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关于“高层次人才”与“低端劳动力”的规划，侮辱了谁？

：午夜星辰1968/应县章春成　　

北京市刚刚发表《首都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按照这个纲要，未来的北京将给予所谓的“高层次人才” 在户籍、薪酬、税收、社会保障等方面优惠。同时，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建议，对吸纳大量流动人口的小企业小门店实行强制退出机制，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在加大对高端人才引进的同时，减少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　　

什么是“高层次人才”，什么是“低端劳动力”？虽然没有给出明确给个定义，但是不难看出，他们所谓的“高层次”，不过是具有高学历，特别是具有洋学历的那一类人群，那些从事体力劳动者，就自然被侮辱为“低端”了。自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来，就把人人平等作为人类社会的共识，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始终把“劳动者只有社会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的区别”，在人人平等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却把人分为“高层次”与“低端”两类，这是赤裸裸的封建等级观念，这是赤裸裸的对普通劳动者的人格的侮辱！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北京市的那些规划或人大的建议，明显违背“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基本原则。人人平等了，也就是说没有什么特殊的公民，法律、法规不能规定对那一类公民可以给予优惠，也不可以规定那类公民给予歧视，而北京市的那个规划与建议，给予了所谓“高层次人才”优惠的条件，把那个“低端劳动力”赶出京城，歧视了普通的劳动人民，侮辱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　　

那么，国家或地方的法律法规该向那些人倾斜？关于这个问题，首先要遵循的原则是“人人平等”，不能看出生，不能看文凭，不能看是中国文凭还是洋文凭，那应该看什么？只有一条，就是看谁对社会的贡献大。　　

是不是只有那些“高层次人才”才能对社会做出很大的贡献？这一类人群中一部分人的确为社会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像钱学森、钱伟长、邓稼先、李四光、袁隆平等。但并不是这一类人都为社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有的还对社会起了很大的危害作用，如一些网络游戏开发者，使多少优秀的学生荒废了学业，使多少幸福的家庭毁于一旦。那些被侮辱为“低端劳动力”普通的劳动者也可以为社会作出巨大的贡献，当然，在一些人的眼中,普通的劳动者从事的工作是下贱的,他们对社会的贡献是不值得一提的。“宁肯一人臭，换来万户香”的掏粪工人时传祥，当年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周恩来总理曾亲自为其敬酒。如今，时传祥的后人们，却受到了歧视，社会进步了，还是倒退了？　　

当年以王进喜为代表的石油工人与今天以任志强为代表的房地产业的大佬谁对社会的贡献更大呢？站在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答案。以王进喜为代表的新中国石油工人，他们大多没有读过书，更谈不上有高文凭，当然也不会有洋文凭，以王进喜为代表的中国石油工人应当是那种“低端劳动力”了，但他们把新中国“贫油国”的帽子扔进了太平洋，为新中国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石油，为新中国突破帝国主义的封锁、为了新中国独立于世界之林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以任志强为代表的中国新时代房地产业的大佬们，他们都有高学历，甚至是洋学历，还有新时代的特色“洋野鸡学历”，他们应当是那种“高端人才”了，这些大佬们，为当今中国的GDP的高速发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是为新中国在帝国主义封锁下贡献了宝贵的石油重要，还是当前为中国制造泡沫状态的GDP更重要，这个不会有标准的答案，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点解读。　　

今天，为中国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是那些农民工，他们的成就得到了世界的公认。去年，中国的农民工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成为美国《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去年中国的“保八”的成功，经济危机下的世界经济的回暖，这些都是中国农民工用血汗换来的，他们不仅使得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而且挽救了世界的经济，他们的贡献得到世界认可。中国的农民工背井离乡，离开了亲人，挣得是低廉的工作，他们的生活是最值得国家和他们建设过的地方去关心的。在北京，就有很多这样的农民工，北京理所当然应该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给予他们在如子女上学、医疗、户籍、住房、社会福利等提供一些方便，而不是把他们赶回贫穷的家乡。　　

是不是北京不需要像农民工那些所谓的“低端劳动力”了？如今，在北京各个行业，这些“低端劳动力”始终是主力军，是这些“低端劳动力”创造了首都的繁荣，没有这些农民工，就不会有北京的繁荣。今后，北京要维持高度的繁荣，仍然离不开这些可敬的农民工。北京不需要这些“低端劳动力”的说法，不过是为了逃避他们应当为这些农民工尽的一些社会责任，如子女上学、医疗、户籍、住房、社会福利等。北京不需要这些人了，应当为这些人提供的社会保障设施就不需要建设了！　　

最后，告诫北京市的所谓“精英”们，首都是全中国人民的首都，首都的繁荣，是与全国千万个普通的劳动者，特别是那些农民工的辛勤劳动实现的，是以牺牲全中国人民的利益实现的，不是少数几个北京的“精英”实现的，也不是单单依靠北京本地人实现的，北京繁荣了，少数的“精英”要独享北京繁荣的成果，要把对首都作出巨大贡献的全国劳动者排除在外，是逆历史潮流的行为，是会被广大的劳动人民唾弃的。　　

他们驱赶外地农民工的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就是解决北京人口增加过快问题。解决北京人口增长过快问题，不应该是堵，不应该是把普通的劳动者撵出去，而应当是疏。在全国的支持下，北京繁荣了，如今，应当是北京支援全国的时候了，如果全国都繁荣了，自然就不会有大量的人口涌入北京了，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午夜星辰1968/应县章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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