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遥远：救了温州，培植深圳，赔上整个中国

中国民营经济发源地温州，再一次聚焦公众的目光。此番温州风云激荡，惊心动魄，不是民营经济又放异彩，而是温州老板因高利贷危机而纷纷“跑路”，接二连三“跳楼”，令人唏嘘。温州民间高利贷引发的金融危机，用“风暴”一词来形容，已也不为过。波及面之广，态势之严峻，引起中央领导高度关注。日前，温家宝总理亲率周小川谢旭人等金融财经高官，紧急前往温州安抚和督导。 温总理与温州中小企业家座谈时，说：“事先派人来温州调查了一段时间”，对温州高利贷危机了然于胸。他开出了治疗温州高利贷危机的“药方”：一要提高对小企业不良贷款比率的容忍度;二要明确将小微企业作为重点支持对象;三要加大财税政策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四要切实防范金融风险。除了这疏通金融血脉的“四贴药”，温总理外加一针2008年金融危机用过的“提振信心”牌强心剂。
温总理开出这四贴药，在常态下纾缓小微企业的资金瓶颈，无疑是灵丹妙药。但是，温州高利贷危机，绝不是小微企业发展中遭遇的资金困难，而是“不务正业”的赌徒式发展模式的必然绝境。温州高利贷危机，不是一般的经济“发烧”，而是棘手的经济“非典”。这四贴药，要治愈来势汹汹的温州经济“非典”，恐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偏。
温州高利贷危机从何而来?此间主流媒体报道是“由于经济环境恶化以及中央收紧信贷的影响，今年4月份开始温州的中小企业资金链就断裂，有多达90个企业老板欠下巨债而外逃，初步估计这个信贷的规模是达到了200亿元，随时引爆一场具有中国特色的地区性金融危机。”表面上看，经济环境恶化加上中央收紧信贷，屋漏偏逢连夜雨，导致温州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究其实质，是中国楼市泡沫的残酷破裂，是中国虚拟经济的投资崩盘，而导致中小企业穷途末路。在投机性投资屡获暴利的诱惑下，温州许许多多老板不务正业，长期以来浸淫在炒楼盘、炒股票等投机性的投资领域，资本的逐利性再加上过高的融资成本加大了企业的经营压力，企业也加速从实体经济抽逃，纷纷加入房地产等暴利行业。许多富起来的温州企业，并没有全心全意地想着继续做大做强实体经济，而是兴起了“炒”风，什么赚钱就炒什么。温州炒房团横扫天下，风云一时。高利润必然伴随着高风险，风险一环传一环，直至把企业逼上绝路。
温州实体经济在多年以前就开始走下坡路。温州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连续多年在浙江省倒数，产业空心化早已非常严重。温州高利贷危机的突发，关键诱因是今年国家对楼市的打压力度空前，多管齐下，楼盘滞销，有价无市，炒楼失利，造成楼市投机性投资预期全面落空，继而悲剧性爆发高利贷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如果，今年楼市还是一片疯狂的“涨”声，温州高利贷就继续如罂粟花一样勃勃生长，中小企业还是一片如火如荼的繁荣假象，哪会有什么危机?
温州高利贷危机，是中国经济患上“非典”症状的突出表现。在全球经济总量第二的炫目光环下，在增速连年保八保九的号角声中，中国经济早已虚火太旺，积劳成疾，病入膏肓。中国处在高速增长下的泡沫经济里，华服包裹着不堪的病体，远未能终结泡沫。
泡沫成了难以降解的经济垃圾，充当了财富的伴娘。更可怕的是，经济泡沫常被误认成经济“奇迹”，美其名曰“中国模式”。
中国最大的经济泡沫，毫无疑问是楼市泡沫。中国一线城市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每平方米高达2至3万，二线城市达到1万以上，就连三四线城市也“水涨船高”。在高房价背后，大批工薪阶层望楼兴叹，望楼生恨，而大批新楼盘成为投资产品，成为投机者的梦想乐园。去年前八个月温州房价上涨了73%，均价达26300元/平方米以上，而自住需求仅占30%，投资、投机性购房占成交量的70%，这远远超过了投资性购房比例应控制在15%以下的警戒线。温州的炒房，已经成了一场博傻的金钱游戏：许多温州人把干实业辛辛苦苦赚的钱和大量银行贷款，砸在价格高得离谱的钢筋水泥里，指望房子能不断暴涨升值。然而，就像股市的庄股疯炒到远离价值之后，只有最傻的人才去接最后一棒。试想，70%的房子在炒家手里，这样的楼市怎么撑得住?温州如此，放眼全国，哪里不如此?巴菲特说：潮水退去的时候，就能发现谁在裸泳。
中国经济泡沫泛滥，乱象横生，扩大信贷规模成为楼市浮肿的金融泡沫，加强重点项目建设成为好大喜功的投资泡沫，通货膨胀成为怨声载道的物价泡沫，汽车业、光伏产业等盲目扩张成为昙花一现的产业泡沫。泡沫经济犹如孩子爱吹泡泡糖，不仅有迷人幻彩，满口甘甜，还能一口气就制造人间奇迹。但是，泡泡一吹大，就破了。中央政府经济决策预见性差，有时甚至是幼稚的，习惯于搞经济大跃进，等到泡沫形成了，甚至严重了，再来刹车，晚了。
