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子陵，著名学者，传记文学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大校，四级研究员。原名宋科，1935年生，河北安新人。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助教、军政大学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军事学院出版社社长、国防大学《当代中国》编辑室主任等职。在职期间和退休以后，为批判极左思潮，拨乱反正，有重要著述问世：（1）1974年根据邓小平授意撰写《林氏春秋的破产》，对南昌起义和两军会合作正确解说，重新肯定朱德、贺龙元帅的历史地位，7月邓小平主持军委办公会议讨论批准此文，1975年2月18日在《解放军报》头版发表。（2）1983年应军事科学院《军事学术》杂志之约，撰写《恢复百团大战的历史地位》一文，全面肯定百团大战及其组织指挥者彭德怀元帅的历史功绩，以特约通讯员名义在增刊第5期发表。（3）1986年刘伯承元帅逝世后，受命代中共中央撰写悼词，中央一字未改照准，即是1986年10月16日胡耀邦总书记在刘帅追悼大会上所致的悼词。（4）《毛泽东全传》一、二、三、四卷，150万字，1993年毛泽东百年诞辰前夕香港利文出版社出版，在世界产生很大影响；同年12月台湾学英文化事业公司推出6卷本台湾版，风靡宝岛；1996年7月利文出版社推出《毛泽东全传》新订本，北京新华内部书店设专柜销售。（5）《林彪正传》，50万字，公正评价林彪一生功罪，2002年2月香港利文出版社出版。（6）《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70万字，首次由体制内人士对毛泽东一生作倒三七开评价，2007年7月由香港书作坊出版。（7）2008年在《炎黄春秋》发表《对资产阶级认识的历史变迁》、《合成一个新东西》等文章，在社会产生很大影响。”
以上条目系百度搜索辛子陵所得。据此可以得知，这是一个纯粹无耻的御用文人，后来又摇身变为汉奸、走狗及其帮凶。辛子陵还系军人出身，但特色中国的土壤适宜汉奸的滋生和成长，从汉奸遍布全国的各个领域便可略窥一斑，这倒也不足为奇。胡耀邦在刘伯承元帅追悼大会的悼词也出此他的手笔，且一字未改，我们可以联想，胡耀邦——辛子陵，真是堪称绝妙的组合，这也可能就是这条颓废但依旧凶残的老狗能蹿红的原因。他竟然是首次由“体制内人士对毛泽东一生作倒三七开评价”的第一人，但他所著的那个东东《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为何不在大陆出版，却于香港出版？是怕中国人民不答应而群起口诛笔伐以致千夫所指，无疾而终吗？就好比一株毒草，无论把它移栽到什么地方，都改变不了毒性的。可见，辛子陵之流在改革开放后也是一小撮。随着李先念、陈云等老干部的去世，辛子陵、李锐等汉奸才愈发张狂起来。
日前的2010年5月25日，充当“炎黄春秋”大将的辛子陵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做了题为《两种政体下国家领导人的不同遭遇——兼论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的演讲。从演讲中看出，他是靠阴谋史观论来诠释中国革命史和共产党内历史上的历次路线斗争，并以此对毛泽东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关于中国革命史、共产党内的路线斗争以及新中国开国领袖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无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的决议还是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和仅凭一个中国人的良知来做判断，都会得出与辛子陵的伪史观截然不同的结论。实际上，近几年来，辛子陵及《炎黄春秋》等汉奸们所做的事情主要就是不断地散播妖魔化毛泽东、妖魔化毛时代谣言，比如1974年“三万八千元美金，这是当时中国全部的外汇储备”之类，详细情况见附件。辛子陵散播的许多谣言十分荒唐可笑，眼下只有一些白痴脑残才相信。问题是，《炎黄春秋》、南方报系们实际上已经控制了互联网，不断地散播辛子陵制造的这些谣言，使谎言重复一千遍。
