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标准”乃现代特洛伊木马计

“唯一标准”乃现代特洛伊木马计

：王庆人  2010年5月11日

前言

2008年4月27日，《南方都市报》在京举办了“真理标准大讨论、解放思想三十周年纪念论坛”，纪念1978年5月11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下简称《唯一标准》）以及其后的“三十年思想解放”。我们对《唯一标准》的批评和质问恰好就是，你们打着“唯一”的旗号，到底“解放”到哪里去了？

很多人也曾批评过《唯一标准》，火力多集中在“唯一”这两个字上。但是，后来发现毛泽东在批改《五评》时也曾用过“唯一”，有些人因此主张承认《唯一标准》。我对《唯一标准》仍然坚持批评的态度，因为它既非哲学“理论创新”——这是“南都论坛”的学者们也都公认了的——又帮助了一群人以“思想解放”为借口，一点点地修正了马列毛的原则，简直就是现代特洛伊木马计。

我们这一代人是在五十年前群众学“两论”的高潮中，从《矛盾论》的注解中读到特洛伊木马计的。那是希腊荷马史诗中的一段史前神话：古希腊人攻打特洛伊城，很久打不下来。后来，他们伪装撤退，在城下营房中留下了一匹腹内藏有一批勇士的大木马。特洛伊人不知道这是敌人的计策，把木马作为战利品拉进城去。深夜，勇士们走出木马，利用特洛伊人毫无戒备的时机，配合城外的军队，迅速地夺取了特洛伊城。（下图引自《北青网》）

《唯一标准》貌似哲学论文，却在“腹中”布下了千军万马，借口“解放思想”，却掩盖了其后各种似是而非“理论”的经验主义、实用主义实质，三十年下来将中国引至今天这步田地：三精英谓之“成就有目共睹”，亿万百姓谓之“资本主义复辟”。

《唯一标准》名义上是哲学论文，又用了“检验真理标准”这样吓人的标题，理应首先讲清楚这样几个问题：

1.   到底什么是“真理”？

2.   具体真理如何形成了真理体系？

3.   在真理体系的内部如何检验人的认识？

4.   如何检验和由谁来检验一个完整体系的真理性？

显然，只有交代清楚前第1个和第2个问题，才能开始讨论真理检验。“检验真理”又分为第3条和第4条两种情况，在讨论真理检验的“标准”时自然也要先讲清楚，到底是在讨论哪一种情况的真理检验。但《唯一标准》在这些问题上统统打了马虎眼。

不言而喻，《唯一标准》的们当年都还拥有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这可以从他们的工作单位、他们的工作职务以及他们上级领导的身份获得证明。《唯一标准》全文共20个自然段，其中14个自然段落引用和解释的是毛泽东、或者是马列、或者是马列与毛泽东，其文字量总和约占全文文字量的80%。其余6个段落虽说是自己的文字，但其中谈及哥白尼日心说和海王星的发现的那段文字，就是恩格斯九十二年前《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有关段落的简写。《唯一标准》这样安排文章结构，无非是向读者表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表明自己是在马克思主义真理体系中讨论真理标准问题。

但三十年后出席“思想解放纪念论坛”的15位学者，包括《唯一标准》的一位，已经不像是一群马克思主义者了。也许他们会说：我们是在坚持“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但是，这年头有谁不说自己“与时俱进”呢？至于你们的言行是否还符合马克思主义，那可不是根据你们自己的说法来检验的，而是要靠实践来检验的，要靠三十年来亿万中国人的社会实践来检验。其实，有些人不需检验，他们从来就不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

如果《唯一标准》的纪念者们不是一群马列主义者，甚至不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那这《唯一标准》的问题可就大了：它到底是马克思主义的主张呢，还是什么其它主义的主张，甚或是什么“适合任何主义”的“真理检验普世标准”？如此一来，人们就有理由怀疑你们是否先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实际上塞入了自己的检验标准私货，然后再一点点修正马克思主义，最后或者变成了“普世价值”那套体系，或者变成了“化解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共戴天仇恨”的“社会民主主义”——那可就是货真价实的特洛伊木马计了！

无独有偶，恰恰在《唯一标准》发表的整整六十年前，中国思想界有一场影响深远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其影响甚至包括催生了整整三年后的中国共产党建立。

