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的解冻是以“新启蒙”呼唤“人性解放”开篇的,旌麾所指“传统观念”无不披靡,主流话语谓之曰“第二次思想解放”。可是,解放了30几年,到底解放到什么程度呢?
伟大的社会主义先驱圣西门把妇女解放的程度看作任何社会中人类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一年一度的三八节又到了,回视一下市场经济转型30多年来中国妇女的解放情况,不光对“女权”问题,对我们正确的认识历史和现实,都是很有意义的事。
市场经济,市场经济!
改变中国最大的根本力量,就在市场经济。
考察中国当下妇女的地位,不能不将其置于市场经济的坐标之中。
市场经济用摧枯拉朽般地声势改变着传统的一切。谈女性解放话题,避不开关于女性 的一个重要文化符号——潘金莲。
因为《水浒》和《金瓶梅》的塑造,潘金莲成为著名的文学典型,知名度极高的“淫妇”的共名。
五四反封建的浪潮中,欧阳予倩用新编话剧《潘金莲》,颠覆了传统的淫妇形象,对潘金莲做了全新的阐释,使她由一个“淫妇”变成了被侮辱损害者,一个大胆追求爱情开始个性觉醒的女性。欧阳予倩的《潘金莲》,反映的是“五四”时代追求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反封建诉求。与同许多同时代的的一样,这解构与阐释,自然也难免带着时代的局限。潘金莲敢于当着西门庆的面说自己爱的是武松,最后面对要杀死自己为兄报仇的武松,潘金莲不仅不怕,还以能死在心爱的人手里感到快慰。她对武松说:“死是人人有的。与其寸寸节节被人磨折死,倒不如犯一个罪,闯一个祸,就死也死一个痛快!能够死在心爱的人手里,就死也甘心情愿!二郎,你要我的头。还是要我的心?”拔得有点过高。
1961年在北京人艺准备重排《潘金莲》,周恩来总理两次前往观看,并邀请了田汉、欧阳予倩、齐燕铭、阳翰笙和谭富英、马连良、裘盛戎、筱白玉霜等名家与剧院的领导、导演、演员们进行座谈。
周总理请与会者一一谈了看法,大家对该剧的反封建意义没有异议,对局限则议论较多。焦菊隐提出:“这个戏究竟该肯定谁?是武松还是潘金莲?”舒绣文的看法很精辟:“武松杀嫂不能歌颂,潘金莲杀夫也不能被人同情。”周总理最后归纳说:“张大户欺压潘金莲,她反抗,这是好的,值得同情。可是后来她就变了,她杀人了,而这个人又是劳动人民,是一个老实的农民。她和西门庆私通等行为是走向堕落,这种行为就没有办法让我们同情了。反过来说,如果潘金莲为了求解放,出走了,或者自杀了,当然会使人同情……欧阳老谈到当时写这个戏以及演出这个戏的思想活动,我是完全理解那种心情的。可是这个戏在今天重新上演,就要考虑到对一些青年人的影响问题。这个戏告诫青年一代什么呢?”(梁秉堃《史家胡同56号:我亲历的人艺往事》)
最终,这个戏没有上演,这反映了当时主流话语的视角。
新时期适应“新启蒙”时代需求,魏明伦创作的荒诞川剧《潘金莲》红极一时。该剧之影响,主要得力于“荒诞”,令人耳目一新。它让不同时代不同身份的众多人物如武则天、施耐庵、贾宝玉、安娜·卡列尼娜与吕莎莎等出场参与或评论,以启发人们对潘金莲性格和命运的认识。
施耐庵说:“淫妇失节,武大郎快来拿奸!”
贾宝玉则说:“金莲若进《红楼梦》,十二副钗添一钗!”
上官婉儿认为“武松恪守伦理节操,可敬可爱。”
武则天则说:“潘金莲只不过向小叔子吐露一点苦闷,表白一丝爱慕,竟被你们视为‘大逆不道’,上贵下贱,男尊女卑,太不公平了。我武媚娘玩了三千‘面首’,潘金莲又未尝不可自谋出路,寻找第四个男人呢?”
安娜·卡列尼娜说:“我同情她的命运,叫她反抗吧,象我这样,冲出不幸的家庭!”
吕莎莎对答:“她不能象你那样浪漫,更不能象我这样离婚!”
西门庆胁逼潘金莲杀夫时,安娜·卡列尼娜劝:“别杀人啊,要杀就自杀吧!”
武则天则说:“你写一封休书,把武大休了罢!”武大说:“我武大无权无势,手中只有一点点夫权,老也不休,死也不休。”
面对武松的复仇尖刀,潘金莲说:“我能死在你的手中,也算不幸之中大幸了!”武则天说:“罪不当死!”贾宝玉说:“罪在祸根!”张大户说:“罪在女人!”芝麻官说:“清官难断!”女庭长内呼:“禁止酷刑!”