我们不明白，他的身后究竟有什么样的后台？在一个依然号称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公开美化西方政体制度，颠覆马克思主义观点和常识，污蔑对新中国的建立和成长，建设方面都作出伟大的无人替代功勋的领袖毛泽东。辛子陵这样纵跳蹿跃说明了什么？是为某些人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张目？还是他这样的小卒被人赐予几根零碎的骨头就一边摇尾邀宠，一边信信狂吠，来试探中国人民的底线？
历经三十多年，辛子陵等资改派沦落到如此的地步，国际上孤家寡人一个，仅凭抱美国主子的粗腿意淫着自己好像已是高级奴才了，但不料关键时候主子总是很不给面子；国内的绝大多数人民重新沦为所谓改革的牺牲品，他们看不起病，买不起房，养不起老，死不起人。但面对这样的不争事实，那些丧了天良如辛子陵辈的所谓“专家、精英、学者”依然叫嚷着向西方学习，想使中国完全西化，图谋颠覆共产党的领导。这从“西山会议派”的罪恶企图，从洋奴、汉奸喊出的要进行国内的政治改革就能看出来。
而他们要达到罪恶图谋，挡在面前的一座巍峨大山就是毛泽东，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大众。所以，为了铲平眼前的障碍，他们第一步要做的就是阴谋化污蔑毛泽东。可能他们觉得，如果能用他们控掌的话语权彻底颠覆人民心中的毛泽东形象，就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于是，他们就选择这样一条自以为捷径的愚蠢方法。尽其一切所能，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机会公开污蔑，妖魔化毛泽东的伟大形象。但不如意的是，经过了三十多年的“被新长征”、“被致富”、“被小康”，还有国内劳资关系的急剧恶化，不良官员为了自身利益的需要强拆狂卖致使的官民对立情绪……这些可能已让资改派势力如坐针毡，他们是否深感日益觉醒的中国人民对私有化市场化大局正产生着不可阻挡的挑战，于是病急乱投医，赶紧搬出自视为救命稻草的资本主义一套来。但还是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想公开了做又深惧人民的力量，就依然行多年前的一套老办法，先造舆论声势，以试探人民的底线。当年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今天就用辛子陵这样的走狗们在前台，而他们躲在幕后以察言观色，再定步骤行踪？
此无他，急于卖身投靠的买办奴才肠肺表现也。但不可忽视的是，中国人民早已不是三十多前年的那样好蛊惑、好愚弄了。憾山易，想改道易辙难！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最后想说的是，辛子陵这样的人竟然还是共产党员？这纯属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不知这样的披着共产党外衣而妄图颠覆共产党领导的势利小人在党内还有多少？从优化党的领导，纯洁党的机体细胞以保证党的持久生命力方面考虑，建议实施共产党员重新登记制度，用观其言，察其行的办法，也许还要增加人民的民主评议。非如此不可以清除党内的垃圾，非如此不可以健康党的肌体……支持者，可在文后跟帖。
附文：
又领教了一次“无耻文人”的无耻
黎阳
2008．3．12．
辛子陵在“《千秋功罪毛泽东》出版前后——在《炎黄春秋》新春联谊会上的发言”里举了这么个例子：
“我到政法大学与一些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座谈，跟他们讲了一件真实的事情。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1974年4月，联合国召开第六届特别会议。我国派出邓小平率领代表团去纽约。什么都安排好了，突然想起去联合国不能用人民币要用美元。紧急下令全国所有银行将美元收罗起来。找出来多少钱呢？找出来三万八千元美金，这是当时中国全部的外汇储备。邓小平带着中国国库中美元储备的全部家当，率领代表团到了纽约，住进一家酒店。交了房租，扣除吃饭等日常生活的必要开销，出现了堂堂中国代表团给不起服务员小费的尴尬事情。后来邓小平团长把他的全部个人经费作为小费给了酒店的服务员，他回家只给他的孙女带回来一块巧克力。现在我们的外汇储备是多少呢？一万二千亿美元。超过日本，世界第一。一个国家外汇储备不够政府官员出一趟差，你们说文革是不是把国民经济拖到了崩溃的边缘？大家听了很信服。”
“精英”的描述真是有鼻子有眼：“突然想起去联合国不能用人民币要用美元”（如此常识还要“突然想起”？）“紧急下令全国所有银行将美元收罗起来。找出来多少钱呢？找出来三万八千元美金，这是当时中国全部的外汇储备”、“ 邓小平带着中国国库中美元储备的全部家当”、“ 率领代表团到了纽约，住进一家酒店”、“ 堂堂中国代表团给不起服务员小费的尴尬事情”、“ 一个国家外汇储备不够政府官员出一趟差，你们说文革是不是把国民经济拖到了崩溃的边缘？”——多么“绘声绘色”、“声情并茂”，又是多么“催人泪下”啊！
