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世界主要国家的统计数据分析证明：城镇化率与工业化、现代化不存在必然联系;进一步证明“城镇化不可能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文章指出中国追求城镇化的目的是向农民要土地和劳动力，为资本家创造更多利润。笔者还将就城市化问题进一步探讨，以求网友指正。
目录
一、城镇化与工业化、现代化不存在必然联系:
1、城镇化率与工业发展水平不存在线性关系;
2、城镇化率也不是现代化程度的标志;
3、经济发展水平与“是否刻意追求城镇化速率”无关;
4、毛泽东时代以低城镇化率使工业化水平大幅度提高。
二、“新型城镇化”不能解决三农问题：
1、给一张城市户口不解决“农民问题”;
2、乡村整治不能解决农村问题;
3、城镇化和土地流转不能解决“农业问题”。
三、中国追求城镇化的目的是向农民要土地和劳力，从而促进资本增殖:
1、中国追求城镇化首要目的是向农民要土地;
2、追求城镇化另一目的是向农村要劳动力;
3、追求城镇化最终目的是促进资本增殖。
小结
附录：24个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化相关性的计算
注释
一、城镇化与工业化、现代化不存在必然联系:
自从2002年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加快城镇化进程”后,中国城镇化水平迅速提高。其“城镇化率”(即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从当年的39.1%增至至2013年的53.7%。今年3月公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以下简称“国家20城镇化规划”),进一步要求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且把“城镇化”提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的高度。那么追求城镇化是为促进工业持久发展，且惠及农民、农村和农业,还是为了资本增殖?一、城镇化与工业化、现代化不存在必然联系分析世界和中国的统计数据可证：城镇化不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
1、城镇化率与工业发展水平不存在线性关系。西方统计学把全社会分为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类产业，一个国家工业生产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可表示该国的工业化水平高低。如果城镇化是工业化的必然趋势，那么城镇化率应随着工业化程度提高而增加。笔者选中2010年5000万人口以上24个国家,其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74%。包括美、英等高收入7国，中、俄等中高收入7国、印度等中低收入7国和孟加拉国等低收入3个国家。不包括新加坡等城市国家和产业单一的小国。对这24个国家当年工业化水平与城镇化率的两组数分析发现：两个指标间的相关系数仅为-0.145。经查表判别：这两列数据不存在线性关系，即城镇化率不随工业化水平提高而增加。如2010年越南工业增加值占GDP的41%，城镇化率只有29%;而美国工业增加值占GDP只有20%，城镇化率却达82%。(详见附录)由此可证明：“城镇化是工业化的必然趋势”这一命题不能成立。
2、城镇化率也不是现代化程度的标志。现代化水平常用人均GDP的多少表示。2010年美欧等70个高收入国家和地区，平均城镇化率78%;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30个国家平均城镇化79%。如果“城镇化率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那么后30国的人均GDP应高于前70国。却却相反，2010年后30国的人均GDP7733美元，只有前70国人均38745美元的20%。其中委内瑞拉、巴西2010年城镇化率分别为94%、87%，比美国的82%分别高14和5个百分点。而人均GDP分别仅为美国47340美元的24.5%和19.8%，可见城镇化率也不是现代化程度的标志。