温州高利贷危机，是中国经济泡沫的衍生品。据前不久央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发布《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约1100亿元，借贷利率也处于阶段性高位，年综合利率水平为24.4%，并且，温州市大约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的企业都参与了民间借贷活动。可见，并非如温总理所说“毕竟是极少数。”不仅仅温州如此，在浙江台州、金华、丽水、绍兴等其他城市，民间高利贷都已成规模。内蒙古鄂尔多斯民间借贷的规模有2000亿元以上，且最高年利率普遍在60%以上，由于今年资金链断裂的房企，导致鄂尔多斯的烂尾楼已呈现遍地开花之势。同样，被外界戏称为“宝马乡”的江苏省泗洪县，该地资金需求量的激增导致高利贷民间融资占全县民间融资规模的85%以上，约20亿元，而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流入了楼市。
在早期，多数小企业都将资金用于补充短期用于生产的流动资金缺口。随着楼市飞涨、虚拟经济发狂，大小老板按耐不住，见钱眼开，高利贷资金一股脑儿都涌向炒房、炒股。我认识的浙商老板中，已有好几位都放弃本来发展不错的实体经济，而专门做高利贷的营生。世上还有什么比“钱生钱”更具蛊惑力的?温州当地民间借贷月息一般在3分左右，有的甚至为5分至1毛，而“5分利”相当于资金的年回报率是60%，有的高利贷年利率最高达到180%。这样的高利率诱惑，促使民间高利贷市场疯狂扩张。我想，世界上除了走私军火、贩毒，有什么产业可永远保证获得如此高的暴利?
温州高利贷危机，是中国“没有教堂的市场经济”打开了潘多拉魔盒，表现在：
一、信仰危机，道德沦丧，社会责任感极度贫乏。整个社会充斥着急功近利和极度自私的思想，为追求金钱而不择手段。“温跑跑”就是最活生生的例子。老板欠钱为什么要“跑路”、“跳楼”?因为高利贷伴生的是黑社会恶势力，老板被逼得走投无路。
温州公安部门报告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市非法集资立案17起，涉案金额达5 .5亿元，同比上升30 .77%，且这些非法集资案大多与民间借贷有关。同期，全市因民间借贷担保、纠纷引发的违法犯罪案件共71起，同比上升16.39%。没有报案、不敢报案的，还有多少?
二、特权骄横，腐败之风，愈演愈烈，银行金融资源控制在极少数有权有势者手上，广大小微企业难被其泽。
三、地域差距、贫富悬殊极为突出。富者可敌国，而大批穷苦农民、下岗工人依然挣扎在温饱线。即便如温州，仍有大量贫困者。穷人也梦想一夜发财，筹钱放高利贷成一个发财捷径。
四、社会价值观畸变。“摸着石头过河”的不确定因素，在人们意识形态里逐渐形成一种目光短浅、讲究现实，对前途缺乏远见。官员们更是普遍急功近利、极端自私;上不为国、下不为民，在其位不谋其政，做点事就捞取政治资本或沽名钓誉，为获得更大私利打基础。为了中央提出的经济保八保九目标，只要有利于GDP和税收增量，就迫不及待、毫无顾忌地大干。
五、“没有教堂的市场经济”诱发了人性恶。无数老板和普通民众，为了发财而不择手段、损人利已，社会公德、道义统统可以丢弃，甚至法律红线都敢闯。传承千年的仁、义、礼、智、信在金钱面前，全部缴械投降。无论官场还是民间，莫不散发一股浓重的“流氓”习气和凶悍的“狼性”味道。
所有这些负面的社会丑恶现象，是执政党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一是导致社会急功近利、金钱至上、不择手段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战略导向;二是滋生腐败、不公和侵权的中央集权体制。这就是社会道德堕落、不公不义遍地、丑恶现象层出不穷、富了的中国老百姓缘何鲜见幸福感的症结所在。
马克思指出，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性地患上一种狂想症，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利润。随着经济自由主义在中国泛滥，想不劳而获甚至不择手段致富的人越来越多，从而导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患上了“暴富狂想症”，以钱赚钱，而且赚大钱、赚快钱渐成为主流。随着金融业、房地产业等虚拟经济不断膨胀、持续繁荣，中国经济出现了结构性“虚热实冷”怪相，“刺绣纹”愈发不如“倚市门”。当谈笑间通过内幕交易即可获得50%以上的收益率，当买上一套房就能坐拥20%以上的收益率，有谁愿意去投资办厂，埋头苦干，实业致富?
温州高利贷危机敲响的，不仅仅是小微企业发展的警钟，更是中国经济泡沫破灭的丧钟。要治愈中国经济的“非典”症状，不发烧，不发狂，不虚火，不泡沫，必须追本溯源，医治病根，让国民经济真正成为惠及全体国民的经济，而非政绩经济、特权经济、投机经济，才能恢复其健康、生机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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