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历史评价和未来走向是意识形态领域中一个最有争议的话题，而公平与效率更是经济学几百年历史中的一个经典话题，任何与这些话题相关的讨论都会成为人们的关注焦点。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的新书《21世纪的资本》(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以下简称《资本》)出版以后，引起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讨论与争议。该书的法文原著出版于2013年8月, 英文版出版于2014年3月，目前已有十多个语种的版权被迅速买断。不经意间，皮克迪这部纯学术大部头著作中的观点成了大家争相讨论的焦点。
现实的情况是,目前全球主要国家的贫富差距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这已经引起公众对贫富分化、阶级对立和社会动荡的担忧，社会舆论也对此进行了许多激烈的争论。我们将以经济学家的视角来客观审视该书基本内容和背后的逻辑故事，以及它所引发对中国贫富差距问题的思考。
一、基本分析思路和方法
在《资本》中，皮克迪并没有使用较为复杂的计量模型或现代经济学的数理方法，他只是借助于长期的历史数据，通过较为简单的统计分析，给我们描绘了西方国家财富集中和分配的变化趋势。该书的分析方法虽然简单，但是其立意非常新颖;虽然没有复杂的计量模型，但是其理论逻辑和分析结构却非常清晰。
《资本》的理论基础或基本出发点是两个经济变量和三个等式。第一个经济变量是资本产出比，第二个经济变量是国民收入中的资本所得份额。资本产出比(β)是指资本总量(K)与国民总收入(Y)之比，用等式表示为：β=K/Y。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资本是指资本存量，而不是当年投资形成的资本量。国民收入中的资本所得份额或者资本收益占国民收入的比重(α)，可以表示为资本产出比(β)乘以资本收益率(r)，用等式表示为：α=rβ。在一个稳定体系中，资本产出比(β)又等于储蓄率(s) 除以经济增长率(g)，用等式表示为：β=s/g。这意味着在储蓄率一定的情况下，当经济下滑时资本产出比(β)就会出现上升，而资本产出比(β)的上升会导致资本收益占国民收入的比重(α)和劳动报酬份额的下降。
在上述等式的基础上，皮克迪进一步推导出：r/g=α/s，即资本收益率与经济增长率之比等于资本所得份额除以储蓄率。之后，所有的分析思路都是围绕着资本收益率与经济增长率之比r/g这一指标来展开。如果r/g>1，那么资本收益率就大于经济增长率，这样资本持有者的收入增长就高于普通民众的收入增长速度，从而社会总体的贫富差距就会持续扩大。
当然，过去三个世纪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史的事实也正是如此。皮克迪根据全球二十多个主要发达国家的大约三百年数据，描绘出了各个国家资本年收益率和年经济增长率的变化趋势，从中发现，除了1914-1970年期间外，全球主要国家的资本收益率一直稳定地保持在4%~5%，而经济增长率却不到2%。在1987-2013年间，在扣除通胀因素之后，全球的财富水平以年均2.1%的速度在递增，而收入水平的年增长率却只有1.4%。皮克迪与其合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Capital is Back: Wealth-Income Ratios in Rich Countries 1700-2010)中则发现，英、法、美、德四国的平均财产收入比，从1700年的200%~300%增长到2010年的400%~600%。
所以说，如果资本年回报率持续大于经济增长率并成为常态，那么资本在社会中的支配地位就会愈发明显，而劳动报酬的份额则会稳定地下降。由此，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就会持续上升，因为资本利润和其他财产性收入的增长快于工资收入的增长，而工资收入恰恰是大多数人的主要生活来源。
