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坊间一直流传着“味精致癌”、“杀精脱发”的说法，且人云亦云，甚嚣尘上，以致于大家在超市购买调味品时都有意避开味精。
味精真的致癌吗？真的会“杀精脱发”吗？
随着科技与狠活儿的曝光，大众逐渐意识到食品中含有许多添加剂并不是一件好事，当购物养成先看配料表的习惯时，人们才蓦然惊觉：这味精的配料表为何如此干净？原料一栏显示只有“淀粉”二字，没有防腐剂等其他各种各样的添加剂。
淀粉，一般为谷物淀粉或小麦淀粉，换言之，味精主要是由谷物或小麦制造而成的，属于纯粮制取。
若用现下关注健康的那套说法，大约就是“绿色食品”之类的了。
有人可能会问，那上面的谷氨酸钠是什么意思？这不是化学物质吗？
谷氨酸是一种化学物质，是组成蛋白质的二十种氨基酸之一，在许多生物体中都广泛存在，本身并没有害。它与钠结合，便成了谷氨酸钠，也就是味精的主要成分。谷氨酸钠主要是从玉米、大米、小麦淀粉、甘薯等粮食中，采用微生物发酵的方法提取出来的，是一种萃取物，而非化学合成品。
按照食品科学专家张媛媛的说法：
“味精它的化学本质叫做谷氨酸钠，它执行的标准，就是谷氨酸的一个精炼的叫做谷氨酸钠。它的含量是含有99.9%的谷氨酸，它就叫味精了，它是由一些这种麦麸，然后包括一些其他的这种发酵液，通过这种酵母的发酵或者是微生物的发酵，产生了谷氨酸的这样一个钠盐，它俩是不可完全分割的。”
其实，许多蔬菜中都含有不同程度的谷氨酸盐，例如蘑菇、海藻、洋葱、西兰花、芦笋和豌豆等等。
上述蔬菜大家应该都吃过吧？有人是不是还经常吃？吃了以后，是否引发令人恐惧的癌症？
那么，有关味精的谣言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呢？
原来，这一切皆是源于白人的偏见和一份虚假的医学报告。
1968年4月4日，一位名叫罗伯特·浩民·郭（Robert Ho Man Kwok，亦被译作何文国）的美籍华裔医生来到一家中餐馆吃饭，据称，其饭后不久便出现了一些不适的症状，体感疲劳、手臂麻木、心跳加速。
他没有进行任何的身体检查，便怀疑是食物的原因；他也没有对相关食物进行检查，便认定是其中含有的味精导致了上述不适。
随后，他以“医生”的身份将这段经历写成了一篇文章，并寄往《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数周以后，该文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署名罗伯特·浩民·郭变成了“内科医生”，一次的经历，也变成了多次，他称自己每次在中餐馆吃饭时，都会感到一种奇特的麻木感。
而且，文中描述的症状似乎也加重了，这种麻木感变成了头颈部的麻木，还辐射到了手臂和后背，且伴随全身无力与心悸。
如此夸大的描述，一经发表，竟然没有引起太大关注？
不要紧，那就继续加码。
仅仅六周之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又陆续刊登了十篇文章，其中多篇均为医生或医学背景，内容都是关于吃中餐后出现了和罗伯特医生类似的症状，身体麻木、头痛和心悸。而这些文章最终推测称，导致出现此类症状的原因，就是食用了中餐馆独有的调味料——味精。
通过这些病例报告，人们看到了这样一幕：食客们在争先恐后地讲述自己吃了中餐后感到各种不适的故事。
就这样，从味精的怀疑，变成了对中餐的怀疑。
1968年5月19日，《纽约时报》刊发了标题为《“中餐馆综合征”令医生大惑不解》的报道，把这个奇怪的现象介绍给普通民众，破天荒地创造了“中餐综合症”（Chinese Restaurant Syndrome，简称CRS）这个医学名词，将矛头直指中餐。随后北美各大媒体纷纷跟进，各种耸人听闻的标题层出不穷。
什么？一家报纸创造医学名词？这也太不严谨了吧？没错，但它就是真真切切地发生了。
随后，洛杉矶时报紧随其后，予以跟进报道，推波助澜。