然而实际呢？
纯粹是胡编乱扯，当众造谣。仅举几个事实：
第一，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时住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不是住酒店，谈不上“给不起小费”。
第二把手，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一大批国家跟中国建了交，纷纷互派大使。如果“当时中国全部的外汇储备”仅仅“三万八千元美金”，那中国连维持一个驻外使馆的正常活动都不够，怎么可能跑到那么多国家去建使馆？
第三，仅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一家的数字，“从1972年到1979年，中技公司共为国家引进367个项目，其中有大型化肥设备、大型化纤设备、石油化工装置、数据处理设备、发电设备、采煤机组、制氧设备等1971年至1980年中技公司共完成进口额66.7286亿美元。”http://baike.baidu.com/view/1383739.htm
——如果情况如辛子陵所说的那样狼狈，“全部的外汇储备”仅仅“三万八千元美金”，这些进口是怎么来的？
第四，以挪威为例：1974年中国从挪威进口2，394万美元。出口536万美元——如果“当时中国全部的外汇储备”仅仅“三万八千元美金”，这两千多万美元的进口是怎么来的？光同这一个国家的贸易就维持不下去。（中国与挪威历年贸易额统计）http://no.mofcom.gov.cn/aarticle/zxhz/tjsj/200211/20021100046559.html
第五，1973年周恩来总理批准了国家计委提交的《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在今后三到五年内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这一方案被通称为“四三方案”。其中包括：大型化肥设备13套，大型化纤设备4套，石油化工设备3套，综合采煤机组43套，10个烷基苯厂，3个大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以及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汽轮机工厂等大型项目。后来在此基础上又追加了一批引进项目，进口总额预计达到51．4亿美元。从1973年起中国对外贸易额大幅度增长，1973年达到109．76亿美元，1974年达到145．7亿美元。
（邢茹玉、陈东林：《新中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开创》， http://tieba.baidu.com/f?kz=158338476）
（刘仓：《毛泽东吸收国外优秀文化成果的思想和实践》，《党史文苑》2006年第4期）http://www.iccs.cn/detail_cg.aspx?sid=282
——如果当真如同辛子陵说的，1974年“当时中国全部的外汇储备”仅仅“三万八千元美金”，这么多成套设备怎么引进得成？
顺便说一句，邢茹玉、陈东林的文章揭露了另一个历史事实：中国的布票、肥皂票是怎么取消的：
“引进的四个大型化纤厂1982年全部建成投产后，中国从1984年起就宣布取消使用了长达30年的布票，敞开供应纺织品。2003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化纤生产大国。在用的方面，中国过去制造肥皂用宝贵的天然油脂，原料十分紧张。引进设备建成南京烷苯基厂后，用石油生产肥皂、洗衣粉，能够满足全国市场的需要，取消了凭证供应”
——看清楚没有？取消布票、肥皂票是毛泽东的功劳，是毛泽东打破外国封锁禁运后立即采取的技术引进措施的成果。1972年尼克松访华，美国对华封锁禁运被打破，1973年中国即开始了“四三方案”，成套引进西方先进设备，1982年全部引进建成投产，1984年便取消布票、肥皂票——谁说毛泽东时代“闭关锁国”？刚刚打破封锁立刻就争分夺秒搞开放了。只不过从引进到投产有个时间过程，不可能立竿见影而已。“精英”们开口闭口污蔑毛泽东“与世隔绝”“封闭半封闭”、“毛泽东时代一切凭票”，把毛泽东时代制定的“四三方案”、开放引进的成果全算到自己头上不算，居然还公然造谣，编造出1974年“当时中国全部的外汇储备”仅仅“三万八千元美金”这样的弥天大谎，其厚颜无耻程度实在堪称世界第一。
