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飚|《毛泽东时代研究》第四册 第五章 推进上层建筑领域改革

　　众所周知 ，毛泽东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定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 ，就是在 上层建筑领域里全面推动各项改革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持续推进生产关系的创 新 ， 防止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产阶级法权） 的继续存在 ，与资本主义要素的 不断产生所导致的资本主义复辟 。毛泽东在继续狠抓执政党的建设与深化国家政治 体制改革的同时 ，始终把关注点集中在教育 、卫生 、文化 、法治建设等上层建筑领 域的社会主义改革与创新上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思想文化革命 ，除了深 远的政治含义外 ，在诸如教育革命 、文艺革命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农村赤脚医生 等新生事物所代表的社会进步意义 ， 同样是任何恶意诽谤抹杀不了的 。教育革命反 对压制学生独立精神的“师道尊严 ”，取消考试制度的最高裁判权威 ，提倡走出校 门 ，开门办学 ，实现工农兵对学生的再教育 ，贴近社会现实 ，注重真才实学 ，培养 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 。教育革命的重要成果是工农兵上大学 ，直接体现了教 育为工农兵服务的宗旨 ；文艺革命彻底扫除了文艺舞台上的封建糟粕 ，在戏剧 、文 学 、电影 、音乐 、舞蹈 、曲艺和美术等各个领域 ，坚持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 ，生动 刻画工农兵形象 ，宣传无产阶级思想 ，弘扬革命正气 ，创作出了包括样板戏在内的 大量优秀文艺作品 ，开展了广泛的群众性文艺活动 ，几乎人人会唱革命歌曲与样板 戏选段 ，为普及社会主义文化 ，净化灵魂 、陶冶情操 ，净化社会风气起到了巨大作 用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 除了配合文化大革命时期收缩战 略 、开发农村边疆地区和减缓城市就业压力等暂时的策略性考虑外 ，最为根本的意 义是有利于改造青年学生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与立场 ，使他们真正了解真实的中国社 会 ，在现实风雨中锻炼成才 。有人在大浪淘沙中被无情淘汰 ，躲进伤痕文学里寻求 精神寄慰 ，更多的人则得益于脚踏实地的艰苦锤炼 ，成为今天社会政治界与经济界 的骨干力量 。直到现在 ，他们中多数人对流逝在农村的青春年华有一个共同的感 受 ，就是决不后悔 ；赤脚医生直接面向广大农村 ，奉行为人民服务的无私精神 ，不

　　脱离生产劳动 ， 只拿微薄的工分补贴 ，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 ，恪尽职守 、满腔热 忱 、全心全意地为农民服务 ，不管刮风下雨还是半夜三更 ，随叫随到 ，受到农民的 普遍欢迎与尊重 。他们主要由经过短期医疗培训的知识青年与民间医疗世家组成， 在解决农村地区防疫 、防病 ，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 ，治疗大量常见病与多发病 等方面 ，发挥了巨大作用 ，被农民看做是为穷人服务的天使 。一句话 ，这些新生事 物所反对的都是精英统治 ，所倡导的都是发扬大众民主和为人民服务。

　　第一节 教育改革与培养接班人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 ，毛泽东倡导的普及型大众教育与只注重培养专家人才的 苏联式精英教育目标发生冲突 。毛泽东认为 ，教育的主要任务是普及并提高劳动人 民的教育程度 。教育要为工农兵服务 ，学校要为工农兵开门 ，通过业余教育 、工农 速成学校等多种教育途径 ，促使广大工农群众的教育程度得到提高 ，从而迅速提升 国民的整体素质 。而刘少奇认为 ，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国家工业化所急需的大量 专门高级人才 ，办教育的方向应该是高等化 、专业化和正规化的教育 ，重点是培养 国家建设所需要的高 、精 、尖人才 。为了尽快实现中国工业化 ，急需大量掌握尖端 技术的专门高级人才 。 因此 ，刘少奇认为尽快培养这样的精英 ，是中国教育的重 点 ， 因为它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对此 ，毛泽东有不同的看法 ，老人家认 为尽可能地提高大多数人的教育程度 ，培养具有良好素质的国民 ，这是更为重要 的 。不过从一九五三年开始 ，刘少奇分管教育界之后 ，毛泽东的教育思想逐渐淡出 教育界 。从此 ，教育界就基本上按照刘少奇的思路 ，把重点放在培养高 、精 、尖的 人才方面 。一九五五年 ，各种业余学校和工农速成学校停止招生 ，标志着教育的重 点从“普及 ”倾向到“提高 ”方面 。此后 ， 中国的教育全面照搬苏联的模式 ，斯大 林的名言是“技术决定一切 ”，中国也按照苏联经验 ，把教育与经济建设的“五年 计划 ”密切结合起来 。 比如五年计划中制定了发展核工业的计划 ，大学就按照这个 计划 ，大量招收“原子能专业 ”的学生 ，直接为核工业培养高级人才 。因为教育与 工业建设直接挂钩 ，所以中国大学的设置 ，就变成以工科为主 ，“重理轻文 ”非常 突出 。一九四九年文科大学生占百分之三十三 ，而到一九六五年 ，文科大学生仅为

　　百分之六 ，这是因为文科学生不是工业建设直接需要的人才 。与此同时 ，对教育质 量与业务标准的重视和对分数标准的强调 ，使一些工农子弟学习困难 ，被拒之于校 门之外 。大中小学普遍学习凯洛夫教育理论和苏联学校制度 ，建立起一套后来被称 为“无产阶级教条主义 ”的严格 、复杂的教学管理体系 。这种状况发展到文化大革 命前夕 ， 已越来越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反感 ，教育改革迫在眉睫。

　　毛泽东始终是这种教育制度的反对者 ，他从不掩饰对正规化 、制度化的苏式教 育的抵触 ，并在一九五八年与一九六四年前后两度发起“教育革命 ”加以冲击和抗 衡 。毛泽东的教育革命思想包含许多内容 ，除了注重培养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的政 治目标和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实践相结合外 ，另一个核心价值就是对教育公平的关 注 。与当时重点发展高中教育 、高等教育的教育政策不同 ，毛泽东强烈主张教育发 展要面向农村 ，反对以城市为中心的价值观 ，强调广大劳动人民子弟普遍的教育权 利 。早在一九五七年三月七日 ，他在召集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就明确提出 ：小学 教育必须打破由国家包下来的思想 。在农村 ，提倡群众集体办学 ； 中学设置应适当 分散 ，改变过去规模过大 、过于集中在城市的缺点 ；特别是初中的发展 ，要面向农 村。（参见《毛泽东年谱》第 3卷 94页）一九五八年 ，他又提出 ：“农业大学办在城 里不是见鬼吗？ 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 同时 ， 毛泽东推动缩短学制的改 革 ，要求下放各级教育的管理权限 ，强调利用多种方式 、多种渠道发展教育 ，提出 在国家办学以外 ，大力提倡群众集体办学 ，允许私人办学 ，可以发展民办教育 。另 一方面 ，他提出通过改革考试制度 ，扩大工农子弟的教育机会。

　　当然 ，新中国的教育体制与旧中国是极其不同的 。在过去的旧中国 ，大学是要 缴纳高昂学费的 ，而且大学生毕业出来 ，工作还要自己找 ，并没有铁饭碗 。因此， 旧中国没有钱的穷人 ，根本不去想上大学的问题 ， 因为上大学是有钱人的奢侈行 为 。新中国以后 ，上大学免费 ，而且还包分配工作 ，大学一毕业就是国家干部 ，非 常令人羡慕 。还有更好的事情 ，考大学是相对平等的 ，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 ，分数 不仅决定一个人能不能进大学 ，而且分数还决定进名牌大学还是一般大学 。再有， 以前的大学是每个大学自己招生考试的 ， 比如一个考生想要考清华大学 ，首先他要 有钱到北京来参加清华大学的入学考试 ，这对于很多经济不宽裕的人来说 ，是无法 实现的 。而新中国实行全国统一考试 ，这样即使住在偏僻山村里的人 ，只要在当地

　　考试 ，就能考上清华大学 ，所以对穷人非常有利 。新中国这种史无前例的优待大学 生制度 ，也激起了前所未有的考大学热潮 。只要考上大学 ，就等于拿到铁饭碗 ，成 为年轻人挤入上流社会的最好捷径 。于是以前对考大学不敢奢望的穷人 ，也纷纷挤 入考大学的竞争大军 ，这么多人来竞争 ，使得那时的大学录取率只有百分之几 ，非 常难考 。这种“分数挂帅 ”的考大学制度 ，一般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是很欢迎的， 但却引起了一部分人的不满 ，这就是“革命干部 ”。因为中国共产党主要是在农村 革命根据地发展起来的 ，来自各根据地的工农干部文化水平普遍较低 ，这样也影响 到他们子女的文化素质 ，造成工农干部的子女的高考成绩 ，普遍不如知识分子家庭 的子女 。因为 ，在“分数挂帅 ”的高考面前 ，反而是知识分子的子女比较得益 ，而 工农干部的子女比较吃亏。

　　自从毛泽东提出“ 阶级斗争 ”理论 ，很多革命干部尤其是工农干部据此提出对 教育制度的不满 。他们认为自己的子女在政治上“根正苗红 ”，却在分数挂帅的考 场上 ，竞争不过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女 。而且 ， 当时的社会风气较好 ，开后门非常 难 ，文化大革命前要想开后门进大学可以说是难于上青天 。这样的结果是 ，为革命 立下汗马功劳的老革命干部的子女 ，到头来居然还不如那些对革命没有多少贡献的 知识分子的子女 。因此 ，有的革命老干部们不满了 ，他们认为现在的教育体制不合 理 ，提出高考不应仅看“分数 ”，更应该看“ 出身 ”，这样就可以让他们的“根正苗 红 ”子女 ，有更多进入大学的机会 。然而这些人的主张 ，却与刘少奇的教育思路有 所不同 。但是在广大革命干部不满的气氛下 ，刘少奇主管的教育界 ，也还是作出了 一些让步 ，就是在中学给每个高中生作政治审查 。政审结论基本分为四类 ：一 、可 录取机密专业 ；二 、可录取一般专业 ；三 、降格录取 ； 四 、不宜录取 。不过政治审 查并不很严格 ， 当时的政策是“ 出身不由己 ，道路可选择 ，重在政治表现 ”，所以 大部分出身不好的人 ，只要平时表现比较好 ，还是能够通过政治审查的。

　　当然 ，这一政策也缘于毛泽东一再强调的阶级出身和本人表现 ，要加以区别， 重在表现 ， 主要是看本人表现 ，“唯成分论 ”是不对的 。 同时 ，老人家严肃指出， “ 唯成分论 ”之所以不对 ，在于看问题的方法错了 ，应当看其本人是站在原来出身 的那个阶级立场上 ，还是站在改变了的阶级立场上 ， 即站在工人 、贫下中农方面？ 还是站在剥削阶级方面？要团结大多数 ，不能搞宗派主义 ，连地主 、富农中的一部

　　分人 ，也要团结 ，何况地富子弟 ，则更要团结 ，有些反革命分子 、破坏分子也要改 造 ， 只要愿意改造 ，就应当要他们 ，都要嘛 。如果只论出身 ，那么马恩列斯都不 行 。例如马克思也要先学唯心论 ，后来才学唯物论 ，才搞出马克思主义 。黑格尔与 费尔巴哈是马克思在哲学方面的两个先生 。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 ，只能经过知识分 子 ，把已经存在的阶级斗争现象研究提高为理论 ，加以宣传 ，把工人阶级从分散的 变成为有组织的 ，从自发的阶级变成自觉的阶级 。工人每天在剥削压迫之下生活工 作 ，为了吃饭 ，那么忙 ， 自己产生不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本人不是工人 ，但他能 看出发展的趋向 ，经过分析研究 ，把资产阶级哲学变成无产阶级哲学 ，把资产阶级 政治经济学变成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这样来教育工人 。其实 ，工人也读不了那么 多书 ，读不了那么大部头的著作 ，先进的可能读得多一些 。阶级斗争的现象存在了 几千年 ，资产阶级也说是有阶级斗争的 ，只有马克思 、恩格斯才把它理论化 、系统 化了 。要斗倒资产阶级 ，社会主义是继承了资本主义的 ，我自己也是先学地主阶级 的 ，六年读孔夫子的 ，七年读资产阶级的 ，共计十三年 ，那时二十几岁 ，对马克思 根本不知道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 ，才知道马克思 ，读马克思的书 。修正主义跟我们 不同 ，我们依靠工人 、农民中的大多数 ，就算这些人中有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五的 坏人 ，坏人还是少数 ，而且要加以分析 。农村中贫下中农占百分之七十左右 。可以 带动中农 ，改造地富中的好的 ，再加上地富子女 ，使少数人孤立起来 ，其中有反革 命分子 、破坏分子 。当时中央主管教育的彭真就曾说过 ：“过去我们提团结百分之 九十 ，现在提团结百分之九十五 ，就是把地主 、富农 、资产阶级子弟包括进来 ，这 是个战略方针。”

