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接《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与两极分化》。
熊彼特描述过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加入社会主义因素的一般情形，并称之为资本主义的“解体”和“朝向社会主义目标的预先存在的趋势”。他说：“我们自己时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战败国里社会结构着了火，倾向社会主义重建的潜在趋势浮现到表层上来证明它的存在，并在一个短期内占绝对优势。更加意味深长的是，在战胜国中，也发生类似的情形，当然规模要小得多。在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不能再像1914年前那样行使它的职能。在英国，虽然不是社会主义的，但受社会主义一派影响的工党勃然升起，它诚然没有执政，但至少进入了内阁。在这两个国家中，政界对私人企业的态度悄悄地经历了根本性的变化。”社会主义的政策“其中有几条，甚至在18世纪时已经为保守的甚至专制的统治者所采纳；另外几条已列入保守政党的党纲里，远在‘新政时期’以前很久已付诸实施。我想要强调的是，我们确实已经远离放任资本主义原则的这个事实，需强调的另一个事实是，很有可能发展和调整资本主义制度，以与真正社会主义计划相差无几的方式来制约私人企业的工作。”
（一）经济学家的修正
穆勒：社会可以使财富的分配按它认为最好的规则进行
穆勒虽然确信资本主义私有制符合人类进步的那个阶段的财产所有权的传统和人们的才智及思想、文化、道德的历史状态，但他要求社会改良，使社会每个成员都能得到好处。 也确认社会主义的一些方案可以接受，应该为“令人向往”的主义留下实验的机会。他的“修正”和“增添”表现在：
1、认为财富的生产和分配是两条不同的路线。生产是通过市场自然的进行，而分配则是个制度选择问题，劳动者可能经过制度的安排获取更多的劳动产品。这就与斯密的“自然的分配次序”有了重大的区别。斯密强调分配与生产一样都通过市场调节，即两个完全不同的支配原则进行，这种自然的属性是造物主的不可更改的意志。穆勒解构了斯密自然的属性，提出“财富的分配不是如此。这是一件只和人类制度有关的事情。……因此，财富的分配要取决于社会的法律和习惯。决定这种分配的规则是依照社会统治阶级的意见和感情而形成的。这在不同的年代和国家内是很不相同的。并且，如果人们愿意，差别还可以更大一些。”“社会可以使财富的分配按它认为最好的规则进行，但是必须通过观察和推理，象寻求自然界或精神上的其他一切真理那样，明了这些法则的作用会产生什么实际结果。” （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论所有制）》）
2、为此，穆勒提出了“最好形式的私有制”的命题，指出应对“私有制的含义”进行澄清并对“现今私有制的情况”进行纠正。现今私有制的情况是：（1）劳动产品的分配几乎同劳动成反比；（2）作为征服和暴力行为的结果的财产分配；（3）有关财产的法规从来都是和用来为私有财产辩护的原则不一致的。“如果要在这种状况和共产主义之间作出抉择，则共产主义的一切大大小小困难在天平上都将轻如鸿毛。”（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论所有制）》）所以，私有制的正确含义是一种劳动者报酬与努力成比例的公平原则（类似按劳分配的原则），而不是就要对现在没有任何功绩、也不作任何努力而占有别人劳动和节欲的成果给予保证。“因此，要判断所有制的最终目标，我们必须假定使这一制度违反这一原则的每一件事都已纠正。”同时，还应假设适当地限制社会人口和实施“共产主义纲要”提出的“全民必须受教育”的主张，这样，就可能防止大多数人处境恶化和陷入不幸。“社会改良的崇高目的，应该是通过教养，使人类适应于将最大的个人自由和劳动成果的公平分配（现行的财产法规并不以公平分配为目标）结合起来的社会状态。”（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论所有制）》）
