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不可否定
——九问皇甫平们
张勤德
2006-02-28
《改革不可动摇》一文（以下简称改文）引起广泛注意，和它有不少尖锐提法以及笔名“皇甫平”的特殊涵义等等，都有关系。
对于为什么叫“皇甫平”，周瑞金有两种解释：1991年三位用它在《解放日报》发表评论时，一是因为它是“黄埔江评论”的谐音，二是因为它有“辅佐邓小平”的“深层涵意”（ 2006年1月26日《强国论坛》）。
今天，周瑞金又以“皇甫平”的名义发表评论，他说是在于“中国又走到了一个历史的拐点”。这句话给人的印像是，好像很快要对现在坚持的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来一次新的历史大转折了。这个动向，显然催人警醒。
改文的内容，在怀疑、歪曲和否定科学发展观方面，也比皇甫平们的其他文章具有较大的代表性。
因此，现围绕改文的主要观点提九个问题，与皇甫平们商榷。
（一）对资改观（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观）应不应当加以否定？
改文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拿大帽子压人。它给社改派（社会主义改革派）扣的一顶大政治帽子，就是“否定改革”。但问题在于，承不承认事实上存在着两种改革观，应不应当否定资改观，坚持社改观。
资改观的要害，是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动摇、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他说，有些人“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邓小平文选》3卷229页）。
例如，资改派公开宣扬私有化，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认为这“本来就是物归原主的过程，它本来就是从资本家手中抢过来的，通过程序还给人家，人家买回去，怎么又叫国有资产流失呢？”（张维迎，《》2005年2月3日）“今后中国经济的基本走向应该是投资以民间资本为主，政府管理以改善环境为主，经济形式以民营为主”（高尚全，《新华网》2005年11月6日）。曹思源一本书的名字就叫“人间正道私有化”。他说“现在中国一般老百姓反对国企民营化并不科学”（《华岳论坛》2004年11月28日）。这是不是主张把改革演变成改向（改变社会主义方向），在实质上反对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呢？
他们公开宣传宪法上关于“‘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等规定，就显得不合时宜了”（吴敬琏，2003年6月6日《在青岛修宪研讨会上的发言》）；大讲“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实践已证明，‘三权分立’对制约权力遏制腐败非常有效，就像市场经济能有效配置资源一样，这是人类创造的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有效工具，是人类创造的政治文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我们有些人，把保持中国特色作为拒绝外来文明的挡箭牌，这是荒唐的和丑陋的”（任仲夷，《南风窗》2004年10月24日）。这是不是主张实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在实质上反对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呢？
他们主张实行多党制，说什么“政党可以轮流执政”（李锐，《民主中国》序言）；“‘一党专政’正是中国政治始终迈不过的一道坎”（钱理群，《怀念李慎之》）。还有些“主流学者”用笔名在网上咒骂：“在极权主义社会，不是平庸的人当政，而是最坏的人当政”。“一党专制之国不开党禁必亡党，前有德国纳粹党的遗臭，后有伊拉克复兴党之覆辙，可作警示。”（《关天茶舍》2004年7月30日）这是不是主张让资产阶级政党上台，在实质上反对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呢？
他们恶毒攻击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近年来在包括中央党校在内的多所北京高校发表演讲,并被首都媒体炒热的张五常叫嚷：“在中国，马克思的理论是奄奄一息了”。“关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概念，我曾用三招两式，使它片甲不留！”（《经济研究资料》2002年第12期）李锐说：“马克思的理论体系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包括唯物史观和劳动价值论这两大马克思主义的基石，以及从而得出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策略等。”（《对马克思主义再认识》序言）这是不是否定我们党的理论基础，在实质上反对坚持马克思主义呢？
对于资改观的存在，连资改派们自己都是公开承认的。例如，张维迎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竞争与中国的体制改革》一书中说：“我们提出了一个体制改革的理论，并以此分析中国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再如，不少“主流学者”在被批评搞资本主义带来了危害时，总爱这样辩解：“我们主张搞的不是这种‘权贵资本主义’、坏的本主义”。就是说，对于主张搞资本主义，他们并不讳言