《花园街五号》中的女主人公吕莎莎的唱词代作了宣示:“吉他变调弹古音,是非且听百家鸣……”
思想解放发轫之初,艺术话语还不脱“人性”藩篱。
随着市场经济改开的飞速深化, 进入上世纪末,潘金莲所扮演的角色,已经不是请出历史亡灵借以演出历史新场面的崇高悲剧,而是率意释放、自我表现的喜剧。
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潘金莲已经实现了三级跳:淫妇——被扭曲的受侮辱损害者——当代价值观的代表之一。
用百度搜索一下,可得潘金莲文帖53,600,000条,西门庆文帖15,700,00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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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水浒》潘金莲扮演者甘婷婷性感写真
新浪女性新《水浒》潘金莲扮演者甘婷婷性感揭秘(图)
甘婷婷版潘金莲纯情闷骚, 如此造型怎能吸引西门庆
来世还作西门妇!
7大女星扮潘金莲谁最销魂?潘金莲有关的影视作品近年来出现很多,搜集起来发现这些扮演潘金莲的女演员一个比一个销魂。
甘婷婷:嫁人就嫁西门庆
在被问到如果现实生活择偶会选择西门庆还是武松、武大郎时,新潘金莲甘婷婷笑称自己会选嫁给西门庆,“我们当然不歧视武大郎,比起一般帅哥来,他放在家里让人放心,而武松这种英雄,是每个女人少女时代的梦想,不过相对之下,西门庆更知道女孩子需要什么,西门庆虽然花心,可是女孩子跟他在一起很开心。”
纪念潘金莲同志逝世902周年 搞笑版的潘金莲:潘金莲与西门庆:西门庆是阳谷县最著名的民营企业家,身高1.83米,英俊潇洒,为阳谷首富,曾入选大宋国福布斯富豪榜。他与潘金莲确有婚外恋情。据考证,他俩在阳谷县财富论坛期间在狮子楼大酒店相识并相爱的。最后,潘金莲与西门庆被武松一并杀害,成全了一段“生不同衾死同穴”的婚外恋佳话。
潘金莲生活在网络时代:
潘金莲不过是玩了一下婚外情,用今天的标准来看,潘金莲那点破事根本就不值得一提。以玩一夜情迅速窜红的木子美之辈,差不多大小通吃,老少不拒,都还不至于被口水淹死。再往大处说,目前混迹在演艺圈的明星歌星,又有多少人没有点床上的破事?而潘金莲仅仅就玩了一个男人,仅仅就出了一次轨,而且还不像现在的人出轨那样明目张胆,就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想想真是比窦娥还冤。我真为潘金莲叹息,只怪她运气太差,早生了1000多年,要是潘金莲生活在咱们的网络时代,我敢说,她已经红得发紫,早已是歌、模、演三栖明星了。说不定还会被CCTV邀请去做主持人,至少也是台上常客,台下嘉宾。更不要说在新浪开博,写点什么“我和西门庆不得不说的那些事”,就能狂赚点击率。
娶妻当娶潘金莲 ……
“嫁人就嫁西门庆”!
“娶妻要娶潘金莲”!
与水浒时代、金瓶梅时代,与欧阳予倩时代,何啻天壤!
谁能想到,社会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发生了如此令人瞠目结舌的变化。
真是“颠覆”啊,完全彻底的颠覆!
一位网友讲得好:“潘金莲的关注恰恰折射了时代的密码和公众的隐秘心理:潘金莲仍是男权社会下的一个被‘消费者’形象和角色。潘金莲早已告别了“淫妇”时代,在事实上,她已经成为相当多的人的青春偶像。”
不久前,出现了山东安徽两省三地争夺西门庆故里热。
《西门庆故里两省三地之争:野百合也有春》(2010年05月04日《中国经济周刊》)
《山东安徽两省三地争做西门庆故里》 (辽宁电视台《说天下》)
《金瓶梅》引发了两省三地的“西门庆故里之争”,具体涉及山东省阳谷县、临清县和安徽的黄山市。近十年来,三地都纷纷举起“西门庆故里”招牌,竞争不息。一改传统名著中“大淫贼、大恶霸、大奸商”的形象,西门庆一个华丽转身,变成当地政府追捧的文化产业英雄。而且,在这场故里之争中,浸泡了传统文化中闷骚暗流的风月旨趣,推动着当地的经济和民生发展,也从根本上实现了世俗心理和价值观的双重转型。
这叫“做大做强《水浒传》《金瓶梅》历史巨著利用文章”!