3、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了公正的辩护。穆勒还提出了“最好形式的社会主义”的命题。斯密确信在私有制下，按“交易的通义”和分配的两个完全不同的支配原则，经济活动总能取得最好的效率，穆勒以为这并不是很适合实际情况。交易的通义，把为自己的利益而工作的劳动者都假设为经济关系中的主体或主动者，他们能够遵循私利的冲动，自觉地靠自身的努力来获利，从而实现高效率。其实，情况并不如此。为自己的利益而工作的劳动者能够具有主体或主动者身份的人在全部劳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很小，绝大多数只是客体或被动者，以这种身份从事工作很难把自己视为合伙组织的成员，工作对他们来说，除了工资外，并没有更多的个人利害关系。即使有“主人的眼睛”、“解雇的权力”等强制因素，但这种监督和不安全的劳动，未必就能刺激出高效率。另外，现今的私有制情况并没有把劳动者额外努力的好处全部或大部分归劳动者所有，所以，物质刺激的好处根本不存在。“进大工厂工作，受工头往往声色俱厉的监管，俯首听命，……工人自己对工厂劳动的看法，可用以下的话作概括：能躲则躲。……1815年至1845年间，英国社会的不满情绪空前严重，砸毁机器的事件接连发生”。（布罗代尔《15世纪至18世纪的物资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P691 三联书店 2002年5月北京第一版）
相反，在财产共有和产品平等分配的制度下，劳动者以“社团成员”的身份把自身的工作视为其成员的合伙组织工作的一份，在他的工作中，个人利害关系比私有制“工场工人”的工作中的个人利害关系要多得多，而且处在“全社会的眼睛”之下，或者说由社会强迫劳动者遵守社团的各种必要条件，比“主人的眼睛”更容易得到劳动者的认同。所以，“即令共产主义劳动不象自耕农或自营劳动者那样富有活力，但比同他的工作根本没有个人利害关系的雇佣劳动者的劳动也许仍要好些。未受教育的雇佣劳动者阶级玩忽职责在现今的社会状况下是很可观的。”更重要的是人类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公益精神，“历史已证明把很多人教育成爱公如私是可以做到的。最适于这种感情滋长的土壤莫过于共产主义社团。……为了共同利益而相互争着多干，这种竞争，社会主义者并不否定。”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论所有制）》）另外，社会主义主张在社会成员中间公平地分配社会的劳动，虽然这存在着许多现实的困难，但在一种以平等为目的的制度下，对这种事情所能作出的安排即使极不合适，极不公平，可同现今的劳动分配相比，其不平等和不公平仍是微不足道的。
密尔：有限度的社会主义
密尔从反对社会主义转变为主张“有限度的社会主义”，他说“将来的社会问题，就是如何将个人行动的最大自由同地球上的原料的公有权，以及大众共同工作上的利益的平等享受权合在一起”。对密尔而言，社会主义产品分配按公认的公平原则进行，每个人都能分享到社会利益的主张应当被现行的制度作一定程度的理解和选择，以减轻贫困，缩小财产的不平等；在私有制基础上，可以以道德为中介重建劳资双方的合作互助团体，化解阶级矛盾和长期冲突，使其对立的斗争转变成在促进所有人的善中的友好竞赛。霍布豪斯把有限度的社会主义称为“是我们所拥有的对‘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最概括的说明。”据此，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提出了企业国有化、普及教育、社会救济、福利国家等社会改良主张。（参看吴春华主编《当代西方自由主义》P38-39）
马歇尔：提高工资，是社会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斯密虽然说过：“优厚的劳动报酬，能增进平民的勤劳”；“丰富的生活资料能增加工人的体力；改善他的状况和也许在愉快和富裕中度过他的晚年的那种美好希望鼓舞他拼命地工作。”但这只是他对未来的理解。在现实经济人的故事之中，斯密的工资和利润“受完全不相同原则的支配”和李嘉图的“支配工资的法则”，都是以维持劳动者生活必须品和劳动体力的自然价格为计算口径，这种“铁律”工资制完全站在资本获取更大利润的立场设计，表现了强权和专制，其后果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这种不公正，到了一百多年之后的马歇尔时代仍然十分普遍，“甚至在今日英国居民主体的大部分消费仍用于维持生活和体力”。马歇尔不得不提出这样的诉求：“……自由人的培养而参加工作不能和机器、牛马、奴隶适用同样的原则。”（马歇尔《经济学原理》P389 晏智杰主编华夏出版社 2005年10月第一版）“我们已开始感觉到，任何资本家都不习惯新的义务，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不惜牺牲劳工的幸福，我们也开始主张，各个富人或富人的集合体既有权力也负有义务。”（转引自欧文等著《经济魔杖》P266 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7年8月第一版）
