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精英恩仇录
看精英在不同性质企业的关键时刻是如何上演其爱恨情仇的。
当初资改派绝情冷酷、与仇家无异地对待国企,现在对私企却是视如己出、关怀备至。爱憎分明、迥然不同,真是冰火两重天呀。
民企想要胡作非为时,就叫嚣小政府大市场,当民企自作聪明地吃了福寿膏后呕吐满地且含有尚未消化的一些狗粮等秽物而让同类踩上跌倒摔伤了,资改派就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就忘记了自己要党政分开的鼓噪,就借助自身绝对化和过分集中的手中权力来割好肉、补烂疮。也就是在“共克时艰”的幌子掩护下用老百姓的钱填窟窿或者是把银行坏账挂起来维持虚假繁荣的泡沫经济或者是再印钱又导致进一步的通货膨胀、人民群众跟着遭殃。
这事上就不像祸害国企那样招商引资地改制了,也就不能引进战略投资者来帮助“促进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催生现代产业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了,因为对此等烂事,外资无利可图。
当初说国企那是落后的,不必破产可以帮扶的也必须破产,6千万职工陆续下岗,不怕引起社会动荡,有胆敢表示异议者就被“依法治国”的伺候,如通钢的秋后算账、《 广东千人冲击茂名石化袭警案宣判 14人被判刑 》。现在高利贷崩盘就要尽心竭力地捂盖子,就不敢让它们破产了。正腐也就当仁不让、勇立潮头地一反常态地“大政府、小市场”起来,如今相当于“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的翻版和再现即“救瘟州就是救自己”
改制的恶浪滔天,领导的正确指示也就如同闹市之人语、瀑下之鱼鸣,微不足道、无济于事了或者是被阳奉阴违地挂羊头卖狗肉。
江泽民在1998年指出:国企改革“不能变成只有出售一种形式,统统采取一卖了之的做法。”并强调要“加强监督检查,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绝不允许在‘改革’的名义下利用职权化公为私。”……“中国绝不会搞私有化”和“绝不能搞私有化”。(《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148、51、68页)
吴邦国同志《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6年12月11日)中,遵循《宪法》规定,正确地指出:“当前,一部分国有企业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比较多,有些还比较严重,但这不是公有制本身造成的,而是由于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和增长方式,还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只能说明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而不能作为私有化的根据。这是事关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对此,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决不能动摇。”“私有化不能解决中国这样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大国的快速发展问题,不能实现共同富裕,势必导致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和社会危机,广大人民群众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2006年2月22日李荣融在国有产权管理暨产权交易工作会上的讲话中说道:“我还是说这两句话,小平同志讲,社会主义一是公有制,二是共同富裕。在公有制中,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是核心,所以我们在座的同志要共同努力,保持我们国有经济持续稳定地发挥主导作用。在我们国资委进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的时候,我就要求全体党员都观看苏联解体的专题片,苏联共产党是20万党员的时候,取得了革命的胜利,200万党员的时候打败了法西斯,但是到2000万党员的时候,党被解散了,苏联解体了,这个教训很深刻。国有经济是重要基础,抽掉了这个内容,没有太多的社会主义内容。”
……同时也有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一旦中国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我们搞社会主义虽然犯过错误,但总的说来,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会见西班牙副首相的谈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9页)
当初对于国企改革说是要自我完善,但不知怎的就通过改制的伎俩最后竟然江山易主了。这其中的高达天文数字的国资流失是人所共知、有目共睹的,不再赘言。
韩丁先生说:中国精英们,总是先找到原来体制中间的个别问题和困难,加以放大和渲染,以此解决局部个别问题着手,达到拆毁整个经济结构的目的,这一手段屡屡得逞,知识精英就是以此去迷惑人民中间那些警惕的眼睛。
国企、私企,双重标准、两样待遇,道德的血液流到哪里去了?
有些人的改革与设计师的提醒和警告完全是背道而驰、南辕北辙的,所以才产生了成堆的问题。
小平先生较之前30年更晚时间的教导,对于从根本上解决高利贷问题,我认为在今天不仅是尤为紧迫,而且是应刻不容缓,因为鄂尔多斯那里正在显露温州苗头,山西那里也必是暗流涌动,否则,将来如楼市跟着效仿出现跑路问题,就会火烧连营,那时再如何解救?恐怕施救者或被烧得焦头烂额,或者说要葬身火海。
“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2、297页)
因为我们在改革中坚持了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一九八五年十月二十三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48页)
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一九八五年十月二十三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48页)
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邓小平《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9页
“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绝大多数人决不允许历史倒退。…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特点,我国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以上这些,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不可能有。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不能摆脱剥削和掠夺,不能摆脱经济危机,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不能避免各种极端严重的犯罪、堕落、绝望。”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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