资改观影响的扩大，严重败坏了改革开放的声誉，干扰了党的政策的落实，导致人民最不满意的腐败现象增多、分配不公加剧、社会治安恶化、国有资产流失、“三农”问题严重等等成为“老大难”。这些铁的事实，无疑是任何稍有实事求是之心的人都不会否认的。
显然， 要真想搞好改革，首先必须区分两种改革观，旗帜鲜明地否定资改观，以保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但是从改文中可以看出，皇甫平们直到今天仍然反对在两种改革观问题上问“姓社姓资”即反对否定资改观，甚至笼统地把否定资改观也算作否定改革。人们难免要问：这究竟是为什么？
当然，他们可以讲出很多理由来回答。但说穿了，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是，社会主义（他们叫做“传统社会主义”）搞早了，搞糟了。既然我国的生产力这么落后，人们的私有观念这么严重，那就什么办法灵就采用什么办法吧；既然现阶段的任务是实现现代化，那么只要政权在我们手里，像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西方国家那样，用资本主义的办法把现代化建设搞上去，有什么不可以的？
可见，们主张的实质上是“补课式改革”，即搞一段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招牌的中国特色资本主义。
但由于皇甫平们一般都身居高位并像大萝卜那样虽然心是白的却有一张红皮，由于需要增加欺骗性以减少阻力，因而极少露出这张底牌，往往通过扩大庸俗发展观的影响来实现目的。把发展是硬道理演变成GDP增长是硬道理，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演变成以经济效率为中心，极力宣传为了发展生产力甚至为了把经济指标搞上去便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就突出地反映了这一点。因此，他们对树立科学发展观，尤其是对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既反感又害怕。于是，明里暗里加以抵制和反对。例如，他们在党中央在“十一五”规划建议中不再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突出强调“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之后，仍在改文中大讲：“‘效率优先’使整个社会的富裕程度‘水涨船高’到人均1500美元左右”；“整个改革开放的‘效率优先’旗帜上，也写着‘公平’二字”。再如，他们在《学习时报》上公开批判“有人要以其他发展战略来代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2005年9月19日）。更有甚者，高尚全、盛洪等前些日子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的一次会议上竟散布，现在是处在“暖冬中的寒日”，有些人在“用发展压改革”。所以，我们只有抓住科学发展观和庸俗发展观的斗争这个关键，把当前这场大讨论的实质看清看透，才能击中资改派的要害，掌握斗争的主动权。
邓小平同志历来强调，要克服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上的软弱涣散状态，旗帜鲜明地站出来说话。对于当前这股以否定科学发展观的统领地位为重要特征的自由化思潮，多数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正站出来进行抵制和反对。只要深入到群众中，包括在网上看一看，便不难认清这一点。请问，他们这样积极投入反对否定科学发展观的错误倾向的斗争，难道错了吗？
（二）能不能对改革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进行分析和总结？
邓小平同志历来强调，改革是一场实验，要摸着石头过河；“对的要继续坚持，失误的要纠正，不足的加点劲”（《邓小平文选》3卷308页）。这就要求我们全面解放思想，彻底实事求是，既要注意从左倾僵化思想中解放出来，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开放，又要从右倾僵化思想中解放出来，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既要敢于对建国以来的前30年进行实事求是地总结，又要敢于对近30年的改革开放进行实事求是地总结，像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说的那样不断地反思改革，用一分为二的方法总结经验教训，找出对的和错的，坚持真理，纠正错误。只有这样，才是真坚持改革，才能真正搞好改革。
实际上，我们党一直都在认真总结改革工作中的经验教训。邓小平同志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是忽视用四项基本原则教育人民，而且落实得不够，甚至讲得都很少，就把忽视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作为改革工作中的最大失误提了出来。胡总书记提出树立科学发展观，也是对改革和发展的实践经验进行科学总结，其中包括认真接受庸俗发展观影响扩大给我们造成相当大损失的教训，取得的重大成果。