写到这里又想起另一篇文章《蒋介石三气史迪威。
别的事实且不论，文中所谓“杜聿明还是想方设法集结了三个师的兵力。他们成功地杀出一条血路，撤回国内”纯粹是撒谎。历史事实是杜聿明的残兵败将根本没有能够“成功地杀出一条血路撤回国内”，而是不得不逃到印度，被编入驻印军接受史迪威指挥，只有光杆司令杜聿明灰溜溜飞回了重庆。
至于文章洋洋得意地吹嘘蒋介石如何用宁波方言耍弄了对方、为自己挣了面子等“壮举”，倒令人想起鲁迅的一段话：“相传前清时候，洋人到总理衙门去要求利益，一通威吓，吓得大官们满口答应，但临走时，却被从边门送出去。不给他走正门，就是他没有面子；他既然没有了面子，自然就是中国有了面子，也就是占了上风了。”
表面上“蒋委员长”厉害：一再用方言耍弄了对方，最后成功地把对方赶走，倒是挺有“面子”。实际呢？结果是美国人立刻修改了靠你中国军队从陆地上打败日本的战略，转身找苏联帮忙去了。苏联正中下怀：要我出兵可以，但得有代价——中国的主权：外蒙古独立，旅大基地，中长铁路。美国满口答应，签署了《雅尔塔协议》，用中国的主权做了交易，而且跟中国连个招呼都不打。——相形之下，“用方言挣了面子”之类的“成就”值得一提吗？把如此屈辱的历史当成“佳话”得意洋洋，居然还发表在《文史春秋》）《人民文摘》上当“典范”，这样的文人难道还不算无耻之尤？
光天化日之下公然造谣，公然拿国耻当“趣闻”，拿肉麻当有趣——如今的“精英”实在是“黄鼠狼下耗子——一代不如一代”，连起码的羞耻都顾不上了。名副其实“无耻文人”。
同样的事实，截然相反的结论——关于“1974年外汇储备为0”
黎阳
2008．3．22．
有人搬出中国外汇管理局的数据证明：1974年中国外汇储备为0，言之凿凿，不容置疑。（http://www.safe.gov.cn/model_safe/tjsj/tjsj_detail.jsp?ID=110400000000000000,1&id=5）
这下辛子陵一方的人如同抽足了大烟一般来了劲了：可见辛大人没撒谎啊，1974年中国外汇储备都为零了，当然是“一个国家外汇储备不够政府官员出一趟差，你们说文革是不是把国民经济拖到了崩溃的边缘？”
碰上不善于动脑子的，没见识过高级骗子伎俩的，对实际情况一知半解的，还真能被这一棒子打个半死，因为这个命题本身就是一个巧妙的圈套：把“1974年中国国民经济是否处于崩溃的边缘”这个政治问题转变成“1974年中国外汇储备有多少”这个统计数字问题，如同参加高考，全凭考官给的数字定终身，达到多少多少数字就是“优等”，否则就是“劣等”；外汇储备达到多少多少就是“国民经济兴旺发达”，否则就是“崩溃边缘”——这叫“孤立地、静止地、片面地看问题”。
同样的数字，可以得出恰恰相反的结论。
就以中国外汇管理局的数字看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外汇储备：从1950年到1968年，中国的外汇储备总的来说比较平稳，变动不大。1951年比1950年下降了一些。1969年反常上升，1970年、1971年又降了下来。1972年又升了上去，1973年突然下降为负数，1974年回升为0，1975年、1976年继续上升，1976年中国外汇储备是毛泽东时代最高的。
如果用外汇储备数字多少作为“国民经济是否崩溃”的指标，那么中国1973年就“崩溃”了——那一年中国外汇储备是历来最低，成了负值，而毛泽东时代的最后一年——1976年中国的外汇储备数字却是毛泽东时代外汇储备最多的一年，根本不存在“崩溃”的问题，这该如何解释？整个毛泽东时代27年，就1974年这一年外汇储备数字为0，为什么“秦琼卖马——掐头去尾只要中间某一段”，偏偏就用这一年的数字做证明？可见是专门挑毛病。
其实这些数字变动正反映出了时代的特征，体现了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外贸原则：平衡贸易，量入为出，出大于进，略有节余。这本来就是正当、正常、正确的做法：“生命在于运动，钱命在于流动”，一旦“货到地头死”，流不动了，那就离破产不远了——世界上哪家成功的银行是把客户的存款圈在家里当宠物养的？更不用说学过去的皇帝把金银财宝埋在地下当古董了。钱是为了用的，不是为了供的。钱不用就是废纸，外汇也不例外。越是高明的经济行家，压在手里的死钱就越少。要害不在于手头现钱有多少，而在于能否总是及时满足需要——入不敷出、玩不转了，“癞蛤蟆穿裤子——蹬打不开了”，那叫崩溃。只要不耽误使用，把压在手头的“死钱”降到最低，那叫本事，而不是过失。毛泽东时代的外汇储备变化哪点不符合这一经济学的原则？从头到尾体现着“平衡”，反映着“量入为出”、“不积压、不拖欠、不浪费”、“及时纠偏”：1951年外汇比1950年下降，说明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影响，但1952年起外汇储备又连年有所上升，说明扭转了局面。