先是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学者杜威的学生胡适，在其1918年7月20日发表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中说道：“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其实胡适本人也不是不谈“主义”的，例如他就利用自己主编《每周评论》的便利，取消其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内容，而以特大标题刊载杜威演讲录、宣扬在美英两国走俏的实用主义——这不也是“外来进口的‘主义’”吗？但他却在自己的短文中批评他人“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

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批驳胡适的改良主义观点，胡适则发表《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新思潮的意义》（看：胡适那时就懂得“与时俱进”），鼓吹“一点一滴进化”的改良主义。李大钊一方面批判实用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本质，另一方面积极宣传社会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下面这段文字引自《再论问题与主义》的结尾段落，今天更加显现其伟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可是专取这唯物史观（又称历史的唯物主义）的第一说……而于他的第二说，就是阶级竞争说，了不注意，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就能实现，也不知迟了多少时期。

从这一段文字可以看出：同样是解决“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李大钊所主张的马克思主义和胡适所主张的实用主义有着多么巨大的差别。胡适所说的“少谈些主义”，其实不过是少谈些社会主义、多谈些实用主义。本文将要分析，《唯一标准》的和策划者恰恰是六十年后中国“少谈些主义”者的代表，其后的“中国特色”恰恰是实用主义的泛滥，《唯一标准》恰好就是那最初亮相的特洛伊木马。

《唯一标准》的和策划者同时还有意回避了发生于整整七十年前的列宁反对马赫经验批判主义的斗争的实质，或者片面地解释列宁的原话，甚至有意隐去了列宁实际上明确反对将实践作为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主张。这将在本文正文中详细分析。

1．到底什么是“真理”？

列宁早就指出，不同的哲学派别对于什么是“真理”，“真理的标准”，“实践标准”等等问题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回答。《唯一标准》到底是以什么哲学派别来理解和回答这些问题的呢？

《唯一标准》的会说，我们约定的是马克思主义真理观。但你们无法解释，为何现在欢呼“《唯一标准》”和“解放思想”的哲学家们并非一群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自称“与时俱进”，却又说不清自己进到了哪里。因此，我们不得不列举几种真理观来请大家比较。

儒学家们认为儒家思想是“真理”。我在《纪念五一劳动节——从李大钊到胡锦涛》一文中提到，孔子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就是造成中国大规模官员腐败、官商勾结的文化基因，就是说我们并不承认儒家思想是“真理”。但这是不承认儒家思想的整体真理性，孔夫子的很多话还是有道理的，是有真理性的。老子《道德经》5000字，毛泽东常常引用，简直是“活学活用”。但毛泽东还是批评老子思想是唯心的。

三大宗教也各有各的真理。大乘佛教倡导透彻觉悟宇宙人生的根本道理，提倡渡己渡人、希望运载无量众生到达菩提涅磐之彼岸。伊斯兰教信仰真主，教人们追求真理，而真理就是真主通过穆罕默德给人们的启示，写在了可兰经之中。基督教信仰上帝，也教人们追求真理，但他们认为真理就是上帝通过基督给人们带来的启示，写在了圣经之中。这三大宗教各有各的真理，其虔诚的信众占有全球人口的大多数。

前面提到的中国儒道以及世界三大宗教都是唯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它们的根本区别，就是其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尽管有着这样根本性的差别，但马克思主义与其它很多真理体系仍然有些相通之处。典型的例子包括前面提到的，毛泽东批评老子的唯心主义，却欣赏其极其深刻的朴素辩证法。毛泽东也批评孔子的唯心论，但推崇孔子的因材施教、发挥主观能动性等积极因素。毛泽东一贯主张，对中国文化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继承，但这并不是要继承其整个体系，而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马克思主义者对作为真理的马克思主义是十分忠诚的。年轻的革命烈士夏明翰在1928年3月就义前写下了“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首诗最生动地表现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追求真理的决心和信心。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不断发展的，典型的例子有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批判马赫主义以及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批判中国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不断地发展着的；但这种发展绝不是修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更不是将它曲解成什么其它的真理体系。

2．具体真理如何形成了真理体系？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师承柏拉图，却抛弃了柏拉图唯心主义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认为实在界乃是由各种本身的形式与质料和谐一致的事物所组成的，人的知识是起源于感觉的，这已经包含了唯物主义的因素。亚里士多德最大的贡献在于创立了形式逻辑这一重要学科，并坚持将这种思维方式贯穿于他广泛的研究、统计和思考之中。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坚持各个具体真理必须在逻辑上相容，不能相互矛盾。

