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
“多数农民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因为这是一条
由穷变富的道路，关键是我们领导采取什么态度。”
话说1953年2月15日，正是农历正月初二，毛泽东准备乘专列南下视察。对于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他感觉还需要下去作些调查，听听地方和基层干部的意见，也向下面一定范围的干部通通气，做些宣传，这就是他此次南下的目的。
跟随毛泽东南下的领导人有杨尚昆、罗瑞卿和铁道部第一副部长武擎天，还有汪东兴、叶子龙、罗光禄，摄影师侯波，保健医生王鹤滨，两位正副卫士长李银桥、孙勇及几个卫士，一个男护士朱宝贵。
2月15日晚12时，专列从北京站出发，沿着京汉铁路干线向南驰去。专列到了保定车站时，缓慢平稳地停了下来。毛泽东下车后，漫步在站台上，一边察看站台周围的景物，一边向车头方向走去。王鹤滨紧紧跟在后面。
此时，专列的司机也从驾驶室里跳了出来，弯腰、踢腿、抡臂，不停地活动着。正在此时，一阵铃声响过，绿灯亮了，绿色的小旗子正在摆动。
毛泽东一看专列就要开了，返身向后面的车厢走去。司机突然看到毛泽东，一下子惊呆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拉的客人竟然是毛泽东。这一惊非同小可，他拙笨而又缓慢地爬进驾驶室，由于过度的兴奋、激动和紧张，手脚已经不听指挥，竟然不敢开车了。
坐在车厢里的武擎天，用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目光看了一下手表，时间已经过去了3分钟，专列依然是一动不动。他急忙跳下车，小跑着奔向车头，大声叫道：
“为什么还不开车？”
待他看到司机呆呆地坐在那里，就像一个瘫痪的病人一样，也吃了一惊。他问明情况后，马上报告了毛泽东、杨尚昆、罗瑞卿，提出要另找司机。毛泽东叮嘱他说：
“要安慰司机，不要紧张。”
武擎天跑到调度室，找来一位年轻的司机，专列终于开动了。毛泽东听取了河北省委副书记马国瑞的工作汇报。专列到了石家庄，毛泽东又听取了石家庄市委领导齐一丁、康修民的工作汇报。毛泽东说：
“城市不能发展太大。发展纺织工业一定要注意原料的来源和市场需要。要多生产一些农民需要的农机具。”
他又对马国瑞说：
“听一般的汇报不行，这次下来要做些调查研究，要找基层的同志谈谈。”
马国瑞建议让邢台县委第二书记、县长张玉美上专列汇报工作，毛泽东同意了。
2月15日上午9时，毛泽东的专列到达邢台车站。大约10点钟，他接见了邢台县委第二书记、县长张玉美。据张玉美回忆说：
上午9时许，我正在六合居饭庄参加邢台地、市、县联合举行的欢迎赴朝志愿军回国报告团春节招待会，突然接到火车站要我和地委书记李吉平马上去车站的电话通知。李吉平向专员冯世英作了简短交待，便和我乘坐一辆美式吉普急忙赶到车站，车站负责人立刻把我们迎进候车室。省委副书记马国瑞陪同公安部长罗瑞卿下了专列，问李吉平：
“张玉美同志来了没有？”
李吉平指着我说：
“来了，这就是张玉美同志。”
罗瑞卿接着说：
“玉美同志请上车，吉平同志已经完成任务，你可以回去了。”
我走进列车接待室，马国瑞让我坐下，并给我倒了一杯水，然后说：
“毛主席外出视察，想听听基层工作同志的汇报，省委经过研究，决定推荐你来完成这项光荣任务。”
罗瑞卿说：
“主席大年初一夜里从北京出发，沿途要做些调查研究，第一个就由你来向主席汇报。”
听说要见毛主席，还要当面给他老人家作汇报，我顿时心潮澎湃、惊喜万分，可我又担心一点准备也没有，给毛主席汇报不好。罗瑞卿对我说：
“主席问什么，你就讲什么好了。”
我和罗瑞卿、马国瑞一块儿走进南面的车厢会议室，罗瑞卿介绍我与陪同主席视察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见了面，然后对我说：
“主席夜间工作，这时正在休息。你先坐下等候，顺便考虑一下汇报内容。”
我正要思考一下，忽听前面车厢内咳嗽了一声。罗瑞卿轻轻地说：
“主席起来了，咱们准备吧。”
车厢门外传来稳健有力的脚步声，所有的同志立刻站起来。顷刻间，毛主席出现在车厢会议室南边门口。一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我热泪盈眶，快步迎上前去，两手紧紧握住他老人家的手，千言万语竟不知从何说起。罗瑞卿介绍说：
“主席，这是邢台县委第二书记、县长张玉美同志。”
