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部反映二战后琉球社会的文艺作品中，有这样的情节：一个从日本来到琉球寻找财路的黑社会流氓，问一个琉球人：
“你告诉我，琉球是谁的？”
琉球人想了一下：“ ......美国的？”
流氓不语。
“......大和（日本）的？”
流氓微笑着摇了摇头：“既不是美国的，也不是大和的，琉球是我们大家的。”
对于这个黑社会流氓来说，主权问题无关紧要，关键是有没有金钱的味道。也许正如海因·马雷所说，优秀的犯罪分子往往是“企业家精神的典范”，他们“对于市场机遇表现出惊人的嗅觉”（海因·马雷《过渡的政治经济学》，P27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然而我们惊讶地发现，黑社会流氓的伦理与今天“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理念”难道不是很相象吗！黑社会本质上是一种资本主义的社会和文化需要，黑社会的伦理其实也就是资本主义的伦理；对于资本主义者而言，钱才是真正的祖国和上帝。而对于在不断资本主义化的改革中产生的中国外事政策，其指导思想与资本主义世界中流氓们的伦理一致，说到底也不过是“经济挂帅”这一逻辑的必然。
钓鱼岛事件或是别的所谓“历史遗留问题”都不是今天才有的事，但由于这些事件所形成的国家间激烈的对抗形势，特别是国民之间剑拔弩张的险恶气氛确实是近二十年来才出现的。回溯现代中日关系史，1960年代末到1980年代末，是中日关系的黄金时期，也可以说是中日关系史上最好的时期。1990年代以降，两国关系——尤其是民间的好感度便不断地恶化，出现所谓“政冷经热”这样的变态但又“合理”的状态，道理何在？原因在于今天的中国已经基本丧失了来自日本国内的支持力量，而更关键的是中国失去了像毛泽东那样的真正世界性的战略家。
如果我们简单地把日本的政治力量划分为极右保守派，主流保守派和左派三种，除了反共亲台的极右保守派之外，在毛泽东时代，凭借毛泽东个人无与伦比的战略能力，中国争取到了主流保守派和左派（这里的左派主要是指新左翼和日本社会党）这两个盟友。但在毛泽东去世及文化大革命被全盘否定后，中国便逐渐失去了左翼一极的支持，同时也造成了日本左翼力量的继续分裂和混乱，用一位当事人的话说，那种巨大的冲击力所带来的精神痛苦和挫败感就如同1945年日本战败一般（坂口弘《浅间山庄1972·续》，P315～316，彩流社）。而当89事件发生时，左翼已对中国完全失望。与此同时，过去的主流保守派也纷纷凋落，后继乏人，以至于资深的日本政治新闻记者本泽二郎感叹道：“1972年时永田町几乎全是清一色的亲华派，而现在亲华派可以说踪迹全无。”结果使得所谓“台湾帮”的影子遍及永田町，而“中国大使馆在这方面过于乐观，对策软弱无力。”（本泽二郎《日本政界的“台湾帮”》，P23；P88，上海译文出版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不少日本人都已将中国视为“资本主义的独裁国家”时，只有反共亲台的极右保守派还在虚构“共产主义中国”的幻象，继续玩弄着冷战时期的修辞把戏和煽动策略。
2
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的国际战略空间和国际战略能力同时上升的时期——我们很难想象如果不是这一时期在国际战略空间上的成功突围和拓展，仅凭小平同志的“伟大构想”就能够使英国人归还香港；1980年代则是一个国际战略空间上升——得益于前一个时代的惯性上升——但是国际战略能力却开始下降的时期；而1990年代以后，则是一个双下降的的过程。“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已经退化为市侩和小商人式的外事思想，其典型表现就是“采购外交”，以及把包括国家主权在内的所有问题，都变成“互利共赢”的经济合作项目的“战略”，这种思想直接反映了两点：一）不要惹事；二）一切都可以用钱来解决——这第二点和现代流氓世界中的伦理又是何其相似！这种思想指导下的“成果”之一，就是那位被奉为外交战线上新旗帜的W君，他曾担任大使的某个国家在奥运火炬传递期间，竟然把反华的黑色旗帜挂到了艾菲尔铁塔和圣母院上，而就在不久前的毛泽东时代，同样是那个国家的人民却是高举毛主席画像，在巴黎进行着声势浩大的游行。包括钓鱼岛事件在内一切的一切，之所以在今天都成为了“问题”，不单单是什么历史原因或者民族国家的领土野心——这些一直就存在——其根本之处正是中国国际战略空间和国际战略能力的双下降，所必然导致的困境。