　　正因为如此 ，所以“根正苗红 ”的革命干部子弟 ，仍然在高考和上大学方面显 得比较吃亏 。尽管新中国的大学生受到极大的优待 ，而这些优待 ，为建立新中国立 下汗马功劳的革命干部们却大多没有很好地享受到 ， 于是某些干部的不满越来越 大 ，进而引发起他们的子女们的不满 。据一九六〇年的累计数字 ，全国在这种制度 下招收的大学生 ，百分之九十是生活在大中城市家庭 ，而其出身是属于封建官僚、 资本家 、地主家庭的子女 ，竟占到近百分之八十 。这就是说 ， 占中国人口九成以上 的基层百姓 ， 即广大工人 、农民以及其他低下阶层家庭的子弟 ，则很少有人能登堂 入室而为大学生者 。这当然是问题客观存在的另一个方面 。一九六五年初 ，北京市

　　西城区的以干部子弟为主的四中 、六中 、八中 ， 曾发起过一次罢课事件 ，称“ 四六 八学潮 ”。一批以革命干部子女为主的学生 ，给中央写《进言书》， 批评现行的教育 制度 ，认为它是鼓励学生为分数而学习 ，为考大学而学习 ，而不是为革命而学习。 他们认为现行的教育方针有问题 ，造成学校中不讲阶级路线 ，地主资本家的子女和 知识分子的子女 ， 因为学习好 ，受到老师的赏识 ，在学习和入团等方面都受到照 顾 ，反而让“根正苗红 ”的红二代受到冷落 。因此 ，这些学生强烈要求在学校里推 行阶级路线 ，要求把“家庭出身 ”作为学生评比和升学的重要标准。

　　另外 ， 当时还有一个更为实际的问题 。教育主要是为了满足经济建设的需要， 可是近十年培养的一百多万的大学生 ，却很少有人能自觉地要求到经济建设最需要 的第一线上去 。即便是有去的 ，也都很快的因各种理由而返回了城市 。而与此形成 了鲜明对比的是 ， 当时全国县以下的初高中毕业生 ，每年却都有数百万的“ 回乡知 识青年（农村户口） ”成为农村经济建设的骨干量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 ，毛泽东对 这一时期的国家高等教育十分的不满 ，而这也是老人家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原因 之一 。毛泽东认为 ：改革旧的教育制度 ，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 ，是经济社会科 学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我们教育知识青年应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一是教 育他们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 ，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 ；二是教育他们有纪 律性 、组织性 ，反对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与自由主义 ；三是教育他们决心深入下层 实际工作 ，反对轻视实际工作经验 ； 四是教育他们接近工农 ，决心为工农群众服 务 ，反对看不起工农的思想意识。

　　当时 ，毛泽东就教育制度的改革问题做出了一系列的讲话及批示 。一九六五年 七月三日 ，毛泽东在对 《北京师范学院一个班学生生活过度紧张 ，健康状况下降》 的材料上批示 ，“负担太重 ，影响健康 ，学了也无用 。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 ，砍 掉三分之一 。请邀学校师生代表 ，讨论几次 ，决定实行 。如何请酌。”（《毛泽东年 谱》第 5卷 507页）八月八日 ，毛泽东在接见几内亚教育代表团的谈话中提出 ，“办 教育也要看干部 。一个学校办得好不好 ，要看学校的校长和党委究竟是怎么样 ，他 们的政治水平如何来决定 。学校的校长 、教员是为学生服务的 ，不是学生为校长 、 教员服务的。”（《毛泽东年谱》 第 5卷 519 页） 接着 ，十月 ，毛泽东在 《关于大学 文科改革的指示》（摘录） 中又明确指出“希望学哲学的人 ，都要到工厂 、农村跑

　　跑 。我看了南京大学一个学生参加四清后学的一篇体会 ，写得很好 ，善于通过现象 看本质 ，本质看不见摸不着 ， 只有调查研究才能看到。”“哲学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恩格斯讲辩证法是二条 ，斯大林讲四条 ，我看就一条——对立统一 。……分析和综 合分不开 ，什么事情都有两重性 ，有对有错 ， ……总之 ，大学文科非改革不行 ，不 然就要出修正主义。”（《毛泽东全集》第 48卷 205页） 十二月二十一日 ，毛泽东在 杭州会议上再次发表讲话说 ，现在这种教育制度 ，我很怀疑 。从小学到大学 ，一共 十六 、七年 ，二十多年看不见稻 、粱 、菽 、麦 、黍 、稷 ，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 ，看 不见农民怎样种田 ，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 ，身体也搞坏了 ，真是害死人 。我曾 给我的孩子说 ：“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 ，就说我爸爸说的 ，读了十几年书 ，越读 越蠢 。请叔叔伯伯 、姐妹兄弟做老师 ， 向你们来学习。”其实 ，入学前的小孩 ，一 岁到七岁 ，接触事物很多 。二岁学说话 ，三岁哇啦哇啦跟人吵架 ，再大一点就拿小 工具挖土 ，模仿大人劳动 。这就是观察世界 。小孩子已经学会了一些概念 。狗 ，是 个大概念 。黑狗 、黄狗是小些的概念 。他家里的那条黄狗 ，就是具体的 。人 ，这个 概念已经舍掉了许多东西 ，舍掉了男人 、女人的区别 ，大人 、小孩的区别 ， 中国 人 、外国人的区别……只剩下了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点 。谁见过“人 ”？ 只能见到 张三 、李四 。“房子 ”的概念谁也看不见 ， 只看到具体的房子 ，天津的洋楼 ，北京 的四合院 。大学教育应当改造 ，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 。文科不改造不得了 。不改 造能出哲学家吗？ 能出文学家吗？ 能出历史学家吗？ 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 ，文 学家写不了小说 ，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 ，要搞就是帝王将相 。要改造文科大学 ，要 学生下去搞工业 、农业 、商业 。至于工科 、理科 ，情况不同 ，他们有实习工厂 ，有 实验室 ，在实习工厂做工 ，在实验室做实验 ，但也要接触社会实际 。高中毕业后， 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 。单下农村还不行 ，还要下工厂 ，下商店 ，下连队 。这样搞他 几年 ，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 。大学如果足五年的话 ，在下面搞三年 。教员也要下 去 ，一面工作 ，一面教 。哲学 、文学 、历史 ，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 里教吗？（参见《毛泽东全集》第 48卷 238页）

　　一九六六年二月 ，毛泽东在与侄子毛远新的谈话中又一次提到 ，科学的发展， 由低级到高级 ， 由简单到复杂 ，但讲课 ，不能都按照发展顺序来讲 。学历史 ，主要 学近代史 。现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才三千多年 ，要是到一万年该怎么讲呢？讲原子

　　物理 ，不必要从最早的那个学派的理论讲起 。你们这样学 ，十年也毕不了业 。你们 学自然科学的 ，要学会用辩证法。

　　然而 ，在当时“智育至上 ”的教育氛围中 ，分数成为学生的“命根 ”。而分数 是由考试产生的 ，考试也就几乎成为“万恶之源 ”。毛泽东对此深恶痛绝 ， 曾作过 多次批示 ，认为分数和考试不仅是个性发展和创造力的敌人 ，而且被认为是减少劳 动人民子女教育机会的重要原因 。早在多年前毛泽东就明确指示“工农及其子女有 享受教育的优先权 ”。实际上 ，一九五八年的 “ 教育革命 ” 即实行了高考制度改 革 ，放宽了对工农子弟进入大学的限制 ，开辟了有条件保送入学的途径 。这一改 革 ，在毛泽东比较欣赏的“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里也早就开始实行了 。为了使 教育面向农村 ，该校从一九六三年起 ，农 、林 、医 、师的中等专业学校即采取公社 保送与考试相结合的办法 ，并实行“社来社去 ”（学生从社里来 ， 回社里去） 分配 办法的试点 。到一九六四年初 ，全国已有十九个省 、 自治区 、直辖市的八十一所中 等农业学校实行“社来社去 ”的招生 、分配办法。（罗永藩 、彭治富 《学生从公社 中来 ，毕业后回到公社去》《光明日报》 1964年 3月 26 日） 一九六四年 ，教育部和 冶金工业部决定在北京钢铁学院试办产业工人班 ， 以“贯彻阶级路线 ，培养工人 阶级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 ”，采取推荐与考试相结合的办法 ，选拔政治思想好 、 相当于高中文化程度 、年龄在二十七岁以下 、有三年工龄以上的技术工人入学， 毕业后回原单位工作。（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 1949— 1982》 教育科学出版社 362 页） 这几乎是文化大革命中“七二一大学 ”“工 农兵学员 ”的雏形。

　　对毛泽东教育思想进行理性解析 ，就可以看出其显然包括了许多具有认识价值 的内容 ，例如对中国传统教育的批判与改造 ， 以及对教育公平的重视 、反对城市中 心的教育 、重视扩大劳动人民子弟的教育机会 ，等等 。文化大革命时期追求教育公 平的实践主要包括以下一些方面 ：一是改变城乡教育资源分布的格局 ，将农业院校 等下放到农村 ， 医药院校面向农村培养实用的“赤脚医生 ”、卫生员 。二是加速农 村基础教育的发展 ，在农村扩大并普及高中教育 ；下放各级教育的管理权 ， 中小学 下放给农村和街道 ，实行由工人 、贫下中农管理 。三是缩短学制 ，实行小学五年、 初中二年 、高中二年 、大学三年的学制 ；简化教育内容 ，学校教育以政治教育和实

　　用知识技能为主 。 四是发展多种形式 、因地制宜的教育方式 ，如“七二一大学 ”、 耕读小学 、马背小学等等 ，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 ，扩大工人 、农民 子弟受教育机会 。五是实行“开门办学 ”，让学生走出学校 ，在学工 、学农 、学军 的社会实践中 ，在工厂 、农村的大课堂中接受教育 ， 以打破“教师 、书本 、课堂 ” 的所谓“ 三中心 ”。六是取消重点学校制度和各种学校的差别（取消男校 、女校 、 华侨学校 、职业学校等）， 中小学实行免试就近入学 。七是取消各级学校的考试制 度 ，反对用“教育质量 ”和分数标准把工农子弟关在门外 ，否定教育中的等级制 、 智力主义的取向 ；高校实行免试推荐入学 ，招收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学员 ；等等 。 显而易见 ，这些措施都具有其合理的价值内核。

　　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 ，毛泽东就教育革命的问题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 ，其 中最为著名的是“五七 ”指示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说： 你在五月六日寄来总后勤部的报告 ，收到了 ，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 。是否可以将 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 ，请他们召集军 、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 ， 以其意见上告 军委 ，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 ，再向全军作出适当的指示 。请你酌定 。只要在没有 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 ，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 ， 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 下 ，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 ，除打仗以外 ，还可做各种工作 ，第二次世界 大战的八年中 ，各个抗日根据地 ，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 这个大学校 ，学政治 、学 军事 、学文化 。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 。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 ，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 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 。又能从事群众工作 ，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 动 ； 四清完了 ，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 ，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 ；又要随时参加批判 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 。这样 ，军学 、军农 、军工 、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 但要调配适当 ，要有主有从 ，农 、工 、民三项 ，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 ，不能 同时都兼起来 。这样 ，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 同样 ，工人也是这 样 ， 以工为主 ，也要兼学军事 、政治 、文化 。也要搞四清 ，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 级 。在有条件的地方 ，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 ，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 （包括林 、牧 、副 、渔）， 也要兼学军事 、政治 、文化 ，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 办些小工厂 ，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 ， 以学为主 ，兼学别样 ， 即不但学 文 ，也要学工 、学农 、学军 ，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制要缩短 ，教育要革命 ，资产

　　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 、服务行业 、党政 机关工作人员 ，凡有条件的 ，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 ， 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 、创 造发明 ，多年以来 ，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 ，不过还没有普及 。至于军队 ， 已经这 样做了几十年 ，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毛泽东全集》第 48卷 335页）

　　不久 ，毛泽东在一次有关教育改革的讲话中再次挑明了他的观点“教育界也要 搞革命 ”。毛泽东所说明的理由是 ：“现在大学 、中学 、小学大部分都被资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 、地主 、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 。解放后 ，我们把他们都包下来， 当时包下来是对的 ，但现在要对他们搞革命了 。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 ，不然将 要出修正主义。”毛泽东继续说 ：“过去我们蒙在鼓里 ，许多事情都不知道 ，事实上 是资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在那里掌握着教育界 。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 ，他们就越抵 抗 ，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然后 ，毛泽东继续阐明自己将用 怎样的方式来进行教育界的革命 。毛泽东说 ：“我们要发动年轻人向资产阶级反动 权威进行斗争 ，不要压青年人 ，让他冒出来 ，好的坏的都不要压 。把新生力量 ，如 学生 、助教 、讲师 、一部分教授 ，都解放出来 ，把剩下一部分死不转变的老教授孤 立起来 。吴晗 、翦伯赞就是靠历史吃饭的 ，学生读过的 《明史》， 吴晗还没有读过 呢 ，俞平伯一点学问也没有 。我们解放军的军长 、师长 ，对宋朝 、明朝 、尧舜不知 道 ， 同样打胜仗 ”。“不要学翦伯赞的那些东西 ，也不要学我的那些东西 。要学就要 突破 ，不要受束缚 ，列宁就不受马克思的束缚。”又说 ：“不要迷信 ，不要受束缚， 要有新的观点 ，要有新的创造 ”。“我们要让年纪小的 、学问少的 、有政治经验的、 立场坚定的人来接班。”毛泽东在这里讲到了搞教育革命的方式 ，并明确指出 ：“打 倒资产阶级权威 ，培养新生力量 ，树立无产阶级权威 ，培养接班人。”（参见《毛泽 东年谱》第 5卷 593页）