毛主席微笑着向我点了点头，并紧紧握了握我的手。随后拉着我走到会议室桌子东侧，用手指了指身边的沙发椅，示意我扶着他坐在右侧。站在会议室桌子西侧的罗瑞卿、马国瑞和南端的杨尚昆、何载（记录员）也相继落座。我幸福地凝视着毛主席，只见他身材高大、双肩宽阔、天庭饱满、面容慈祥，虽然年近60来岁，看上去不过40岁左右，显得很年轻。主席着一身灰色中山服，穿一双棕色皮鞋，虽然擦得很亮，但鞋帮已磨起皮毛。罗瑞卿见我望着毛主席出神，便说：
“玉美，这就是主席。”
我顺口答道：
“见过。”
毛主席惊奇地问：
“在什么地方见过我呀？”
“见过你的像片。”
一句话把主席和在座的同志全逗乐了。主席见我心情紧张，便与我拉起家常，问我是什么地方人、多大岁数、读过几年书？当主席听说我只上过8个月夜校，认字主要是从工作中学来时，使递给我一支钢笔，说：
“你写几个字让我看看好吗？”
我随手掏出装在兜里的笔记本，在上面写了“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等20多个字。毛主席看了之后，又默默地翻了一阵笔记本，笑着鼓励我说：
“字写得不错嘛，相当于中学生了。你这不是‘农大’毕业了嘛，已经够上农民知识化了。”
主席又面向随行人员说：
“看来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也要劳动化。”
主席又问我：
“家里几口人？”
我回答说：
“25万！”
主席高兴地点点头，说：
“好，你这个书记心里装着全县人民哩！”
我感到主席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心情随之平静下来。主席问我：
“建国后你们县镇压了多少反革命？这些人服管不服管呀？”
我报告说：
“镇反中全县抓捕了171名反革命分子，枪决了81名。经过镇反，被抓捕的反革命分子多数能够低头认罪，接受政府管制，刑事案件明显减少，社会秩序也很稳定。”
主席又问：
“你们县‘三反’、‘五反’搞得怎样？”
我说：
“县里‘三反’、‘五反’按中央通知进行了部署，去年10月份已经结束。‘三反’中一共查出158名贪污分子；因县里工商业很少，‘五反’没搞出什么问题。经过两个运动，挽救了一批犯错误的同志，使广大干部群众受到了深刻教育。”
主席用商量的口气说：
“把你们县互助合作的情况给我详细谈谈好吗？”
我说：
“沾。手头没材料恐怕说不好，耽误主席时间。”
毛主席宽慰我说：
“不要紧，你们怎么搞的，就一五一十地讲嘛。”
于是，我便向主席汇报了全县的地理概况和互助合作运动的大致过程。毛主席说：
“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群众观点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生产运动才能开展起来。你这个地方是个老区，应当总结经验。农民一定要走互助合作的道路，不走不行。”
主席问我：
“你对情况这么熟悉，都干过什么？”
我告诉主席，我1938年入党后，一直没离开邢台。先在村里当支部书记，后到区里担任区委书记，参加过打日本、反磨擦，搞过减租减息、锄奸反霸、支前参战。领导组织过土地改革、互助合作和恢复国民经济工作，1952年从区里调到县里。主席听后，拍着我的肩膀连声说：
“好！好！你是本县人，又长期在基层工作，是从基层一步一步上来的。这样好，人熟地熟，情况也熟。”
主席转过身对杨尚昆、何载打了一下手势，说：
“记下来，建国以后，干部应当稳定一段为好。”
主席点燃一支香烟，转过脸对着我说：
“继续谈吧。”
于是，我又向主席汇报了近两年来全县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情况。毛主席点点头说：
“是啊，农民就是经验主义者，办社就是为了多打粮食嘛。增产与否应该成为检验农业社成败的主要标准，看来互助合作要比单干好啊。”
接着，我又汇报了到秋收种麦前，全县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发展到20个，参加农户1270户，占总农户的2.2%。同时，新建社在内容上也有一些新发展，如尹贾乡的尹化成农业社，不仅土地入股，而且牲口也折价入了社。毛主席听后把手一扬，诙谐地说：
“不错呀，人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驴子也组织起来走合作化了。”
在场的同志都跟着笑了。我继续汇报说：
“到目前，全县各区报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有200多个，加上原先成立的6400多个互助组，社、组农户占全县总农户的87%。”
