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东西当然大受自由主义者追捧，因为它为自由主义者面对左翼“只批权力，不批资本”的指责时，提供了一种似乎说得过去、可以心安理得的解释，免去了道德上的尴尬。所以自由主义者大都喜出望外，手忙脚乱就开始欢呼了，再顾不上审视秦晖的说法是否真正站得住脚。
可惜这种说法实在漏洞太多，它要被公认接受，恐怕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有可能：一是在思想言论被高度钳制的情况下，如果只有这一种声音在反复重播，或许能够得到全面认同；另一种是在狂热的信徒人群中，凡是有利于维持“信仰”的说法，总是易于得到拥戴和追捧。从粉丝们对待批评秦晖声音的义愤填膺程度看，秦晖确实具有成为“芙蓉姐姐”的内在潜质和外部基础。
由于东西冷战以自由主义西方的胜利而告终，所以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包括中国确实都赢得了前所未有的众多信众，这些信众对待信仰的坚定执着，常常已不能以理性来解释。
但其他人显然并非如此，还不说那些对“平等”翘首以待的劳苦大众，即使是被秦晖视为“共同底线”两翼之一的思想左派，恐怕也不会有太多人认同这样的“底线”。因为这一底线说是“共同”，貌似“公允”，其实完全是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偏向于自由主义那一边，属于伪装公正的“拉偏架”。
按照秦晖的说法，在实现平等和自由之前必须首先实现“共同底线”，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建立自由民主秩序，而不是争取没有这种秩序的平等和自由。而所谓“自由民主秩序”，当然要以自由为基础，它虽然也包括政治平等的内容，但完全不涉及经济社会方面的平等。按此逻辑，如果承认“共同底线”，就不应该以“平等”为理由反对“自由”，却可以以“自由”为理由反对“平等”，这不是“拉偏架”是什么？这样的东西能够成为“共同底线”吗？
秦晖在自由主义中属于左派，他不象某些自由主义者尤其是经济自由主义或古典自由主义那样，被新左派批评为“只批权力不批资本”；秦晖的主张是“先批权力后批资本”，他的逻辑是：不把权力批倒，自由民主秩序建立不起来，资本就不可能得到有效抑制，平等就只是空中楼阁。
秦晖的这一逻辑隐含了两个前提：一，从自由主义观念出发，认定自由民主是增进平等的唯一有效途径；二，对思想左翼“平等”、“抑制资本”的要求，以“在自由民主秩序之前不可能实现”作为拒绝理由。
人总是看不到自己，难以反推及己。当秦晖以“在自由民主秩序之前不可能实现”为理由否定即行平等和对资本的批判时，他似乎忘了首先应该低头检视一下：被他视为前提的自由民主秩序，在当前条件下是否有着实现的可能？如果大家都只是“不可能实现”，那么凭什么就要求新左派的“平等”、“批判资本”缓行，而秦晖的“共同底线”却应该即行呢？毫无疑问，凭的只能是自由主义的理念。因此，说到底，秦晖的“共同底线”，除了自由主义的理念，再无其它；除非将这种理念包装成绝对、唯一，否则，“共同底线”在逻辑上永远立不起来。
不仅如此，“平等”也并非如秦晖所认定的那样“在自由民主秩序之前不可能实现”，它比“共同底线”易行得多。当社会保障机制得到健全时，平等就得到了增进；当农业税被取消时，平等也在增进；当农民工被关注时，平等还在增进，等等等等。凭什么说平等在自由民主秩序之前就不可能实现？平等永远只是相对性概念，只有“增进”没有“实现”；被自由主义者捧为万应灵丹的自由民主秩序，并非增进平等的唯一途径。
但秦晖却将视线凝固在这一在当前条件下不可能的途径上，这当然是由于他被观念主导，一叶障目。如果说要坚持理念，不讲可能性，只讲必要性，那么自由主义又凭什么否定新左派“平等即行”的主张和呼吁，凭什么将“自由增进”置于“平等增进”之前或之上？秦晖又凭什么要左派接受他的“共同底线”？
事实证明，一种思想是否流行，主要看它是否迎合了人们的愿望，而不是看它是否客观深刻。因此，同属自由主义阵营，虽然秦晖的思想成就远不能与吴思相比，却能赢得更多追捧。秦晖的主要工作不外是手持自由主义的“主义”量尺，将他所谓的“中国问题”丈量一下，然后得出结论说：不错，西方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还管用，我还能用它来自圆其说。
他真的自圆其说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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