　　中共中央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 中明确提出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 革命的大旗 ，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 ”的资产阶级反动立 场 ，彻底批判学术界 、教育界 、新闻界 、文艺界 、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 ，夺 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接着 ， 中共中央于八月八日作出的《关于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又提出 ，“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 ， 自己教育自己 ，去 识别那些是对的 ，那些是错的 ，那些做法是正确的 ，那些做法是不正确的 。改革旧

　　的教育制度 ，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 ，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 要的任务 ”。“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 ，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 的现象 ”。“学制要缩短 。课程设置要精简 。教材要彻底改革 ，有的首先删繁就简 。 学生以学为主 ，兼学别样 。也就是不但要学文 ，也要学工 ，学农 ，学军 ，也要随时 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十二月三十一日 ，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 于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 中指出 ，“派军队干部训练革命 师生的方法很好 。训练一下和不训练大不一样 。这样做 ，可以向解放军学政治 ；学 军事 ；学四个第一（人的因素第一 ，政治工作第一 ，思想工作第一 ，活的思想第 一）； 学三八作风（即把解放军优良作风概括的三句话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艰 苦朴素的工作作风 ，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八个字： 团结 、紧张 、严肃 ，活泼）； 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加强组织纪律性 。接着 ，毛泽东于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在 《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 上 批示 ：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 、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 ，并且参与关于开学 、 整顿组织 、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 、批 、改的工作 。先作试点 ，取得经验 ， 逐步推广 。还要说服学生 ，实行马克思所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 自己的教导 ，在军训时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 。除老年和生病的以外 ，要让 这些人参加 ， 以利改造 。所有这些 ， 只要认真去做 ， 问题并不难解决。（《毛泽东 全集》 第 49卷 323 页） 十一月三日，《人民日报》 又发表了毛泽东关于“进行无产 阶级教育革命 ，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 ，革命的教员 ，革命的工人 ，要依靠 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 ， 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 的重要指示。

　　教育界是教育学生的学校 ，关系着培养什么样的接班人的根本问题 。所以 ，教 育界的知识分子不仅要思想改造 ，而且教育制度 、内容 、方式等都要革命 。针对有 大量文盲和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情 ，还要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从中央主要 媒体的报道来看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 ，全国各地涌现了一大批相关典型 。主 要有：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刊载 《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 人员的道路》 的调查报告 。毛泽东在报告批语 ：“大学还是要办的 ，我这里主要说

　　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 ，但学制要缩短 ，教育要革命 ，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 ，走上 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 。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 生 ，到学校学几年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即七二一指示） ”。三月二十九日 《人 民日报》 开展“社会主义大学应当如何办 ”的大讨论 。毛主席关于走上海机床厂从 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的伟大指示 ，为大学教育革命指出了方向 。改革旧的教 育制度 ，改造教师队伍 ，改革教学内容和方法。

　　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 转载《红旗》 发表的《一所理论和实际 一致的新型学校——江西省婺源县武口茶叶耕读中学的调查报告》： 这所学校只有 四个专职老师（包括一名负责人）， 其他的则请工人 、茶农以及工人出身的技术员 当老师 ，效果很好 。这个经验 ，城里的学校是不是也可以试验一下呢？

　　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 发表广东省的调查报告《贫下中农管理 学校的情况》 提出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即由生产队和贫下中农直接办校）， 何者 较好 ， 以及学校中怎样改革不合理的关系 ，希望继续提供经验。

　　一九六九年八月七日，《人民日报》 发表北京电力学校的调查报告 《搞好中等 技术学校的教育革命》“理工课技术学校不是多了 ，而是少了 ”。“三大革命运动的 需要 ，就是办中等技术学校的依据 ”报告提出学生来源 、学制和培养目标是 ：一、 中技班 ，选拔高小程度的工农兵入学 ，学习期限一年半至二年 ， 培养技术工人； 二 、短训班选拔工人入学 ，年龄 、文化程度不限 ， 以半年为宜 ；农电班 ，组织农村 巡回小分队 ，为农村培养机电手 。形式 ：厂校挂钩 ，校办工厂为好。

　　一九七〇年九月二十二日，《光明日报》 发表文章 《改造学校教育阵地的一支 重要的力量》 介绍 ：北京市香厂路小学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建立了工农兵讲师团， 给学生讲工厂 、讲农村 、讲部队 ， 同时进行再教育 。这样做“建立了工农兵 、教 师、革命小将三结合备课、讲课的新制度 ，改变了知识分子独占讲台的现象 ”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 短评：《普及小学教育是农村教育的重 点》 当前农村普及教育的重点应放在普及小学五年教育上 ，首先满足广大贫下中农 子女上学的要求 ，在有条件的地方普及七年教育。

　　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九日 《人民日报》 发表 《医院也可以办大学》 的调查报告。 这则关于上海华山医院办医科大学试点班的调查报告中说 ：这个于一九七〇年七月

　　创办的三年制的试点班共有四十二名工农兵学生 。他们参加过两年以上的工农业生 产劳动 ，其中有的人还当过赤脚医生 、不脱产的工人医生和部队卫生员 。“医院办 医科大学 ，更加便于结合医院的医疗实践组织教学。”在三年的学习时间内 ，试点 班还让学生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到农村 、工厂去 ，主要是在县医院或结合农村巡回医 疗进行教学。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光明日报》 报道浙江农业大学 、浙江医科大学 、浙 江大学和杭州大学到“三大革命 ”第一线举办短训班是“多快好省地为各条战线培 养人才的有效途径 ”，也是“改造旧大学 ，创建新大学的需要 ”，可“使教学更好地 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结合起来 ，有助于彻底改变旧大学‘三脱离 ’的状况，”还 有利于加速教师队伍的改造和建设 。办短训班是社会主义大学办学的一种重要形 式 。从一九七三年开始 ，一些高校陆续举办了各种短训班 ，有的是按工厂 、农村、 部队的要求由学校派出教师去班 ，有的是将工农兵请到学校 ，根据这些部门的干部 培训规划加以培养 ；有的是新技术或科研成果推广学习班。

　　此时此刻 ，毛泽东明确指出 ，在农村 ，教育要强调普及 ，不要强调提高 ，不要 过分强调质量 。这些学校主要是解决农民生产劳动中需要的知识……准备两三年内 将助学金扩大一些 ，使百分之七八十的农家子女能享受助学金 ，帮助农民解决一些 困难 。要大力进行思想教育 ，进行遵守纪律 、艰苦创业的教育 。在学校中要提倡一 种空气 ，教师与学生同甘共苦 ，一起办好学校 。应当重视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 ，不 要使他们像温室里的花朵一样 。要加强学校政治思想教育 ，每省要有一位宣传部 长 、一位教育厅长亲自抓这项工作 。中学应当有政治课 。政治课要联系实际 ，生动 有趣 ，不要教条式的 ，要使中学生知道一些为人在世的道理。（教材） 要来一个改 革 ，不要照抄外国的 ，一定要符合中国的情况 ，并且还要有地方的特点 。“办教育 也要看干部 。一个学校办得好不好 ，要看学校的校长和党委究竟是怎么样 ，他们的 政治水平如何来决定 。学校的校长 、教员是为学生服务的 ，不是学生为校长 、教员 服务的 。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 。政治教育是中心的一环 ，课目不 宜过多 ， 阶级教育、党的教育与工作必须大大加强。”

　　特别值得肯定的是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基础教育尤其是农村教育得到了普遍的 加强 。继一九五八年“教育大跃进 ”之后 ，文化大革命期间再次全面下放教育管理

　　权限 ，强调教育面向基层 ，面向农村 ，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多种形式发展教育 ，使 城乡关系 、中央和地方关系出现了一种新的格局 。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提出了普及教 育的高指标 。一九七一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提出争取在第四个五年计划 期间 ，在农村普及小学五年教育 ，有条件的地区普及七年教育 ，要“大力提倡群众 集体办学 ”。一九七四年 ， 国务院科教组提出“继续大力普及农村小学五年教育 ”， “积极创造条件 ，逐步在大中城市普及十年教育 ，在农村有条件的地区普及七年教 育 ”。不少地方提出“小学不出村 ，初中不出队 ，高中不出社 ”的口号 ，与一九五 八年“大跃进 ”时“村村有小学 ， 队队有中学 ”的目标很相似 。一九七〇年 ，湖北 省文教局在《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五年文化教育事业发展规划要点的初步意见》 中提 出 ：“大力发展高中教育 ，到一九七五年要普遍做到区区有高中 ，社社有初中。”普 通中学开始急剧增长 ，生产大队基本都办了初中 ，有的还办了高中班 。到一九七六 年 ，全省中学达一万七千九百四十九所 ，为一九六五年八百七十五所的二十点五 倍 ，其中高中四千零二十九所 ，为一九六五年一百四十七所的二十七点四倍。（熊 贤君主编《湖北教育史·下卷》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年 ，255页）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军队的教育也有了一定的恢复与发展 。据一九七三年十二 月三日中央军委转发 《关于全军恢复和增建四十一所院校的报告》， 到一九七五年 全军院校达到八十四所 。在整个国家高等教育发展动力不足之时 ， 中小学教育却得 到了大发展 。从统计数字看 ：一九七六年 ，全国小学生数比一九六五年增加了百分 之二十九点一 ； 中学更是加速度发展 ，一九七六年全国中学生数是一九六五年的六 点二五倍 ，初中生数是一九六五年的五点四倍 ，高中生的增长尤其迅速 ，共增加到 原来人数的十一点三倍 。教育重心下降 ，面向农村的发展是实质性的 。初中生中农 村学生的比例 ，从一九六五年的百分之三十三点七 ，提高为一九七六年的百分之七 十五点二 ；高中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 ，从一九六五年的百分之九 ，提高为一九七六 年的百分之六十二点三 。这是十分惊人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 ，整个教育的重心降到基础教育 ，基础教育的重心上升为高中 教育 ，普通高中成为发展最快的部分 。中等职业教育被认为限制劳动人民子弟接受 教育而遭到批判和取消 ，原有的农业中学 、职业中学 、半农半读技术学校等大多变 为普通中学 。许多小学附设初中班 ，大批小学骨干教师被抽调到中学任教 ，招收聘

　　用了一大批不拿工资 、只记工分在农村的知识青年担任民办教师 。据统计 ，全国农 村中小学教职工中民办教职工所占的比例 ， 由一九六五年的百分之五十二点六上升 到一九七八年的百分之七十三点四。（何东昌主编 《当代中国教育·上册》 当代中 国出版社 ， 1996年 ， 108 页）将办学权直接下放到大队或生产队一级 ，而且经费大 多自筹 ，政府对基础教育的支出反而有所减少 。教育事业费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 例 ，一九六六年为百分之六点三六 ，一九七〇年最低 ，为百分之四点二四 。从一九 七二年起 ， 国家财政预算中将教育事业费支出单列 ，加强管理 ，这一比例有所回 升 ，一九七六年达到百分之六点二九 ，与一九六五年的百分之六点二四相当。（中 国教育年鉴编辑部 《中国教育年鉴 1949— 1981》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1984 年 ，第 98页）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小学教育数量的发展是以适当的质量降低为代价的 ，主要 是进行了缩短学制的改革 。据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国务院科教组在内部刊物上综 合反映各省 、市 、 自治区现行中小学学制的情况 ：文化大革命以来 ，全国各地进行 了中小学学制的改革 ，其中有十四个省 、 自治区实行了九年制（小学五年 ，初中二 年 ，高中二年）； 七个省 、市 、 自治区实行十年制（小学五年 ，初中三年 ，高中二 年或小学六年 ， 中学四年）； 九个省 、 自治区的农村学校实行九年制 ，城市学校实 行十年制 ，西藏自治区实行小学五年制和六年制并存 ，初中实行三年制 。同时 ，基 本取消了考试和留级 。但是 ，如果不是以“升学教育 ”为标准 ，而是以实际的功用 去评价 ，那么应当承认 ，这种低重心 、实用型的教育毕竟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了农村 学生基本的学习需求 ，如同当时农村实行的合作医疗制度一样 。它无疑是低水平 的 ，但切合实际 ，首先解决了“有无 ”的问题 。事实上 ，许多今天在各个领域崭露 头角的六十年代出生的人 ，正是受惠于七十年代农村的基础教育 。这是一个不可多 得的案例 ，使我们深入认识基础教育的功能 。许多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通过高考进 入大学的青年 ，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接受教育的中学生 。今天回头看 ， 当时低水平 的基础教育并没有妨碍他们成为各行各业的成功者 。它启示我们认识人才与教育的 功能 。这至少说明两个道理 ：一是优秀人才是制度挡不住的 ，无论是什么样的学校 教育 、考试制度 。二是基础教育对人才的影响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 自由 、宽 松 、“低水平 ”的教育 ， 同样可以生长出优秀人才 。一些过来人将那完全没有权威