毛主席高兴地问：
“互助合作的进度这么快！原因是什么？”
我回答说：
“一是我县互助合作有10多年的历史，组织起来搞生产互助早已深入人心，二是我县试办农业社的实践证明，党中央在《决议》草案中提出的方针、原则及办法顺民心、合民意，广大农民群众打心眼里拥护欢迎。”
接着，我重点汇报了水门、东川口村建社时的情况。毛主席兴奋地说。
“是啊，多数农民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因为这是一条由穷变富的道路，关键是我们领导采取什么态度。这两个村群众办社的热情很高，思想发动工作搞得也不错。”
主席又问：
“办社当中有什么困难和问题？”
我说：
“主要是好建难管。”
毛主席夸奖说：
“高度概括，接着往下讲。”
我汇报了建社后遇到的最大难题是劳动管理。水门王俊生社仍实行“死分活评”，现正酝酿“包工包产”，问题不算太大。东川口王志琪社开始干活不评分，后改为“死分死记”，去年又改成“死分活评”，结果群众还是不满意。今年计划推行“按件记工”，情况估计会好些。”毛主席明确地说：
“生产关系调整了，需要摸出一套劳动管理办法来，这个办法要能够反映多劳多得。”
我说：
“通过试办农业社的实践，证明了农业社比互助组有更大的优越性，但也出现一些问题。”
主席关心地问：
“都是什么问题，给我讲具体一些。”
我说：
“开始入社时，多数村没什么阻力，但个别村群众认识不统一，思想斗争挺尖锐。有的富裕户仗着自己土地多、家底厚，老想搞独立，甚至和地主富农拉起手，与贫下中农唱对台戏，企图孤立瓦解贫下中农，阻碍互助合作运动。县委对此态度非常坚决，一方面支持贫下中农组织起来，参加农业社，一方面对思想不通的群众进行说服教育，对个别挑事或散布不满言论的严厉批评，属于地富分子的坚决打击，表现好的可吸收为候补社员，不好的不准入社。”
主席用指头敲了敲桌子，果断地说：
“这样好！以前是少数统治多数，现在是多数统治少数。经验来自基层，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我接着说：
“农业社的另一个问题是分配办法不统一。有的是土地参加分红，有的是土地、牲口、果木树，甚至农具也参加分红。”
主席说：
“牲口、果树、农具入股，股金不能高于土地，不然贫农就要吃亏了。你们是怎样进行分配的？”
我回答说：
“农业社的分配基本上体现了多劳多得、按劳分配的原则，比例多是地二劳八，也有三七和四六的。”
主席摆了摆手说：
“不要，不要。三七是个界限，三是社会主义，七是按劳分配，这个界限不要突破。破了这个界限，不是伤害劳，就是伤害地。”
我继续向主席汇报说：
“当前农村还有一个问题，这就是有的村出现了两极分化。特别是平原区个别村，有的户劳力少打不了粮食，还有的生活困难卖了孩子。而有的户却富了起来发了家，如前晋祠支书和10多名党员都是常年不下地，干活靠雇工。”
主席问：
“对党员雇工是怎么处理的？”
我说：
“撤了支部书记的职，党员进行批评教育。”
主席摇了摇头，似乎对单纯组织处理不大满意。接着，主席又问：
“还有什么问题？”
我说：
“主要是刚才谈的这些。”
不知不觉已到下午一点。这时，一位工作人员走进车厢门口，罗瑞卿请示说：
“主席，该吃饭了，上午就到这里吧。”
毛主席站起来说：
“不讲了，吃饭去。”
我跟随主席从会议室北门穿过接待室和警卫车厢来到餐厅，只见餐桌上摆着色酒和4个菜，主食是米饭、小饼和包子。主席先敬酒和我碰杯，接着让我吃饭，还不断往我碗里夹菜，让我每样菜都尝尝，使我感到在他老人家身边既亲切又温暖。饭后，我随主席一块儿回到会议室。毛主席问：
“合作化搞起来了，妇女的情况怎样？参加没参加呀？”
我说：
“参加了。不但现在参加了互助合作，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了。那时，老区的妇女组织起来搞纺织，在太行全区都出名。特别是折户村的郭爱妮，曾两次参加太行区群英会，被评为全区纺织英雄，1950年还出席了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受到您老人家的亲切接见。建国后，妇女由纺织转向田间生产，郭爱妮为使孩子母亲能够腾出手脚参加劳动，带头在全村创办了托儿互助组。随后，县委及时在全县进行了推广。到1952年初全县托儿互助组已发展到458个，入托儿童1229人，解放妇女劳动力1881人。”
毛主席欠了欠身子，提高嗓音强调说：
“妇女要解放，必须在政治上解放，这是先决条件。但要真正解放，还必须在经济上和男人一样，必须参加生产，这是基础。”
主席又问：