3、经济发展水平与“是否刻意追求城镇化速率”无关。美国总统及州长是竞选出来的，他们没有“城镇化率”的指标考核。城镇化水平随工业、交通发展缓慢增长：1880年城镇化率28.2%，1920年增加到51.2%，40年内年均仅增加0.575个百分点。但1913年美国工业产值已占世界的38%，早已成为世界之首;又过30年，1950年城镇化率增至60%，年均增速降至0.29个百分点。2010年城镇化率增至82%，其间年均也只增加0.37个百分点，人均GDP却达到世界的第17位。
中国把“城镇化率”列入对地方主要领导的政绩考核指标,完不成该项指标不能升迁。2002年~2013年的城镇化速率年均增加1.3个百分点。是美国最快时段速率的2.26倍，但至2010年人均GDP仅居世界121位。
4、毛泽东时代以低城镇化率使工业化水平大幅度提高。对上述24个大国2010年城镇化与工业化水平的关系分析发现：“工业增加值占工农业增加值%”的变化，与城镇化率的变化高度相关。其相关系数为0.804。(详见附录)
2010年的24个大国中，“工业占工农业增加值”50~60%的4个国家，城镇化率28%(孟加拉国)～50%(尼日利亚)，平均36%。但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以更低的城镇化率实现了工业化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工业占工农业增加值的%”，从1949年的16%增至1975年的53%。城镇化率只从10.6%增至17.3%,仅为上述4国平均城镇化率36%的一半。那时的“低城镇化率”并未影响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全社会的基础产品，从建国初依赖进口到1976年自给有余：原煤产量从0.32亿吨增至4.83亿吨，增长14倍;原油从12万吨增至8716万吨，增长725倍;钢材从13万吨增至1466万吨，增长111倍;发电量从43亿度增至2031亿度，增长46倍。1976年粮食产量达2.86亿吨，比1949年增加了1.53倍，人均占有粮食从418斤增加到611斤。
综上可见,用世界主要国家及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统计资料都可证明：城镇化不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
二、“新型城镇化”不能解决三农问题
“国家20城镇化规划”指出“城镇化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新型城镇化”真的能解决“三农”问题吗?似乎取消了农与非农的户口区别，就没有农民，也就解决了“农民问题”;大规模整治村庄，农民上了楼,没有村庄，也就解决了“农村问题”;
把土地流转给城市资本家或乡村大户,现代农业取代了传统农业，也就解决了“农业问题”。否，否，否!
1、给一张城市户口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农民是从事农业的人民,不论工业多么发达，人们都要吃农业生产出来的食物。因而不论是否分农与非农的户口，总还需要农民。所谓“农民问题”，实质是农民的收入远比从事工业及其它行业的人低。根本原因是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工业品价格高于价值，形成“剪刀差”所致。它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建国后已大大缩小:如每百斤小麦1952年可换9.5米白布，1978年增加到15米。
改开初城镇人均收入是乡村的2.57倍，2013年增至3.03倍。城乡人均收入的差距，已从1978年209.8元增至2013年的18059.2元。经35年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增加了85倍!