　　的时期称为“ 阳光灿烂的日子 ”，他们从中获得了实在的生长 。而我们现行的严酷 的、令学生透不过气的“应试教育 ”不一定更利于人才的成长。

　　行文到此 ，我们很有必要把“文化大革命 ”期间为什么各个高等院校曾一度停 止招生 ， 以及在高等教育中改为推荐与选拔“工农兵学员 ”的来龙去脉再做一简要 回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 ，大学招生方式有些五花八门 。从一九五二年起， 大学走上统一考试入学之道 ，直到一九六五年九月最后招收那届大学生为止 ，这一 高考制度基本平稳运行了十四年 。期间 ，报考人员四百零八万 ，共录取新生二百二 十一万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 ， 中共中央发出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宣告“文化大革命 ”正式开始 。此前 ，从下到上已有不少的党员干部 ，甚至青年学 生对高等院校这一招生制度乃至教育教学方式提出了非议 。为此，《人民日报》 一 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发表《彻底搞好文化革命 ，彻底改革教育制度》 的社论 ，主旨 是“废止现行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 ”，招生要“实行推荐和选拔的办法 ”，这是 “彻底搞掉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一个突破口。”同时配发了北京市中学生要求废除高 考制度的两封信 。一封是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高三（4）班六月六日所写 《为废除 旧的升学制度给党中央 、毛主席的一封信》。信中说 ：“现行的升学制度 ，就是中国 封建社会几千年来的旧科举制度的延续 ，是一种很落后的 、很反动的教育制度 。现 行升学制度是和毛主席给我们制定的教育方针相违抗的……实际是在扩大并延续体 力劳动和脑力劳动 、工人和农民 、城市和乡村这三大差别。”对于这种升学制度， 我们要和工农兵一起将它彻底砸烂 。并提出要求 ：“从今年起就废除旧的升学制 度 。高中毕业生直接到工农兵中去 ，和工农兵相结合。”另一封是北京市第四中学 全体革命师生六月十一日所写的《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全市师生的倡议书》。《倡 议书》 说 ：“随着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 ，现行高考制度的反动本质越来 越暴露无遗了 。它的流毒极广 ，影响甚大 ”，为此“我们要坚决打倒它 ”。如何打 倒？他们列出五条倡议 ，其中第一条开宗明义 ：“立即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因 而 ， 中共中央 、国务院决定推迟举行一九六六年的高考 ，大中学校开始停课搞运 动 。“改革考试制度 ”因此成为教育革命的重要内容。

　　早在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 ，毛泽东召集吴江 、龚育之等哲学工谈话时就 说 ：大学文科现在的搞法不行 ，从书本到书本 ，没有什么用 ，所有文科的教授 、助

　　教 、行政工作人员 、学生通通都要下乡去 ， 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斗争。（参见 《毛泽 东年谱》第 5卷 387页）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说 ：“现 在这种教育制度 ，我很怀疑 。从小学到大学 ，一共十六七年 、二十多年看不见稻、 粱 、菽 、麦 、黍 、稷 ，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 ，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 ，看不见商品是 怎样交换的 ，身体也搞坏了 ，真是害死人 。大学教育应当改造 。高中毕业后 ，就要 先做点实际工作 。单下农村还不行 ，还要下工厂 ，下商店 ，下连队 。这样搞他几 年 ，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参见 《毛泽东年谱》 第 5卷 548 页） 到了一九六六年 六月十二日 ，毛泽东就直接挑明主题 ：“中央要搞个高中 、大学入学考试制度 ，办 法是学校推荐和选拔相结合 。今年大学招考推迟半年 ， 闹半年文化大革命……大学 师生要互教互学。”（参见 《毛泽东年谱》 第 5卷 593 页） 为落实毛泽东这一重要指 示，《人民日报》 于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发表了那篇社论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于 七月二十四日发出通知 ， 宣布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 ， 同时 “ 取消考 试 ”，“实行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 ”招生 。毛泽东认为对高中生不经过社会实践 就上大学的教育 ，是必须要改革的 。但大学招生在什么时间改变？ 又以什么样的方 式招收新生？ 老人家在寻找一个时机切入点。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二日 ，毛泽东看到了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一 个材料 ，甚是兴奋 ，“我看还是从工人中选调大学生 。做三四年工 ，再到学校学两 三年 ，又有文化 ，又有经验 。大学还是要办的 ，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 办 ，但学制要缩短 ，教育要革命 ，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 ，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 养技术人员的道路 。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 ，到学校学几年以 后 ，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当然 ，这段讲话中还没有“兵 ”。直到九月十日 ，毛泽 东审阅了 《人民日报》《红旗》 杂志评论员文章 ，并亲拟了 《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 问题》 题目 ，在对文章的修改中写下了点睛之笔 ：“从有生产实践经验的工人 、农 民和解放军战士中选拔学生。”至此 ，从有实践经验中选拔“工农兵进大学 ”就有 了完整的构成。（《毛泽东全集》 第 50卷271 页） 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毛泽 东在主持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闭幕会议时说 ，“大学里头开这个社会科学的 课啊 ，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 。究竟怎么好？ 大学里头读历史 、读经济学 、读哲学、 读法律 ，读四五年大学 ，不懂得什么叫马克思主义 ，不懂得阶级斗争 。已经两年不

　　招生了 ，我看再准备两三年，（在校大学生） 就差不多走光了 。现在这一批大学生 就让他们下去 ，到工厂去学 ，到农村去学 ，这是帮助他们的一个办法。”（《毛泽东 年谱》第 6卷212页）

　　一九七〇年三月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在打报告给中央 ，要求试点招收大学生。 五月二十七日 ，“两校 ”又报告了试点招收大学生的具体意见修改稿 。接着 ， 中共 中央于六月二十七日发出关于一九六九年 、一九七〇 、一九七一年大专院校毕业生 分配的通知 ，决定废除过去的高考制度 ，实行“群众推荐 、领导批准 、学校复审相 结合 ”的办法 ，招收工农兵学员 。并明确提出 ：“大专院校的三届毕业生 ，可从今 年七月份开始分配 ，一般于七月底前分配完毕 。认真做好毕业生的政治思想工作， 使他们坚定地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 ，服从革命需要 ，到农村去 ，到边疆去 ，到 工矿去 ， 到基层去。”也就在同一天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 ， 中共中央转发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

　　一九七〇年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李志华题为《大家都来关心高校招 生》 的文章指出 ：“两个阶级 、两条路线的斗争 ，首先集中地表现在招生上 ”。“过 去 ，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 ，高校在招生中 ，大搞‘分数挂帅 ’，鼓吹‘分数面 前人人平等 ’，实际上是对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 。工农兵一针见血地 说：‘分数线 ，分数线 ，工农兵的封锁线 ’。”招生制度改革作为教育制度改革的重要 一环 ，它追求的是扩大工农兵的教育机会 。一九七一年 ，工农兵学员先在清华 、北 大两所大学搞试点 ；一九七二年开始 ，全国高校开始普遍招收工农兵学员；

　　一九七三年 ， 国务院发出指示《关于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 强调 ：“在政 治条件合格的基础上 ，要重视文化程度 ，进行文化考查 ”。一九七三年各省在招收 工农兵学员时 ，进行了笔试的高校入学考试 。新的招生标准是强调实践经验 ，招收 学生的条件为 ：政治思想好 ，身体健康 ，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 ，有相当于初中以 上文化程度的工人 、贫下中农 、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 ；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 贫下中农不受年龄限制 ；还要注意招收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 。新的招生办法无 须进行入学考试 ，而由群众推荐 、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 。 由于强调政治表现 ，家庭 出身不好的人难以被推荐上学 。据一九七一年五月对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等七所大 学当年招收的八千九百六十六名工农兵学员的统计 ， 出身工人 、贫下中农 、革命干

　　部和其他劳动人民家庭的占百分之九十九点八 ， 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占百分之零点 二；其中党员占百分之四十六点二 ， 团员占百分之三十八点一 ，非党团员占百分之 十五点七。（郑谦《被“革命 ”的教育》 中国青年出版社 ， 1999年） 当然 ， 由于忽 略了学术性的要求 ，强调政治标准与实践标准 ，致使学生的学习程度参差不齐 。据 一九七二年对北京市十一所院校工农兵学员文化程度的调查 ，学生中相当小学程度 的占百分之二十 ，初中程度的占百分之六十 ，初中以上程度的占百分之二十。（高 奇 《新中国教育历程》 河北教育出版社 ，220 页） 然而 ， 毛泽东重视的是教育公 平 ，关注广大人民群众 ，尤其是普通工人 、农民的教育权利 ，他想要打破和超越 “文化资本 ”的积累 ，用“革命 ”的手段使处于文化弱势地位的群体实现翻身式的 突变 。现在看来 ，这一探索既有成功的一面 ，也有亟待改进的一面 。其实 ，文化大 革命之前那种高考制度 ，看似公平 ，但在农村与城市 、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这 一大的客观条件还存在有根本差别的背景下 ，或者说是在教育资源还非常不平衡的 情况下 ，这种所谓的“公平 ”也是极其有限的 。就以如今来论 ：农村的考生若想靠 分数考进北京 、上海的重点大学 ， 即便是有政策的倾斜（如录取名额的分配等）， 他们也仍然是难以企望的 。而这也就不难解释新中国之初的那十余年 ，为什么是鲜 有基层或工农兵子弟进入大学的原因了。

　　在经过轰轰烈烈的四年文化大革命以后 ，毛泽东适时启动了恢复高校招生的列 车 ，宣布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 、农民 、解放军中选拔符合条件的人进入大学 ，这一 重大转变影响甚至左右着社会的价值观 。这项国家层面的制度迅速得到实施 ，经过 上上下下的推选 ，深入到千家万户 ，成了千军万马争过的独木桥 。通过这个招生方 式 ， 国家招收到大量优秀人才 。尽管不少地方和尚念歪了经 ，但终究填补了这一时 期大学生源的空白 ，承载了一代人的使命 。工农兵学员从一九七〇年开始招收到 一九七六年结束历史使命 ，招收七年六届 。据有关资料统计 ，一九七〇年九月至 一九七一年三月招收九万人 、一九七二年招收十三万 、一九七三年招收十五点三 万 、一九七四年招收十六点五万 、一九七五年招收十九万 、一九七六年（一九七 七年三月入学） 招收二十一点七万 ，共招收了九十四点五万学员 。有首 《工农兵 学员之歌》 如此唱道 ：“迎着灿烂的阳光 ，肩负着党和人民的希望 ；我们工农兵 学员 ，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 ，带着工人阶级的嘱托 ，带着贫下中农的期望 ，带着

　　革命部队的传统 ，走向教育革命的战场。”（参见陈侃章：《一代天骄 ，“工农兵学 员 ”应运而生》）

　　如今来看 ， 的确有一大批工农兵学员中的有志青年脱颖而出 。这些人后来不少 成为了领导中国经济社会建设的骨干 ，关键在于他们当时的确在政治思想与专业学 习方面都得到了有效的训练 。据一九七五年在反击右倾翻案运动中 ，北京大学 、清 华大学提供的一份相关的材料中提到 ：“北大 、清华工农兵学员经过几年的学习， 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阶级斗争 、路线斗争觉悟大有提高 ，业务学习也取得了可喜 的成绩 ，有的人并有发明创造 ，在校期间就能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贡 献 。清华大学机械系焊接专业一个学员小组 ，与北京建筑安装公司的工人 、技术人 员共同努力 ，打破了外国焊接工艺规范 ，成功地进行负一百度低温用钢的焊接 。电 子系控制专业的五名学员和两名教师 ， 同精密仪器系几名工人一起 ，破除迷信 ，解 放思想 ，研制成功大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辅助设计的关键设备图形发生器 ，达到了 世界先进水平 。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员投身于火热的三大革命运动 ，写出了充满革 命激情的长诗 《理想之歌》， 出版之后 ，受到广大工农兵的欢迎 。地球物理系和地 质地理系的学员一听到云南昭通和辽宁营口地区发生地震的消息 ，就立即奔赴灾 区 。在余震未平 ， 山石还在滚动的情况下 ，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抢救阶级弟兄和人民 财产 ，并在现场进行科学考察 ，取得了可贵的资料 。工农兵学员毕业实践的丰硕成 果 ，更是有力地驳斥了那种所谓“质量低 ”的谬论 。清华大学的两届毕业学员完成 了五百六十四项专题研究 、生产任务和重大技术革新 ，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或填补 国家空白的项目占三分之一以上 。电子系七二届学员担负的十二个项目 ，全部达到 国内先进水平 ，其中九项填补了国家空白 。北大文科毕业学员结合战斗任务 ，编写 了五十五本书 ，在报刊上发表了七百多篇文章 ；外语系的学员共翻译了十六种文 字 、二百五十万字的材料 ，为反帝反修斗争服务 ；理科学员完成了三百九十三项科 研课题 ，七十九项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还有一些项目 ，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具有重 要价值。

　　又据二〇〇九年的一份调查统计 ， 当时省部级以上的领导干部中 ，有近一半的 人 ，其接受高等教育的第一学历都是“工农兵大学生 ”；中国有知青经历的中科院 院士 、工程院院士达六十四人 ，都是在这期间进入大学深造的杰出人才 。也正是如