其实，千百万人在认识世界过程中都践行着这个逻辑相容性原则，因为只有“自圆其说”、“以理服人”才能维持真理的生命力。亚里士多德只不过是将这种逻辑相容性的要求揭示了出来，严格地总结了出来，并在自己的真理体系中认真地践行。这套逻辑相容原则也被他以后的学者广泛地接受，人们在追求真理、发现真理之后，总是要找到各个具体真理之间的逻辑相容性，这就形成了真理体系；人们还要进一步维护自己真理体系的纯洁性，设法排除体系中那些与其它具体真理无法相容的认识。由于历史、文化、社会、尤其是阶级等种种因素的差异，不同的人群构造了不同的真理体系，但凡有生命力的体系都努力地践行着逻辑相容原则，只是各个体系所承认的“逻辑”内涵会有差异，相容性也有高下之分。

中世纪经院哲学代表人物托马斯·阿奎纳是在基督教体系中追求逻辑相容性的“大师”。他指出不但应该证明“上帝的存在”，而且也能够证明上帝的存在；然后居然在《神学大玄》中给出了证明上帝存在的五个证据，被后人称作“五个证明方法”。这样，阿奎纳就将对上帝的迷信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了。阿奎纳的证明虽然在表面上使用了形式逻辑，但证明本身又蕴含了某些无法为实践所检验的假设条件。

除了形式逻辑之外，黑格尔在近代完成了“辩证法”，说他的辩证法揭示了“绝对观念内部的发展规律”。但他是个“彻底的唯心主义者”，本末倒置地硬说现实世界是“绝对观念”的表象，因而这套辩证法才反映到了现实世界之中。马克思去掉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因素，将其植入唯物主义，在其毕生的理论研究与革命实践中运用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除了践行“形式逻辑”层面的相容性，还践行“辩证逻辑”层面的相容性。除去宗教信仰者之外，有些人误解马克思主义，往往就是因为他们误解了其中的辩证逻辑。

其实中国人最有条件理解辩证法，因为中国的道家和佛家的辩证思想不但远远超过黑格尔之前的欧洲水平，而且要比欧洲哲学生动得多和丰富得多。人们都说，毛泽东是最伟大的辩证法大师，其实就是因为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之后，花费了巨大精力整理中国文化中最为丰富生动的辩证法因素，并将其植入了马克思主义、又演绎得出神入化。毛泽东在哲学上的建树，是随着他所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完成的。这可不是随便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之外再加上“唯一”二字那么简单。

据说，有人对某某领导人在去世后的悼词里没被称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感到愤愤不平，其理由居然就是因为该领导人当初添加了“唯一”二字。可是在比较了毛泽东的哲学贡献之后，这一愤愤不平的理由难道不是成了千古笑话吗？

3．在真理体系的内部如何检验人的认识？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这里毛泽东所说的“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当然是指在马克思主义体系内认识和发展真理。

现在我们来考察《唯一标准》中的这个“唯一”：它无疑是在坚持只准采用“实践标准”，不准考虑、也不准利用该真理体系内部各项具体真理和认识之间的任何逻辑相容性。换言之，《唯一标准》就是拒绝逻辑推理、拒绝辩证推理、拒绝“站在巨人的肩上”！那又如何能够沿着马克思主义所“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前进呢？凡有过理论创新（无论是科技的还是社科的）经验的人，在阅读《唯一标准》都能断定，其肯定不曾有过任何理论创新经验。

在真理体系内部持续发展和创新是理所当然的，其“理”就在于恩格斯和列宁都曾讨论过的真理的相对性和真理的绝对性。毛泽东在《实践论》对这一问题给出了更为生动的论述：“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

一般地说，当一个真理体系出现矛盾时，例如发现逻辑不相容、辩证不相容或者某个局部认识与实践不符合时，就称该体系出现了“危机”，而恰恰是这样的“危机”预示着这个真理体系中创新机会的到来。在创新过程中，只有根据实践和推理提出新的假设，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这一假设，直至解决了真理体系的危机、在其中发展了真理。

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往往是在真理体系中针对一个认识或假设进行推理，推导出一个可能被实践者观察得到的结果，然后再将这个结果与真实的实践结果去对照。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实践往往会受到各种自然的、物理的、心理的和社会条件的限制，要想用实践去检验人的认识，就必须在真理体系之内首先运用推理手段，将人的认识转换为“可以观测”的考察对象。不这样做，就无法用实践来检验人们认识的真理性。