这30多年农民经历了“两上交”、取消“两上交及农业税后农资大幅涨价”和大规模征地三个阶段。农民已分成三类：即在家种地的老人和留守儿童、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和失地农民。失地农民本应取得城镇户口;给继续种地的农民“非农户口”还是种地;只有对“资助在家种田的农民工”讨论户口才有实际意义。城乡户口的区别是粮食统购统销时形成的：城镇即非农户口吃商品粮，参加城镇招工;农村户口吃自产粮，在有限的指标外不能参加城镇招工。分田到户后，农村户口的人主要靠种承包地(或草原、山林)为生。两种户口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依靠土地为生产资料而生存。由于土地上生产的粮食是所有人共同的生存资料，只有满足农民们生存需求后，剩余的粮食才能出售给城镇，所以城镇人口必须控制在有限比例之内。只是采用化肥、良种使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才有条件取消统购统销。加上农机的推广才能腾出大量农业劳动力流向城市的。至于此后在非农户口上挂靠名目繁多的福利,并不是当初划分城乡户口造成的，而是将统一财政改为“分灶吃饭”的体制所致。城市往往利用自己的财政优势(这些优势有的是历史形成的，如上海;有的是政策倾斜形成的，如深圳;多数是集中下级资源形成的)，提高工资水平、养老、医疗保险的标准，集中优秀师资和资金办重点学校和高水平医院,对优秀人才分福利房等。这样的户籍挂靠有利于培养本地人才、吸引外地人才和资金、阻滞本地人才和资金流出，促进本地发展，进一步壮大本地财力。不难理解，本地财力毕竟有限，如不设置户口壁垒，享用本地户口福利人过多，势必稀释福利为原住市民反对，或失去户口优势。事实上户口福利远不止“农与非农”一种差异，同样非农户口，在城市间转移有可能超过本地的“农转非”的难度。甚至在同一城市内，从所属县转至中心区也不那么容易。今年7月30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也只是“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还要“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农民工对于是否接收“农转非”，首先考虑的是就业问题。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不会被30多项福吸引。《意见》对申请中等以上各类城市落户的首要条件，也是“合法稳定就业”。
而现在，除了少数吃财政饭和自己经营的人外，多数人的就业就是“被雇佣”。上岗与辞退权交给老板了,国企几千万工人尚且下岗，当年的大学毕业生就业率也只有70%左右。老板可随时裁员，35岁以上很难找到工作。没有饭碗怎能在城里生存?更不能养活全家。相比之下，越是特大城市就业机会越多，但户籍门槛越高。如北京市2013年底，常住人口为2115万人，其中常住外来人口为803万人，占北京户藉人口的61%。
这8百多万人只有找到就业机会才能居住6个月以上的，但他们却不能取得北京户口。即使取得了某县城的“非农”户口，也不能享受北京的户口福利!工资是老板确定的，普通工比白领低得多。即使取得打工所在城市的户口，连白领都买不起的住房，农民工更买不起;多数人的孩子交不起昂贵的“择校费”不能上重点学校;养老保险的大头应由单位交纳，2012年全国城镇就业3.71亿人，参加养老保险只有2.3亿人，1.41亿人未参保。
难道获得“非农”户口老板会补交养老保险吗?再说，当农民工在原打工的甲城市取得户口，后被解雇。要到乙城市求职，还能享受到乙城市的福利吗?难怪9成受访农民不愿交地换非农户口。
至于《意见》规定“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其前提只限于“现阶段”。这个阶段多长?不种田却收租-土地流转费，弱势农民成了新地主，强势的土地流入户—城乡资本家—能容忍这个“阶段”维持多长时间?土地是农民世世代代的饭碗，过了这个阶段交出土地、宅基又被辞退后，那时城里无房无工作，农村没房没地，就凭一张城市户口,能夠生存吗?所以，“靠统一城乡户口就能解决农民问题”的说法不能成立。
2、乡村整治不能解决农村问题。现代农村问题有的是社会问题-如恶人治村、干部腐败等;也有自然环境问题-如河沟、土壤污染，饮用水不卫生等。乡村是一种人居形式，传统村庄由多户宅基、自留地、学校及其它集体房屋(村委会、工厂、养殖场等)、沟塘及坟地组成。乡村的社会问题与人居形式无关，只与干部产生方法及权力有关。乡村的自然环境问题是土地分给农户和现代生产生活方式造成的：集体化时沟渠定期疏浚，每年还把冲入河沟的表土通过罱泥划渣还给耕地。那时水是活的，清的，且可作饮用水源。分田后公共的沟渠无人问津。滥施化肥，一半以上冲入河沟，许多规模化猪场的粪尿也入河沟。养肥了水草，淤塞了河道。加上垃圾倒入沟中，以及乡村引资工厂的废水排放，使河水变绿、变黑甚至发臭。传统的自然村落与社区楼房相比，更有利于农业生产，有利于维持农民的生活。一个行政村多个自然村落,大体上隨耕地分布。