1969年外汇储备上升，说明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进口少出口多了。1970年、1971年外汇储备降了下来，证明这一偏差得到了扭转。1972年外汇储备跟历年数字相比不算少，1972年突然下降为负数，说明中国迅速抓住了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放松了对华贸易限制的机会，开始了“四三方案”的成套设备大引进，为此宁可临时打破“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束缚，也决不耽误时间、放弃机会。但从1974年起就扭转了“入不敷出”的局面，到1976年不但恢复了平衡，而且有了节余，说明中国立即采取了有效措施平衡贸易，立竿见影。
所有这一切证明的不是“毛泽东时代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而是毛泽东时代外贸一直保持平衡，外汇一直在得到有效利用，保证了国民经济的基本需要，无积压、无拖欠、无浪费。
总而言之，问题的要害不是“1974年中国外汇储备”有多少，是“多”还是“少”，而是“1974年中国外汇储备是否保证了中国的关键需要”，也就是说，是否因为外汇问题误了大事。
辛子陵们说：既然1974年中国外汇储备为0，那就是说，“一个国家外汇储备不够政府官员出一趟差”，结论：1974年中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就叫“形而上学”、“想当然”、“孤立地、静止地看问题”。
实际呢？邓小平到联合国出差并没有因外汇问题没去成。——所谓“出现了堂堂中国代表团给不起服务员小费的尴尬事情”、“邓小平团长把他的全部个人经费作为小费给了酒店的服务员”等等更是神话：住的是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处的房子，根本没住旅馆，哪里有小费问题？即便住旅馆给小费，那也从公费中报销。当时的“个人经费”都是公家发的，归根到底属于“公费”。靠拿“个人经费”当小费，仍然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还是来自公费。所以所谓“公费出不起小费”、靠拿“个人经费”补窟窿云云全是信口开河。——事实是：别看中国手头当时上压的外汇不多，但只要需要，马上有外汇可用，决不误事。外汇到手立即用掉，有缺口能迅速补上，既不拖欠也不积压，既不碍事也不浪费——这体现着一种“动态平衡”，用汇与创汇能力的有机平衡。这如同日本TQC推崇的“0库存”的最佳状态。不管是邓小平去联合国出一趟差是还是维持几十个外交使领馆的日常工作，或者是“四三方案”等几十个大型引进项目，一个都不耽误，而且还能大体保持“0积压”——这叫“崩溃”还叫“艺术”？用这样的观点看问题才是用运动的、辩证的、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观点看问题——不明白什么叫辩证法，什么叫“形而上学”？这就是个例子。
外汇储备这一个单项指标并不能全面如实说明太多东西。如今中国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不假。但这背后呢？借的中长期外债能算外汇储备，能算自己的财富吗？外国的投资能算外汇储备，能算自己的财富吗？至于投机的游资那就更不用说了。如果突然撤资，你的外汇储备将会是多少？拿不属于自己的财富到处炫耀自夸，就如同银行的出纳跟别人吹牛：看我手上有多少钱！——这些钱有多少是你自己的？有多少是你自己能任意支配的？人家实际把你这里当成个海外仓库、银库，把财富搬到你这里让你替他看着，你倒贴钱感激涕零不算，还厚着脸皮向“家乡父老”声称这一切财富都是自家的，也真够阿Q的：明明是“守财奴”的身份，只是个替人看仓库的料，还要装出一副财主阔佬的样子自吹自擂——可悲还是可怜？
辛子陵们夸耀中国现在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也就是说用外汇储备来衡量国民经济的状况。但为什么只讲究外汇储备而不讲究其他更要害的储备？比如，2008年1月雪灾暴露出中国这个产煤大国、用煤大国寒冬腊月的电煤储备区区数天，灾害一到全国震动，以至于闹得国家主席亲自下矿井抓煤——如果用“电煤储备”作为标准衡量“国民经济是否处于崩溃的边缘”，那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要知道，对于中国来说，电煤储备对经济的影响可不比外汇储备更小，尤其在冰天雪地的一月。
此外，中国的粮食储备、石油储备又如何？