当然，在理论层面，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质疑r/g>1是否会稳定地成立。尤其是，随着经济发展和资本存量的提高，资本收益率r会在边际递减规律的约束下出现稳定的下降趋势，从而有可能r/g在某个时点后出现小于1的情况。对于这种质疑，我们认为该论点的首要前提是，是否真的会在任何情况下出现边际递减。其次，这种论断没有考虑经济增长率和人口膨胀率稳定下滑的事实，从而r/g还会保持稳定大于1的趋势。再次，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完善，资本的回报率只会变得更高，这也会在很大程度上抵消边际递减的自然法则。最后，资本回报边际递减的速度如何、这种拐点在何时出现，还并不清楚，至少在皮克迪收集资料的20多个国家里，从1790年到2013年的200多年历史中还不曾稳定地出现过(1914-1970年中的r/g<1是经济增长率g加速和人口快速膨胀导致的)，甚至在2013年之后的一百年也不会出现。因为从过去两百多年的资本收益变化情况来看，资本收益率相对稳定增长。而纵然按极少数年份出现的资本收益率r缩小的速度来看，真正要让r/g达到或小于1至少也得一百年以上，而这还需要假设经济增长率g保持不变或持续扩大才有可能实现。
虽然，未来一百年之后的r/g究竟会朝何种方向变化，谁也不敢肯定。但至少我们确定的是，在皮克迪所搜集样本范围内的r/g是稳定地大于1的，因此基于过去实际数据来建立基础并解释过去的历史事实是没有问题的。
二、数据的真实性
由财产分类标准含糊和缺乏充分信息导致了核算难题，财产或财富的分配状况历来是收入分配领域中最具挑战性的话题。因此，皮克迪创造性地利用各国的税收数据尤其是房产税和遗产税等，来进行调整，从而获得了比较准确而又完整的财产和收入数据，特别是补充了关于社会精英的财富数据。从而，皮克迪的著作具备了非常长的时间序列数据，包括约三百年的各国面板数据，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欧美等众多国家指标定义的协调问题。仅此一点，皮克迪的工作不仅繁杂艰辛，而且严谨和富有成效。当然，少数经济学家对其早期数据的推断方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质疑，认为在变量信息有限的条件下对少数国家1850年前的资本收益率估算，存在标准不统一的问题。
我们的观点是，首先，在指标信息严重缺乏的情况下，采用同类指标进行推断的方法是唯一可用的备选项，仅以此点来批评这种研究方法是没有道理的。其次，纵然直接去掉1850年前的所有数据信息，也依然不会对研究结论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因为从资本产出比的角度来看，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的事实是显著清晰的。
在历史数据的基础上，皮克迪对传统的收入分配研究作了深层次的延伸。传统上，所有关于收入分配的研究和认识实际上都来自于家庭问卷数据的调查，借以对当前的收入差距来源和结构进行剖析。然而，皮克迪的研究再次向我们展现了历史事实研究的可贵性。一方面，它从一国几百年贫富差距的演化过程中提炼、总结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事实，由此从数据事实中揭示资本主义贫富差距的基本变化规律;另一方面，历史中所有国家同期的贫富差距事实，被进一步用来比较分析资本主义的百年变迁，并成为构建贫富差距理论的重要基石。而这一切都源于相当长时段内的严谨的历史数据。
皮克迪的研究通篇只用资本收入比的概念来诠释全球贫富差距的三百年变迁，尤其是从资本收入比的概念出发，向我们揭示了资本和收入差距、财产和收入分配的关系问题，由此描述了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趋势。然而，以往的收入分配研究从经验实证主义开始，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对这个问题的长期考察。因此，皮克迪的新书再次让我们领略和意识到财产分配和收入分配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其在解释财富精英或高收入群体持续高涨的收入份额问题上更是如此。
而在分析过程中，皮克迪的研究也一直非常强调巨富人群的演化过程。根据全球财产差距的三百年历史，往往1%人群都占有20%以上的社会总财富，或最高10%人群拥有60%~90%的财富，因此最富有1%至10%人群的财产增值过程尤其值得关注。正因为如此，在整本书的逻辑结构中，皮克迪始终把最富有的1%~10%人群作为分析的核心，由此才给我们揭开了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真实面纱。
三、对正统观念的挑战
(一)诚实劳动能否改变命运?