诚然，日本的窃土行为令人义愤填膺，而激越者大有将日本炸入太平洋底才罢休的气概。
李氏朝鲜末期著名的抗日义兵运动领袖，中华朝贡体系最后的捍卫者柳麟锡（1843-1915）曾对当时的著名儒臣田愚（1841-1923）上疏高宗，建议除诛杀李完用等“乙巳五贼”外，更请诛伊藤博文之事评论道：“何不请断睦仁头来？请断睦仁头，岂不益壮乎？”（柳麟锡《毅庵集》，《韩国文集中的清代史料》第17册，P408，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我也想说，将日本炸入太平洋底，何不干脆把花旗帝国炸入太平洋底？把花旗帝国炸入太平洋难道不是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法吗？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所谓台湾问题、南海问题、朝鲜半岛问题、琉球军事基地问题、以至中印、巴印、中东问题，所有这些，都是花旗帝国为了分裂亚洲，使亚洲碎片化而操弄的谋略，钓鱼岛问题也只是这巨大谋略的一部分罢了——钓鱼岛在二战后就是花旗帝国控制下的靶场，而为什么它没有将钓鱼岛归还给与日本同为自己臣民的台湾蒋介石政权呢？将日本炸入太平洋底，中国人民或许会高兴，但花旗帝国一定更高兴，花旗帝国是真正具有世界战略的邪恶帝国。我在想，当我们的官僚用哀求的语气说什么“不要把经济问题政治化”时，花旗帝国的战略家们一定发出了轻蔑的冷笑：政治，经济，文化，难道不是一回事吗！？然而这就是亚洲的现状，不仅仅是中国的现状。在1976年巨星陨落之后，面对着整体上越来越平庸的亚洲政治家集团，花旗帝国在国力下降的情况下，竟仍能把亚洲的大多数国家玩弄于股掌——它不但使得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宗教信仰的国家间猜忌对立，还能让社会主义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反对资本主义国家，伊斯兰国家反对伊斯兰国家，这的确是可怕的战略能力——只要再铲除掉朝鲜和伊朗，那真是可以一统亚洲了！
3
今天的亚洲，根本没有什么“和谐海洋”，“和谐天空”，“和谐陆地”，亚洲只有分裂的海洋，分裂的天空和分裂的陆地；放眼望去，尽是四分五裂，一张破碎的地图。花旗帝国的势力在亚洲存在一天，亚洲有的就只能是这种可悲的现状，我想这也是卢麒元先生《愚蠢的东亚人——谈钓鱼岛之争》中的意思；卢先生希望亚洲联合，在东亚主要就是指中日联盟。其实如沃勒斯坦这样的名士，也曾设想以中日结盟来对抗花旗帝国，可这又谈何容易。日本以及韩国都是花旗帝国的属国，要想独立是难于上青天。1970年代，田中角荣鼓吹“全方位外交”，稍有自主之势，结果被华盛顿射来的“花生子弹”打翻在地；进入“新世纪”的2010年，鸠山由纪夫想在琉球军事基地问题上有所作为，结果落得一败涂地；奉韩国“左派教父”李泳禧为师的卢武铉，试图学习毛泽东的独立自主政策，对花旗帝国说“不”，却和田中一样被所谓“政治丑闻”击倒，以自杀终结他的政治生命和政治抱负，至今为止属国惟有的几次反抗，全部都被轻易地镇压了。以中日联盟为主，把花旗帝国从亚洲驱逐出去的宏图，至少目前来看，只能发生在像《旭日东升》这样虚构的漫画世界里。
虽然中国今天正在被“中美国”，但是中国要摆脱花旗帝国的控制还是有希望的。因为我们还有毛泽东思想这样伟大的战略遗产：他告诫我们应该如何区分敌人和朋友，而不是到处建立没有任何战略可言的“战略伙伴关系”，也不是简单地把“敌人和朋友”一起炸沉到海底；他告诫我们应该如何创造敌人和朋友，从而团结大多数，孤立一小撮；他能够赋予中国人一个放眼五大洲的世界气魄，而不是让CNN告诉我们的CCTV，世界上每天都发生了些什么。毛泽东一手缔造的人民共和国的性格决定了中国具备反抗的力量，而能不能重新唤醒这种被故意遗忘的力量，建立中国、亚洲，以及世界的合理面貌，决定了中国当前和未来的领导者们，在人民书写的青史中的最终评价。同时，如何超越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下民族国家间结构性的利己、竞争乃至对决关系，才是更为艰巨的课题。而这种超越真正是毛主席所吟咏的“人间正道”，但也真正是一条沧桑之路。
琉球独立派 克尔白的悬诗 2010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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