而且,在当事方看来,无论是《水浒传》还是《金瓶梅》,最核心的人物并非武松,而是西门庆。
在景区内,悬挂着100张《金瓶梅》的插图连环画,以及西门庆7个妻妾的精美画像。狮子楼本来是西门庆丧命之地,可阳谷更乐意把它改造为西门大官人的浪漫之所。2003年10月,阳谷县政府投资3470万元兴建了占地30余亩的的狮子楼旅游城,城内娱乐表演节目,多是表演西门庆和潘金莲的卿卿我我。此外,颇有趣味的是,在阳谷县《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打造“武松故乡”的品牌,巨大的产业需求使得武松和西门庆走向了和谐相处。在福德街建设《金瓶梅》文化街区,按照《金瓶梅》的描写,建设西门庆以及他的妻妾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等的宅院,打造一个“金瓶梅”式的大观园。另外还有王婆茶馆、武大郎炊饼铺、古戏楼、县衙、晏公庙等,出售特产小吃,还上演民间艺术,如“西门庆初会潘金莲”、“武大捉奸”等,游客还可以自费参与表演,演出后得到光盘。交钱就可以参与表演并拍摄成光碟,亲自体会一次西门大官人的极乐生活。
2006年,黄山市徽州区突然声称将投资2000万元开发“西门庆故里”、《金瓶梅》遗址公园等项目,并于当年5月1日对外开放。徽州区称,根据考证,西门庆不是山东人,而是安徽人,是徽商的代表。而此情此景,真真应了韦庄那句著名的诗句,“(西门庆)一生风月供惆怅,(‘西门庆故里’)到处烟花恨别离”。
出现批评声音后,《三地否认争“西门庆故里” 改打“潘金莲”牌》(《广州日报》2010年05月26日)。
一切瞄准市场,“知名度”就是财富,三地争“西门庆故里”毫不足怪。
近些年,席卷神州大地的商品经济大潮,消解着传统对广大女性的束缚,给女性的价值选择拓宽了天地,的确具有解放意义。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这种解放的背后,是金钱的无所不在的支配权力取代种种传统的束缚,其中还包括许多积极健康的人文规范。
一些权威理论家主张“牺牲一代少女的发展战略”,极力主张“性产业阳光化”。“青春消费”也就成了贪官污吏、大款小款们不可或缺的日常内容,“金钱美女”“二奶”“小蜜”和“泡妞”,成了强势阶层的经常话语,而“靓”“酷”之类,自然成了消费品成色的标志。浮出水面的贪官很少没有“情妇”和“二奶”。安徽一贪官居然“用MBA管理情妇”。江苏一厅级贪官周某12年间玩弄上百个女人并记下14本淫秽日记。福建周宁“三光书记”林某有句可与西门大官人相媲美的的豪言壮语——他要“把手里的官位卖光,把财政的钱花光,把看中的女人搞光”!——西门庆现象与潘金莲现象是共生的。
上一世纪30年代,陈白露能够成为进步主流文化的批判反思对象;今天的露露们,作为时代的骄子,正日益成为千百万人痴迷仰望与追逐的青春偶像。演艺圈早以绯闻作为自我炒作的手段,最当红的明星,也时见被“包”的丑闻。《我被某某包养》居然可以成为畅销书。“宁当小三,不嫁穷汉”,硕士博士亦不乏甘当“小蜜”者。武汉一名牌高校女硕士“开出千万元身价征婚”,被传媒炒得沸沸扬扬。近日上海宝山警方破获的一起规模较大的“三高”性交易团伙,当事均为80、90后高学历人员,据称,资质堪与京城“天上人间”的十大头牌美女相媲美云。嫖客均为沪上企业或知名外企白领金领,甚至知名大学博士、留学生等。上海一女硕畅言:“现在是商品社会,每个人都在为自己利益打拼。如果女人只剩下身体可赌明天,那又何必犹豫!”据媒体调查,北京小学生也以 “祝你将来嫁个有钱有势爱你疼你的好老公”作为毕业赠言。
金钱领着时代风骚,严重扭曲着女性的解放。
“笑贫不笑贪,笑贫不笑娼”。
前者是“男性视角”,后者是“女性视角”。
“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反映的是支配与被支配关系。他不禁使人想起庞春梅的名言:“各人裙带上的衣食怎么料得定”。
多年前,一位82岁的名人与一位28岁女性喜结连理,作为婚恋自由和温馨浪漫的美谈韵事被媒体炒得纷纷扬扬。近期,一部阵容强大的家庭剧《大丈夫》上映后收视率一路飙升。看了标题,你也许想当然地以为,这是一部写“爷们”张扬阳刚之气的英雄剧,错了,“大丈夫”是写“老少恋”的。
就事论事孤立地看,这是生活中婚恋自由充分的表现,它说明年龄差距不是婚姻幸福的障碍。
自由,这与生产将集中劳资双方的“平等自由”是一样的。
2014年03月13日《时代周报》有一篇文章,题目是《老夫少妻背后的中国婚姻市场》。
“婚姻市场”,妙极!