“《婚姻法》公布后，贯彻得怎么样？妇女地位提高了没有？”
我汇报说：
“《婚姻法》在全县已普遍贯彻。山区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开始贯彻边区制定的《婚姻法》，妇女和男人一样参加政治活动，一样参加生产劳动，真正实现了男女平等。县委对妇女工作很重视，从1950年到1952年，3年有3位女劳模进京参加了国庆观礼，并荣幸地见到您老人家，一时在全县全省传为佳话。”
我还列举了郭爱妮、王葆荣、韩秀娥等妇女典型，具体说明了妇女地位的变化。主席一边听，一边频频点头，对我说：
“妇女的伟大作用在经济方面，没有她们，生产就不能进行。你们县妇女工作搞得不错，要充分发动妇女参加田间生产劳动，在生产中必须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
主席又问：
“县委在互助合作运动中是怎样进行领导的？”
我从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抓点带面等6个方面向主席作了汇报。主席满意地说：
“你们的作法不错，概括起来就是积极领导、全面规划、典型引路、稳步发展。”
这时，窗外的光线渐渐发暗，工作人员进来请主席吃饭，我便和主席一块儿共进了晚餐。饭后，主席还从餐桌上拿了一个又红又大的苹果送给我。这时，列车将到郑州火车站。回到会议室，毛主席拍着我的肩膀说：
“玉美，今天你谈得很好。看来，农业不先搞机械化，也能实现合作化，中国不一定仿照苏联的作法。今后有什么新情况、新经验，可写成材料报中央办公厅给我看。”
我说：
“主席累了一天，您该休息了，对县里工作有啥看法，请给予指示。“
主席略微思考了一下，语重心长地说：
“邢台是个老区，合作化可以提前。在合作化问题上，一定要本着积极、稳妥、典型引路的方法去办。你们县妇女工作也不错，要很好总结这方面的经验。”
主席又用商量的口气问我：
“出过门没有？愿不愿跟我们到外地转转？”
我心想，自己连北京都没有去过，要是跟主席到外地转几天，见见世面自然是件美事。
可我又觉着不合适。主席日理万机，连春节都顾不上休息，要到外地视察，自己咋能给他老人家添麻烦呢。于是我告诉主席：
“县里已经安排召开三干会，这次我就不去了。”
毛主席微笑着点点头说：
“也好。”
随后主席送我一盒烟、一筒茶叶和一支钢笔，问我：
“这几件东西怎么样？”
我连声说：
“好！好！”
火车进入郑州站，主席再一次问我：
“你在车上休息，还是下车呢？”
我说：
“我下车吧，明天还要回去呢？”
于是，主席就让罗瑞卿打电话派人接我，临下车时又一次握住我的手说：
“今后有什么事情就找我。”
2月16日早上7点，从开封赶来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黄委会主任王化云到了郑州火车站，来见毛泽东。毛泽东下了专列，一边在站台上散步，一边问王化云：
“邙山水库为什么不修了？”
王化云正要汇报邙山水库不修的想法，毛泽东拉着他，和潘复生一起上了车，列车就启动了。毛泽东和他们在一张长方形办公桌周围坐下，问王化云：
“有图没有？”
王化云说声“有”，随即把邙山水库、三门峡水库、黄河规划设想的图纸展放在方桌上，汇报了邙山水库和三门峡水库的比较方案。他说：
“邙山水库的坝址是沙基，技术条件比有很坚硬的岩石基础的三门峡差。三门峡可以修比较高的混凝土坝，能够综合利用，虽然投资多些，但总的看来，比修邙山水库好处多。”
毛泽东问：
“三门峡修起来，能用多少年？”
王化云作了回答，并向毛泽东报告说，除了修三门峡水库，还要在上中游修干支流水库，做好水土保持工作，发展黄土高原的农林牧业生产，制止水土流失，延长三门峡水库使用期。毛泽东关心地询问了怎样安置库区人民，然后又指着图问：
“你们计划在干支流修多少水库，都在哪些地方？”
王化云一边汇报，一边把图上拟定的坝库址和名称，一一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打开面前的中国地图册，对干支流的大水库加以对照，找出坝库的所在县、区。他极仔细地一面听，一面看地图，随后问；
“你去过这些地方吗？这些地方现在的情况怎样？”
王化云回答说：
“去过。”
他把了解到的那些地方的现状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又问：
“你们计划修多少中小水库？”
王化云说：
“500座。”
毛泽东看着图说：
“这都是泥库，要做几千座吧！黄土高原有多少沟？”
王化云回答不出来，只知道黄河干流每一公里就有一条大沟。毛泽东说：