　　此 ，“知青一代 ”非但不是所谓“垮掉的一代 ”，相反恰恰是他们顶住了党和民族在 此后许多重大历史关头经受的时代压力 ，支撑并保住了共和国的底色 。最显著又无 可争议的典型事例 ，毫无疑问就是有过梁家河插队经历的习近平 ，十五岁前往黄土 高坡 ，一待就是七年 。许多年来 ，提及梁家河那段知青岁月 ，他从来不吝言语的就 是当地的农民们给予那时年轻的他丰厚的基层实践教育 ， 以及他深刻感受到的来自 农村的淳朴 ， 当然也包括着客观的落后 。这些经历让他了解并懂得了中国的农民， 还指导贯穿着半个世纪后精准扶贫大业的诸多施策 。同样的一段经历 ， 同样是下乡 插队 ， 同样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有的人眼里只有“遭罪 ”，但有的人却可以 化为人生的养分 。而在党的十七届中共领导最高层的七名常委中 ，就有三名曾是 “工农兵大学生 ”，这其中就包括总书记习近平 、张德江 、王岐山 。其实除了党和政 府中央重要领导机构中有不少主要领导人出身是“工农兵学员 ”；其他部门中有过 “工农兵学员 ”经历而锻炼成长的也不胜枚举 ，如活跃在外交战线的崔天凯 、傅莹 等 ；经济战线中的“金融市长 ”黄奇帆 ； 中科院原院长 、院士白春礼 ， 中科院院 士、医学家陈竺 ，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兰娟、郑树森夫妇等等。

　　文化大革命期间 ，全国的“老三届 ”毕业生大约是一亿 ，据此有人说 ，废除高 考是毁了一代人 。这显然是以这一亿人都能进入大学为假想的一种忽悠说法 。而事 实上 ， 当时全国大学的实际录取能力每年不超过二十万 ， 因此 ， 即便是不废除高 考 ，那十年的总计录取也不过就是二百多万人 。而且 ，这一亿的毕业生中 ，属于县 以下的农村毕业生约占八成 ， 即有八千多万 ，那么再联系到前面说的文化大革命前 高考录取学员的构成情况还可以推知 ，这基层的八千万中 ，有可能进入大学的不会 超过两万 ， 即只可能是占这二百万录取生的百分之十 。“毁了一代人 ”的说法 ，显 然是太忽悠了！

　　恢复高考的头两年入学生总计是六十多万 ，虽然没有查到相关的统计 ，但仍然 可以确定 ，这六十多万的大学生 ，有百分之九十都是应该是教育资源相对优越 ，基 础知识学的比较扎实 ， 即是属于大中城市的“老三届 ”“新三届 ”以及各类中专毕 业生 。而占同类毕业生总数八成 ， 即使属于县以下级别的农村入考生 ，仍然会是极 少之数 。关于恢复高考 ，还有人忽悠说 ：“是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 ”。其实恢复高考 的同时 ，也是废除了另一项入学制度 ，那就是推荐制度 。这表明 ， 即便是不恢复高

　　考 ，大学校园里仍然是学生满满 ，读书声朗朗 。所以 ，一定要说改变什么的话 ， 即 通过推荐而不是高考 ，也同样应该是能“改变几代人的命运 ”。推荐入学 ， 即当时 招的“工农兵大学生 ”一直被抹黑为是靠关系 、靠走后门入的 。以致使许多人都回 避或忌讳谈自己“工农兵大学生 ”的经历 。事实上 ，废除高考是毛泽东从人民当家 做主 ， 即是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高度上来思考并谋划的 。而具体 地说 ， 当年毛泽东之所以这样做 ，就是要在教育领域里 ， 即是从根本制度上废除旧 的封建权贵式或西方资本式的教育路线 。其实就像全国统一高考也有它自身的问题 一样 ，这种推荐入学由于开展的时间短 ，制度还不健全 ，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是不可避免的 ，也是完全可以通过不断改进加以完善的 。据了解 ，在教育方面 ，文 化大革命结束时我国基本实现了义务教育 ，教育经费曾连续多年达到国民生产总值 的百分之六以上 ，建立了上千所大专院校和完善的基础教育体系 。尔后 ， 中国的教 育投入从来没达到过百分之三这一世界平均线。

　　第二节 卫生改革与服务最广大的农民群众

　　毛泽东历来重视服务广大人民群众的卫生工作 。早在一九二八年 ，毛泽东同志 在《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一文中 ，就把“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 ”与“修 筑完备的工事 ，储备充足的粮食 ”列为巩固根据地的必要条件之一。（《毛泽东全 集》第4卷 112页）一九三三年 ，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 一文中指出 ：“疾病是苏 区中的一大仇敌 ， 因为它减弱我们的力量。”（《毛泽东全集》第7卷 35页） 毛泽东 “关心群众生活 ”“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 ”思想 ，在抗日战争时期 、解放战争时 期的各抗日根据地 、解放区 ，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毛泽 东在 《论联合政府》 一文中指出 ：“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 ，推广人民 的医药卫生事业 ”；“所谓国民卫生 ， 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 ， 岂非大半成了空 话？”（《毛泽东全集》第 19卷 436页）并主张实行社会保险 ，保护青年 、妇女 、儿 童的利益等 ，成为新中国卫生保健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 。一九五〇年八月 ，卫生部 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卫生会议 ，在交流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 ，经毛泽东同意 ，确定了 “ 面向工农兵 、预防为主 、团结中西医 ”以及后来增加的“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

　　结合 ”等四大方针 ，它是我们党在卫生工作方面开创红色管理的指导方针。（参见 《毛泽东全集》 第 29卷 38 页） 四大方针的第一条“ 面向工农兵 ”，明确规定了卫生 工作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在旧中国 ，长期以来最容易受到疾病侵害的是广大的 普通劳动群众 ，特别是生活在辽阔农村中的广大农民群众 ，缺医少药的情况又最为 严重 。许多流行病 、地方病在农村肆虐 ，危害农民的健康和生命 。对此 ，毛泽东给 予特别的关注 。一九五八年 ，老人家还特地为江西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的报道 ，写 了《送瘟神》 著名诗篇 。伴随着农村合作化运动的高潮 ， 以农村集体经济为依托的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开始兴起 。为了推广山西省稷山县“大家集资 ，治病免费 ”的合 作医疗制度经验，

　　一九六〇年三月十六日 ，毛泽东亲自代中共中央起草了 《关于卫生工作的指 示》， 要求各级党委高度重视农村合作医疗问题 ，“立即将中央二月二日批示的文件 发下去 ，直到人民公社 ”。（参见《毛泽东全集》第 43卷 167页） 由于城乡医疗资源 严重不均 ，一九六五年一月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期间 ，毛泽东对卫生部提出 严肃批评 ：“卫生部想不想面向工农兵？”当年六月 ，毛主席接到卫生部关于农村医 疗现状的报告 ：“ 中国现有一百四十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 ，百分之七十在大城市， 百分之二十在县城 ， 只有百分之十在农村 ， 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百分之二十 五 ，城市则占了百分之七十五。”老人家看后 ，再次严厉批评卫生部的工作 ，在同 中南海医务人员谈话中形成了著名的 “六·二六 ”讲话 。毛泽东说 ：“告诉卫生 部 ，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务 ，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 爷 。而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 ，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 。一无医 ，二无药 。卫生 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 ，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医学教育要改革， 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年 ，华佗读的是几年制？ 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 医学教育 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 、初中生 ，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 。主要是在实践中学习提 高 ，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 ，就算本事不大 ，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要好 ，而且农 村也养得起 。书读得越多越蠢 。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 ，培养医生 的方法也只是为了城市 ，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 。那种做法脱离群众 ， 中国百 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 ，不为农村服务 ，还叫什么为人民服务 。工作中把大量的 人力 、物力放在所谓尖端 ，高 、深 、难的疾病研究上 ，对一些多发病 、常见病 ，普

　　遍存在的病 ，如何预防 ，如何改进治疗 ，不管 ，没人注意 ，或放的力量很少 。尖端 的问题不是不要 ，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 ，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农村 ，重 点在农村 。还有一件怪事 ， 医生检查一定要戴口罩 ，不管什么病都戴 。是怕自己有 病传染给别人？ 我看主要是怕别人传染给自己 。要分别对待嘛！什么都戴 ，这首先 造成医生与病人的隔阂 。今后城市的医院应该只留下一些毕业后一两年的医生 ，本 事不大的医生 ，其余的都到农村去 。把好的都放在农村 。‘四清 ’运动到一九六八 年就扫尾基本结束了 ，可是‘ 四清 ’结束 ，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没结束啊！把医疗 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毛泽东年谱》 第 5卷 505 页） 毛泽东在这里谈 到了涉及医疗政策 、医学教育 、医患关系等几个方面的问题 ，其主要精神则集中在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这句话上面。

　　时隔不久 ，毛主席召见卫生部长钱信忠等人 ，认真讨论在农村培训不脱产的卫 生员事宜 。毛主席之所以对当时的医疗制度不满意 ，其实就是对医疗资源分配的不 满 ， 国家医疗资源严重倾斜在城市中 ，又倾斜向高收入人群 ；也是对西医排斥中医 的不满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 ，卫生部党组于一九六五年九月三日在向毛泽东和中共 中央上报的 《关于把卫生工作的重点转向农村的报告》 中提出 ，“今后要做到经常 保持三分之一的城市医疗卫生技术人员和行政人员在农村 ，大力加强农村卫生工 作 。办法是： 医疗 、防疫 、教育 、科研等机构 ，均应分出成套的人力 、设备 ， 由城 市伸延到农村 ，每个单位包一个至几个县或区 ，搞好一片 ，巩固一片 ；抽调城市卫 生人员 ，作为‘种子 ’，长期留在农村工作 ；继续组织巡回医疗队或其他形式的临 时医疗组织 ，到农村工作 ，特别是到山区和偏僻的地方去。”九月二十一日 ， 中共 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 。这个报告贯彻的结果是 ：“合作医疗遍地开花……大批城市 医务人员奔赴农村 、边疆 ，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 。卫生工作人员中人力 、物力 、财 力的重点逐步放到农村。”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 ，县 、公社 、生产大队三级医 疗卫生机构在我国绝大多数农村建立起来 ，基本上形成了农村医疗卫生网 。根据毛 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的指示 ，不脱产的卫生员制度迅速进入 中央政府的议事日程 。不脱产 、以学中医为主 、中西医结合卫生员也就是后来的 “赤脚医生 ”从此诞生了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二日 ，毛泽东在看了多份有关医务工 的文章后 ，再次明确指示 ：血吸虫病的检查与治疗应该免费 。消灭钉螺的办法

　　还不是群众创造出来的？ 所以 ，我写的那首诗内说“华佗无奈小虫何。”今后要在 医务界大力系统的宣传马列主义 。医务人员都要下去。（参见《毛泽东全集》 第 48 卷 290页）

　　人们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得出结论 ，文化大革命时期 ， 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获得真正普及和超常规发展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五日 ，经毛泽东亲自批示《人民日 报》 头版头条发表了《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 的调查报告 ，介绍了湖 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实行的合作医疗制度“解决了贫下中农看不起病 、吃不起药的 困难 ”的做法和经验 。在此期间，《人民日报》 开辟专栏 ，从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八 日到一九七六年八月三十一日 ，连续组织了一百零七期“关于农村医疗卫生制度的 讨论 ”，主题是宣传合作医疗的优越性 、交流农村合作医疗的经验 ，这场历时八年 的大讨论 ，有力地推动了当时合作医疗的发展。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日 ，经毛泽东批示《红旗》 杂志第三期发表了题为《从“赤 脚医生 ”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 的调查报告 ，第一次把农村半医半农的卫 生员正式称作“赤脚医生 ”。九月十四日，《人民日报》 全文转载了这个报告 ，推动 了“赤脚医生 ”在全国的发展 。“赤脚医生 ”是指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公社社员经过 一定时间的培训 ，具有一定的医疗卫生知识和技能 ，他们一面参加集体劳动 ，一面 为社员治病 ，他们是中国农村中不脱产的基层卫生人员 。伴随这个时期农村合作医 疗发展的 ，是数以百万计的“赤脚医生 ”的成长壮大 ，几乎全国每个村庄 ，都有两 三名边治病 、边参加农业劳动的赤脚医生 ，他们成为共和国公共卫生体系伸展到每 个村子的神经末梢 。到一九七七年底 ，全国“赤脚医生 ”的数量达到一百五十多万 名 ，生产队的卫生员 、接生员达到三百九十多万人 。“赤脚医生 ”（人员） 与合作医 疗（制度）、农村“保健站 ”（机构）一起 ，成为解决我国农村缺医少药的“三件法 宝 ”。很多种田的人稍微经过培训就当起了医生 ，这些被称为“赤脚医生 ”的人虽 然医术不高 ，但对农村的医疗保障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中国约两千五百人中就 有一名医生（合格的西医）， 其他低收入国家的比数是九千九百比一 ， 中等收入国 家的比数大约为四千三百比一 。几乎全国每个村庄都有赤脚医生 ，从而基本上解决 了农民的医疗问题 。此外 ，还组织城市各大中型医院医生下乡巡回医疗为农民送医 送药 。毛泽东时代 ，我国广大农村有以赤脚医生为主体 、覆盖面广的初级医疗保障