因此，创新者不但要在形成任何深刻认识时、或者提出任何深刻假设时使用“逻辑推理”和“辩证推理”，而且就连设计“实践检验过程”也离不开推理。所以，凡真心发展真理的人，凡具有创新经验的人都不会像《唯一标准》那样拒绝和排除推理。因此可以理解，正如《唯一标准》的第一胡福明所曾经公开表明过的，他最初给《光明日报》的投稿并无此“唯一”二字，这两个字是别人在他的大标题生硬添加的。加上了“唯一”二字之后，整篇文章不得不改写，因为那时们还没有找到经典作家对“唯一”的支持，总要自己写上几段吧。这样一来，三十年后就冒出来一个“首创权”问题。我们多么希望读到胡福明的原始文稿，来帮他们断一下功过是非呀。

《唯一标准》引用了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的一句话：“当然，在这里不要忘记：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列宁选集》第2卷第42页）这话是说，光靠实践标准是受到时间、地点、物理和社会条件限制的，但《唯一标准》的却从这句话解释出“唯一”来。这样做，无异于为某些人借口客观条件不足、拒绝判断真理而敞开了大门，或者是为某些人拒绝判断他们所“不喜欢”的真理而敞开了大门。

为了说明推理在发展真理和检验真理中的重要性，我举一个几何学第五公设的例子。念过初中几何的人都知道这样的一条公理，“在一条直线之外的一个点，可以引一条、而且只能引一条平行线”。这就是平行线公理，在欧几里德几何（也是一个“真理体系”）中按照顺序排在五大公理之末，又称“第五公设”。但是，这个公理实在太不显然了。在欧几里德之后的两千年间，很多数学家都想从前四个公理中推导出平行线公理，或者说都想证明“第五公设是多余的”，这就是有名的第五公设问题。很多数学家花费了毕生的精力来证明这个多余性，有些人还宣布了自己的成功。但在这些人去世之后，人们发现他们的证明总是蕴含了某些假设（就像阿奎那证明上帝存在的那种假设），而那些假设和第五公设是可以互相证明的。说来说去，第五公设并不多余。

1826年，俄罗斯数学家罗巴切夫斯基反其道而行之，宣布他证明了第五公设在欧几里德几何中的必要性。其证明方法是将第五公设稍加修改，结果构造出来一个新的逻辑相容性几何体系，被后人称作“罗巴切夫斯基几何”。但直到他1856年去世，学术界不但完全不承认他的证明，不承认他的新几何，甚至还解除了他的教职。可怜的罗巴切夫斯基，在他死后12年，人们才恍然大悟了他的证明和他的几何，那已经是他发表这一证明、这一几何42年之后的事了。（下图引自《科学蒙难集》）

我要敦促《唯一标准》的、策划者和喝彩者们：请你们看着罗巴切夫斯基的相片，那双追求真理、毕生相许的眼睛，解释一下他发现真理以及检验真理的过程和标准吧！

在结束本小节时，让我再重复一句：在阅读《唯一标准》之后，凡有过理论创新经验的人都能看得出，其们在1978年5月该文发表之前肯定不曾有过真实的理论创新经验。

4．如何检验和由谁来检验一个完整体系的真理性？

第3小节分析了，坚持《唯一标准》的实质是要“脱离原有真理体系”去孤立地检验一条具体真理，或者完全从零开始考察整个体系的真理性。有的时候我们的确需要坚持这样检验真理，那就是我们完全不相信、根本不相信被检验理论体系的情况。例如中世纪基督教经院哲学代表托马斯·阿奎纳所证明上帝存在的“五个证明方法”，我们难道还值得沿着阿奎纳的证明去一个个地验证其逻辑有效性吗？完全不值得！我们只需对阿奎纳说：你证明了上帝的存在吗？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才是我们应该使用“唯一”的地方。

毛泽东正是在批改“五评（战争与和平问题）”文稿时使用了“唯一标准”（见描红字句）：

“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侵略和战争行为，正在教育世界各国人民逐步觉悟起来。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些在在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上有错误观点的人，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反面教育下，我们相信，有很多人会改变过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的“对五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稿的批语和修改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毛泽东这里的“唯一”是极其恰当的，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赫鲁晓夫集团修正主义理论体系的完全不相信、根本不相信。《五评》在沿着马列主义真理体系完成了全部推理和批判之后，在结尾处以“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义正词严地鄙视修正主义的理论体系，这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