没过多久，又有消息见诸报端，声称美国医生约翰展开了相关实验，亲自对实验的老鼠和猴子注射了味精，结果发现，上述小动物全部因此急性脑死亡。于是，这位约翰医生郑重宣布，味精存在致命性。后来加拿大的伊恩教授认真分析后发现，约翰的实验并不严谨。
但一向以权威形象示人的《科学》杂志此时却站了出来，对约翰的实验观点表示赞同。
如此一来，通过医学杂志、科学杂志的背书，以及当事人的自述、医生的所谓实验，加上美国媒体的争相报道和大肆渲染，许多人都对“味精有害”深信不疑。
面对此情此景，美国的中餐馆根本无法解释和反驳。毫无意外，抵制中餐的运动在美国兴起了，确切地说，是从美国开始蔓延，在整个西方世界兴起了。
世界各地的许多中餐馆因为一个味精问题而遭受抵制，生意变得开始萧条起来。
表面上来看，这似乎只是一个味精的问题，但却从它引出了抵制中餐的问题，进而上升到了抵制中餐文化、潜意识里排斥中国文化的问题。
然而，这还不是全部。
且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味精诞生的历史。
1866年，德国化学家里德豪森在小麦植物蛋白中分离出了一种晶体，但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这种产品在欧洲并没有批量生产。
1908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研究员池田喜乃惠博士（亦名池田菊苗）在研究海带黄瓜豆腐汤（昆布豆腐汤）的鲜味时，发现了海带汤蒸发后的一种棕色晶体“谷氨酸”（麸胺酸）是使汤变得更鲜美的原因。麸胺酸本身没有味道，但是加上钠就是最理想的调味品。他将这种晶体与食用盐进行调和，制作出了谷氨酸钠，——从10公斤海带中提取出0.2克谷氨酸钠，并于1909年申请了专利，取名为“味之素”（俗称味精）。
池田喜乃惠因此功成名就，于1913年任日本化学学会会长。
池田喜乃惠曾于1899年前往德国学习深造。彼时，德国人强健的体格和整体的健康状况给他留下了颇为深刻的印象，并激发了他改善日本人民营养的强烈愿望。
拥有类似梦想的，还有铃木三郎二世。
彼时，铃木三郎二世正和他人在一起共同研究从海带中提取碘的生产方法。当他看到池田喜乃惠教授的研究成果后非常兴奋，立刻动身前去拜访，两人一拍即合，很快决定合作，以工业化方式大量生产调味料。
1909年，世界著名的味之素公司由此成立，开始销售世界上第一款鲜味调味料AJI-NO-MOTO®。
不久，这种名叫“味之素”的调味料出现在东京浅草的一家店铺里，其广告语宣称“家有味之素，白水变鸡汁”。从此味精风靡一时，走向世界。
然而，中国人很快发现日本人发明的味精提取方式其实相当落后，他们生产的味精比较原始。
要知道，中国可是自古以来的美食大国，饮食文化博大精深，在没有味精提鲜的几千年时间里，就已经在依靠各种天然食材混搭增鲜了。古时“鲜”字的写法，据说本是三个鱼字。鱼本鲜中之最，三条鱼就更鲜了。
春秋时期，齐桓公的御厨易牙首创了“鱼腹藏羊肉”这道名菜，开创了天然食材混搭提鲜之道。以鱼、羊二味合烹为馔，千古流传，成为“鲜”字之本。
“吊汤”之法，早在1400多年前的《齐民要术》就已经有记载了。
[南北朝] 贾思勰 撰《齐民要术》卷八“脯腊第七十五”（四部丛刊景明钞本）：
“捶牛羊骨令碎，熟煮，去汁；掠去浮末（沫），停之使清。”
后来，元末明初韩奕所撰的《易牙遗意》出现了“捉（提）清汁法”，即将鸡汤、鸭汤或肉汤放在锅中烧煮，然后将生虾捣烂，和入甜酱、酱油，再投进汤中，等汤沸腾，泛起浮沫，即撇去。如此三四次，捞去虾渣，即成清汤。如果没有虾，在汤中打入一两个鸡蛋，煮沸，捞去浮沫，同样可以达到制清汤的目的。如不用鸡蛋，放入研碎的猪肝也可以。
易牙是春秋时期的齐国大臣，以饮食调味出名。
在华夏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中，除了采用高汤提鲜外，古人还常常将蟹肉、蟹油、蟹黄用猪油炼后收贮起来，谓之“蟹油”，以便在制作菜肴时使用，尤其在江苏、浙江民间颇为盛行。
此外，用虾籽取鲜也是常用之法。