“不是几千座，是几万、几十万座吧？化云呀，去年你给我说的从长江上游通天河引水的事怎么样了？”
王化云汇报了从长江上游引水100亿立方的计划，毛泽东高兴地说：
“引一百亿水太少了，能多引一些好。”
两个多小时后，专列到达许昌车站。在站台上等候的许昌地委书记、宣传部长纪登奎被工作人员引上刚刚停稳的专列。3分钟后，专列继续向南驶去。
纪登奎被领进毛泽东的会客室，毛泽东见他有些紧张，微笑着打量了一下，与他握手，还递给他一支香烟，说道：
“像周瑜一样，还是个青年团呢！”
毛泽东拍了拍旁边的沙发，对纪登奎说：
“坐下来，咱们再谈。”
他为了放松纪登奎的紧张心情，随便问道：
“你是哪里人？”
纪登奎回答说：
“山西武乡人。”
“你知道关云长是哪里人？”
“我们山西人。”
毛泽东笑道：
“关云长是河南人，犯了人命案，逃往山西。他也不姓关，路过潼关时，人家盘问他姓什么，他不敢回答真姓。情急之中，一抬头，看见潼关二字，就随口说，我姓关。以后就落户山西，在那里造起反了。他和你恰好相反，他是河南人在山西造反，你是山西人在河南革命。你是怎么到河南来的？”
纪登奎向毛泽东简要地讲了自己的经历，又向毛泽东汇报了许昌的地理概貌、历史沿革、乡土风俗、经济文化、人口物产等情况，并着重汇报了土改、治理淮河、抗美援朝、如何建立党的宣传网。毛泽东最关心的问题是农业合作化运动，他要纪登奎详细汇报一下许昌的农业互助合作情况。纪登奎报告了全区成立了多少个互助组，多少个合作社，群众如何积极，领导怎样引导。毛泽东问：
“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个合作社的情况？”
纪登奎将鲁山县苏殿选合作社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问：
“生产情况怎么样？”
纪登奎说：
“生产增长很快。互助组时，小麦亩产平均158斤，1952年增长到187斤，今年预计可达到300多斤，小麦亩产超过互助组时四五成，超过单干户一倍多。去年该社玉米平均亩产325斤，比1951年增产47%。在副业方面，社里办了磨坊、粉坊、豆腐坊，还搞运输，去年赚红利304万元（旧币）。分配上实行按劳付酬，男女同工同酬。夏季分红按土地六成劳动力四成的比例。秋季为土地劳动力各半。去年该社每个社员平均分玉米1305斤，比全乡收入最多的互助组还多出45%。通过比较，证明合作社比互助组好，互助组又比单干好。”
毛泽东对纪登奎汇报的情况很满意，他问：
“你们遇到过什么困难？合作社存在有什么问题？”
纪登奎说：一是互助政策贯彻得不够好。有的社用牲口入社时作了价，但社里长期不付款，不计息。有的农具采用无代价入社，一部分社员不满，他们认为被共了产。毛泽东说：
“这样共产不好，社员会不高兴的。”
纪登奎接着说：二是社里会计制度不健全，账目杂乱，公共支出过多，影响社员的积极性。毛泽东突然问：
“你们那个文香兰合作社现在怎么样？垮台了没有？”
文香兰是鲁山张良区贺堂乡的女青年团员，1952年春，她组织起了文香兰农业合作社。当时县、区政府要求每个合作社划出3亩地，作为高额丰产田。麦收时，张良区委书记在现场验收。3亩地单割、单打、单收，亩产高达676斤，引起轰动。新华社记者阚枫和《长江日报》记者吕建中赶赴现场采访，产生了怀疑，并报告给鲁山县政府。可1952年10月28日《河南日报》公布的小麦丰产模范受奖名单中又出现了文香兰合作社。阚枫看了十分生气，随即写了《鲁山文香兰农业合作社小麦“高产丰产”的实况调查》，刊登在《河南日报》第一版上，编者按也批评鲁山县、区政府弄虚作假，欺骗党和人民。此事引起轩然大波，文香兰一时成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新闻人物，毛泽东自然是知道的。纪登奎说：
“这个合作社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与压力，但没有垮台。”
纪登奎又说：文香兰从开封回去，大伙要分社散摊子。结果16户退了9户半，文香兰家一半退社一半留社，她的公婆退了社，她和丈夫留了下来。处境艰难，6户半农民兑上鸡蛋卖了，买回一个耙。乡长把3个月的津贴借给他们，又买了一头牛，硬是把合作社办了下去。毛泽东说：
“你们要帮助文香兰解决困难，不能让这个合作社垮了。”
说罢，他又突然问：
“你挨过整吗？”
纪登奎说：
“我挨过两次整。”
毛泽东说：
“我挨3次整，比你还多一次。整你是整对了，还是整错了？”
“整错了。”
纪登奎简略地讲了他在冀鲁豫挨整的情况。毛泽东笑道：
“挨点整也有好处。你整过人么？”
纪登奎回答说：
“整过。”
“整错过么？”
“也整错过。”
毛泽东又问：
“你杀过人吗？”
纪登奎一怔，马上答道：
