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传统文化，在小学生中间大肆铺张开了。而中学生由于功课紧，就不安排学习。政府搞得很火热，各机关都组织群众学习。学什么?学“孝悌”“忠信”。总之，要加强个人修养，做一个好人。其实关于孝悌，完全不必提倡，多数人也能做到，为什么?因为你爹妈把你养大了，只要不是禽兽，肯定那父子母子之情就培养出来了，不必强迫就会孝顺。如果做父母的对孩子漠不关心，孩子长大了自然对父母也不会感冒。这叫以心换心，将心比心。就像一个人帮了你的忙，不必别人强迫，你心里自会感激人家。至于“忠信”，更通俗点说，就是“诚信”。谁对你诚信，只要不是禽兽，你也会对人家诚信。人们不诚信的原因就是别人对他不讲诚信。因此，一个人的道德状况如何，其实根本不是由政府提倡出来的，而是由现实的生活经验决定的，是现实生活塑造了人。
1934年，蒋介石大总统开始搞“新生活运动”。提倡“礼义廉耻”，提倡人们有余暇了到城外旅游陶冶情操(“生活艺术化”)，提倡节约，反对奢侈(“生活生产化”)，提倡生活上要整齐、清洁、简单、朴素(“生活军事化”)。在这方面蒋总统对自己的要求很严，不幸的是除他之外，国民党官员多数完全不讲“礼义廉耻”，贪污腐败极其严重。现实中根本没有“礼义廉耻”的土壤。所以，新生活运动没有创造出新国家、新国民、新文化。伴随着新生活运动的失败，蒋总统不得不撤退到台湾去了。这运动也只得无疾而终。
我看见小偷在公共场合行窃，敢去制止他，是因为我知道一旦周围人发现这一点会一齐动手把小偷拿下。如果小偷伤了我，我知道有政府会为我疗伤，为我出头，那小偷也会受到惩罚。因为有对小偷“人人喊打”的环境，所以我也敢打小偷。我看见有小偷行窃，自己赶紧扭过头，是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对小偷动手，周围人百分之九十九不会帮我，如果小偷伤了我，百分之九十九也没有人为我撑腰，我会白白受伤。在这种情况下，你政府再提倡要敢于同坏人坏事做斗争，我也不会做。
一方面，我吃尽了假冒伪劣产品的苦，你政府也不管，却提倡要我讲诚信，人要不要脸?一方面，你肆无忌惮地欺压我这个小百姓，却要我为了你们勇于奉献，人要不要脸?一方面，你腐化堕落，恬不知耻，却要我高风亮节，这不是兽语吗?
现实生活是土壤，人的品德就是这土壤上的苗。
什么叫现实生活?政治、经济体制构成基本的现实，人的政治、经济生活就是现实生活。文化只是政治、经济体制的表现，而道德正属于文化范畴。也就是说，道德事实上是由现实的政治、经济体制决定的。
封建社会，小农经济，子女在家长的带领下共同劳动、共同消费。家长是领导，这就是政治体制;家庭成员之间有互惠互助的经济关系，这就是经济体制，政治和经济体制决定了家庭伦理的基础就是“孝悌”，是“父慈子孝”。乡亲之间在生活上也经常互惠互助，这就形成了他们之间相互尊重、相互关心的道德关系。而地主和佃农之间，经济上是一种不平等的竞争关系，政治上地主是强势，佃农是弱势，这样，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对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中扮演多种角色，在他的周围各种关系形成一张关系网。对他而言，有些人是好人——讲道德的人，比如家人，亲朋好友;有些人是坏人，不讲道德，比如，欺压他的地主，欺压他的官僚，骗了他钱财的某个人。
今天，中国政府的官员们，多是自私自利之徒，对老百姓缺乏关怀。官民关系要么是互不关心，要么是一种严重对立的状态(政治权力被官僚垄断，老百姓没有参政权)。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体制。我们的经济体制是这样：一，人们在经济生活中很少有平等的合作关系，多数人如流水线上的工人一样只是与物打交道，人与人之间缺乏联系。这与小农经济是不同的。二，市场经济竞争激烈，人们为了谋生不得不互相欺诈，假冒伪劣充斥市场;有些人干脆就干起了非法的、损人利己的勾当。到处是欺诈，到处是陷阱，今天的人们，哪个敢与陌生人随便搭讪?人与人之间相互提防。
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没有变化，人们怎么能讲诚信呢?讲了诚信，如果你不生产假冒伪劣产品，你就无法谋生。讲了诚信，你去举报你们单位领导贪污腐败，人家不收拾死你。于是，我们的社会就成了一个分裂的社会。官民为敌，民与民也为敌。相对而言，家庭是道德表现最好的场所，是人际关系最和谐的场所。而在很多亲戚、熟人之间，由于生存艰难，已失去了那种互惠、互助、互信的关系。
如果读读《论语》《三字经》《弟子规》，人们就能变得善良，那么古往今来的多少英雄人物都成蠢材了。毛泽东和蒋介石你们打个啥，全国每人发本《三字经》读读不就行了?也给日本人每人来一本。给希特勒、邱吉尔、罗斯福、斯大林也每人免费赠送一本，值个啥!《三字经》全世界一散，天下太平，这么简单的事竟然没人想得起来。真奇了怪了。为什么只让本国人读呢?现在就给安倍晋三四五弄一本，让菲律宾的阿基诺几世也读读，你们也忒不会做人了。
2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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