从历史长河的角度，皮克迪分析了最富的0.5%、1%和5%人群的收入来源情况。他发现，真正通过诚实劳动而进入高收入行列的人群在统计意义上并不存在，唯一的可能是来自于资本的利润或投资所得，因此没有极高的财产存量就不可能获得极高的收入水平。
而且，皮克迪的研究进一步发现，巨高的财富水平只有两种来源，一是来自于上一代的遗产所得，二是来自于统计上不可能发生的随机偶然所得。当然，唯一的例外是，上一辈通过辛勤劳动或创业成功而获得较高的收入之后，后一代通过进一步在资本市场获得巨额回报才有可能进入高收入行列。然而，仅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就指望通过高工资从而成为真正富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说，当前巨高的财富水平只有遗产所得和“上帝”随机给予所得两种可能，“通过劳动、努力和才能去获得(经济上)巨大成功的年代”已不复存在。
因此，皮克迪指出：“我们正在倒退回承袭制资本主义的年代，在这样的制度下，经济的制高点不仅由财富决定，还由承袭的财富决定，因而出身的重要性要远远高于后天的努力和才能。”而且，可被承袭的资本收入超出了工资收入，财富支配着工作，这便是承袭制资本主义的本质所在。从这个角度来说，资本主义社会的阶层已经被固化，一般阶层已经很难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而社会流动及其代际之间流动的降低无疑会带来社会活力的下降及其社会阶层矛盾的激化。
(二)库茨涅兹曲线是否存在?
在19世纪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年代，西方社会关注的焦点是资本主义的长期演变趋势，及是否会出现另一种社会制度取而代之等意识形态问题。与这种意识形态论争相呼应的是收入分配研究领域中功能性收入分配(functional distribution of income)的研究范式。在这一范式下，资本、土地和劳动都是生产要素，都具有生成收入的功能，一个社会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重点应该是考察全社会国民收入在三种生产要素之间如何分配的。马克思经济学中的收入分配理论不仅论证劳动要素是社会国民收入的唯一源泉，资本和土地的收入都是来自于对劳动创造的社会财富的占有，而且阐述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占有的社会收入的份额会不断上升，因为社会生产方式会不断资本集约化，即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而劳动得到的社会收入份额则不断下降，整个社会的两极分化就会不可避免。
然而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发生了重大改变。功能性收入分配的研究范式逐步地让位于规模性收入分配(the size distribution of income)的研究范式。该范式首先是把一个社会中每个家庭或个人看作获得收入的个体，然后考察个体之间收入差距的大小或者收入分配的均等化程度。在现代经济学研究文献中，这一研究范式的研究文献主导着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而对一个国家或多个国家收入差距状况和原因的经验分析，则是这一研究领域的重中之重。
而在规模性收入分配研究范式中，最为典型的案例则要算库茨涅兹“倒U形”假说(编注：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茨涅兹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提出)了。这个假说认为，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收入差距是比较小的，随着经济发展和增长，收入差距开始扩大，但是到了一定发展阶段后收入差距开始缩小。这样，收入差距会随着经济发展呈现出一种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形”的变化轨迹。
库茨涅兹“倒U形”假说可以说是对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西方国家收入分配格局变化的一种实证描述，但是八十年代后西方国家普遍出现的收入差距扩大的事实，则是这一假说无法解释的。更重要的是，库茨涅兹“倒U形”假说过多地强调了发展阶段对收入差距变化的影响作用，却轻视了政府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影响作用，而后来的研究文献却显示，导致上世纪1930-19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收入差距呈现不断下降趋势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社会福利政策和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实施。也正是这些政策的作用，西方发达国家同时出现了如皮克迪所描绘的，资本收入比(β=K/Y)和国民收入中资本收入份额不断下降而劳动收入份额不断上升的情况。然而，这种情况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发生了根本逆转，资本重新回到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支配地位，资本收入份额不断提升，与此相对，反差的是劳动报酬份额的不断下降。
而且，皮克迪的研究发现，1914-1970年是资本主义过去三百年中唯一财富差距缩小的阶段，而在其他任何时期都经历了一个稳定扩大的过程，而且在进入21世纪之后，这个扩大趋势愈发明显和急速。由此，从一个更长时期来看，资本主义的财富差距实际上经历了一个正U形的变化轨迹，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存量的提高，贫富差距反而是继续扩大了，甚至在21世纪，贫富差距的程度有可能达到或超过19世纪的最高水平。而且，从更长的历史时期来看，贫富差距的缩小纯粹是因为战争和政府政策强力作用的结果，资本主义真正的常态却是贫富差距会持续拉大。这对过去几十年流行的库茨涅兹“倒U形”论断提出了极大的挑战。
(三)社会地位世袭传承制再度出现?