村民的居住地离最远的耕地，都在人畜负重步行(挑重担)的耐受范围内。传统乡村的宅基，不仅易于管理靠近的自留地，家前屋后可以长蔬菜、养猪、养鸡鸭、建厕所积肥料、打谷晒场、堆积粮草、生长零星树木等。这些宅基，除用于建房居住外，还具备农副业生产、晾晒收藏、减少开支、优化环境的功能。村庄被整农民上楼后，几个行政村即几十个自然村落集中到一个小区。与承包地、自留地的距离增加了几倍，必须以交通工具代替步行，机动车道代替土路。老年劳力难以种田，还要多占土地;不能养猪种菜，什么都得化钱买;人的粪尿都进入河沟，河水污染更加严重。农业生产更难，农民生活更差，农村环境更糟了。更大的隐患是一旦进入战时，不仅无法发挥地道战之类的人民战争，而且只要敌人切断水电，农民无法生存，只能任敌宰割。可见乡村整治不仅不能解决农村问题，反而带来更大的隐患。
3、城镇化和土地流转不能解决“农业问题”。
判断一个人口大国的农业是否适应社会需求，一看自产农产品能否满足人民的基本需要;二看农业生产的条件，能否长期支撑“满足本国需要”的生产。否则便出现了农业问题。近期中国大宗农产品自给率越来越低:2000年粮食净出口61万吨，食用植物油净进口30万吨，粮油基本自给。2013年粮食净进口增至8402万吨，食用植物油净进口810万吨。粮食自给率只有80%多。2012年进口食用植物油占国产比例高达80%以上。棉花的这一比例也达76%。
支撑农业生产基础条件包括土、水、肥、种等自然条件和农业劳动力。中国这些基础条件越来越差，其中：
⑴耕地数量减少、质量下降：
1997~2008的12年内耕地已减1.3亿亩，实际还不止。(详见红歌会网：望远镜“从14亿亩到20亿亩，耕地怎能越查越多?”)多数占用的东、中部城郊沃地。而按2020年的城市规划，还要占用更多的耕地。开荒和复耕的土地多数是劣质地。由于土壤团粒结构的破坏、水利工程年久失修及江河上游植被减少，至使大面积水土流失，全国水土流失面积达3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37.1%。由于水土流失、贫瘠化、次生盐渍化、潜育化和土壤酸化等原因，已造成40%以上耕地土壤退化。全国耕地有机质平均含量为1.8%，棕壤、褐土等土壤类型比欧洲同类土壤有机质含量低2倍以上。由于放弃了有机肥为主的方式，导致土壤养分失衡。全国51%的耕地缺磷，60%的耕地缺钾。
2009年全国耕地总量中，2度以上的坡地占42.9%，其中>15度的耕地占12%。绝大部分没有梯田。
不可能保住水肥，只能望天收。表土还要被雨水冲刷，产量越来越低。
⑵北方水资源不足、南方水污染严重：土壤养分靠水汽蒸腾，提升到叶面进行光合作用，才能生产出人们所需的农产品。这就是植物的“生理需求”，任何节水措施都不能低于“生理需求”。而我国1996年资料显示：北方各流域(淮河及以北)耕地占全国64%，水资源仅占全国16%。只能靠打井灌溉,许多地方地下水超采。即抽取了50米以下的地下水，需要1400年才能补足，当代越抽越少。南水北调代价昂贵，不可能用于农业。南方由于工业发展，化工原料及重金属污染水体，用于灌溉又会污染土壤，并残留到农产品中，如湖南的镉米。加之，排涝河沟淤塞，土壤板结，调蓄能力下降，易于形成涝渍灾害。城镇化不仅不能增加农用水资源供给、减少水污染、降低涝渍灾害，反而因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增加，与农业争水、增加排污量使农业用水的问题更加突出，从而成为粮食生产的重要制约因素。
⑶滥用化肥，土壤肥力下降:
土壤肥力靠施足够的有机肥维持，城镇化率越高、畜禽养殖越是规模化，越多的农民上楼，可返田的有机肥越少。只能靠逐年增加的化肥生产，不仅农本上升，而且使土壤板结，耕层变薄，最终成为维持单产的制约因素。
⑷推行杂交与转基因种子易使农业被外国控制：杂交种子往往依赖化肥及专用农药才可增产。且农民不能留种，每年必须买专业制种公司生产的种子。越来越多的制种公司被外国人控制。他们既可以任意提高价格，还可以强行推广转基因种子及配套的农药—如美国对阿根廷推广转基因大豆，搭售草甘膦除草剂。在战时还可停止种子供给，届时若当地土种绝迹，则军民都会饿死，或被廹缴械投降。
⑸化学农药破坏生态平衡：现在治虫依赖化学农药，害虫天敌、松土的蚯蚓一并药死;除草改用除草剂，又用转基因的方法抗除草剂,以保留禾苗生命。生态平衡被打乱了。
⑹农业劳动力锐减：数以亿计的青壮年劳力被“城镇化”的浪潮卷入城市，50岁以上的老人,只能依赖机械、化学的方法种田。按“规划”还要有1亿农民进城，再过20年谁来种田?石油枯竭后没有柴油，农机不能发挥作用，又没有足够的农业劳动力，粮食何来?
