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再次大量出现在学术讨论中，自1978年之后至今三十年来这句话的正确性一直困扰着现代中国人。它之所以重要，不断地被人们谈起，正是因为这句话指导了中国三十年来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事业。这句话是《邓论》里的根子，是一个延伸《邓论》中“万物”的根子，在这个根子之上生长出了“改革开放”的枝叶，并且在三十年后枝繁叶茂。这句话的正确与否，逻辑是否严密，它事实上的厉害关系已经涉及到了“亿万苍生”。
对于这句话，在品味了最近“百家争鸣”之后，笔者也重新思考了一番，就此就心得部分与朋友们作一探讨。
笔者认为某些真理与达到“真理的方式”容易混淆，其实“达到真理的方式”相当于工具，真理是目标，用工具是去达成真理这个目标，而工具并不是目标或者真理的本身。但很多时候人们往往会忽视了“工具”本身它不是真理这个事实。笔者在此打个比方，我们抱有唯物史观的朋友们知道革命是推进社会发展进步的一种手段，但现实当中却往往会把革命当作真理。那么，笔者在此指出一点，“颜色革命”也是革命，但它的背后是一个强国所策动的，妄图去颠覆另外一个主权国家政权为目的的手段。最近，西藏暴乱困扰着中国，策动这次暴乱的背后有一个人物，他叫达赖。稍微懂一点中国近代历史就知道，达赖过去是一个农奴主，以他是策动这场暴乱主角之一的身份来说，显然我们可以理解为一部分人妄图复辟西藏农奴制。这场名为暴乱，但事实何尝不是一场由策动而来，以蒙蔽与煽动少数群众为过程的复辟“革命”呢？但其目标却是复辟农奴制。这里就说明了，革命仅仅是手段，它能应用于黑暗的目的，革命本身不是真理。试想，复辟农奴制相比当今中国社会难道不是一种退步？就笔者来理解，中国就是实行落后于世界的官僚资本主义，那也相比于西藏复辟农奴制要相对进步得多。按照常识推论，农奴制比之封建制都要落后。
就以上的例子，我们可以确定，很多时候被混淆成真理的“革命”其实往往是手段或者工具，其达成什么目标才是事情的根本。会运用辨证唯物论，把唯物史观当作武器，拥有了“先知先觉”能力的学者在中国不少。比如，拥有中国智者名号，创始中国新国家主义，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何新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何新先生从不隐瞒自己运用马克思的理论作为武器去分析社会状态，甚至以唯物史观的角度去推导出中国未来的走向，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辨证唯物主义者，而是能够运用辨证唯物论，以唯物史观分析问题，信奉国家主义的中国学者。无论左右都可以使用辨证唯物论，都可以运用唯物史观让自己拥有“先知”之力，但很多时候仅仅是把这些当作科学的分析方法，而没有信仰它们背后所支持的目标——共产主义。
限于篇幅，笔者并不想就共产主义信仰，或者作为共产主义者的道德修养与追求作一说明。笔者在这里只提示的共产主义信仰中一个显而易见的追求——平等。就此，针对《邓论》中的根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追求的目的作一对比，结果我们是否可以理解，如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很符合逻辑的话，那么这个真理在那里？难道是追求不平等？对照其理论之后的走向，中国导致了现在贫富差距悬殊，那么“实践检验”的这个“真理”难道是不平等？显然这句话有其背后的东西，就是真理是什么？真理绝对不会是“不平等”。事物我们可以尝试，去实践，可以去检验，但追求的是什么？却成为了主要内容，当追求的手段其中是破坏真理的标准，那么也就会破坏真理本身，其追求显然不会是真理。因为追求也可能单纯的就是“物质”提高，而“物质”提高也可以用做强盗去得到。为了追求“物质”提高，单就此点逻辑，是可以去实践做强盗，是可以去检验“银行”安全系统的，但做强盗与“抢银行”破坏了真理本身的标准。
显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成为逻辑严密的中心内容，里面需要相当多的铺垫，而不是这一句话就可以笼统地概括全部。
上面笔者提到很多人会把工具当作目的，把手段当作真理。就以革命来说，很多人如果颠倒了手段与目的，很容易产生为革命而革命的冲动，而不知道革命的目的为了什么？那么就有可能会制造灾难。革命本身不是真理，它仅仅是手段。而社会革命推动社会进步，让社会更先进、更文明才是目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混淆的就是目的，其实也是混淆了这句话中，何为真理这个重要内容。为达到目的是不可以不择手段的，因为这句话里面有两个字存在，那就是——真理。人们不可能用破坏真理的手段，而去达到真理这个目的，破坏真理的手段本身就是对真理的否定。在这样的理解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逻辑是混乱的，确切地说它需要铺垫的内容还不够，从而导致了逻辑极其混乱的结果。
归结笔者上面的论述，其实笔者指出的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缺少的正是“真理”。但笔者从说这句话的人身份上，邓先生的身份，也想提出一些疑问，因为邓先生的身份应该是一个辨证唯物主义者，对于运用辨证唯物论的人来说，有“唯一”吗？“唯一”、“绝对”、“完美”等词不适合于一个辨证唯物主义者去确定事物，在如此对社会实践有指导性作用的论断中，一个辨证唯物主义者使用“唯一”这个词是不科学的，违背了辨证唯物主义的一些思维法则。辨证唯物主义者的哲学世界里很少有“完美”与“唯一”，使用它们违背了辨证唯物论的科学分析原则。
笔者从辨证唯物主义的角度上来分析，“实践”不可能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只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之一。就如社会进步要素当中，革命是一种“手段”或者工具，但从没有成为唯一手段或者唯一工具，“使用手段”是不可能“唯一”的，“使用手段”“唯一”几乎不存在任何一门哲学体系中，“实践”看起来也只是使用手段之一，显然理解事物的手段还可以用“思考”之类完成，而实践本身也不可能替代真理。在此，笔者指出有可能邓先生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论断，同样犯了手段与目的颠倒的错误，就是把手段当作了真理，为“革命而革命”，为“实践而实践”，且不知道他所追求的目标，以及是否是“不择手段”与破坏真理的过程，相当地笼统与模糊，所以在逻辑上这个论断是极其混乱。
检验真理的标准有很多，数学上很多东西是不实践的，逻辑真理也不需要去实践检验，自然界的许多存在的东西是靠逻辑完成，甚至整个宇宙中有很多无法实践的事物存在。
从思想意识上，其实三十年来，中国部分人被这个错误的论断引导向了一种迷糊的思想境界，如果让笔者用俗语表达，就是丧失了对真理的信仰。“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这样的论断中其实忽视了真理的存在，手段成了目的，甚至于以破坏真理的手段达到目的。就如邓先生的一句名言，“不管白猫黑猫会抓老鼠就是好猫”，而忽视了里面过程需要存在的合理性、正义性、公理性、甚至是合法性，破坏了真理，其结果也将不会是得到真理，也就无从检验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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