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
—— 致谢韬先生
资本主义可以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吗？
事实上，从资本主义社会确立之日，就几乎每一天每一小时都在向社会主义和平地或非和平地过渡着。而且，和平过渡是主要形式。
恩格斯甚至期待着：“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恩格斯：《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
和平长入新社会！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欢欣鼓舞的设想。
恩格斯更明确指出：“我们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恩格斯：《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
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竟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
为什么不可以？
当“工人阶级的发展程度和组织程度，足能使这个阶级利用普选权来真正地为本身谋利益”（马克思：《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 当“工人阶级作为阶级来行动”（恩格斯：《致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当“无产阶级抓住了资产阶级的话柄：平等应当不仅是表面的，不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恩格斯：《反杜林论》）； 当“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从而人民的意志对资产阶级统治日益形成巨大威慑—— 一句话，当无产阶级赢得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的时候， 这时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所剩下的不就是一个将被人民力量所炸毁的外壳了吗？
然而，它只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
因为它还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本身。人民群众日益争得广泛的民主，但没有改变维护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资本主义国家性质。
虽然，猛烈增长的生产力日益要求为自己正名，要求挣脱资本的羁绊，“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 虽然，趋向于更加集中的社会化使“整个工业部门变为一个唯一的庞大的股份公司”；虽然，“自由竞争转为垄断，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无计划生产向行将到来的社会主义的计划生产投降” ——但是，“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和托拉斯，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均见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资本主义在经济领域向社会主义的演变，迫使资本主义外壳承受着日益增大的爆破力。“竞争已经为垄断所代替，并且已经令人鼓舞地为将来由整个社会及全民族来实行剥夺做好了准备。”（恩格斯:《资本论》第三卷附言）
尽管生产力的进步必然地变革生产关系，因而必然地向社会主义和平演变，但是，这种“变革”与“演变”的实质——彻底剥夺资本，却是大资本家阶级及其集团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所以，剥夺资本，不能离开暴力。
就像卵壳被新生的小鸡啄破一样，这一啄，就是暴力。暴力炸裂资本主义外壳，是不可避免的。
什么是暴力?
暴力是一种强制的力量。即专政工具，如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国家机器。它一般地处于蓄势待发的静态，表现在量上，可称为“暴力的和平形式”；而这种力量的爆发，即暴动、政变、起义、恐怖以及镇压、屠戮等流血的残杀，是它动态的极端形式，表现在“质” 上，是社会解决自身危机的特殊手段。
在资本主义社会，暴力首先是资产阶级既成事实的强制力量。资产阶级国家“这个组织的主要目的，从来就是依靠武装力量保证富有的少数人对劳动者多数的经济压迫。”（恩格斯：《致菲·范—派顿》）
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者从来就处于资产阶级暴力的压制之下。“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剥削阶级统治历来如此，资产阶级也不例外。他们把自己的暴力视为天经地义，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者至多不过是在忍无可忍时仿效剥削阶级组织起来，以暴力对抗暴力，就被咒骂为“大逆不道”、“破坏生产力”、“制造社会动乱”。这些资产阶级及其“理论精英”的歪理邪说，是对人类文明与正义的肆意侮辱与无耻践踏。
事实上，国家政权的存在，没有一个不是建立在国家机器即暴力的基石上。
从更深层的意义上来说，暴力是经济力量，是“以‘经济情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经济的条件和资源帮助‘暴力’取得胜利，没有它们，暴力就不成其为暴力”（恩格斯：《反杜林论》）
资本主义社会正是以其经济力量的资产阶级属性，支撑着国家机器即暴力对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强制”。
但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最基本的“经济力量”。任何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蕴涵于人民之中而且被人民所支配。“被统治者和被剥削者在任何时候都比统治者和剥削者多得多，所以真正的暴力总是在前者的手里。” （恩格斯：《反杜林论》）
因此，剥削者最恐惧的是人民的觉悟，是被剥削者向剥削者开展阶级斗争。“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拥护革命的群众。”（毛泽东）但是，如果人民是一盘散沙，是一群在资产阶级“理论精英”的愚弄中追逐蝇头小利的“群氓”，任凭自身伟大的“经济力量”被资本掠夺、集中和聚敛，那么人民的“真正的暴力”就会被资产阶级“非真正的暴力”玩弄于股掌之上。
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核心是政治权利的过渡。也就是经济力量的集中反映——“暴力”的过渡。