⑺土地流转后种粮面积将大幅度下降：主流以为土地流转到少数人手中，种田户的规模扩大了，更利于机械化、化学化，就能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了。事实上化学化早就实现了：中国的化肥用量世界第一。而现行农田连片面积也没有影响农机的发展，近十年全国大中拖拉机和收割机总量都增加了3倍多。
平原地区基本上实现了机耕、机收。分田到户后的田块规模仍维持集体化时的大小,各户间的田埂并未阻碍大型农机的作业。至于山区，若无大量投入，流转后大型农机具同样不能施展。同是种粮，流转后不可能显著增产，还要向土地流出户每亩交几百元流转费。只能改种经济作物，但世界能供得起14亿人的粮食吗?由此可见，城镇化与土地流转,既不能填补既有农产品缺口，更不能优化支撑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反而会导致耕地进一步减少、土质更差、水资更紧张、有机肥更难利用、农业劳动力更少，怎能成为解决农业问题的重要途径呢?综上所述，取消“农村户口”不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农民上楼不能解决农村问题、城镇化及土地流转不能解决农业问题，所以城镇化也就不可能成为解决三农业问题的途径。城镇化既不能促工，也不能惠农，那么中国追求城镇化的目的是什么呢?
三、中国追求城镇化的目的是向农民要土地和劳力，从而促进资本增殖为了掩盖资本家和地主对劳动者的剥削，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抛出了“生产三要素”理论，即产品生产由“资本、土地、劳力”三要素构成，以证明“以资本获取利润、地主获得地租，劳动者只能领取资本家规定的工资”的道理天经地义。鼓吹这一理论，可最大限度地蒙骗劳动者，以减少反抗。中国新生资产阶级通过“国退民进”和大量收受贿赂，掠得资本要素，完成原始积累后，自然要获取另两项要素：圈占土地、控制劳动力市场，以保证资本增殖。
1、中国追求城镇化首要目的是向农民要土地工业是资本增殖最大的产业。既要快速发展工业，又要避免污染城市，需在城外建立大块的工业园区。并要建通向园区外的交通网络，需用占用大量土地。房地产业是最赚钱的行业，更要大量土地。为了吸引外地资本家落户，城市要扩宽道路、增加绿地、新建公园，必须扩建城市，乃至另建新城，即所谓“改善投资环境”，需要更多的土地。《82宪法》虽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第十条)
依照此法，国家只能使用城市土地，并将集体土地的所有权转移给国家，而不能转移给资本家。此后，经济学家们“发明”了“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理论(公有制下不存在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耕者才有其田”，不耕者不应有田。私有制下依据这种分离理论,才产生了“地主与佃农的租佃关系”，并产生凭所有权收取地租的剝削方式),《88宪法》就把《82宪法》规定的“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条文，修改为“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同时规定最多可出让70年以内的土地使用权。实际执行中“国家”变为地方政府，这样就完成了由政府主导买卖土地的法律准备。城市的土地原本很少，资本增殖所需大量土地主要靠农村供给。而农村的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只有把农民与土地分离，才能以“公共利益”的名目，将农村土地所有权“征收”给国家--实际上是给地方政府。然后把土地的使用权出让给开发商建房，再连同房屋(除自住房外)卖给工商业资本家，完成资本与土地的结合。可见，这里关键的一步是要农民进城。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于是又散布了“农村贫穷是由于劳力过剩所致”、农民进城可以“享受市民的福利”、“城镇化”可使城市“反哺”农村等舆论。加上各级政府大规模强征农地，失地农民为此上访被载访、拘留等软硬措施，大量的农地就通过政府“征用”，出让给开发商，再转让给工商业户使用了。除了征用，还有多种占地形式。如以租代征：每亩每年给农民几千元至1万元;双置换用县城或建制镇的户口换农民的土地，用城镇楼房换农民的宅基;异地置换：如在江苏泗洪整治村庄，将所获增地指标卖给江苏常熟，常熟便可征用本地等量耕地……不论征用，还是租用、置换，绕来绕去都是以“城镇化”的名义圈占农民的土地。