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寒冬腊月之际，粮、油、煤这几样一日不可或缺、攸关国计民生生死的最基本的战略物资的储备居然只有区区数天，几乎是“运一车用一车，过一天算一天”，半点风波经受不起——如此局面，用“危若累卵”来形容都不够格：“危若累卵”至少还有一个稳定的基础，所有鸡蛋都是静止不动的，容得你不急不慌小心翼翼把鸡蛋一个一个往上垒。如今中国的经济命脉呢？成了个“狗咬尾巴——团团转”的怪圈：铁路靠电，电靠煤，煤靠铁路——一旦断电，立刻全盘崩溃。这倒象杂技里的“抛鸡蛋”：演员玩鸡蛋，两只手一手一个，空中还飞着一个。演员必须及时抛出手里的，接住空中往下掉的，再赶紧抛出去……必须全神贯注保持这令人眼花缭乱的杂耍平衡圈子。一旦失手，所有鸡蛋全部打烂。——杂技失了手，代价是几个鸡蛋；而国民经济命脉这个怪圈一旦砸了，代价是国家生存。如此形势，连场自然灾害都经受不起。如果碰上战争之类人为的破坏，难道不算“岌岌乎殆哉”？
战略物资储备如此可怜，外汇储备却世界第一——这么大国家，不存粮，不存油，不存煤，却拼命存正在江河日下的花花绿绿的外国纸票子，动不动就损失上千亿——
据2008年02月17日新华网“过去的５年对外开放十件大事记”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6886579.html
——“我国的外汇储备余额２００７年末达到１．５３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
——“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超过１３％。”
“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等效于“美元对人民币贬值”。1．53万亿美元外汇贬值13%，相当于中国损失了1989亿美元——即便打个折扣，按贬值10%算，人民币对美元比价按7：1算，那也等于中国损失一千五百三十亿美元，折合人民币一万零七百一十亿元——上万亿人民币，连个响都没听见就没了。
不但有外汇汇率损失，而且还有主动“送货上门”：“由中国外汇存底转投资的中国国家外汇投资公司，去年五月斥资卅亿美元，收购美国第二大私募基金黑石集团约一○％股票，然受次级房贷影响，投资十个月后大亏八十七亿元人民币”——几个“金融专家”、“学者型官员”一拍脑袋，国家财富就几十亿、几万亿地“蒸发”了，“孝敬”给洋大人了。相形之下，这次冰灾造成的损失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存粮没钱，存油没钱，存煤没钱，存外国纸有钱。斤斤计较存粮的利息代价，斤斤计较存油的利息代价，斤斤计较存煤的利息代价，满不在乎存外国纸的金融损失代价——一句话：“买棺材有钱，买药没钱”。——这是什么“先进生产力”？上万亿的人民血汗被窝在手上融化、消失、浪费而无可奈何，如此无能，还有脸自称“专家”“精英”、“主流经济学家”？
为什么不未雨绸缪，储备足够的战略物资？“主流精英”早有“理论”：
——茅于轼：“万一我们的粮食不够蛮可以用进口来解决。”
——张维迎：“我从来不认为粮食是个安全问题。如果真打起仗来，粮食到处可以种，北大校园都可以种粮食。”
……
当冰灾一到，是赶紧进口呢还是赶紧现种？
再看看这条消息：“越南大幅度提高对中国出口煤的价格”——呜呼，“主流精英”的“理论”何其“英明”也！
鲁迅说：“柳下惠看见糖水，说‘可以养老’，盗跖见了，却道‘可以粘门闩’。他们是弟兄，所见的又是同一的东西，想到的用法却有这么天差地远。‘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好的，凤雅之至，举手赞成。但同是涉及风月的‘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呢，这不明明是一联古诗么？”
即便是兄弟，即便是对极普通的物品如糖水的态度都能如此天差地别，那就更不用说其他人其他事了。对于“1974年外汇储备为0”这件事，立场不同，看法也就截然不同。用老百姓的俗话说，这叫“屁股决定脑袋”。用唯物辩证法的话说，叫“存在决定意识”。用毛泽东的话说，这叫“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一定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附文：
也批一下辛子陵和疯僧
[ 铃兰台 ] 于2008-03-16 14:43:58
争辩“辛子陵故事”真实与否，是必要的。不过他那个故事的要害，不在三万八千美元，也不在外汇储备，而在于他的目的，是为了说服青年人相信“文化大革命把国民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辛的原话），是要恶心一下毛泽东时代。