皮克迪认为，在资本主义的过往历史中，历来有一个经济社会地位世袭传承的事实，只是在不同的时期呈现不同的表现形式。在19世纪前，这种世袭传承比较彻底，贵族、王室和帝王的世袭制度直接决定了贫富差距的代代相传。之后，资本主义逐渐引入了民主化的市场体制，然而由于市场经济充分激发了资本要素的活力，从而在三百多年的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市场手段使得财富地位薪火相传。只是在1914年之后，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逐渐瓦解和削弱了资本主义的资本存量基础，工会运动、反战措施和人口的快速增长则进一步削弱了资本的扩张性，从而资本回报比率经历了约六十年的缓慢下降，贵族地位的代际传递也稍有弱化。然而，当资本的活力得以保存和充分展现之后，资本的贪婪和缺乏限制等特点再次迸发，在缺乏强力的财富再分配调节政策的背景下，再一次铸就了新时代下的资本贵族制度，资本主义的代际流动性也再次固化。
平均来看，根据皮克迪的数据，上一代遗产占当期财产总量的比率从1914-1970年代的5%上升到当前的20%左右，只离19世纪中期最高的25%相差无几。甚至在号称实行社会民主主义的现代英国、法国和德国，目前社会总资源中仍然有超过23%的比例是来自于遗产，这与百年前的旧欧洲大致相当。所以，皮克迪说1914-1970年代财富的代际传递效应的下降只是一个偶然现象，真正的资本主义常态是持续稳定的资本和财富的世袭传承，这最终会让民主社会根本无法正常运转。
(四)改写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
可以说，皮克迪的这部著作对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也提出了挑战。现代新古典经济学尤其强调劳动、资本和技术的积累，特别是“卡尔多事实”(编注：英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卡尔多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提出)所假设的长期资本产出比和资本劳动比在增长过程中始终保持不变，这样就会达到经济增长中的稳态均衡。然而，皮克迪提供的历史事实却表明，资本劳动比和资本收入比不但在短期内波动很大，甚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能远远偏离均衡水平，这就使得资本拥有者的资本收入比越来越高，从而富者越富，穷者越穷，到最后穷人只能获得极少的财富份额。
同时，在经济增长和财富分配的框架下，皮克迪仔细分析了资本增值和其他所有要素回报率的动态竞争关系，发现1914-1970年代期间资本收益率低于产出率的事实，在历史长河中只是一个很少的例外，在1970年代之后的绝大部分时期内，资产收益率都会稳定地远高于经济增长率。从而他的研究认为，在进入21世纪之后，资本收益率在与劳动回报率的竞争中完全胜出，从而卡尔多事实和哈罗德模型(编注：英国经济学家罗伊·哈罗德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提出)所假设的稳定资本劳动比不复存在。从这个角度来说，新古典经济学的最基本假设需要重述，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理论基础也需要再次调整。
四、资本主义的未来
皮克迪提供的数据表明，1914-1970年间的资本回报下降，仅仅是因为两次世界大战、严重的经济衰退和高税率侵蚀了资本的报酬，同时加上人口的快速增长和技术的飞速进步，从而经济产出率高于资本收益率。而在其他时期内，资本在生产要素收益争夺中基本上处于完胜状态，从而财富的回报率越来越高于实际产出的增长率，而且加上近年来的人口老龄化加速和技术进步放缓之后，更加加剧和强化了这一分配格局。而且，如果资本收益率稳定地高于劳动份额，那么资本主义贫富差距的持续拉大就不可避免，甚至过去一直强调的通过发展教育以缩小收入差距和减弱财富的代际传递的政策主张，也许会变得不那么奏效，因为教育所能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终究无法超越资本收益率。
这样看来，当前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试图通过教育、医疗和社会福利等来提高公平的做法，在阻止资本主义的社会分配不均问题上所起的作用会大打折扣。果真如此，资本主义还能看到未来么?
