最近接触的陕西购买煤矿的一些案子，都是天量的财产，上亿元甚至几十亿元的财产，都被地方政府侵占或者某些贪官污吏巧取豪夺，这样的案例可以说数不胜数。
一些特权垄断利益集团利用它的话语权、立法权可以以一纸行政命令就可以轻松地占有国家的资源，比如中石油、中石化凭借着1999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国家经贸委的一个38号文件，就轻而易举地垄断了对石油的开采和销售。但是我认为只有民选的人大有权决定把资源交给谁经营以及利润怎么分配。而目前大多数垄断性国企的垄断资格没有经过全国人大的批准，当然即使有，有的垄断比如说烟草专卖获得了人大的认可，但是由于人大代表缺少民意基础，因此，烟草专卖仍然很难说体现了大多数国民的意愿。日本、韩国都曾经实行烟草专卖，1991年全世界有70多个国家烟草专卖，到2003年是20多个国家，目前只剩下几个国家，日本、韩国早就废除了落后的烟草专卖的制度。
由于国有企业定位不清，边界不明，所以它只应当出现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公共产品生产的领域，但事实上在我们国家现在国有企业定位成了特权企业，扩张与经营都没有边界。现在，我认为正好是时机，来推动国退民进，只有民营企业才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是民主法治的基石，否则在中国别谈民主法治;民营企业也是中国现代化的保障，依靠国有企业中国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可以说是“永远”，世界上还没有这个例子，哪个国有企业主导的国家建立起了一个现代化的国家?现在没有这个例子。所以应当撤销对国有企业垄断的各种文件条例，包括我刚才说的关于中石油中石化垄断的38号文件等等，鼓励民营企业进入这些垄断的产业;中国还应当大力保护民企产权，因为产权保护是市场经济的关键，也是建立法治国家的关键，我们应当来推动民营企业财产的保护。所以我也欢迎在座各位朋友，未来莅临我的“民营企业产权保护论坛”做指导。谢谢大家!
张立群：当前中国经济在稳增中转型
张立群(国家发展中心研究员)：刚才听大家关于中国经济的很多讨论，很受启发。我主要还是按照这个题目，针对当前经济形势谈一些观点。观察当前经济形势，我想两件事情必须要注意：
第一，我们过去这四年的政策调整，我把它也作为一个周期，从2009年的一揽子计划推出，2010年、2011年一揽子计划退出，2012年政策转向稳增长，构成了一个政策调整周期。经过2012年到目前稳增长政策的持续，中国经济增长现在总体向平稳的方向在发展，包括我们看到今年7月份、8月份工业增长率连续两个月在提高，包括我们看到投资数据，包括消费数据、外贸出口数据现在都有一个恢复的态势。所有这些都表明我们政策的效果现在是在显现当中，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经济进入到一个平稳增长态势。
第二，我想应该注意中国经济转型，中国经济现在正在经历一个重大转型，我想我们谈的改革，实际都是围绕着支持中国经济转型来进行的。要有一个制度上支撑来引导企业和每一个人更认真、更负责任的做事情，这样才有更高品质的产品和更高品质的服务，生活水平也才能够进一步提高。所以这个过程真正的能够支持我们有更高水平的制造业，更高水平的服务业的一些制度安排，应当是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
为什么中国经济出现这个转型呢?我认为主要是两个方面原因：第一是市场供求关系的改变，第二是要素成本水平的提高。
市场供求关系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供不应求，另一种是供大于求。供不应求的市场为企业的生产提供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市场选择标准很低，供不应求的时候市场选择的重点在于有没有，而不在好不好，这个时候企业很容易扩张的，随便生产什么，很容易卖出去。第二条件是供不应求的市场会给企业提供丰厚的利润，市场供不应求，定价权在企业，所以企业利润丰厚，导致企业有很强的发展动力，2003年以后企业就是24小时加班加点，埋头苦干挣大钱。在市场供不应求的时候，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能力是比较强的，企业的发展能力和发展动力都很足。这个供不应求的市场会把所有产能都动员起来，把所有资源都动员起来，2003年初的小煤矿发展那么快，就是市场利润吸引的。但是供大于求的市场提供另外两个条件，一个条件是它的选择标准从有没有转到好不好，东西多了我就要选一选，这个时候企业的发展难度加大，现在强调产品或者服务的性价比，而提高产品或者服务的性价比又必须走质量效益的路线，只有质量不断提高，产品性能或者品质才能不断改善，只有效益不断提高，降价才有空间。性价比这样一个比较迫使企业必须转向质量效益型的发展，这个发展道路比低水平的快速扩张要难得多。所以企业的发展能力现在是阶段性的明显下降。供大于求的市场带来的是微利或者是没有利润的回报，市场供大于求了，竞争首先在价格方面，价格竞争的结果必然是微利或者没有利润的均衡。所以目前这种均衡就使企业的发展动力大大下降，现在企业说我忙了半天挣不到钱，我就不干了。所以现在企业的发展能力、发展动力都是明显下降的。在这个背景下，经济内生性的增长能力下降，或者叫做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是不可避免的。
要素成本水平提高就结束了低成本扩张。现在再搞低成本扩张就要亏损，低成本扩张比较容易，这就是我们讲的“三高一低”的发展，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三高一低”容易就在于“三高一低”的项目都是小项目，比如小钢铁、小火电、小水泥等，这些项目的资金起点要求很低，技术起点要求很低，人的素质起点要求很低，所以有点钱就做起来了。但是恰恰这些小型项目就属于投入产出比很低，污染排放很严重。现在当劳动力成本提高了，矿产资源成本提高了，土地水资源成本提高了，污染排放的收费标准提高以后，这些三高一低的小项目做不下去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企业的发展能力也是下降的，不是说哪个企业随便现在建一个新项目就能发展起来的，现在发展的门槛客观上是提高了，而且要素成本的提高也挤压了企业的利润，降低了企业的发展动力。在成本条件、市场条件都发生深刻变化之后，我们这个企业的发展能力、发展动力是明显下降的，这个明显下降决定了潜在经济增长的下降。这次在达沃斯论坛李克强总理讲经济开始由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增长水平的变化我想就是潜在经济增长率区间的变化。以前我测算过，2003-2007年我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区间我们测算应该是10-11%，现在应该在7%-8%之间，目前政策重点之所以努力使实际增长率稳定在7%-8%之间是围绕这个潜在增长率区间在调整的。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经济的重要转型是不可避免的，你要适应这样一个市场环境的变化，成本条件的变化，企业就必须要转型，必须从低水平、低成本的数量扩张转到一个质量效益型、集约型的增长，这样的转型恰恰是我们制造业的水平、服务业的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台阶，这个台阶如果迈上去了，中国进入到全面小康或者是进入到现代化才有坚实的保障。一个民族如果光会消费而不会生产、不会制造，这个民族没有任何希望的。所以中国真是要达到十几亿人能够过上发达国家的好日子，最重要的是要有一流的制造业，一流的服务业。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改革的重点可能也要考虑这些，怎么样强化风险责任约束，怎么样强化行政问责，通过责任的强化来约束每一个人、每一个企业、每一级政府更认真、更负责的做事情，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这个过程当中我想人的综合素质、企业的综合素质就会不断提高。而由此支持的产品的这样一个性价比、服务的性价比就会不断改善，这样的话，也才是我们生活不断提高的一个扎实基础。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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