马歇尔不仅看到了劳动者的贫困，而且也承认贫困实际上损失了劳动者和资本的效率。所以“提高工资，是社会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高工资不仅能提高工资领受者的效率，而且能提高他们子孙的效率，……即报酬优厚的劳动一般地是有效率的劳动”，这就促使马歇尔对分配进一步做了详细地考察，力图构建科学的工资理论，使分配公正反映劳动报酬。
1、马歇尔使用了效率工资（效率报酬）的新概念，按工人的效率和能力的运用来计量工资。他从资本家易于接受的效率，来阐明提高工资对劳资双方都有好处。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将有更多的人训练出具有高尚的目的和公益精神的品质，增加工资对他们而言就等于提供了学习机会，使其从低级劳动中走出，成为有效率的劳动者。“则工资率愈高，他们工作得愈卖劲，坚持的时间也愈长。……报酬增加使有效率的工作的供给得到即时的增加”，因为，所赚最多的工人也是所产最多的最廉价的工人，他们与效率低的工人在同一时间使用同量的固定资本，或者说相等的直接成本，但由于他们生产的产品更多，所以，相比之下固定费用实际上减少了，当然利润就会增加。因此，谁力求支付最高的工资，谁就是最好的企业家。“如我们观察高工资对下一代人的体力和智力所起的影响，则这个论据更加有力。”这个规则投诉了“在世界上大多数的地方，工资几乎是按所谓铁律或铜律来规定的，这个规律把工资固定在培育和维持一个效率很差的劳动阶级的费用上”的事实，修正了李嘉图所说的利润的高低与工资的高低成反比，任何使工资增加的原因都必然会使利润减低的原则，强调“使效率所绝对必需的那种消费，有任何增加，都不是得不偿失的，它对国民收益之所取等于它对国民收益之所增。”
2、在马歇尔看来，“必须品”不仅指仅能维持劳动者的生活和体力所必须的吃、穿用品，还应包括“效率的必需品”、“习惯上的必需品”，“很多这些习惯上的必需品和日常嗜好品是物质与精神进步的体现”。必须品内容的扩大，增加了计算工资的项目，体现了生存、效率、精神的结合，如果，坚持了这样的“必需品”劳动阶级不会再陷入贫困，也许，马歇尔认为这就是劳动者应获得的最基本的报酬，因为，它们表达了一切生产的目的——提高人类生活的旨趣。
3、马歇尔的结论是：由于“工资有等于劳动纯产品的趋势，劳动边际生产力决定劳动的需求价格。从另方面来看，工资有同培养、训练和保持有效率的劳动的精力所用的成本保持密切关系（虽然是间接而复杂的）的趋势。这个问题中的各种因素都是相互决定（即制约）的；它偶尔使得供给价格和需求价格相等：工资既不是由需求价格又不是由供给价格决定，而是由支配供给和需求的一系列的原因来决定的。”（马歇尔《经济学原理》P409 晏智杰主编华夏出版社 2005年10月第一版）另外，“一般说来，劳动、资本和土地对国民收益的分配，是和人们对它们所提供的各种服务的需要成比例的。但这种需要不是总需要，而是边际需要。”（马歇尔《经济学原理》P412 晏智杰主编华夏出版社 2005年10月第一版）所以，工资必须将效率、习惯上的必须品，甚至日常嗜好品等作为重要项目计算进去，以实现一种能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公共的福利”的工资制度，这样，劳动工资应遵循现实的经济规律，即工资取决于（1）劳动者所生产的产品价值；（2）劳动效率的高低；（3）全部纯产品总量。既然工资是生产国民收益的生产要素的一种价格，它就与利息和地租或生产者的剩余构成全部国民收益，享有同等权力参与对国民收益的分配，国民收益愈大，则它们各自的份额也愈大。
4、同时，马歇尔对密尔构建劳资互助合作团体的可能作了描述：“一般资本和一般劳动，在创造国民收益上是相互合作的，并按照它们各自的（边际）效率从国民收益中抽取报酬。它们的相互依存是极其密切的；没有劳动的资本，是僵死的资本；不借助于他自己或别人的资本，则劳动者势必不能久存。哪里的劳动奋发有力，则哪里资本的报酬就高，资本的增殖也很快。……资本和劳动的合作，如同纺工和织工的合作一样重要。虽然纺工所业居先，但那并不能使它与众不同。一方的发展是同他方的力量和活动分不开的”。
庇古：公平分配国民所得
在庇古看来，社会应当满足个人追求幸福的欲望以便达到社会的幸福，但是由于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存在（1）个人边际纯生产物与社会边际纯生产物不会出现一致的情形，所以（2）收入分配中自由竞争模式的假设与实际情况之间有很大差异，分配的结果必然是不公正，这样，社会便没有幸福。因此，他以基数效用假设和边际效用递减律为基础，力图通过阐述一种理性的收入均等化经济政策来最大化社会福利。庇古在帕雷托的“最优状态”和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概念基础上提出两个基本福利命题：①国民收入总量愈大，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②国民收入分配愈均等化，社会福利就愈大。他主张在自由竞争下，使边际社会纯产品等于边际私人纯产品，从而使社会经济福利最大化；通过累进所得税把向富人征得的税款用来举办社会福利，实现收入均等化，使社会经济福利最大化。