还要看到，由于改革是破除一切不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障碍，所以破除资改观和以物为本的庸俗发展观，纠正工作中的错误和失误，从广义上、实质上说，也属于改革创新。
因此，刘国光提出的总结经验，反思改革，以利于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开创改革发展新局面的建议，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和绝大多数干部群众的支持。既然如此，怎么能给反思改革的同志统统扣上“利用反思改革来掀起反对改革的思潮”之类大帽子呢？
（三）把人民利益还是把GDP作为检验改革工作的最高标准？
胡总书记强调的以人为本，不仅要求我们把人民利益作为包括改革在内的一切工作的根本目的、根本动力，而且要作为检验的最高标准。他2004年在“七一”讲话中突出强调：“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工作必须以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衡量标准”。各项改革工作都应当接受这个最高标准的检验，符合的就坚持，不符合的就纠正。
当然，检验改革，也需要坚持生产力标准，因为生产力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但是当前特别需要认清以下三点：
（一）从生产力本身来说，它的发展是和多种因素有关系的，所以不能把生产力标准简单化、绝对化。例如，一看到香港的经济有发展，就说那里的改革“姓社”，那还有“一国两制”吗？
（二）生产力有个归谁所有，由谁管理，成为为什么目的服务的手段，用什么方法发展的问题。马克思不仅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被“资本家据为己有”，而且提出了它“发展劳动生产力的目的”问题（《马恩全集》23卷356页）。恩格斯说，存在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之中的生产力，是“由社会公开地直接占有已经发展到除了社会管理不适于任何其他管理的生产力”（《马恩选集》3卷318页）。马恩认为，对于工人阶级来说，生产力应当成为“能够进行完满的社会革命和彻底地消灭阶级矛盾的物质手段”（《马恩全集》8卷231页）。列宁写道，“社会主义应当按照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方法——更具体些说，按照苏维埃的方法”，来实现对资本主义劳动生产率的超越（《列宁选集》3卷501页）。他还明确提出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概念，说“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要求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工人阶级的高度组织性”（《列宁全集》8卷479页）。毛泽东同志在那个关于生产力标准问题的著名论断中，讲的是“中国人民的生产力”。邓小平同志也多次提出“要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116页）。我们的包括发展生产力在内的整个社会生产，目的都是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目的决定手段，手段服从和服务于目的。因此，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目的的生产力、以人为本的生产力，必然成为检验我们各项改革工作的标准。所以归根结底，人民利益标准是检验我们的言行和工作的最高标准。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力一时、片面的发展，并不能证明苏东的剧变（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里叫做“复辟”）搞对了。
（三）用“三个有利于”标准衡量外资、私有经济的发展，有个度的界限，这就是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在不否定这一主体地位的范围内，尽管外资、私有经济本身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但它们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需要的。然而用它们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管从表面、一时、局部来看多么符合“三个有利于”，但从实质、长远、整体来看，则是违背这一标准的。这是在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是被长期实践反复证明了的客观真理；以公有制为主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基本的特征，否定了它就不是社会主义了。
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们的实践来看，我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指的是为完成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并建设高度民主和文明的历史使命；为走好以人为本，全面、协调、持续的科学发展道路，而坚持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化制度的社会。
