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事做绝，责任你负，就是吴敬琏们的逻辑
雪文
今年5月20日，吴敬琏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发表《关键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讲演。拜读此文后，没看出怎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倒是看出了“顶层设计”的阴险和急不可待。不知是否是本人多虑，说出来供大家参考。
一、吴敬琏承认了我国经济走进了死胡同
1、三驾马车有两驾不行了
吴敬琏说：“前几年一直说，中国经济存在着内外失衡，内部失衡主要表现在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消费需求不足依然存在”。 “为什么2008年遇到那么大的困难？就是因为"三驾马车"中有两驾已经不行了，出口遇上了金融危机，同时消费也上不去。”
这里讲的到也是实话。但这种现象的实质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内外失衡？为什么三驾马车中有两驾已经不行了？吴敬琏是不会分析改革的方向即私有化、过度市场化和买办化问题的，因为这正是他们多年来鼓吹和希望的结果。在这里，他有意回避资本主义的私有化、市场化和买办化必然造成经济危机的本质问题。“为什么2008年遇到那么大的困难？”一边是国内多年来劳动大众群体的贫困化、两极分化，造成消费需求不足，内需动力不足；另一边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的高度集中和金融寡头的垄断，而金融资本的虚拟化、泡沫化最终必然导致金融危机，这种危机又必然反过来影响我们的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吴敬琏在这里只描述现象，也颠倒了因果关系。国内大搞私有化，对外大搞买办化，这才是“2008年遇到那么大的困难”的根本原因，三驾马车中的两驾已经不行了只是结果。
2、计划经济时期的消费不足与现在的消费不足是一个问题吗？
吴敬琏认为：传统经济增长模式是“靠投资来驱动增长。苏联在"一五"计划后沿袭了这一增长模式，这种模式存在很多弊病，因为它要靠投资来驱动，资本对劳动的比例越来越高，从而导致最终需求不足，劳动者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不断下降。我国前几个"五年计划"，也是走的这条路。”
注意：吴敬琏在这里把前苏联和我国改革前的经济发展都概括为“靠投资来驱动增长”，而这种模式的问题是“劳动者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不断下降”，最终导致需求不足。而我们现在的问题之一，也是消费不足。这就混淆了一个原则问题，改革前的消费不足和现在的消费不足是一个问题吗？改革前也确有积累和分配、消费的关系处理的不好的问题，但那时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和创业阶段，积累的是国家和集体的公有财产，社会没有两极分化，可以通过国家计划调整积累和分配、消费的关系，提高劳动者收入在GDP中的比重；而现在的消费不足，则是私有化、市场化和买办化得必然结果，剩余价值更多的是资本的积累。据新京报 2010年5月12日 报道：中华全国总工会集体合同部部长张建国接受中工网采访时表示，“根据他列举的数据，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续下降，2005年已经下降到36.7%，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而从1978年到2005年，与劳动报酬比重的持续下降形成了鲜明对比的，是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个百分点”。对这样的变化，吴敬琏们是不会关注的，因为它们看来，资本导向的私有化改革，要的就是这个结果。但是，这个结果又必然导致国内消费不足，影响经济的发展。所以，必须要有个能够替代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的动力来拉动经济发展。于是，出口导向的外向型模式出来了。
吴敬琏说：“改革开放后，----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学习了包括日本在内的一些东亚经济体用进出口来弥补内需的不足。采取出口导向政策造成了两个积极后果，一些出口加工业迅速发展起来了，大量闲置劳动力能够得到就业机会。我国大量劳动力，大概是1.5-2亿人口，从农村低效领域转移到了城市相对高效的出口加工业就业，使得整个经济得到快速发展。”
3、为什么出口导向也不行了？
吴敬琏们不得不承认，现在连这种靠压低国内劳动者报酬，靠农民工出卖廉价劳动力，靠出卖资源和破坏环境的出口导向型模式也已经遇到问题了，难以为继了。
吴敬琏说：“ 经过10-20年用出口导向政策所支撑的高速增长之后都出现了很多问题，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带来了后续效应，资产泡沫膨胀到一定阶段就会破灭，造成整个市场崩盘。”
“坚持出口导向政策，这就需要保持本币的低估，因为改变这种本币低估状态会涉及很多人的利益，比如出口企业的利益，出口地区的利益。继续保持本币的低估，采取中央银行干预的方式，让央行频繁干预外汇市场，结果就是收购外汇来支持外币汇率，压制本国货币。这样，央行就只能被动超发货币，货币多了，无外乎就是流向两个地方，一是资产市场，二是消费品市场，走到资产市场上去就会形成资产泡沫，走到消费市场上去就会造成CPI快速提高，也就是通货膨胀。”