华夏古人还将一些味道比较鲜美的食品原料烘干、晒干磨成粉末状，制成调味料，撒在菜肴中以增鲜，例如清代顾仲所撰的《养小录》中记载的笋粉、蘑菇粉，以及鲁菜中的海肠子粉等等。
有了这样的历史底蕴和文化熏陶，中国人能很快发现日本人的提取味精的方式原始而落后也就不足为奇了。
1921年，中国近代化工专家，著名的化工实业家、曾在武汉汉阳铁厂任化验师的吴蕴初（1891年-1953年），把目标瞄准了日本产品“味之素”。
彼时，“味之素”只有日本生产，中国的调味品市场上也只有日本的“味之素”产品。
吴蕴初酷爱化学，技术扎实，且颇有经商天赋。
他从华夏文化的观察角度出发，与夫人吴戴仪一起，依靠酒精灯、试剂瓶等简单的化学仪器，沿着纯粮制取的思路，在家中反复试验，研究如何从植物蛋白质中提取谷氨酸钠。
经过一年的艰苦试验和摸索，萃取工艺大功告成。
随后，吴蕴初便马不停蹄开始四处寻找投资人。当时，上海有一个张崇新酱园，老板名叫张逸云。张逸云在上海有十几家分号，资产高达百万银元。吴蕴初通过张逸云的合伙人牵线搭桥，找到他商量合作事宜。
恰好，张逸云也抱有振兴中国工业的远大理想，二人同样是一拍即合，非常高兴地达成了合作。
1923年5月，双方合作建立的“天厨味精厂”正式挂牌。吴蕴初提议采用“佛手”商标，该商标一直使用至今【21世纪初，天厨味精厂并入上海冠生园（集团）有限公司】。
作为一款纯粹的国货产品，“佛手牌”味精很快打开了市场，为扩大影响，“佛手”味精还积极参加国内外各大产品展览会，日本味之素却在中国市场节节败退。
1924年，日本政府向北洋政府提出抗议，认为吴蕴初的味精工艺有抄袭日本味之素的嫌疑，逼迫吴蕴初公开自己的从谷物（面粉）中提取的相关配方。实际上，日本味之素公司对于自己工艺严加保密，吴蕴初根本无从得知其提取工艺。
吴蕴初迫于无奈，只得通过申请国际专利的方式，公布了自己的产品配方。
注意，这是近代中国历史上，自己研发的产品第一次在国外申请专利。
1926年，“佛手牌”味精代表中国化工制造业参加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世界博览会（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博览会），荣获大奖。
1930年，比利时世博会，“佛手”味精在此次产业科学世界博览会上，荣获大奖。
1933-1934年，美国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佛手”味精再度荣获大奖。
从此，佛手牌味精从国内走向世界，畅销海内外，日本味之素遭遇重挫。
为了在国内市场上彻底打败日本味之素，吴蕴初在1936年宣布，放弃自己研发的味精配方在国内的专利，不设条件，希望全国各地大量仿造生产。此举公布后不久，国内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了十多个味精品牌，日本“味之素”败走麦城，除了在日本关东军占领的中国东北地区外，在其他地方再已难觅踪影。
天厨味精畅销全国后，吴蕴初出资成立了清寒教育基金，以化学及相关专业学生为主要资助对象，为培养化学工业专门人才、助力化工行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表示将把“研究化学所得”贡献社会，希望“消弭社会不平等于万一”。
1932年淞沪战争爆发后，面对空前的民族灾难，吴蕴初身体力行支援抗战，他安排多辆汽车运送抗战物资，并捐赠了大量汽油、药品、漂白粉等物品。在“航空救国”的热潮中，他以天厨味精厂的名义购买了一架飞机支援抗战，成为家喻户晓的“献机爱国”模范。
抗战爆发后，为支援战线，吴蕴初向国民政府承诺，“天”字号企业生产的硝酸会优先供应军用工厂，战时全部用于国防，只向市场提供其他氮气制品，且不生产硫酸氩，不会与国营硫酸氩厂争利。相应地，希望国民政府能够给予硝酸及液体氩10年专利权，并增加同类输入品的关税等保护措施。
然而，令人感到十分奇怪的是，国民政府不仅没有提供相应支持，反而加大经济垄断、排挤为抗战作出贡献的民族资本企业。
1944年5月，国民政府成立的中国国家总动员会突然派人查封了天厨味精厂的原料小麦，并勒令工厂停工，给出的两条理由十分牵强：