　　体系 ，还有中西医并重的县级医院 ，再是省市级医院 。这三级医疗卫生体系 ， 以较 低的费用 ，使广大人民得到了最基本的医保 。这样的成就在所有发展中国家独一无 二 。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八年中国人的平均寿命由三十五岁增加到六十五岁 ，远 远超过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数 ，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婴儿成活率也从百分之二十 上升到百分之七十 ，人口由五点四亿增加到九点四亿 ；这些成就直接得益于在赤 脚医生 、农村合作医疗 、社会保障等许多方面做出的开创性贡献 。联合国妇女儿 童基金会在一九八〇年至一九八一年报中高度评价了中国的“赤脚医生 ”制度 ，认 为它为中国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 ，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 了样板。

　　赤脚医生大多数是本地的农民 ，他们就居住在乡村里 ，还要参加农业集体劳 动 ，不脱产挣工分 ，这大大加强了农民对他们的认同感 ；另一方面 ，将价格低廉的 中医纳入治疗 ， 降低了医疗成本 ，有利于在经济条件还比较差的广大农村全面铺 开 。医生是立足乡村 、土生土长 、不拿工资的“赤脚医生 ”；药品主要是漫山遍野 的只需要付出劳动和汗水就可以就地取材的中草药 ；检查设备就是中医的最大特点 ——随身携带的望 、问 、闻 、切 ； 医疗器械就是长短不齐的根根银针 、大小不等的 个个火罐和手脚并用的推 、拿 、按 、摩及气功等 。这在当时中国经济尚不富裕的情 况下 ，解决六亿农民缺医少药的问题 ，不能不说是一个伟大创举 。毛主席并没有满 足现状 ，又在此基础上发展起了“农村合作医疗 ”。在广大的农村 ，每一家庭根据 人口的多少 ，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只需交纳很少的钱 ，就保证了全家人都能看得起 病 ，住得起医院 。从此 ，农民小病不出村 ， 中病不出社 ，大病不出县 ，基本解决了 农村缺医少药 ，看病难、看病贵 ，看不起病、住不起院的大问题。

　　新中国选择了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医疗模式 ，发展了具有重大革命性的公共卫生 体系 ：主要依靠经过很短时间就可培训出来的较低技能医护工 ，发展了劳力密 集而不是资本密集的医疗技术 ；强调预防和初级保健 ，集中精力实施公共卫生计 划 ，而不是单纯关注个体健康 。在人民为本的管理思想指导下 ，很快确定了接下来 三十年时间内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框架 ：在城市建立国家机关 、事业单位干 部 、在乡伤残军人和部分在岗城市居民享受公费医疗的医疗保障制度 ；在农村 ，亿 万农民则普遍加入农村合作医疗 ，人民公社所属乡村集体经济和农民个人共同分担

　　资金 ，各地的合作医疗采取农民之间合医合药 、合住院合门诊 、合预防合保健等多 种形式 ，初步建立了全国性 、广覆盖 、低水平 、综合性和全民性医疗保障制度 ，极 大地改善了国民身心健康状况 。据一九六九年底统计 ，百分之九十五的农民都参加 了合作医疗 。毛泽东十分关心人民的疾苦 ， 明确指示医院 ：“不能为金钱服务 、不 能为特权服务 。必须救死扶伤 ，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在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下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是我国农村合作医疗的广泛普及 的鼎盛时期 。一九七六年 ，全国实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生产大队的比重从一九六 八年的百分之二十上升到百分之九十 ， 由合作医疗保障的医疗保健服务覆盖了全国 百分之八十五的农村人口 。合作医疗保健被写进了一九七八年三月五日通过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其重要地位 。在毛泽东时代整 个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 ，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 ，我国用占 GDP百分之三左 右的卫生投入 ，大体上满足了几乎所有社会成员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 ， 国民健 康水平迅速提高 ，不少国民综合健康指标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

　　合作医疗是由我国农民自己创造的互助共济的医疗保障制度 ，在保障农民获得 基本卫生服务 、缓解农民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它为世界各 国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所普遍存在的问题提供了一个范本 ，不仅在国内受到农民群 众的欢迎 ，而且在国际上得到好评 。在一九七四年五月召开的第二十七届世界卫生 大会上 ，第三世界国家普遍表示热情关注和极大兴趣 。我国农村的赤脚医生和合作 医疗制度曾是在缺医少药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发展公共卫生事业的最为成功的经验， 世界卫生组织还把这一经验作为典范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大力推广 。一九九一年 ，卫 生部长陈敏章接受世界卫生组织颁发的“人人享有卫生保健 ”金质奖章 ，成为世界 上获得这一殊荣的第一位卫生部长 。可以说 ，正是由于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赤脚医 生的存在 ，我国的农民才第一次享受到了医疗保健这个在今天看来都仍然是奢侈品 的待遇 。美国学者莫里斯·梅斯纳在研究了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八年中国经济发展的 历史之后 ，也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 。他指出 ，毛泽东领导时期中国在教育 、医疗 保健以及老人与贫困者的福利措施等方面都取得了伟大的进步 ，在许多关键性的社 会和人口统计指标上 ， 中国不仅比印度 、巴基斯坦等其他低收入国家强 ，而且比人 均国民生产总值五倍于中国的“ 中等收入 ”国家也要强 。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

　　把我国的农村合作医疗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 ”，给予了极高 的评价。

　　当然 ，毛泽东时代的医疗界也是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的 ，“救 死扶伤 ，发扬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 ”是医务工的天职 。那时候 ， 医疗成就辉 煌 ：灭鼠疫 、除霍乱 、亡天花 、去疟疾 、斗血吸虫 、防性病 、战结核病……迅速消 灭或控制了解放前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流行病与传染病 。早在一九五二年 ，毛泽东 就亲笔题词号召“发展体育运动 ，增强人民体质 ”，促使各级领导乃至全国人民高 度重视健康运动 ，带来人民的体质普遍增强 ，从此甩掉了“东亚病夫 ”的帽子 。广 大医务工忘我工作 ，学习白求恩“对工作的极端负责 ，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热 忱 ”和 “对技术精益求精 ”，同人民群众亲如一家 ，并且在行动上主动对疾病进 攻 ，大搞“预防为主 ”，力争让老百姓少生病 ，把疾病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 ，让老 百姓确确实实地享受实惠。

　　毛泽东“六·二六 ”讲话的重大意义在于用通俗的语言概括了新中国发展医疗 卫生事业的独特路线 ：它树立“一切为了人民健康 ”的思想 ，把卫生工作同经济、 政治 、社会和文化建设结合起来 ，对健康进行综合治理 ；创立独特医疗卫生模式， 采取预防为主的方针 ，“减少疾病 ，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运用符合医疗卫生规律与 国情的适宜技术 ，控制医疗成本 ，这条道路无论在历史上还是世界上都是具有独创 性的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 ，原创的医疗卫生中国模式 ， 曾经是全世界公认的典范， 至今仍然引领着国际医疗卫生变革和发展 ， 因为它正确地回答了医疗卫生事业必须 协调解决的三大根本问题。

　　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根本问题 。毛泽东基于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 情 ，树立“面向工农兵 ”的思想 ，发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的号 召 ，建立面向全体人民的公平的医疗保障制度 。于是 ，大批城市医务人员奔赴农 村 、边疆 ，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 。卫生工作人员中人力 、物力 、财力的重点逐步放 到农村 。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 ，县 、公社 、生产大队三级医疗卫生机构在我国 绝大多数农村建立起来 ，基本上形成了农村医疗卫生网 ，解决了农民的医疗问题， 促使我国国民健康状况大幅度跃升 ，不少健康指标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第二个问题 ，用什么办法维护健康 ，也就是医疗卫生发展的技术路线问题 。毛

　　泽东明确指出 ，“脱离群众 。工作中把大量的人力 、物力放在所谓尖端 ，高 、深、 难的疾病研究上 ，对一些多发病 、常见病 ，普遍存在的病 ，如何预防 ，如何改进治 疗 ，不管 ，没人注意 ，或放的力量很少 。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 ，只是应该放少量的 人力物力 ，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毛泽东年 谱》 第 5卷 505 页） 如何更好地维护最广大群众的身体健康是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 社会问题 。在决定健康的诸多因素中 ， 医疗服务只是一部分 ，而医疗专业人员和其 他很多专业人才一样 ，通常偏好更高的技术 ，更加强调利用专业性的技术来促进健 康 。从这种思路出发 ，必然的结论就是 ，要维护健康 ，必须不断地扩大医疗服务供 给 ；增加医疗卫生支出 ，要提供全面健康保障 ，就必然带来医疗成本不断上升 。然 而 ，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经验给了人们另一种思路 ，那就是通过全民预防 、群防群 控 、大规模的健康教育 、爱国卫生运动 ，把群众运动和医疗卫生服务结合起来 。这 种思路的核心在于 ，用社会组织的手段 ，来替代专业性的高成本 、高技术投入 ，实 践证明是有效的 。如果考虑到中国传统的医疗理念 ， 医疗本来就不仅仅是技术行 为 ，而是社会行为 ， 中医的望闻问切 ，不仅要问病情 ，还要问患者的心情 、社会关 系 、家庭生活 。这些都说明 ， 医疗服务不能够仅仅靠硬件投入 、靠扩大服务供给的 专业化路线 ，而是要把专业服务和社会组织结合起来。“六·二六”讲话之后 ，一批 批的城里医生来到乡下 ，并培养出了一大批赤脚医生 。他们不仅是医疗服务的提供 者 ，更是农村社会的组织者 ，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健康教育、 自我保健、卫生运动、 心理疏导 ，许多农村的赤脚医生 ，威信比村干部还高，农民家里请客以请到赤脚医生 作陪为荣 。这种机制弥补了专业力量的不足 ，也创造了改善健康的新模式 。事实证 明 ，不少城镇农村最缺的其实并不一定是专业化的医疗服务 ，而是能够有效提供这些 “非专业医疗服务 ”的组织资源 。大数量的慢性病群体 ，仅仅靠专业性治疗是不可 能应对的 ，而且可能边堵边漏 ，需要人们组织起来 ，进行经常性身体锻炼。

　　第三个问题 ，有限的医疗资源应该如何分配 。诚然 ，“给所有的人都提供所有 的医疗服务 ”，这是任何国家也做不到的 ，并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也做不到 。任何一 种制度都能挑出来未满足的需求 ，都有缺陷 。但这并不意味着各种制度之间没有优 劣高下之分 ，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该安于现状 。利害相权取其轻 ， 问题的关键是， 如何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 ，最大限度的提高健康水平 。除了技术路线问题之外 ，最

　　重要的问题就是有限的资源该如何分配 。如果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健康和生命是平等 的话 ，那么医疗资源的分配 ，应该遵循如下的原则 ：首先 ，患有相同疾病的人 ，无 论收入 、阶层 、地域的不同 ，应该享有相同的基本治疗 ；其次 ，在基本需求和享受 性需求之间 ，应该优先满足基本需求 。如果医疗服务的市场完全由购买力决定资源 分配 ，那么必然会存在这样一个情况 ，那就是本来可以给穷人救命的医生去给富人 看了富贵病 。所以从“人人生而平等 ”出发 ，一个最佳的医疗制度应该满足这样的 条件 ，那就是 ，只要社会上的基本需求没有满足 ，就应该减少提供享受型的高端服 务 。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 提供基本服务比提供高端服务的社会效益要高 。“六二 六 ”讲话之后的一系列政策 ，可以说把中国的医疗制度向这种理想状态大大推进了 一步 。在那个时代有限的条件下 ，最大程度的做到了这一点 ，那就是实现了最重要 的平等——城乡医疗资源分布的平等 。这在世界历史上 ，哪怕是社会主义国家中也 是少有的 。大家都知道 ， 医疗服务的边际收益递减是很明显的 ，农村的水平低 ，所 以同样的服务 ，在农村的边际作用比城市要大得多 ，数据也证明当时中国的人均寿 命等健康指标在发展中国家里遥遥领先 。需要提到的是 ， 当时去农村的城市医务人 员 ，培养了一大批赤脚医生 ，直到今天坚守在农村的医生 ，主要还是那个时候留下 的赤脚医生 ，他们还是农村医疗卫生的重要力量 。合作医疗是由我国农民自己创造 的互助共济的医疗保障制度 ，在保障农民获得基本卫生服务 、缓解农民因病致贫和 因病返贫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我国农村的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制度曾是在缺医 少药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发展公共卫生事业的最为成功的经验 ，世界卫生组织还曾把 这一经验作为典范大力推广 ，如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仍然在学习我们 那个时代的做法 ，这也就是为什么印度出生的诺贝尔经济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教授充 分肯定中国当时在医疗等领域的改革的关键所在。

　　第三节 毛泽东时代的德治与法治

　　新中国成立后 ，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际相 结合 ， 以极大的理论勇气积极探索新中国法治建设的理论途径和实践方向 ，为作为 上层建筑重要内容之一的中国法治建设作出了许多创造性贡献 ，并影响至今 。首