2、追求城镇化另一目的是向农村要劳动力。必须有人出卖劳动力，资本才能增殖。中小型全民、集体企业私有化后，大量劳动力虽被抛向社会：1995~2013年，公有企业的就业人员减少了7487万人。但至2012年已有5205万人退休。其余人即使全上岗，也只有2282万人的劳动力供给，何况他们的年龄都偏大了。而1995~2013年城镇“中外私企及个体”的就业人数增加了2.67亿人，所缺2.44亿劳力，除少数来城镇劳力自然增长外，绝大部分要靠农村供给。
自动化生产线上的工人要求在30~35岁以下，否则不能坚持每天10~12小时简单、重复、快速的机械动作。从而影响产量，最终影响利润。三产的服务员工不仅要年轻，还要漂亮。前十几年因农民不歁重负，种粮不赚钱，加上大量农地被征，迫使2亿多农民进城谋生。但早期出来20岁的农民工现已30多岁。再过几年，因不能承担繁重的劳动，或不再现青春期的靓丽，就会被辞退。从而引发劳力缺乏。(如珠三角春节后常见“民工荒”)加之，近几年要求增加工资、补交社保的罢工潮此起彼复，说明工龄较长的工人阶级觉悟较高。资本家们需要急于求职、工资要求较低的劳动力后备军，源源不断地涌向劳务市场，才能使他们操控劳动力价格主导权。“新型城镇化规划”要求2020年前再从农村转移1亿人进城，正好可以满足资本家们对劳动力的需求。如何促成1亿人向城里转移呢?一是通过“摊大饼”、建新区、建卫星城征用更多的农地，产生更多的失地农民;二是通过村庄整治，农民上楼，迫使部分农民因无力负担上楼费用，而弃迁进城;三是紧锣密鼓地推行土地流转,把多家的土地集中到包括城市资本家在内的少数人手中。除少数为土地流入户打工者外，更多的农村劳力转向城市。
3、追求城镇化最终目的是促进资本增殖。政府征用农地获得土地所有权，每亩只需2~3万元。而将40~70年的土地使用权出让给开发商，每亩可得几十万、上百万元。中国的土地出让金收入从1999年的0.4万亿元，增至2013年4.2万亿元,达到地方财政收入的60.9%。14年增加到10倍以上。每隔几十年，政府还可多次出卖使用权，不需再付补偿费。土地成了政府永存的“摇钱树”。开发商在购入高地价的土地上建房，剩机将房价抬得更高。全国平均每平方米住宅售价，从1998的1854元，涨至2012年的5430元，14年上涨1.93倍。包括购地在内的成本利润率从69.4%增加到131.8%。他们的资本14年增殖17.7倍，净赚了8.26万亿元。
部分房屋卖给炒房的投机家，他们以更高的租金出租获利。商业户往往租房经营，他们又以分摊高房租为借口将商品涨价，转嫁给消费者--超市的商品比农贸市场贵得多。再看政府收取的巨额出让金：大部分用于城建工程，虽说是公共财政支出，但宽马路、停车场主要为有车人服务。公园主要为富人享用，被关在工厂从事10多小时繁重劳动的农民工与之缘分极少;一部分钱用于政绩工程，作为当地领导升迁的硬件;还有一部分用于开发区建设：为招来的资本家无偿建好道路、场地、水电路线，甚至砌好厂房--即所谓“筑巢引凤”。还要减免税收。对于外商，常常是利润带岀国门，GDP和污染留给中国。另有相当部分的土地出让收入不纳入基金预算--审计署2010年的审计发现11个市的674.8亿元，占征收总额的20.1%的出让收入体外循环，成为地方政府或部门机构的“小金库”。或直接成为少数主要领导的“私房钱”，随意侵占挪用。
还有，因土地出让的单价，随地段、用途差异很大，甚至可以免收。往往由土管局长、分管市县长、乃至省市一把手拍板定价。开发商为了以低价拿地，常给权力人贿以重金。不难看出：在征地、卖地、建房、卖房，工商业经营的全过程中，开发商、房产投机家、中外工商业资本家及以贪官为代表的官僚，都获得了巨额的利益。可见“城镇化”的名义向农民要土地、要劳力，都是为了促使资产阶级向劳动者及其后代攫取更多的利润。
小结
1、用“5000万人口以上24个国家的城市化率与工业化水平的相关性分析、70个高收入国家与拉美30个国家城镇化与人均收入对比、美国和中国城镇化速率比较和毛泽东时代低城镇化发展经济的实践”，足以证明：城镇化与工业化、现代化不存在必然联系;