当然，既然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追求利润的天性和其高回报率，那么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就在于平衡资本和劳动的回报水平。因此，皮克迪开出的政策药方是，必须对异常集聚的财富水平征收较高的财富税，从而保持资本所得与劳动回报的相对平衡。所以，一个显而易见的政策启示就是从遗产税、不动产转让税、赠与税等角度对社会的财富进行强力调节。
因此，皮克迪开出的政策药方就集中在对资本的贪婪性加以政策约束方面，如对资本回报征收年0.1%至10%不等的累进税率，或对超过50万美元以上的收入征收80%的惩罚性资本保有税。如此激进而又骇人听闻的政策建议显然会激怒所有的富人，甚至连皮克迪自己也承认在政治上并不可行，因为资本主义的财富精英宁愿看到这个系统走向自我崩溃，也不愿自己做出巨大的牺牲。
如此说来，西方资本主义难道除了不断滑向黑暗的深渊之外，就没有更好的政策选择么?至少，皮克迪并没有给我们开出一剂为社会各方都能接受的药方。
五、对中国的启示
《资本》一书在国内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反响，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担忧中国是否会出现皮克迪所描绘的情形。几乎与1980年代西方国家收入差距开始扩大同时，中国收入差距也出现了不断扩大的趋势。虽然官方的数据显示收入差距上升的势头有所遏制，但是徘徊在高水平上的收入差距远超过了人们可以接受的水平，加上部分收入差距来自于社会难以容忍的不公平因素如腐败、垄断和制度歧视，更加重了社会对现行收入分配结果的不满。
如果按照《资本》一书中的几个指标来衡量，中国的资本积累和集中方面的一些特点与皮克迪描述的西方社会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
首先，中国的资本收入比(β=K/Y)至少在过去近二十年中也有不断上升的趋势，虽然我们还缺少准确的数据表明它现在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这种判断的主要依据是中国经济的长期高投资率。众所周知，在过去相当长时间内，中国高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在带来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提高了资本积累率，提高了资本收入比。只是，与皮克迪所描绘的西方社会不同的是，中国的资本总量中，国有资本占有相当大的份额，它对收入分配和财富分布的影响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
其次，与皮克迪描述的西方社会相同的是，在过去近二十年中中国国民收入中劳动报酬的份额也出现了持续下降的情形。不同的只是，中国劳动报酬份额的下降并非完全归因于资本报酬份额的上升，因为还有政府部门收入份额的增加。
再次，现在中国的财产分布差距正在逼近西方国家，甚至超出了部分欧洲国家。根据我们的最新研究，现在中国居民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已超过了0.7，最富的10%人群占有的财产总量已超过了60%，而最穷的10%人群的财产份额却不足1%。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的是, 由于中国财产分布差距的急剧扩大是在很短时期内发生的，它通过遗产继承所产生的财富的代际传递效应还没有充分显现出来。当然，它在未来时期会显示出更大的效应。
最后，与西方国家过去长期的低经济增长率相比，中国在过去30多年中保持着高经济增长率，无疑会部分地抵消由收入和财产差距扩大所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在高速经济增长的背景下，大批的贫困人群摆脱了贫困状态，低收入人群的收入，虽然其增长速度慢于高收入人群，但是仍持续增加。这也是中国社会在收入和财富差距快速扩大的同时可以保持社会相对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在。
当然，这并不能成为我们可以容忍社会财富分配不公问题持续恶化的理由。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防患于未然，及时消除一切潜在危险的因素，从而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社会的长期稳定。这也许是我们从《资本》中得到的一个最有意义的启示。■（原载东方早报）
(李实系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万海远系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旭编辑，工作邮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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