想要恶心一个时代，你辛子陵行吗？
我猜他是看到了1974年前后国家外汇储备的数字，即73年赤字和74年零储备，于是就编出了那个故事，就说是经济崩溃。能够用三万八千美元零花钱、推而广之，对外外贸和外汇储备这些，来判断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否崩溃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这里面并不存在因果关系。众所周知，储藏外汇的目的，如不是投机，那就是用来和外国做生意，获得奢侈品（必需品就不必了，自己会生产）。极端言之，如果所有的必需品都能够自给自足，又不想奢侈，那么对外贸易就是多余的了，外汇储备也是不必要的了。农业时代都过来了，也没见经济怎么个崩溃。可见，这些并非什么标准，也不是经济崩溃的什么证据。
零花钱少了，可能有多种原因。很多情况下是把资金投向了回报率更高、更能把蛋糕做大的地方。这太有可能了，这恰恰是经济繁荣的表现。简单的经济常识，辛子陵不懂。不懂不要紧，问题严重之处是辛子陵在颠倒黑白。多少数字以及网友们的论证都说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三万八千美元零花钱比之当时国家外汇的运作规模，不过一毛之于九牛，是不值一提的。
辛子陵说文化大革命把国民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说这话要有标准，三万八千美元作标准吗？开国际玩笑。以前我有一篇帖文《“经济崩溃标准”刍议》谈到过一个国际通行的一个标准，这就是“一国经济在数年内如果工业生产落到此前水平的50%之下，则可视为‘经济崩溃’。”根据小岛叶丽教授给出的数字，1929年美国经济发生大萧条，4年内工业产值下跌了69.5%，历经9年才恢复；日本战败前后3年内工业产值下跌了54.2%，历经12年才恢复。此外，林毅夫教授提到前苏联在休克疗法后GNP下降了一半以上，历时10多年才得以恢复。美国、日本、俄罗斯这三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在20世纪发生经济崩溃，是三个最著名的案例。
辛子陵说文革把国民经济推向了崩溃边缘，有根据吗？没有。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的工业产值除1967和68两年负增长（与66年相比累计下降了7.7%）外，从69年到“辛子陵故事”发生的74年，工业产值年平均增长高达14.3%！此后，75年14.9%、76年2.2%，整个文革时期工业产值年平均增加率高达8.8% —— 谈何崩溃？
（在此亦望媒体今后在做相关宣传时尽量做到科学一些，讲究国际标准一些。流于情绪化是很不好的，只会贻笑大方）
既然工业生产发展如此迅速，那么文革到底祸害了谁？祸害了外贸事业、以致造成连三万八千美元零花钱都拿不出的后果了吗？
我们来看广交会。1957年到1977年，广交会是我国创汇（硬通货）的主要来源，有“半壁江山”之说。根据中国对外贸易中心的数据：1957年至1965年（文革前），广交会共出口创汇29.87亿美元，占我国外贸出口比重17.81％；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从1966年至1977年，11年间广交会创汇214.39亿美元，是前8年的7.2倍！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53％。其中，“辛子陵故事”发生之际的72－74年，短短3年间就创汇72.04亿美元，是文革之前8年创汇总和的2.4倍，是1957－1970十三年的总和！
事实证明，文化大革命不仅没有祸害外贸创汇，相反，她大大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事业的发展，为中国的经济起飞掘得了宝贵的第一桶金，并直接引发了建国之后第二次大规模的设备和技术引进。第一次大规模引进（即“156个项目”）总规模约40亿美元，在为我国打下初步的工业基础的同时，也欠下了债务，直到70年才最终还清。文革期间，仅广交会创汇就达214亿美元之巨，是第一次引进规模的5倍多。不仅还了债，搞了第二次大规模的引进，担负了打开外交局面后庞大的涉外行政开支，至1977年还留下了9.52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有人会说，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广交会的成绩会更好。遗憾的是，广交会逐年成交额的递增数字并不支持这个观点。同样以11年为一个比较区间：1966－1977年13.2％，1978－1989年8.7％，1990－2001年9.0％，结果一目了然。