“杀过。剿匪、反霸，杀了很多人。”
毛泽东追问：
“杀错过么？”
纪登奎如实答道：
“也有杀错的，那是情况紧急时发生的，我工作没做好。”
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点了一支烟，吸了几口，转向众人转换了话题，他说：
“1918年我送勤工俭学学生乘火车去北京。路坏了，在许昌候车3天。到了郑州，黄河涨水。那时候，男人还有辫子，女人缠小脚。党成立后，到1949年，经过28年的长期斗争，革命成功了。现在都归我们管了，事情好办了。比如治黄，过去也有王化云，但因不归我们管，治黄的问题不能解决。只有现在才能谈到解决。”
他又启发王化云在制订《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时，要力戒骄傲，不要迷信苏联的经验，不要脱离群众，不要脱离中国黄土高原和三门峡的地面实际，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错误。他问王化云：
“你读过斯大林讲的那个安泰的故事吗？”
王化云回答说读过。毛泽东要人们从安泰的故事中吸取教训，一定不能骄傲，不能脱离群众。说话间，专列到了驻马店火车站。毛泽东把潘复生、王化云、纪登奎送到车门口，交代罗瑞卿说：
“给他们买车票，让他们回去吧！”
2月16日下午6时左右，专列到达信阳火车站，毛泽东召见信阳地委书记王黎之谈话。他下了专列，握住王黎之的手，笑着说：
“我们一起在车站走走。”
此时天已黄昏，空中飞着雪花，毛泽东边走边问：
“京戏《四进士》那个故事是不是发生在这里？宋士杰是信阳州人吗？”
他还说：
“宋士杰主持正义，打抱不平，一状告倒了3个贪赃枉法的进士，可不简单呀！”
二人回到车厢，专列向武汉驶去。毛泽东取来一张地图摆在办公桌上，问王黎之信阳地委下辖哪些县，有多少人口？他边问边划，并开玩笑地说：
“你管着几个国家啊，古时的上蔡、息县、固始、商城都曾经是个国家。”
王黎之汇报了豫南剿匪反霸、土地改革、群众生产、生活情况。他还谈到一位国民党高级将领起义前在信阳烧了不少民房，在河南做了一些损害人民利益的事，因此，在各界人民代表会上，信阳的代表对他仍在河南当官反映很强烈。毛泽东说：
“河南群众有意见，那就让他到北京做官好了。你去过北京吗？”
王黎之说：
“1951年去过一次，是参加全国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那时我当地委组织部长。当地委书记后就没去过了，因没人召集我们开会了。”
毛泽东问王黎之多大了，任地委书记多久了。当他知道王黎之31岁时，便问：
“河南省像你这样年龄的地委书记还有几个？”
王黎之回答说有3个人。毛泽东很高兴地连声说好，又问王黎之是哪里人，什么时候参加革命工作，在哪里念书？王黎之说：
“我是山东人，因抗日战争，书读不成了，1938年参加了革命队伍，文化程度不高。”
毛泽东说：
“那没关系，你还年轻，在革命队伍里是可以学习提高的。你知道谭震林吧？原来也没有文化，他很注意学习，现在很不错嘛。我们共产党队伍里像你这样的人不少，问题是要努力学习。”
谈话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毛泽东说：
“我们去吃饭吧。”
王黎之随毛泽东到另一节车厢里，面对面坐在一个餐桌旁。服务员端来4个小盘，两荤两素，另加一个汤，两杯葡萄酒。毛泽东怕王黎之拘束，不断地让王黎之吃菜；饭后又在办公车里随便聊天。专列到了湖北广水车站，他问王黎之：
“你去过武汉吗？”
王黎之回答说去过。毛泽东风趣地说：
“那你就回去吧！大概你出来时，家里人还不知道你到哪里去了！大年初三风雪之夜王黎之失踪了。那还了得，说不定家里人正到处寻找你呢！”
2月16日晚上11点45分，毛泽东到了阔别了25年之久的汉口大智门车站，早有中南局副书记李先念、李雪峰及武汉市委副书记兼副市长王任重等接着。毛泽东下榻在惠济路16号中南局招待所。
这个大院原来叫杨森花园，是国民党时期大资本家、大军阀杨森的别墅。院内环境幽静，院墙高似城墙。
2月17日凌晨5点，孝感地委书记王良接到通知，乘车赶到了大智门车站。他一下站台，就听到广播喇叭呼叫：
“孝感地委王良同志，请到站口来，这里有人接你。”
王良到了站口，见是省委的一位负责人来接他，便上了车。那位负责人告诉他，毛泽东来到武汉视察，要听他汇报基层情况，并叮嘱他：
“要沉住气，主席喜欢当场出题，随便谈，不喜欢照稿念。你掌握的情况多，只要不紧张，一定会让主席满意的。”
早餐后，毛泽东在招待所一个简朴的会议室接见了王良。他握住王良的双手说：
“你是王良同志吧！”