《唯一标准》的们就不同了。他们在1978年发表该文时还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犹抱琵琶半遮面”。既然承认马克思主义真理体系，就不能武断地排除其中的逻辑推理和辩证推理，更不应该在大标题中宣称“实践”是“唯一标准”了——除非他们认为马克思真理体系不相容、不值得在其中运用任何推理！

《唯一标准》的们和策划者们坚持在大标题中使用了“唯一”，但愿这仅仅是当年的哲学错误。但这一错误的社会实践效果就是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列毛真理体系的完整性，适合自己需要的就承认，不适合自己需要的就“解放思想”。加上他们的“自己需要”日益脱离群众利益，三十年下来就把中国搞成了今天这个样子。三十年后纪念《唯一标准》时，他们觉得气候合适了、条件成熟了，就不再“半遮面”、不再举马克思主义大旗了。这不正是古希腊特洛伊木马计的现代版本吗？

在结束第3、第4小节时，我们引用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343页脚注中的有关“实用主义”的一段话：

……实用主义既嘲笑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也嘲笑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它宣扬经验而且仅仅宣扬经验；认为实践是唯一的标准；依据一般实证论思潮；专门依靠奥斯特瓦尔德……极其顺利地从这一切中推演出上帝，这是为了实践的目的，而且仅仅为了实践，这里没有任何形而上学，也没有超越经验的任何界限。

原来列宁早在1908年就明确说过，“实用主义”才“认为实践是唯一的标准”呢！

作为一辈子搞（甚至“吃”）马列的人，《唯一标准》的们和策划者们显然读到过列宁的这个注解，因为他们在自己的文章中曾经精心挑选过列宁同一文章的其它语句。但他们有意隐瞒了列宁的这句话。这说明了什么？这只能说明他们的目的是在《唯一标准》的大木马中塞进自己的实用主义私货。三十年来泛滥的猫论和摸论不就是这种货色吗？我们说“唯一标准”乃现代特洛伊木马计，这难道冤枉了他们吗？

结束语

本文引用了列宁1908年针对马赫经验批判主义的斗争，引用了李大钊1918年针对胡适实用主义的斗争，对这两个主义的批判在中国当代确有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

中国历史上是小生产者、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中国共产党对此早有清醒的估计，对在这个汪洋大海中泛滥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早有充分的警惕，这反映在以下周恩来于1928年为党所起草文件中的一段话：

（1）在思想方法上，小资产阶级表现为观察问题时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党内出现只重书本知识不注重实际的教条主义和只重感性知识而轻视理论的经验主义。

其实马赫经验批判主义也是一种经验主义，只不过“深奥得多”。中国历史上的经验主义尚未登大雅之堂。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都有批评，但主要是教条主义，我们不再赘述。以下是邓小平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十分明确的谈话：

“……即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就是只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不从具体情况出发来运用，它使我国的革命遭受过失败和挫折。经验主义，就是只看到一些具体实践，只看到一国一地一时的经验，没有看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两者我们都反对。”

以下是毛泽东在其去世前17个月的批语（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见中共中央1975年第126号文件），将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提到了修正主义的高度：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主义，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毛泽东的批评多么深刻，他的预言又多么准确：这样自觉的党就是因为“真懂马列的不多”才闹成现在的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大泛滥。本文的目的是批评《唯一标准》，笔者希望另找机会分析和批判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

在结束本文时，笔者想起了英国天文学家哈雷（1656-1742）和他所预言回归的哈雷彗星（下图引自《Hudong图片》）。

哈雷在观察和分析了历史数据之后，于1705年宣布他经过计算的预言：1682年曾引起世人大恐慌的那颗彗星将于53年后即1758年再次出现于天空。他的预言被很多人看作胡话。但那颗彗星在1758年圣诞之夜真的被一位农民天文爱好者观察到了，那已经是哈雷去世16年之后了。

看看这些发现真理、坚持真理、将毕生贡献给真理的人，他们所预言的真理分别在这样的时刻获得世人的理解：

——罗巴切夫斯基：1826年证明了非欧几何，1856年去世，身后12年被世人理解；

——哈雷：1705年预言哈雷彗星回归，1742年去世，身后16年被世人理解；

——毛泽东：1966年发动文革，1976年去世，身后33年被世人理解！

×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