1）理由是味精仅供调味之用，不算日常必需品； 2）生产味精浪费小麦，应该将小麦及味精厂的资金和劳工用于生产其他必需品。 要知道，多年来，民族危亡之际，像天厨味精厂这种民族资本企业都是不遗余力，大力支援国防和抗战，捐钱捐物，可谓一片丹心，满腔热血。 如今，国民政府却要将其取缔？？？ 1944年5月，天厨味精厂呈文辩白，请求免予取缔，该文现存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在呈文中，天厨味精厂历数多年来的业绩及全力支持国防的种种付出，尽管最后“免于取缔”，但却令吴蕴初心灰意冷。
国民政府为什么要反过来打压天厨味精厂呢？
其实，在凯申公上位的过程中，可以发现身后提供军费军饷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是虞洽卿，而虞洽卿正是荷兰洛希尔银行的代办（买办）。
荷兰洛希尔银行还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罗斯柴尔德。
那么，日本大名鼎鼎的味之素公司的幕后实控人又是谁呢？此前已经分析过了，也是可萨犹大财阀。孟山都、味之素、拜耳，都是同一个老板，孟山都名声臭了后，就左右倒腾，把孟山都的业务拆分给了拜耳和味之素。
从某种程度来说，天厨与味之素之争，算是有关味精的第一次战争。
1952年，苏远志从台湾大学农化系毕业，由于台湾的蔗糖产量非常高，他在从事课题研究「麸胺酸的发酵生产」时就在考虑如果能找到一种细菌，像中国用粮食酿制酒精和醋的传统做法一样，利用细菌来让甘蔗渣发酵，可以变废为宝，一方面降低成本，一方面进一步提高制取味精的效率。
苏远志凭借着自己的一股韧性，反复试验和摸索，终于在1958年找到了这种细菌（Brevibacterium divaricatum菌株），并发明了微生物发酵技术，其研究论文先后刊载在美国、日本以及台湾省各学会的刊物中，先后获得了六项发明专利。
1958年以后，味精使用微生物发酵技术，制取效率再次得以大大提高，同时成本进一步降低。
苏远志教授因此被誉为台湾生技发展第一人、台湾发酵之父。
这种成本更低的生产方法，无疑使中国生产的味精更具全球竞争力。
于是，在其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台湾省生产的味精的销量逐步攀升，加上大陆莲花味精的崛起，最后中国生产的味精一跃成为世界第一。
没想到前面好不容易打倒了一个天厨，又冒出来一个台湾味精和莲花味精。
这可如何是好？
不久，一场看似无意的“十美元”打赌，丑化中国味精、并将之引申至中餐、中餐文化的大戏开始上演了。于是，便有了本文开篇的那一幕。
此后，味精被越来越多的美国媒体报道称“有害健康”，导致中餐口碑严重下滑，整个美国的中餐业都受到剧烈冲击，一家家中餐馆不得不在招牌上特别注明自己不使用味精。
1970年代初期，包括《自然》在内的一些知名科学和医学期刊已刊登了数个关于味精的研究报告，将不良反应和“中餐馆综合征”联系在一起，引爆了人们对味精的恐慌。
迫于民众压力，婴儿食品制造商嘉宝（Gerber）、亨氏（Heinz）和比奇纳特（Squibb-Beech Nut）宣布停止在旗下产品中使用味精。
彼时，由于中国生产的味精销量全球第一，故受到的打击最为沉重。
也许，可以将此称为有关味精的第二次战争。
在此期间，日本味之素又开始琢磨起了其他调味剂和食品添加剂，只待原有的市场霸主被打倒，再悄悄出来接管。
就在中国国内市场对味精的认识还停留在“有害健康、致病致癌”阶段时，西方国家早已通过宣传悄无声息地“改变了认知”。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将味精归于公认安全的食品添加剂。
加拿大卫生部将味精归类为安全食品。
世界卫生组织联合食品添加剂专家委员会认为，味精的毒性很低，并不会对身体健康产生危害。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食品标准局认为，味精与疾病之间没有必然关系，因此没有限定其摄入量。