他又询问了王良的籍贯、年龄及学历等。王良回答他是山东人，毛泽东说：
“啊，还是一位‘山东好汉’。”
坐下后，毛泽东拿出笔记本，要王良谈谈土地改革后翻身农民的生活状况。他问得十分仔细，比如集市的萝卜、白菜几多钱一斤？猪肉几多钱一斤？农民情绪怎样？他们最迫切的要求是什么？王良将孝感地区的农村情况作了详细汇报。毛泽东一边听一边记，不住地点头。他又问：
“农民有了土地，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下一步我们政府应该做些什么事情？能谈点你的个人高见吗？”
王良回答说：
“主席，我认为当前首要任务是引导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
毛泽东说：
“对，发展生产，改善群众生活是我们的头等大事！你们地、县党委的主要任务就是抓农业。”
他谈了在当前总的任务是向社会主义过渡。他说：
“我们正处在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什么叫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步骤是走向社会主义。”
他还扳着指头解释说：
“类似过桥，走一步算是过渡一年，两步两年，三步三年，10年到15年走完。”
毛泽东让王良把这话传达到县委书记、县长。他还说：
“我们要在10年到15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水到渠成，防止急躁情绪。”
毛泽东问王良对中央、对省委有什么意见，可以当面向他反映。王良将当前地、县机关存在的“五多”现象如实作了汇报，毛泽东追问“五多”的意思是什么？王良扳着指头数着说：
“一是事务多，二是会议多，三是文件、报表多，四是蹲在机关多，五是一般号召多。”
毛泽东说：
“‘两头打着坝，中间淹死人’，你们基层难做人。这种情况要改变，要努力改变。”
他要王良谈谈关于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看法。王良说：
“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主席一贯倡导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必须大力发扬。应该自上而下，然后从下而上。”
毛泽东连连点头，表示赞许。此时，武昌县委书记赵学义也兴致勃勃地赶来了，头上还冒着热气。毛泽东询问了他的身世后，要他谈谈农村的情况。赵学义回答了主席提出的问题。毛泽东听后称赞道：
“你头脑很清晰，是个秀才书记。”
这时候的武昌县隶属于孝感地委，王良作插话说：
“赵学义同志深入群众，肯学习，有政策水平，地委已准备让他挑更重的担子。”
毛泽东夸奖说：
“当领导就是要善于发现人才，你能慧眼识英雄，说明你更明白。”
2月17日下午，毛泽东带着随行人员参观了紧靠长江江岸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故地重游，自然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20多年过去了，宛如弹指一挥间，他抚今追昔，心潮起伏。站在房子面前，毛泽东指点着每间熟悉的房间，如数家珍似的给身边的人介绍。他还指着一进大门就可以看得见的大教室说：
“就在这所教室里，举行的开学典礼。”
毛泽东还向大家介绍说，他在哪个房间办公，还有哪些房间是教室，哪位教师讲什么课程。
看完了讲习所旧址，毛泽东想去汉阳看看，便召来了中南交通部党组书记兼第一副部长刘惠农，他握着刘惠农的手说：
“刘惠农同志，解放前我到过武昌、汉口，就是没到过汉阳，我想去看一下。”
罗瑞卿事先已给刘惠农打了招呼，为了安全，要设法劝阻毛主席汉阳之行。刘惠农听毛泽东这样说，便支吾道：
“主席最好不要去。”
他摆了3条理由：第一，从汉口到汉阳既没有桥，又没有渡河的轮船，坐小木划子很不安全。第二，即使过了河，汉阳也没有码头，整个汉阳连一条可通汽车的道路都没有。第三，社会秩序还不够稳定。毛泽东笑着问：
“你去过汉阳吗？”
刘惠农回答说：
“去过。”
“你是怎样去的？”
“坐划子。”
“你能坐划子，为什么我不能坐划子？”
毛泽东步步为营，刘惠农一时语塞，只好说：
“那主席，我去准备一下。”
他从长航局调来了一条船，陪着毛泽东上了船，迅即起航。一路上，毛泽东兴致很浓，巡视长江、汉水两岸，边看边问。船到汉阳高公街一个码头靠了岸，毛泽东带上一个大口罩，步入高公街。这是汉阳的一条老街，街道狭窄，仅能通过一辆三轮车，街面一片萧条。毛泽东问起汉阳兵工厂旧址，刘惠农指着龟山北麓一带说：
