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报道胡星斗等人建议分拆铁道部，铁路私有化 -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view=2&pageNo=1&treeView=0&id=111291016&boardId=2

轻松一刻，原汁原味的转帖两个帖子，谨供网友讨论，请版主放行。
《学界建言分拆铁道部》来自胡舒立执掌的《财新网》（也就是登载茅于轼《把毛泽东还原成人》一文的网站）；《天则经济研究所》介绍来自百度百科。
有网友指出，这些建言分拆铁道部的学者中，除天则经济研究所对外合作部主任、公用事业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旭及天则公用事业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社科院工经所研究员余晖外，北大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湛中乐、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和法律人士郝劲松，实际也是天则经济研究所聘用的（中华网《茅于轼高调宣布分拆中国铁路方案》），此说未经证实。

学界建言分拆铁道部

2011年08月01日 16:08　本文来源于财新网
http://policy.caing.com/2011-08-01/100286169.html

[视频]专家学者探讨铁路改革

【财新网】（记者刘志洁）2011年7月29日，北京大学法学院主办的“铁路管理体制改革论坛”在北京大学召开。湛中乐、胡星斗、余晖、郝劲松、赵旭等学者和专业人士，就铁道部管理体制改革问题建言献策。（财新《新世纪》封面报道：大崩溃）

北大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湛中乐指出，当前交通运输系统普遍存在管理无序、监管缺失的问题，导致事前目标不清，事来推诿责任，事后难以追责等弊病。

　　曾经多次“挑战”铁道部的法律人士郝劲松认为，这一问题根本的解决方案就是“解散铁道部”。铁道作为政府行政部门，同时作为企业进行营运，其政企不分的机制迟早要解体。

　　对于政企分开的改革，天则经济研究所对外合作部主任、公用事业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旭表示赞同。他同时指出，铁路系统的改革，要实现政企分离，重点应着眼在投融资体制改革。具体而言，以投融资体制改革为入手点，通过产权的改造实现铁路系统“公司化”，让行政部门解体，或者回归到相关监管部门。

　　但以往的改革仅仅完成了前半部分，即吸引社会资本投资，进行投融资体制改革，同时建立运营托管机制。而铁道部以“调度统一，网线统一，安全监管”的理由，保证了运营部分仍然作为铁路部门不可分割的部分，政企不分的问题完全没有得到解决。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认为，以往试图让铁路部门政企分离的努力未能成功，根源在于目前中国的铁路体制是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计划经济的“怪胎”，实行的是统一调度、统一核算的半军事化管理。

　　尽管近两年来铁路自有公检法部门已经逐渐剥离，但是其计划经济特征“一点都没有改变”。如定价权、调度权、管理权，统一掌握在部委一级，其下机构没有任何自主权利。

　　在这样的体制背景下，即使允许私人企业或外企进入，新入资本所面对的就是一个庞大的垄断的系统、体制，这种前提不发生改变，任何私人企业进入，最后都会以亏损告终。

　　有鉴于此，胡星斗建议，为了打破铁路体系垄断，不不妨撤销铁道部，取而代之设立铁路总局，归交通运输部管理。铁路总局只负责铁路的规划、管理与协调监督，不负责具体的经营管理。取而代之的是设立若干个铁路公司开展竞争，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公司的发展。

　　天则公用事业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社科院工经所研究员余晖进一步表示，要打破铁路垄断、实现产业改革，实现政企分开只是改制的第一步，同时需要进行“网运分开”，即将铁路网建设和运输服务两部分割裂开来，分别管理。

　　余晖建议，铁路网建设部分可以独立组建全国一体的网公司，或者切割成几个大区性的网络公司。而运营部分可以按客运和货运的不同需求，成立独立的公司，允许民营公司经营。

　　至于信号和调度系统的管理，即可以依附在网公司下，统一进行信号和调度服务，又可以成立独立的信号公司或路轨公司，专门负责信号的传输调度。

　　余晖认为，只有完成了运营方面的独立管理，才能反过来保证政企分开的顺利过渡。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需要逐步转变，通过在交通部下面成立铁路局，主管行业安全生产和服务质量。新成立的铁路局所面对的是路网公司、客运公司或货运公司，这样才能保证政府职能的回归。

百度百科：天则经济研究所

简介
“天则”语出《诗经》“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取意为“合乎天道自然之制度规则”，其中的“制度”既包括企业、市场等经济制度，也包括政治、文化制度。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由经济学家茅于轼、张曙光、盛洪、樊纲、唐寿宁与北京大象文化有限公司共同发起，于1993年7月创立。现任理事长为茅于轼教授，所长为盛洪教授，学术委员会主席为张曙光教授。　　天则经济研究所作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民间智库，其宗旨是支持和推进经济学理论和前沿性社会经济问题的高质量研究，为中国的改革实践提供制度创新的解决方案。

天则经济研究所荟萃了第一流的经济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以及人文和社会科学其它学科的学者。他们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研究院等学术研究机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国内著名院校；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国家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关总署、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等政府部门；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以及欧美著名大学研究机构等单位。天则经济研究所在保持与这些学者交流的同时，与上述单位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　　

茅于轼创办的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受到了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而福特基金会是一家与美国政府、情报机构和国外政策集团有紧密联系的私人免税基金会。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经过数年研究出版了一本长达五百页的新书《文化冷战：中央情报局与文学艺术》（也译为<谁承担费用——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写得更清楚：真正帮了中央情报局大忙的是诸如“福特基金会” (Ford Foundation)，“洛克菲勒基金会” (Rockefeller Foundation), “卡内基基金会” (Carnegie Foundation) 这样的大牌基金会。中央情报局往往将经费拨到这些基金会的帐上，然后这些基金会再以自己的名义把钱“捐助”给中央情报局指定的对象。　　

茅于轼：1986年福特基金会资助，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吴敬琏：1983年福特基金会资助，美国耶鲁大学访问学者。张维迎：1987年福特基金会资助，英国牛津大学进修。美国福特基金会成立于1936年，但真正发挥作用是在1953年改组之后。二战后，美国政府为了做自由世界的领袖，认为必须研究和了解苏联。通过美国国会的立法和参众两院的推动，美国政府正式由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与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联手，大批拨款，提供赞助，在各大名校建立区域研究的机构。在1953—1966年十几年的时段里，福特基金会即给了美国三十四所著名的研究大学两亿七千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二十多亿美元），进行所谓的区域研究。1966年中情局的一份研究报告强调，“货真价实”的基金会，如福特、洛克菲勒和卡内基基金会等“是最好的，也是最不易被怀疑的资助掩护机构”。福特基金会的董事、官员大多与中情局关系密切，有些就是特工人员。麦克洛伊担任该会董事长时，曾为数十名中情局特工提供掩护身份，并设立一个管理部门，专门处理与中情局的关系。

组织机构
理事长：茅于轼　　常务理事：茅于轼、张曙光、盛洪

理事：曹远征、邓正来、樊纲、张曙光、卢跃刚、茅于轼、盛洪、史晋川、唐寿宁、吴滨、吴敬琏、汪丁丁、王永峰、周其仁　　

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　　

所长：盛洪　　副所长：高岩　　

公用事业研究中心主任：盛洪（兼）　　

学术部主任：余大章　　

国际交流与合作部主任：赵旭　　

教育开发部主任：余大章（兼）　　

行政部主任：高岩（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