欧盟允许使用味精，并不认为其会危害人体健康。
……
2017年，华盛顿大学亚裔助理教授詹妮弗·勒梅苏里尔（LeMesurier）在《Poroi：修辞分析和发明的跨学科期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超越种族：基因、味精和中餐》（Uptaking Race: Genre, MSG, and Chinese Dinner）。不久，勒梅苏里尔于2018年1月收到了一封语音邮件，来电者自称是霍华德·斯蒂尔（Howard Steel），他说：“我其实就是罗伯特·浩民·郭（即何文国）。”
根据美国科尔盖特大学（Colgate University）校友杂志报道，2018年，该校校友、整形外科医生兼校董成员、费城天普大学教授霍华德·斯蒂尔（Howard Steel）宣称那封信出自他之手。
当年，他与自己的朋友、内科医生比尔·汉森（Bill Hanson）每周都会去一家名叫Jack Louie 的中餐馆吃饭。由于餐馆的美食很合胃口，两人每次都会喝很多啤酒，吃得过饱，之后总是感到恶心。
比尔·汉森常常嘲笑他是从事外科整形的医生，称他永远无法在著名医学期刊上发表文章。为此，两人打赌，以10美元为赌注，就赌斯蒂尔能否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刊发文章。一次酒后，霍华德·斯蒂尔忽然来了灵感，便伪造了罗伯特·浩民·郭（Robert Ho Man Kwok）的身份，寄出了那封信，几周后这篇小文章以“中餐馆综合征”为标题被发表了出来。为了避免有读者对这篇文章中的内容信以为真，斯蒂尔还马上联系了《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编辑部，称这是一个弥天大谎，但一直没有得到回复。
斯蒂尔称，他没有收到回复时，还曾致电该杂志的编辑弗朗茨·英格芬格，并亲口告诉这位编辑这封信是一个巨大的谎言，是一堆垃圾，都是假的，都是编造的。然而，对方却挂断了斯蒂尔的电话。斯蒂尔童年时在大西洋城就认识英格芬格，对他这种不屑一顾的态度感到十分惊讶。
此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不但没有对这篇文章做出任何澄清，而是刊登了更多讲述中餐馆综合征的文章。
斯蒂尔最后虽然赢得了赌约，但他却从未料到这一举动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和连锁反应。
科尔盖特大学校友杂志采访霍华德·斯蒂尔后，在大学网站上刊登了一篇名为《Ho Man Kwok医生奇案》的文章，此后不久，这位97岁的老人就去世了。
有意思的是，此事曝出后不久，又有《美国生活》（This American Life）节目继续作深入调查，并称那封信不是恶作剧，而是真实存在的。美国国家生物医药研究基金会是个真实存在的机构，那里有一位名叫罗伯特·浩民·郭的华人移民来自广东，他的孩子和研究基金会同事都证实了那封信出自他手。
但是，罗伯特·浩民·郭也已经过世了。
查了那么多的资料，写得两眼干涩，如此梳理脉络，其实只是想告诉大家，企业和企业家也是有国界的。
尤其在国家危难、民族存亡之际，可以看得更加清晰。
当年，全力支持抗战的除了天厨味精，还有嘉顿饼干。
1926年，嘉顿饼干创立于香港。1937年，为支援抗日前线，日产5000公斤的生产线24小时不停歇，连续7天赶制9万公斤饼干。
1941年12月，日军占领香港后，出于报复，派人洗劫嘉顿工厂，并付之一炬，多年的积累和心血，毁于一旦。直到战后，才得以艰难重建。
所以，有机会的话，也恳请大家支持支持那些饱经风霜、现如今几乎快要被人遗忘的国产“良心”品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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