“就是这里。抗战时期，国民党将工厂迁到四川，厂房被日寇多次轰炸，破坏相当厉害。1950年下半年，我们在这里建造了一个棉纺织厂。”
毛泽东一行从北侧登上龟山，一直走到龟山东头。从汉阳返回时，他关切地问：
“老百姓过江都是坐划子吗？”
“是的。”刘惠农点点头，继续说：“这里是汉水、长江的汇合口，风大浪急，坐划子很不安全。第1个五年计划已决定在汉水上架设铁路桥和公路桥，将来与长江大桥一起，把武汉3镇连成一片。”
毛泽东高兴地连连点头。
2月17日晚上8点10分，毛泽东请李先念等中南局、湖北省委、武汉市委的几位领导吃饭，在饭时与饭后，他向王任重了解武汉市工业、手工业和公私合营的情况，王任重简要地作了回答。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谈话。据王任重日记记载，此次谈话要点如下：
一、有人说“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还有人主张“四大自由”，我看都是不对的。新民主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要对私人工商业、手工业、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过渡要有办法。像从汉口到武昌，要坐船一样。国家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现在起大约需要3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这是和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同时进行的。
二、全国解放后，富农不敢雇工剥削了，即使还没有搞完土地改革的地方，富农实际上也变成富裕中农了。斯大林建议我们在土改中要保留富农，为的是不要影响农业生产。我们发展农业生产并不依靠富农，而是依靠农民的互助合作。
三、我们现在家底子很薄弱，钢很少、汽车不能造，飞机一架也造不出来；面粉、纱布的生产，还是私营为主。
四、要团结民主人士，使他们的生活好一点，争取他们和我们一起搞建设。经济基础不强，政治基础也就不强。
五、私人工商业如何转？资本家转什么？他们如何生活？其中有些人会和我们一起进到社会主义的。只要不当反革命，就要给工作，给饭吃。
欲知毛泽东明日去何处考察，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3年2月17日晚同李先念、王任重等的谈话，值得认真玩味。第一，这个谈话反映了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出现在党内高层领导人之间的严重分歧：有人“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参看刘少奇1951年3月28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有人主张“四大自由”（参看《邓子恢传》，1950年提出雇工自由和借贷自由，1951年提出贸易自由，1952年提出“土地自由经营，自由处理”）。毛泽东说：“我看都是不对的。”他认为：“新民主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第二，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在这个过渡阶段，要对私人工商业、手工业、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三大任务。同时，他正在思考“家底子很薄弱”，在三大改造中要“依靠农民的互助合作”、“私人工商业如何转”、“要团结民主人士，使他们的生活好一点”等一系列问题。这说明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他的思路已经逐渐明晰起来了。综上所述，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之间，是存在着极大的思想差异和严重分歧的，这是在研究党史时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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