　　先 ，毛泽东十分重视以德治国 。以德治国谓之德治 ，它是人类社会用道德控制和评 价社会成员行为的一种手段 ，主要通过榜样示范 、道德礼仪 、教化活动 、制定乡规 民约和宗族家法 、舆论褒贬等形式实现 。德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是由儒家率先提出 的 ，其基本含义是 ：行仁政 ，要求治国者注重道德教化 。它追求的目标是建设一个 具有完美道德风尚的社会 。道德品格是法治的前提 ，法律的产生以道德为基础 。重 要的基本的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主要来源之一 。没有对道德理念的追求 ，法律可 能成为专制与奴役的工具 。法治的关键在于善法或良法的存在 。法的正义与否 ，在 相当程度上取决于立法者的价值取向和道德水准 。不体现道德 ，甚至背叛道德的不 义之法 ，也许可以称为法制 ，却永远无法纳入法治的范畴 ，不可能得到有效的贯彻 实施 。从这个意义上讲 ，德治是人类社会的最佳选择 。法治则是有组织的 、广泛的 暴力 ，资本社会的法治就其本质来说 ，其实是“钱 ”治 。因此 ，有“德治为上 ，法 治为中 ，人治为下 ”的观点 。毛泽东时代实施的是最好的社会治理模式——德治。 当时 ，毛泽东十分注重树立一大批共产党人的道德模范 ，如王进喜 、陈永贵 、雷 锋 、焦裕禄 、邢燕子等 ，运用执政党的先进典型引导人们去学习借鉴 ，去规范自己 的言行 。这一点 ，在毛泽东时代得到了更加充分的体现 。那时的法治虽然是居于辅 助地位 ，但实践证明 ，它的治理效果仍然要比资本主义社会的法治优越得多。

　　与此同时 ，毛泽东也非常重视社会主义法治 。老人家在抓法制建设方面的主要 方法特点是 ：抓大放小 ，抓重放轻 ，抓主放从 。刚解放不久 ，毛泽东领导的人民政 权即推出了 《婚姻法》《工会法》《土地改革法》 这三部重要法律 。从历史的角度 看 ，不论是对我们新生的共和国而言 ，还是对普通百姓而言 ，都有着极为特殊的意 义 。如果说 《婚姻法》 让广大妇女获得了解放，《工会法》 确立了工人阶级国家主 人翁的地位 ，那么，《土地改革法》 则是让亿万农民从经济上翻了身 。因此 ，这三 部法律的出台 ，改变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 ，让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翻 了身 ，从法律上保障中国人民真正站了起来 ，扬眉吐气 ， 当家做主 。当然 ，这也是 与毛泽东有关法律建设的思想分不开的 ，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积极倡导民主立法 。民主立法是毛泽东建立新中国之后推动法制工作所创 立的首要方法论原则 ，在其所有的有关法律法学思想与实践活动中 ， 民主立法的方 法论原则随处可见 ，仅以老人家亲自主持制定的《五四宪法》 为例 。从一九五四年

　　三月二十三日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委员对“宪法草案初稿 ”进行认真讨论后 ，再交 由全国政协 、各民主党派 、人民团体以及中央和地方领导机关 、社会各方面代表八 千多人进行认真讨论 ，充分发扬民主 ，广泛征求意见 ，先后收到了五千九百多条修 改意见和建议 。至六月十一日 ，宪法起草委员会先后七次召开会议 ，对上述意见进 行了认真研究梳理和讨论 ，共采纳了其中的一百多条 。当年七到八月 ，先后历时两 月 ，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共收到一百一十多万条修改意见和建议 ，从 中博采众长 ，集思广益 ，再次进行认真修改 。这次宪法讨论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广泛 的一次 ，在世界宪法制定过程中也是罕见的 。在全民大讨论中 ，全国各界共有一点 五亿人参加 ，而当时我国人口只有六亿 ，也就是说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人参与了宪法 的讨论。

　　二是非常注重法的实效 。作为能够直接推动新中国立法事业的领导人 ，毛泽东 并没有沉浸于大规模空前立法的兴奋中 ，而是十分清醒地认识到法的实效性问题， 并从法哲学的高度给予了指导性解读 。譬如一九五七年三月七日 ，他在同普通教育 工座谈时 ，提出“学生谈恋爱的风气应当加以扭转。《婚姻法》 有关结婚年龄 的规定不必修改 ，但要劝青年晚点结婚 ”。（《毛泽东全集》 第 37卷 365 页） 换言 之 ，毛泽东并不是一位“法律万能主义者 ”，他一方面并不认为所有社会问题都归 咎于法律的不完善并进而通过法律进行解决 ，另一方面也认识到立法乃是一种稀缺 资源 ，不可以动辄诉诸立法来解决所有社会问题 。毛泽东深刻认识到 ，法律的实效 性差 ，主要是由于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不再适应经济基础要求所致 。一九五七年一 月二十七日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 ，“一定要守法， 不要破坏革命的法制 。法律是上层建筑 。我们的法律 ，是劳动人民自己制定的 。它 是维护革命秩序 ，保护劳动人民利益 ，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保护生产力的 ”， 基于此 ，应“要求所有的人都遵守革命法制 ”，（《毛泽东全集》第 37卷 238页）不 论是党内的 ，还是党外的 。在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 中 ，毛泽东特别指出 “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在当时的工作中 ，“政府各 部门所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 。八年来积累起来的规章制度许多 还是适用的 ，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进一步提高群众积极性和发展生产力的障 碍 ，必须加以修改 ，或者废除 ”（《毛泽东全集》第 38卷474页）。

　　三是对赋予地方部分立法权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 ，毛泽东是以宪法作为出发 点来理解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并进而赋予地方立法权的 。他说 ，“我们的宪法规定， 立法权集中在中央 。但是在不违背中央方针的条件下 ，按照情况和工作需要 ，地方 可以搞章程 、条例 、办法 ，宪法并没有约束 。我们要统一 ，也要特殊 ”。在毛泽东 看来 ，赋予地方立法的权力 ，一方面要特殊 ，不可以抹杀地方的特殊性 ，不可以消 解地方的积极性 ；但另一方面也要注重维护中央立法的权威性 ，使中央和地方两个 积极性都能得到发挥 。他不但学习借鉴苏联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 ，还主张研究美国 的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 。毛泽东曾明确要求研究一下美国联邦立法与州立法之间的 冲突及其解决机制 ，他说 ，“美国的州可以立法 ，州的立法甚至可以和联邦宪法打 架 ”，这些都是“可以研究的 ”。既研究当时最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思想和法 律制度 ，又研究当时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 ，充分展现其广 阔的视野和胸怀。

　　毛泽东时代法治健康的表现 ，可以归结为它的四大功能 ：第一 ，它对人民大众 根本利益具有保护功能 。当时 ，我们党制定的所有政策 、法律 、法规 、制度 、办法 等 ，无一不是把维护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 。毛泽东不厌其烦地反复地告 诫各级领导干部及全体党员 ：“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 ”，“我们所做的一切 ，都是 为人民服务 ”，“每句话 ，每个行动 ，每项政策 ，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 ”，“从群众中 来 ，到群众中去 ”等等 。早在一九五七年一月 ，毛泽东就在《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 记会议上的讲话》 中明确提出 ：“法律是上层建筑 。我们的法律 ，是劳动人民自己 制定的 。它是维护革命秩序 ，保护劳动人民利益 ，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保护生 产力的。”（《毛泽东选集》 第 5卷 359 页） 广大劳动人民最根本 、最切实的利益， 当然是能够生存下去 ，能够吃饱饭 、不受冻 ，“耕者有其田 ”这千百年来中华民族 志士仁人梦寐以求的伟大夙愿 ，终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实现了 。一九五〇年六月三 十日正式施行的《中国土地法大纲》 把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写进了法律 ，得到了法律 的保护 。其第二条规定： 没收地主的土地 、耕畜 、农具和多余的粮食及多余的房 屋 。第十条规定 ：“所有没收和征收得来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 ， 除本法规定收归 国家所有者外 ，均由乡农民协会接收 ，统一地 、公平合理地分配给无地少地及缺乏 其他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民所有 。对地主亦分给同样一份 ，使地主也能依靠自己的劳

　　动维持生活 ，并在劳动中改造自己 ”。“有破就有立 ”，一九五九年西藏开展民主改 革运动 ，废除一切不平等的政治和法律制度 ， 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农奴政 治上翻身解放 ，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 ；经济上分得了土地 、牧场和牲畜 ，从千百年 来被农奴主剥削压迫的奴隶摇身一变成了主人。

　　第二 ，它对占人口极少数的敌对分子具有压迫与专政的功能 。毛泽东在《论人 民民主专政》 一文中说 ：“人民是什么？ 在中国 ，在现阶段 ，是工人阶级 ，农民阶 级 ，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 团结起来 ，组成自己的国家 ，选举自己的政府 ， 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 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 ，实行独裁， 压迫这些人 ， 只许他们规规矩矩 ，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如果乱说乱动 ，立即取缔， 予以制裁 。对于人民内部 ，则实行民主制度 ，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 选举权 ，只给人民 ，不给反动派 。这两方面 ，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 专政方面 ， 互相结合起来 ， 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全集》 第 26 卷 485 页）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七条 规定 ：“ 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 ，严厉惩罚一切勾结帝国主义、 背叛祖国 、反对人民民主事业的国民党反革命战争罪犯和其他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首 要分子 。对于一般的反动分子 、封建地主 、官僚资本家 ，在解除其武装 、消灭其特 殊势力后 ，仍须依法在必要时期内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 ，但同时给以生活出路， 并强迫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 ，成为新人 。假如他们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 ，必须 予以严厉的制裁 ”。一九五一年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 共二 十一条 ，里面的主要内容 ，就是对于“凡以推翻人民民主政权 ，破坏人民民主事 业为目的的各种反革命犯罪活动 ”，对其首要分子和情节恶劣者 ，均判处 “死刑 或者无期徒刑 ”。《五四宪法》 和 《七五宪法》 都规定有“镇压一切叛国的和反革 命的活动 ，惩办一切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 ” 的内容；《七五宪法》 还规定 ：“ 国家 依照法律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地主 、富农 、反动资本家和其他坏分子的政治权利， 同时给以生活出路 ，使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公民 ”；《七五宪法》 第 十二条还特别规定 ：“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 实行全面的专政 … …”

　　毫无疑问 ，能充分体现毛泽东时代以德治国的这项改造罪犯的功能 ，在当时得 到了超水平的发挥 。无论是日本战犯还是中国罪犯 ， 以思想改造为主的政策 ，使他 们认罪伏法 ，改过自新 。一九五六年 ，在新中国成立七周年之际 ， 中国政府主动将 第一批三百三十五名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却被免予起诉的日本战争罪犯释放回 国 。这一决定 ，激起世界各国人民的强烈反应 ，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改造战争罪犯方 面采取的是极其开明的以德报怨的政策 。接下来 ，又释放了第二批 、第三批 ，到一 九六四年底在押的一千零六十二名日本战犯全部释放回国 。这些人中有不少后来成 为极力主张发展中日和平友好的中坚分子。

　　与之相类似 ，为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四日 ，在毛泽东的提议下 ，我国政府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劳动改造 ，确实改恶从 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 、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 ， 实行特 赦 。首次特赦共释放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罪犯一万二千零八十二名 、战犯三十三 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被特赦的战犯中 ，包括伪满洲国号称“末代 ”皇帝的爱 新觉罗·溥仪和蒋介石集团的高级将领 ，如王耀武 、杜聿明 、郑庭笈 、陈长捷、 宋希濂等 ，其中杜聿明特赦后曾任全国人大代表 、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 、全国政 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 。接着 ，分别于一九六〇年 、一九六一年 、一九六三 年 、一九六四年 、一九六六年对确认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 、伪满洲国和伪蒙疆 自治政府的战犯进行赦免 ，直至一九七五年赦免全部在押战犯 ，共实施了七次特 赦 。除第七次无条件赦免外 ，前六次都以“确实已改恶从善 ”作为赦免罪犯的主 要标准和具体前提条件 ； 除第一次特赦对象有部分普通刑事罪犯外 ，其余六次均 为战争罪犯 。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九日 ，根据毛泽东的再次提议 ，我国政府对全部 在押战争罪犯 ，实行特赦释放 ，并予以公民权 。这次特赦是没有任何前提条件的 一次赦免 ， 同时还为这些人回乡返台与亲人团聚 ，提供各种便利条件 ，充分显示 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 ，既赢得了国际舆论的肯定 ，又给改善海峡两岸关系带来 积极影响 。问题倒是蒋介石集团显得不太自信 ， 以“共党统战 ”工具为由 ，将这 些特赦战犯拒之于台湾岛外。

　　第三 ，它体现了人民群众对执政党领导者具有全方位的监督功能 。毛泽东主 张的是完整的真正的大民主 ， 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民主，