凯恩斯：解决“富裕中的贫困”
1933年，德国的失业人数为800万人，美国则达到1400万人，全世界的失业人数共计5000万；当时，美国将石油倒入海洋，巴西用咖啡代煤作火车的燃料。一个极端是少数人的富裕，另一极端是多数人的贫困，这就是斯密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图景。这是一种物资过剩的贫困，显然，是因为分配不公使劳动者的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凯恩斯认为制造“富裕中的贫困”的始作俑者自由放任应该终结。资本主义根本没有所谓自动化的安全阀门，其经济游戏中也没有起经常校正作用的价格机制，相反，财富分配的不公平会使消费倾向下降，这样，资本主义会失掉消费这个经济发展的动力。凯恩斯主张国家干预：通过财政政策改变国民财富的分配结构，提高社会消费倾向；通过政府财政的公共开支弥补有效需求的不足。他在看了《通往奴役之路》后写给哈耶克的信说：“然而……我所得到的结论却十分不同……，我必须坦白告诉你，我们所需要的并不是没有计划，或是少一些计划。我必须指出，我们当然需要更多的计划。但应注意的是，计划必须是在社会上大多数人皆完全赞同你的道德立场上进行。”
熊彼特：把人民经济事务由私人领域转移到公共领域
对熊彼特来说，把人民经济事务由私人领域转移到公共领域并不是他的希望，而是他观察到的“资本主义崩坏论”后的先见之明。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将逐步失去社会、政治、心理的基础和认同，而“社会主义比之填饱肚子，具有更崇高的目标，它意味着一种新的文化世界。”（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定义是：“不是由私人占有和经营企业，而是由国家当局控制生产资料、决定怎样生产、生产什么以及谁该得到什么的那种社会组织。”（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P25 商务印书馆 1999年2月第一版）社会主义之所以行得通是因为：（1）能合理地计算经济，（2）回避了资本主义的浪费，因而较有效率，（3）能避免失业，劳工生活有保障，待遇也平等，由于有这种“安全”感，刺激了劳工辛勤工作，（4）更重要的是，能够确保劳动大众的忠诚心或认同感，其结果是使国民恪守新的集团性规则。
萨缪尔森：合乎人道的经济增长
“……经济发展并没有固定的模式，尽管如此，免受饥饿、疾病和自然灾害之苦，却是全人类共同的心愿。”“一个自由和有效的市场并不能必然地使收入分配得到全社会的认可。决定经济进程的最佳路径需要的是冷静的头脑。”“社会必须寻找无情的‘市场规则’与慷慨的‘国家福利’二者之间的平衡点。”（萨缪尔森：《经济学》）
“自从19世纪后期，几乎在我们所研究的所有国家中，政府在经济上的作用稳步增加。我国的经济是一种‘混合经济’，在其中，国家机关和私人机构都实行经济控制。”（萨缪尔森：《经济学（上）》P59商务印书馆 1979年11月第一版）
显然，自由放任的市场会使贫困长期化，“但是，这样一种结果可能在政治上或道德上是不能接受的。社会没有必要把市场竞争的结果——能生存的人才能生存——当作神圣的权利或世俗的正义而接受下来。看不见的手可以引导我们到达生产可能性边缘的外围极限，但是，它并不一定是以可接受的方式来分配那些产品的。当一个民主社会不喜欢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下用对货币选票进行的分配时，它可以通过再分配政策采取措施来改变其结果。”（萨缪尔森：《经济学》）
这样，福利国家和“混合经济”就成为必须的制度选择。经济活动并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还应是道德标准评价的对象，体现博爱和正义，所以，提高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也是经济活动的目的。因此，政府的具体经济职能是效率、平等和稳定。“有关效率的政府行为试图矫正垄断一类的市场失灵。政府促进平等的方案使用诸如收入再分配等工具来反映社会对穷人和残疾人的关心。稳定化政策试图削平经济周期的高峰和低谷，减少失业和通货膨胀，并且促进经济增长。”（萨缪尔森：《经济学》）混合经济实施广泛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险和医疗保健计划，有关国家发挥福利职能的方案如：（1）医药保险；（2）食物分配；（3）福利补助。