为什么着重提广交会呢？很简单，因为辛子陵提到了美元现金，而在封锁年代，只有广交会，才是我国获得大宗美元现金的唯一来源（友谊商店什么的可忽略不计）。
批完了辛子陵，再来批一批疯疯癫癫僧。
疯疯癫癫僧网友说：“帐户上的现金余额完全可能是只剩1万美元”，因此无论怎么说都“不是驳倒辛子陵的三万八千美元余额的依据。”
请问疯疯癫癫僧：“只剩1万美元”是 “经济崩溃的边缘”的依据吗？如是，请给出论证；如不是，你还为辛子陵辩解什么？岂不是在打他的耳光吗？
疯疯癫癫僧说；“大量的是以美元计算货价，用实物交换，……并无美金汇进汇出。”
这话对又不对。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做生意，实物交换和延期付款确实是主要的交易方式，但是与资本主义国家做交易就不成了。道理很简单，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前，我们与大多数西方国家之间是没有贸易协定的，因此，贸易手段不太可能以物易物，而只能是现金支付（由于不存在联行缔约，恐怕支票也难通行）。这个知识我想疯疯癫癫僧应会有的。广交会是作为我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的唯一渠道而开辟的，大宗的外汇现金都来自那里。时至今日，广交会仍占到全国出口总额的1/4强。
疯疯癫癫僧说：“除武器之外，中国并没有遭到西方全面封锁。”
这是胡说。美国《1949年出口管制法》中明确规定：“凡是对那些有助于增强共产党国家的经济和军事潜力而有损于美国国家安全的出口都予以拒绝。”
疯疯癫癫僧又说：“特别是粮食，从来没有对中国进行过禁售封锁。”这是不懂外贸。进出口的基本原则就是交换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中国本身就是粮食大国，美国禁售粮食，又奈我何？给人家不需要的叫倾销，人家想要的不给，这才叫封锁。
最后说一下外汇储备。
建国之初，我国毫无外汇存底，侨汇是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数量非常有限，根本满足不了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求，于是在1957年开辟了广交会。“156项”让我国成了债务国，外汇自然不可能有结余，因此五六十年代，我国常年外汇存底一直维持在仅1亿美元上下的水准>。并非原来有很多很多，到了文革给搞没了。这一点必须澄清。
外汇储备和外汇运作规模是两码事。虽然外汇岁余不过1亿美元上下，五六十年代运作的总规模达到数十亿，到七八十年代，则达到百亿至到数百亿美元之多。九十年代后，运作的总规模在数千到万亿美元之间。在毛泽东时代，外汇管理提出必须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和对外经贸发展战略，对外汇既要赚够、又要用足，做到年底收支平衡，既无外债、又无内债。事实证明，对一个毫无外汇家底又遭受经济封锁的国家来说，及时地大进大出，规避金融风险，是最佳的选择。
其实毛时代可以换一种策略，这就是只出不进或多出少进（如改革开放以来这样），到70年代中期搞到500亿美元左右的储备水准（相当于1994年）是没问题的。代价是什么？那就是中国很可能至今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生产初级产品，与世界的差距越拉越大。
90年代以来外汇储备一路飙升，这是政府提出的利用价格优势抢占国际市场战略的成果。政府的口号是“千方百计扩大出口”，成绩自不待说，也有不少后果，包括频繁的贸易摩擦和巨大的金融风险等。粗放型的竞争增长几乎全靠劳动力的价格优势，造成利益与规模极不相称，产品和企业核心竞争力相对大为降低；同时，拼命出口也加剧了国内的通货膨胀，使得物价高腾，因为值点钱的都倒腾到国外去了，造成国内稀缺。事实上，一个国家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主要体现在进口而不是出口上。普遍认为我国的外汇储备是多了，改变过去那种“增量不增利”的出口局面，从“千方百计扩大出口”回到毛泽东时代进口与出口维持基本平衡的战略，是时候了。
铃兰台
2008/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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