　　要求有权人（领导人或掌权者） 要发扬民主 ，要实行民主集中制 ， 先民主后集 中 ，要走群众路线 ，从群众（无权人） 中来 ，到群众中去 ，要为人民的利益而奋 斗 。毛泽东认为 ，如果民主只是停留在自上而下的阶段 ，还是不完整的民主 。 因 为这还是“ 由一部分人管理 ，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 、教育 、社会保险 等权利 ”。而广大人民还是处于无权的被动地位 ， 只能等待领导人发善心 、恩 赐 、施舍 。如果领导是坏人 ， 不发善心 ， 不恩赐 ， 不施舍 ， 也只有干瞪眼 。 因 此 ，毛泽东晚年要为完整的真民主而奋斗 。什么是完整的真民主呢？ 就是自上而 下的民主与自下而上的民主相结合 。什么是自下而上的民主呢？ 就是人民真正当 家做主的“大民主 ”。

　　毛泽东实现真民主的措施是 ：一方面使领导人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 ，先民主后 集中 ，要走群众路线 ，从群众来 ，到群众中去 。要为人民服务 。另一方面 ，也是主 要方面 ，要使多数人有权监督领导人 ，掌权人必须受多数人的监督 ，要有群众代表 参政议政 ，参与决策 。监督的方式是 ：在部队中实行“政治民主 ，军事民主 ，经济 民主 ”。建立常设的“士兵委员会 ”，由士兵民主选举产生士兵委员会成员 ， 由士兵 委员会对部队干部进行监督 。打仗时 ，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 ，也充分发动士兵进行 讨论 ，让士兵提出作战方案方法 。定期向士兵公布伙食账目 ，听取士兵改善伙食的 意见 。后来又变成“ 四大民主 ”，即政治民主 ，生产民主 ，财务民主 ，军事民主。 这在古今中外的军队中是史无前例的 。在工厂有职工代表大会 ，特别是在“鞍钢宪 法 ”中明确规定的 ：“两参一改三结合 ”，即干部参加劳动 ，工人参加管理 ，实行领 导干部 、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组成三结合的领导制度 。工人不仅平时能用批评与自 我批评来监督领导 ，还要参与决策 。在农村一般有社员代表大会 ，用批评与自我批 评来监督农村干部 。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 中 ，又规 定“干部要有上下监督 ，主要是群众监督 ”。“所有社队 ，都要学习人民解放军 ，实 行政治民主 ，生产民主 ，财务民主 ，军事民主 ”。各级政府要实行革命的三结合， 由革命干部 、军队干部和群众代表（工 、农 、兵和知识分子代表）组成 。使群众代 表的决策权和监督权落到实处。

　　如果领导不接受监督怎么办？ 坚持不改怎么办？ 毛泽东说 ：“危害革命的错误 领导 ，不应当无条件接受 ，而应当坚决抵制 ”。怎么抵制呢？ 就是在马列主义 、毛

　　泽东思想的指导下 ，根据党的方针政策 ，用大鸣 、大放 、大字报 、大辩论 、罢工、 罢课和示威游行来造他们的反 。毛泽东的“ 大民主 ”思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运 用 ，客观上确实最大限度地发动了群众 ， 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看到人民群众如此参 与到社会政治生活中 ，它对于揭露与批判党内和各级领导层的错误思想及行为起了 极大的作用 。但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人类历史上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 一次伟大尝试 ，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借鉴 ， 因此在实践中不可能不会产生这样或那样 的问题 。那时 ，确实有人也会利用大鸣 、大放 、大字报 、大辩论的“大民主 ”方式 挑动群众斗群众 ，或者把矛头指向坚持正确路线与真正履行共产党人职责的好干 部 ，或者指向所谓的“地富反坏右 ”。这些行为当时也就遭到过相当多人民群众的 抵制与反对 。曾有人把这些破坏法治的行为归罪于毛泽东 ，并以此认为毛泽东是不 讲法治的人 ，实际上这完全是一种误判 。首先 ，这些行为违背了毛泽东倡导的“要 文斗 ，不要武斗 ”的指示精神 ，是为老人家历来所坚决反对的 。其次 ，根据有关材 料的披露 ：很多破坏法治的行为 ，都是某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了保护自己而 通过子女 、亲信把矛头对准对立方或者普通群众 ，通过乱批 、乱揪 、乱斗来转移斗 争的大方向 ，把水搅浑 ， 以便自己蒙混过关 。这种搞乱 、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倒行逆 施行为 ，终究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识破 。马克思主义者观察认识问题从来都是透过 现象看本质 ，透过假象看真相 。不能以现象否定本质 、以假象掩盖真相 、以支流否 定主流 。毛泽东说过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无产 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 ，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 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 ，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 续。”（《毛泽东全集》第 50卷 169页）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弹当然是强烈而 又疯狂的 。更何况 ，毛泽东自己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有一个“七分成绩 、三分 错误（怀疑一切、全面内战） ”的概括性总结。

　　第四 ，它具有促进阶级 、政党 、 国家 、法律逐步走向消亡的功能 。共产主义 社会最基本的特征有两条 ：一是人们道德水平的极大提高 ；二是社会物质财富的 极大丰富 。我们知道 ，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 ，社会主义公有制制度是 才是适合培养人的良好道德风尚的一种制度 。人类社会要向共产主义迈进 ，必须 经过社会主义这个过渡阶段 。在培养人们道德水平不断提升的过程中 ，社会主义

　　法治作为一种辅佐的手段 ， 当然也有它的积极作用 。 因为没有社会主义的法治， 就不能保护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 ；没有社会主义的法治 ，就不能镇压反动派的反 抗和破坏 ；没有社会主义的法治 ，社会主义的经济就不能发展 ，社会主义的道德 也不能得到良性的发展和提升 ，甚至连人民的政权都不能巩固 。所以社会主义法 治就像食粟布帛一样 ，对于广大的劳动人民来说 ，是一种须臾不可或缺的东西。 社会主义的法治在促进阶级 、政党 、国家 、法律走向消亡的过程中 ，其积极作用 也是不可替代的。

　　法律是一个阶级用来统治另一个阶级 、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 ；法治则是一种 有组织的广泛的暴力。《共产党宣言》 特别点明了资产阶级法律的阶级属性 ：“你们 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 ，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奉为 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 ，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 条件来决定的。”一些人非常地忌讳“ 阶级 ”“阶级矛盾 ”“阶级斗争 ”“阶级压迫 ” 这些字眼 ， 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剥削者压迫者 ，或者思想意识上站在剥削者压迫者立 场上的人 。他们的忌讳是由他们的阶级本能所使然 。 因为他们在总人口中只是少 数 ，他们每时每刻都害怕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被剥削 、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广大 劳动人民阶级意识的觉醒 ，给他们的统治造成危害 。在法和法治的问题上 ，他们也 是同样的需要掩盖“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 ”这样的实质的 。法制与法治之间没 有必然联系 ，如果工农大众的实际利益没有得到维护 ，你纵有成千上万部法律法规 都不管用 。毛泽东时代法律虽不多 ，但管用 ，它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 根本利益 ， 因而它最具执行力。

　　当年 ，毛泽东高度重视《五四宪法》 的起草 ，亲自担任起草小组的组长 ，并把 其他的工作调开 ，专心宪法的起草 。从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起 ，老人家带领 起草小组成员离京到杭州开始近四个月的起草工作 ，往往“一干就是一个通宵 ”， 亲自拟定起草工作的计划 、步骤和完成时间 。古今中外 ，都难以找得到像毛泽东这 样倾心于一部国家法律起草工作的国家元首！ 的确 ，毛泽东曾说过这样的话 ：“许 多问题的解决 ，光靠法律不行 。法律是死的条文 ，是谁也不怕的 。大字报一贴 ，群 众一批评 ，会上一斗争 ， 比什么法律都有效。”光凭这些话就叫不重视法治？ 毛泽 东没有说不要法律 ，而是说“光靠法律不行 ”。毛泽东是辩证法的大师 ，他的这句

　　话充满着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哲理 ；毛泽东又是真正的人民领袖 ，他相信人民 群众的力量胜过法律 。更何况 ，法律本来就是靠人去制定 、靠人去修改 、靠人去执 行的 。历史早已经证明而且还将继续证明 ：光靠法律确实不行！

　　在此 ，尤其应当肯定的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通过的 《七五宪法》， 对如 何保证执政党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 ，增加了不少具体条款 。第三条规定 ：“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 ，是以工农兵代表为主体的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 由民主协商选举产生 。原选举单位 和选民 ，有权监督和依照法律的规定随时撤换自己选出的代表。”第十一条有“反 对官僚主义 ，密切联系群众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规定 ；还有“干部参加集体 生产劳动 ”的规定 。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从其本身的意义上来说 ，是为了防止 干部脱离人民群众 ，与劳动人民永远保持一致 ，让共产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 制度 ，实际上也是为了维护广大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一项制度。

　　《七五宪法》 第二十七条规定 ：“公民对于任何违法失职的国家工作人员 ，有 向各级国家机关提出书面控告或者口头控告的权利 ，任何人不得刁难 、阻碍和打 击报复。”这一条款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起到了极大的保护作用 ，对各级党政 官员保持廉洁奉公的良好品质有很强的督促推动作用 。你虽然不违法 ， 只是做事 不够积极 ，失职而已 ，就有可能被人民群众告到各级政府直至中央去 。对此 ，宪 法规定任何人不得刁难 、阻碍和打击报复 。第十三条肯定了“ 大鸣 、大放 、大辩 论 、大字报 ”是 “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它有利于 “ 巩固无 产阶级专政。”关于罢工 ，毛泽东是这样说的 ：“以后修改宪法 ，我主张加一个罢 工自由 ，要允许工人罢工 。这样 ，有利于解决国家 、厂长同群众的矛盾。”（《毛 泽东选集》 第五卷 325 页） 后来的 《七五宪法》， 真的增添了 “ 罢工自由 ” 的内 容 。文化大革命期间 ， 毛泽东所倡导的无产阶级大民主无疑是实现的最为充分 的 。社会主义的自由当时在中国较为突出的表现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所代表 的言论自由 、独立群众组织所代表的结社自由和大串联所代表的行动自由 。这些 自由是工农群众管理社会各级权力机构的自由 ，反映了劳动者对当权派（专业或 专职领导管理阶层） 的制约 。社会主义的民主也应是一种手段 ， 即决定社会各行 各业包括社会主义自由的运行准则的手段 。这两者也应是对立统一的 ，也应是在

　　维护工农群众的长远利益的这一前提下统一起来 。毫无疑问 ，工 、农 、兵的地位 在当时也是处在历史的高端 。从对一九七五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构成 分析 ，就可以看出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够得到较为充分的保障 。在两千八百八 十五名代表中 ，工人代表八百一十三人 ， 占百分之二十八点二 ；农民代表六百六 十二人 ， 占百分之二十二点九 ；解放军代表六百零三人 ， 占百分之二十点九 ；工 农兵代表占了代表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二 ，真正体现了劳动人民在当家做主。

　　在这里还理应强调的是 ：人民当家做主的毛泽东时代中国妇女的聪明才智被极 大地释放出来 ，她们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地投身于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中 。广大女 工学文化 、学技术 ，争做技术革新能手 ；农村妇女踊跃参加种田 、开荒和兴修水利 等农业生产劳动 。大批妇女摆脱了文盲 ，很多妇女成为各个行业的英雄模范 。中国 妇女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力军 ，成为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伟大力量 ，在工 农业生产 、科学 、文化 、教育 、卫生等各项事业中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妇女 能顶半边天 ”成为中国妇女扬眉吐气的口号 。因此可以说 ，在毛泽东时代 ， 中国在 妇女解放上的进步是翻天覆地的 ，在短短二十多年里就取得了西方国家用了几百年 时间才取得的进步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 中国妇女在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地位有了空 前的提高 ，其最显著的标志是新中国成立后培养起的一大批妇女干部陆续走上了党 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岗位 。特别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 ，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 女性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曾占到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总数的百分之十二点九 ；在全 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中 ，女性曾占到百分之二十四点六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 国妇女政治地位最高的时期 ，从这个意义上讲 ，毛泽东时代也是中国妇女解放的黄 金时代。

　　与此同时 ，毛泽东明确指出 ：“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 ，我们 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 ，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 。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 产劳动 ， 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 、经常的 、密切的联系 。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 件带根本性的大事 ，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 ， 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转摘自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1964年7月 14 日《人民日 报》） “ 国家机关的改革 ，最根本的一条 ，就是联系群众。”（转摘自 1968年 3月 30 日《人民日报》） 当时实行了直接从工人 、农民中选拔直至担任国家级重要领导人

　　的各级领导干部 ，一大批在一线工作的优秀的工人和农民 ，先后当选为各级党政机 关的主要负责人 。其中王洪文 、陈永贵 、吴桂贤 、孙健 、李素文 、姚连蔚等人 ，先 后担任了党中央 、全国人大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 ，进入了中央的决策机构 ，彰显了 工人 、农民在人民政权中崇高的地位和作用 。当时的有关制度也明确规定 ，各级干 部都必须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每年大队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不少于三百天 ，公社 干部不少于二百天 ，县级干部不少于一百天 ； 同时大力推广 “ 鞍钢宪法 ”，实行 “ 两参一改三结合 ”制度等 。这些制度的实行 ， 能使干部队伍永远保持革命的本 色 ，各级干部永远保持革命的热情 ，永远保持和人民群众亲密联系的作风 ，这对于 克服官僚主义 ，铲除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产生的土壤及条件 ，使共产党永远立于不 败之地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保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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