看看，吴敬琏几乎不打自招地指出了我国经济现在几乎走到了死胡同。三驾马车中，消费不足、出口受制，剩下的投资，在“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的鼓噪中的4万亿投入，看来也解决不了问题了。出口导向的模式为什么也不行了？根本原因是以美国为首的世界资本主义陷入了危机。而在这种危机面前，我们又没有国内需求的增长替代出口拉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难道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吗？社会主义经济到底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还是满足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需要和满足资本的利润需要的问题，吴敬琏们是不会提及也不愿讨论的。
4、不革政府的命就不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吗？
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那就应该认真反思改革中的失误，老老实实总结经验教训，下大力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吗。但是，吴敬琏们认为不行，必须要革政府的命，革整个体制的命。“这是因为转变遇到了体制性障碍”。体制性障碍在哪里？在政府。吴敬琏认为：“所有这些改革的关键都在于政府自己，政府应该下决心进行自我改革，做到有所为和有所不为。”这是因为：
一是政府控制土地资源。“我们的资源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政府仍然保持着支配资源的大部分权力，特别是在城市化加速之后，现在的产权结构使得政府手里又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可以支配，那就是土地。各级政府都很容易用低价格把土地拿到手，变成可以用来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资源。”
二是政府对金融仍有很大影响力。“我们的金融改革虽然市场化了，但是各级政府对于金融机构有很大的影响力，加上其他一些机制上的原因，各级政府对于支配信贷资源也有相当大的权力。”
“有了这些权力，各级政府就会用手中支配资源的权力来营造政策，政绩的主要表现就是GDP的增长，因此，这一体制就造成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巨大障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就步履维艰了，特别是到了"十一五"时期，在某些地区还出现了一种开倒车的现象，不是朝着市场化方向走，而是朝着相反方向走，强化了政府对资源的支配。”所以，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要有“顶层设计”。
5、“顶层设计”要干什么？
要有什么样的“顶层设计”呢？吴敬琏没有明说，却把球踢给了党中央。“我们应该从哪里着手呢？首先要有顶层设计。----这就需要由我们的执政党在顶层设计上做选择，在这个大系统下的各个子系统都要有这样的设计，包括经济系统、法治系统、文化系统、教育系统等等。”
其实，这就等于差不多是向共产党摊牌了，共产党必须做出选择，是真正踏踏实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还是在“顶层”按“普世价值”的标准进行他们所需要的政治改革？
吴敬琏认为：“现在国有部门的财税体制、金融市场、法治建设、教育科研体制等，都积累了大量亟待解决的问题，改革的任务庞大而艰巨。”
“从经济方面来说，有以下几方面的突出问题有待解决：一是国有经济，如何真正完成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改革目标；二是财政体制的完善，如何实现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对应；三是金融体系建设，如何解决好我国的金融体系开放不够与金融创新不足同时并存的问题。”
是不是国有经济的进一步私有化？是不是进一步扩大地方的权利？是不是加快金融体系的开放，以便更好地救美国？对中国和社会主义来说，真是招招直奔要害。而要达到这些目的，吴敬琏认为：“所有这些改革的关键都在于政府自己，政府应该下决心进行自我改革，做到有所为和有所不为。”
说道这里，我们看到，吴敬琏的所谓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顶层设计”主要不是在经济上，而是在政治上，是要求“执政党在顶层设计上做选择”。吴邦国委员长不是讲了“五不搞”（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分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吗？显然这不是吴敬琏们要的“顶层设计”。他们在政治上的“顶层设计”是另有一套的，只是吴敬琏没有明确说出来，这确实很阴险。这是因为，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本来是私有化、过度市场化和买办化造成的，也确实积累起了严重的社会矛盾，需要从根本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吴敬琏们恰恰是始作俑者，是市场拜物教的鼓吹者，这些人不可能反思改革，却把屎盔子都扣到共产党头上，使他们造成的罪孽引起的群众不满成为推翻共产党的条件。反毛污毛者的拿手好戏，不就是把自己的错误载到毛泽东头上吗？联系到新一轮的反毛污毛和“文革余孽”的阻力论，这样的“顶层设计”难道还不阴险吗？从历史到现实，坏事做绝，责任你负，这就是他们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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