该文将中国的婚姻现状置于“市场经济”坐标中考察,就不那么诗意了,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国当下社会整体状况的一个折射。”
“根据媒体报道,2000年左右,据民政部门的婚姻登记显示,中国配偶间男女年龄差距在以每年0.6岁的速度递增。 而根据1999年中新社援引一份社会学报告称,中国男女结婚时的年龄差距在拉大。调查发现,1987年夫大妻2岁的比例最高,达到47.17%;进入90年代后,男大女5岁的比例最高,达48.44%;男大女8岁、10岁的比例也在大幅度上升,男大女10岁以上的被认为属于“老少配”,比1987年增加14%。这反映‘老夫少妻’的婚配情况越来越多。”
在《当代中国研究》2001年第2期(总第73期)上的文章《当前中国妇女地位变化的社会环境分析》中,也提到了这一数据:“90年代中期丈夫比妻子大10岁的比例比1987年增加了14.5个百分点。这种大男小女的婚配状况一般都是男子富裕以后与原配偶离婚后再婚的婚姻模式。”
这还造成“城市中老年女性‘结构性失婚’”:
“电视剧《大丈夫》充满了现代题材,背后是越来越残酷的中国婚姻市场现状:根据深圳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易松国的研究调查,深圳城市离婚女性中有94.6%的人没有再婚,男性再婚的超过80%;据民政部门的婚姻登记显示,中国配偶间男女年龄差距以每年0.6岁的速度递增;在北京,65岁及以上的再婚男性,平均要比妻子大13岁多……数据让人吃惊,婚姻市场现实同样残忍。”
该文介绍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的研究,贝氏在《家庭论》一书中用经济学方法考察婚姻市场的规律,得出结论说:“男人在婚姻市场上的资源是财富与地位,女人在婚姻市场上的资源是青春与美貌;男人的资源随着年龄增加而递增,女人的资源随着年龄增加而递减。”根据这一规律,一旦进入中年以后,男女双方的资源就可能失去平衡,男人往往成了“有效率的寻觅者”,女人则成了婚姻市场中“没有效率的寻觅者”。这一解释,为拥有更多资源的中老年男性在再婚市场上“老少恋”,甚至婚内“见异思迁”现象的出现,提供了经济学的基础。
贝克尔的结论不带褒贬色彩,是纯“市场”的分析。但这比《大丈夫》们的“自由”“浪漫”式的诗意咏叹,要深刻得多。它将“青春美貌”与“财富地位”同时置于市场作为“公平交易”的对象分析,这就够了。说得透彻一点,这种日益扩大的“老夫少妻”现象,表现的依然是财富和权势对婚恋日益增强的支配作用,折射的是社会的两极分化和男权支配,是女性青春的商品化和对男性的附庸地位。而媒体对这一现象的美化,折射的则是金钱的话语霸权,是权势对社会心理的成功驯化。贝克尔的分析,远非许多翰苑智囊和中央党校的黄金笔杆所能望尘!
最近,问山东教育厅将“性教育”引入中学生课堂。这使我想起这帮货色框中的一段高论:
“她们身上一切晦暗的、冲动性的本能全面造反,反抗精神诸神的统辖。这场造反使身体之在及其感性冲动摆脱了精神情愫对生存品质的参与,表达了自然感性的生命诉求——反抗伦理性的生命法则,反抗生命之在的任何形式的归罪。”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伦理绪论》)
这些晦暗的文字表述,以抽象的人性分析掩盖了具体的社会历史分析。商品交换的发展,市场的万能,将人从封建的宗法桎梏下解放出来,不过,她们头上又套上了黄金的枷锁,变成了金钱的奴隶。
君不见,潘金莲们在“性爱”过程中,在西门庆“翕然畅美”的同时,她们也获得了“女性欲望”“女性体验”的满足,可惜这种“女性表达”是依赖于金钱的获得才得以实现的。春梅姐说得好:“各人裙带上的衣食,怎么料得定!”这种“女性解放”的高论,强调王六儿式的“自在玩耍”,不过是给被侮辱损害者打造出卖淫与嫖娼是“双赢”的心态,为当代西门庆们的女性消费打造出“翕然畅美”的和谐环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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