萨缪尔森主张人道主义的经济制度。“过去，资本主义往往是一个有效率的制度，但也是一个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制度。……该制度使失业如此难以忍受，以至人们会一日步行几十里来挣得微薄的报酬，……今天，我们不会容忍这种残酷的行为。……几乎没有人愿意把时钟拨回到老式的残酷无情的纯粹资本主义。”虽然，现代混合经济制度陷入了困难，但“我们应坚持不懈地努力寻找进行结构改革的方法，以便保存现有制度的人道主义的性质而与此同时又能具有效率和稳定性。”
（二）国家的修正
1、政府直接干预经济
（1）英国
英国制定工人10 小时工作日
英国政府先后颁布了1833 年的工厂法、1842 年的煤矿法、1844 年的工厂法和1847 年的工厂法等。1847 年6 月议会颁布的10 小时工作日法规定：从1847 年7 月1 日起，13岁以上的少年和所有女工的工作时间缩短为11 小时，从1848 年5 月1 日起最终限制为10 小时。尔后扩大到全体工人。这一法案通过和实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状况，而且促进了英国经济的发展，
据统计，1850 年至1882 年间，在同一行业中的工人工资提高30%，平均增加50%。同一时期，有产阶级的税收占工资的16%，而1882 年时只占工资的7.5%，大多数工人逐渐晋升为熟练工人，享受着与他们的熟练程度相称的工资待遇。30 年代以来工人争取10 小时工作日斗争的胜利使工人劳动时间一般每周54 小时左右，比19 世纪早期有了较大的改变。
1921年，英国根据法律规定将1914 年前已实行垄断化的11 个铁路公司进一步合并为四个铁路垄断联合组织。这些组织规模大、资本雄厚、控制了全国铁路运输量的95％以上。20 年代，英国还建立了煤矿卡特尔垄断组织，它控制了全国的煤矿生产和销售。1926 年，英国在造船业中建立了10 个造船公司，它大约控制了英国造船业生产总量的2/3 以上。在纺织工业中也出现了垄断联合组织。如1929 年，英国建立了兰开夏棉纺织联合公司，这个公司联合了约140 家纺织企业。
1926 年英国在电力工业实行国有化。
（2）法国
1848 年。法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颁布了《劳动权利法令》，规定政府必须“保证工人能以劳动维持生存”、“保证全体公民都有工可做”；成立了解决工人问题的“政府劳动委员会”，城市开办“国家工厂”，保障所有失业者都能就业，但不保证职业的性质。国家工厂采取半军事性组织形式收容失业工人和其他劳动者，每天安排工人做植树、筑墙、挖土等一般性劳动，每个工作日给2 个法郎，非工作日减半或更少些。当时仅巴黎一地的国家工厂就收容工人10 万人。此外，临时政府还颁布了将工人的工作日缩短一小时的法令，规定巴黎工作日为10 小时，外地为11 小时。
（3）美国
1862 年，林肯政府正式颁布《宅地法》，规定凡年满21 岁的美国公民，在缴纳10 美元手续费以后，就可以领取160 英亩的宅地，耕种5 年以后，就可以领取执照，成为宅地的所有者。《宅地法》宣布无偿分配土地，从而解决了美国建国以来一直没有根本解决的西部土地问题。《宅地法》为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式道路奠定了经济基础。
1873 年颁布了《育林法》、1877 年颁布《荒地法》，以及1878 年的《木材石料法》等。通过一系列的法令与措施，不仅使农民较普遍地拥有了归自身所有的耕地，而且允许农民在宅地之外还可按照一定条件，如承诺扩大树木种植、对荒地实行灌溉等，申请领取额外的土地，或以低价购买大量荒地。
1868～1900 年，根据《宅地法》的有关规定，约有60 万农户分到宅地，总面积达到8000 万英亩。美国的农业耕地面积迅速扩大，新建农场数也迅速增加。据统计，1840 年，美国总的土地面积约11.20 亿英亩，1850 年扩大至18.80 亿英亩，1860 年以后至1910 年约为19 亿英亩，其中农业用地占土地面积的比例由1850 年的15.6%增加至1860 年的21.4%、1880 年的28.2%、1890 年的32.7%和1910 年的38.8%。“1860—1916 年期间，美国农场的数目从200 万多一些，增加到近640 万个，即增加了2 倍多。”①以致农场的平均规模由占地199 英亩减至1880年的134 英亩和1910 年的139 英亩。它表明，在19 世纪60 年代以后，拥有较少土地的中小农民在美国增加得很快。