2、对户口改革、乡村整治和土地流转三方面利弊剖析表明
：“城镇化不可能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
3、中国追求城镇化的目的是向农民要土地和劳动力，为资本家创造更多利润。附录：24个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化相关性的计算
选择2010年大于5000万人的24个国家，相关资料如下表：
2010年>5000万人口的24国城市化与工业化情况表序号
国家
2010人口亿人
收入类型
人均GDP-美元
排名
城市化率%
工业占GDP%
农业占GDP%
工+农占GDP%
工/工+农
1
美国
3.09
高
47340 17 82 20 1 21 95% 2
德国
0.82
高
43070 25 74 28 1 29 97% 3
法国
0.65
高
42370 26 78 19 2 21 90% 4
日本
1.27
高
41850 28 67 27 1 28 96% 5
英国
0.62
高
38200 31 90 22 1 23 96% 6
意大利
0.60
高
35700 33 68 25 2 27 93% 7
韩国
0.49
高
19890 55 82 39 3 42 93% 8
俄罗斯联邦
1.42
中高
9900 79 73 37 4 41 90% 9
巴西
1.95
中高
9390 82 87 27 6 33 82% 10
墨西哥
1.13
中高
8890 83 78 34 4 38 89% 11
南非
0.50
中高
6090 102 62 41 3 44 93% 12
中国
13.41
中高
4270 121 45 47 10 57 82% 13
泰国
0.69
中高
4150 123 34 45 12 57 79% 14
土耳其
0.73
中高
3790 128 70 27 10 37 73% 15
印度尼西亚
2.40
中低
2500 147 54 47 15 62 76% 16
埃及
0.81
中低
2420 148 43 38 14 52 73% 17
菲律宾
0.93
中低
2060 153 49 33 12 45 73% 18
印度
12.25
中低
1270 164 30 26 19 45 58% 19
尼日利亚
1.58
中低
1180 168 50 41 33 74 55% 20
越南
0.87
中低
1160 171 29 41 21 62 66% 21
巴基斯坦
1.74
中低
1050 176 37 25 21 46 54% 22
孟加拉国
1.49
低
700 187 28 28 19 47 60% 23
埃塞俄比亚
0.83
低
390 207 18 14 48 62 23% 24
刚果(金)
0.66
低
180 214 35 24 43 67 36%
合计
50.95
高7，中高7，中低7，低3
全球
68.94
人口占全球74%。
数据源于世界银行《2012年世界发展指标》186-188，218-220。
1、求“工业增加值占GDP%”与城市化率的相关程度：设各国工业增加值占GDP%为x1、2、3…，各该国的城市化率为y1、2、3…。用以下公式:
r=(n∑xiyi-∑xi∑yi)/{[n∑xi2-(∑xi)2][n∑yi2-(∑yi)2}-2
式中：r-相关系数;n-样本数，本例为24;X-某国工业增加值占GDP%，y-该国城市化率;下标i-国家序号1、2、3…，如中国工业增加值占GDP%为x12=47，城市化率为y12=45。将上表数字代入公式可求出24国“工业增加值占GDP%”与城市化率的相关系数r=-0.145。因本例样本24，自由度为22，经查表，当显著性水平a为0.1，自由度为20时r应>0.3598的临界值(ra)，两组数才存在相关关系。本例r=-0.145<0.3598故无相关关系。
2、求“工业增加值占工农业增值%”与城镇化率的相关程度：设各国“工业增加值占工农业增加值%”为x1、2、3…，各该国的城市化率为y1、2、3…。用同样方法求出r=0.804，当显著性水平a=0.001时，ra=0.6524。0.804>0.6524,故两组数为紧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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