暴力过渡完全可以是和平过渡。
毛泽东指挥的北平和平解放，长期围城，“引而不发，跃如也”。那个“不发”而能“发”、因而倚为后盾、促成和平解放的，是暴力；是几十万大军、几百万老百姓“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兵临城下。
同样，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利用资产阶级民主，不断地使原有的暴力手段即军队、法庭、监狱等国家机器服从人民的意志，则“不战而屈人之兵，上也”。这不是否定暴力，而是以和平方式完成暴力即强制力量的转化。这就是恩格斯期待的从民主共和国变革为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意志成为压倒力量，强制大资本家接受乃至于认同社会主义改造。
随着生产力、科技水平以及人民整体素质的普遍提高，随着资本的高度垄断为绝大多数人剥夺极少数人提供的成熟条件，这完全是可以期待的前景。
但是，这里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无产阶级必须居于历史进程的主导地位。
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不能淡化自我，而要发展自我，这个“自我”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世界观。对马克思主义有着卓越贡献的考茨基、普列汉诺夫，以及为中华民族创出丰功伟业的改革开放，其最大的悲剧：便是在吸收与消化私有制成果的同时出让自我，即出让了无产阶级世界观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
这个领导权是不能出让的。当巴黎工人被失败的魔影扼住喉咙的时候，他们“知其不可而为之”地选择了抗争与牺牲。“或是接受挑战，或是不战而降。工人阶级在后一场合下的消沉，是比无论多少‘领导者’遭到牺牲更严重得多的不幸。”（马克思：《致路·库格曼》）巴黎人以生命之爆裂，张扬着无产阶级世界观。
毋庸置疑，和平过渡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化的主要形式，是转化的量的表现。量变完成质变。这是基础，是第一性的。
但是，和平过渡不是转化的唯一形式。非和平过渡即暴动、流血、革命，则是对和平过渡的升华，是整个转化过程中的辉煌坐标。这是它的质的表现。质变促量变，质量互变，互为因果。社会整体的质变是由一个一个相对的个别质变完成的。这些个别质变反过来促进量变的进程。
这一座座标志着质变的辉煌坐标，在巴黎公社血染风采的映衬中，在无产阶级革命世界观的底色里，闪烁着一个个光辉的名字：列宁、斯大林、李卜克内西、毛泽东、格瓦拉、卡斯特罗、金日成、胡志明……
无论是暴力的和平形式，还是在剥削阶级刀光血影镇压下的殊死反抗与革命，无产阶级应当挺起胸膛，跨上前台，夺取历史活剧的话语权与主导权。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还是推翻和消灭的关系？
其实二者并不矛盾，既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又是推翻和消灭的关系。社会主义继承和发展生产力的革命性，而生产力的冲击力终究要推翻和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无产阶级继承和发展资产阶级革命先驱“天下为公”伟大精神，理所当然要推翻和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
“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 社会主义壮大一分，便是资本主义被推翻和消灭一分。当社会主义全面占领资本主义阵地，社会主义的使命也就完成了。这时，它将以胜利者的豪迈，宣告自身与资本主义的同归于尽。
为着“同归于尽”即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应当主动开展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且必须对各种合法手段给予充分的尊重。
恩格斯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 》中指出：“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开始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仲裁法庭的选举； 他们开始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职位…… 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德国所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模仿；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
有准备的攻击，提升到主要地位！
通过合法斗争，削弱资本主义的阵地，壮大社会主义力量，集中绝大多数人的意志，在这些“充分的准备”之后，最终给大资本家阶级以致命一击。
据说，“这是恩格斯对欧洲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后遗言”。那么这个“遗言”留给世界无产阶级的，恰恰是列宁主义。
列宁在一个农民占大多数，资本关系尚未充分发展的国家，进行了“攻击”，震撼了资本世界，冲垮了帝国主义阵营，扫荡了西欧工人运动的萎靡之风，振奋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斗志，也使资产阶级深刻感受到共产主义的伟力，被迫向社会主义学习，对工人阶级让步。
坚持被压迫阶级反抗压迫阶级的“攻击”精神，是对恩格斯精神的继承，也是对今古伯恩施坦们的蔑视：伯恩施坦在抛弃“无准备的攻击”的同时，也抛弃了“有准备的攻击”，即从根本上扭曲了恩格斯关于“攻击”的鲜明立场。
“德国共产主义者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通过一切不是由他们而是由历史发展进程造成的中间站和妥协，始终清楚地瞄准和追求最后目的：消灭阶级和建立不再有土地私有制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制度。“（恩格斯：《〈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
消灭阶级！人类文明史上还有比这更伟大的“攻击”吗？
合法斗争以及“中间站和妥协”，只是为“攻击”的准备；而攻击，即革命，才是“最后目的”。
列宁之伟大，便是继承和发扬了恩格斯的“攻击”精神 ；
斯大林之伟大，也是继承和发扬了恩格斯的“攻击”精神 ；
毛泽东及其文化大革命之伟大，还是继承和发扬了恩格斯的“攻击”精神。
——读《反杜林论》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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