南北战争后，美国开始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为了保护本国民族工业的发展，美国于1861 年通过了《莫里尔法令》，将美国进口商品的平均税率从1861 年的18.8％提高到1862 年的36.2％；1864 年，美国国会又通过了《战争关税法》，进一步把进口平均税提高到1865 年的47.6％和1866 年的48.3％。美国政府高筑关税壁垒，不仅保证了财政收入的来源，而且在抵御英国廉价商品冲击、保护国内市场、促进工业发展，特别是钢铁工业、毛纺与丝织工业等的快速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876 年起，美国结束了长期进口大于出口的状况，开始出现贸易顺差。高额关税保护是美国资本原始积累的源泉之一，也是19 世纪美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 “人权法案”的实施，
（4）英国社会主义
自由党消失在保守党和工党的对立之中。工党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开始掌权。它的早期目标包括：（1）大规模扩大政府的福利服务——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保守党政府所默认；（2）征收再分配性质的高额所得税和遗产税——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已经被保守党所默认；（3）实施范围广泛的中央计划，包括对土地使用和区域划分加以严格地规定；以及最后，（4）制定并执行范围相当广泛的国有化方案。
（5）法国的“指示性计划”
无论在戴高乐执政以前还是执政以后，法国许多重要的行业都是由政府经营的，例如：铁路、电力和矿业。
甚至私有企业也被纳入了全面的国家计划之内。不过，在法国的混合经济中，参与国家计划与否基本上是自愿的。
2、福利国家的兴起
关于福利国家的兴起，萨缪尔森作了这样的描述：“早期的古典经济学者们认为收入分配是不可改变的。他相信，通过政府干预来减轻贫穷的任何企图都将是使整个馅饼缩小的愚蠢的努力。不论他们经济上的智慧如何，他们在有关民主政治的演变方面却是些拙劣的预言家。一个世纪以前，开始了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时代。英国的格莱斯顿和迪斯累里以及德国的俾斯麦在上个世纪的欧洲着手做了F·罗斯福和L·约翰逊在本世纪的美国加紧做的事情——建立政府使用税收、转移支付以及其他方案以提高穷人的生活标准的福利国家。投选票时的阶级利益回想起来，使用国家机器来改变收入分配这一政治方法并无神秘之处。在卡尔·马克思诞生以前，我们国家的创建者——特别是那些联邦主义者，如约翰·亚当斯、詹姆斯·麦迪逊以及亚力山大·汉密尔顿——就有过有关阶级斗争的著述。他们担心，给与所有公民以投票权将会产生侵犯财产权。……由于穷人在数量上超过富人，……公共选择政府预言，在实行普选权的情况下，收入较低的阶级将会通过立法来反对已经确立的财产占有者。由于这个原因，国家的创建者准备了对激进的变革的宪法上的限制和平衡——他们甚至禁止了所得税。但是，早期的保守派无法阻止民主政体的逐渐扩大，而且伴随着普选权而来的是既符合穷人利益又符合富人利益的政治局面。今天，在所有工业化的民主制度中——不论是里根的美国、撒切尔的英国还是社会主义者密特朗的法国，种类繁多的收入援助方案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从上述两条修正的路线看，斯密自由放任的纯粹资本主义在庇古《福利经济学》和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发表的年代，就已终结。资本主义也正是在许多领域不同程度地进入了社会主义范畴后，才保持了持续的生命力，或者说，现在的资本主义已经是包容了社会主义的某些价值观念、某些制度、某些政策的“第三条道路”。只是现在，福利国家和混合经济遭遇了三大挑战，即：a 如果这样修正下去，会不会出现熊彼特说的“大步进入社会主义”；b 失业人数越来越大；c 出现了依赖政府的阶层，这样，西方开始在“计划”与市场，公平与效率之间犹豫徘徊。在这样的背景下，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主要从反对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出发，构建了新自由主义，批判凯恩斯主义，要求重建斯密，让自由放任的市场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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