唯其如此，邓小平既讲了“三个有利于”，又讲了“深圳姓‘社’不姓‘资’”，是在于“公有制占主体”；讲了产生两极分化和新的资产阶级，就是走了邪路，改革就失败了；讲了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把这些统一起来，才能形成完整的区分两种改革的标准。这个完整标准的实质，就是人民利益标准。
但皇甫平们却说什么“如果俄罗斯有一天发展速度超过我们，那就意味着俄罗斯所谓的社会改革之路走对了”（刘吉，《中国的经济安全与对策》2004年版）。显然，在他们看来，仅仅由于石油涨价等原因带来的偶然和片面的GDP快速增长，而不管“复辟”给劳动人民带来多么大的苦难，给全世界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事业造成多么大的损失，便应当得出苏联的和平演变搞对了的重大结论。这说明孤立、片面、单纯地强调生产力标准，会导致多么严重的后果。
这样片面地强调生产力标准，甚至把生产力标准庸俗化为GDP标准，充分证明他们坚持的是庸俗发展观，即以物为本的发展理念。实事求是地说，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真正自觉坚持资改观的是极少数，而受庸俗发展观影响的人则不算少。他们大多是出于尽快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的良好愿望而接受庸俗发展观的，一般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但如果从以物为本滑向以资为本，坚持资改观，危害性就更大了。
民心不可违，民意不可欺。我们的医疗市场化改革、教育产业化改革、住房商品化改革，由于受到庸俗发展观的影响，出现了不少平民百姓看不起病、子女上不起大学、买不起住房的问题，引起了群众的不满。一些网站统计，对此不满的网民达90%以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如不认真解决，对改革和发展都是不利的。因此，卫生部长高强在谈到群众看病贵问题时强调，“不能把什么都推向市场”（《新浪新闻》2006年2月19日）。
极少数顽固坚持资改观的人之所以蓄意把生产力标准庸俗化，蓄意要通过扩大庸俗发展观的影响，由以物为本导向以资为本，是因为这样便于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他们之所以愿意走资本主义道路，正如美国著名教授科兹在《自上而下的革命》一书中所说，“实行资本主义最符合精英集团的利益。这样，他们不仅是生产资料的管理者，而且可以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既可以实现个人财富更快的增长，又能合法地让子女继承权力和财富”。这里所说的“精英集团”，指的是高中级干部中那些主张搞资本主义的人。 科兹还在书中指出，苏联剧变时，82%以上的人民群众是反对分裂苏联、搞资本主义的。但是由于在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在内的约10万高中级干部中有76%的人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并且这些人掌握着权力，最后终于发生了党垮台、国解体的大悲剧。可见不把人民利益而把“精英集团”的利益作为检验改革的最高标准，从而导致把“以民为本”演变成“以官为本”即官僚精英把自己的利益作为改革的根本目的和最高标准，导致把人民民主演变成“精英民主”即让“官本主义者”掌握政权，会发生多么可怕的悲剧。
（四）应不应当开展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
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快速的私有化、自由化和政府作用最小化”。西方国家用它搞垮了苏东，搞乱了拉美，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无数灾难，受到全世界多数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对。可以说，批判新自由主义已成为世界潮流。胡锦涛同志在2000年初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就提出要警惕西方国家推行的以新自由主义和贸易自由化为旗号的全球化战略。党中央决定开展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无疑是一个完全正确的重大决策。皇甫平们在改文中说这是“以批判新自由主义来否定改革”。还大讲：“我们的改革现在遇到一些干扰。最近听说在批新自由主义——拉美国家出现那么多问题，就是因为搞了新自由主义；俄罗斯改革出了那么多问题，也是因为搞了新自由主义；中国改革中不断出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也是因为搞了新自由主义。这是一种干扰。”（高尚全，在“2005年中国脑库年会”上的发言）我们批判新自由主义明明是对国内外敌对势力发动的和平演变攻势的反击，明明是为了保证改革开放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健康发展，怎么能把批判新自由主义和否定改革划等号呢？
（五）“两个不问”会不会导致产生“两个新凡是”？
在1991年极力主张“冲破囿于姓‘社’姓‘资’的诘难”之后，皇甫平们又提出要实行“两个不问”即“不问姓社姓资、不问姓公姓私”（李君如，《中国经济时报》1997年8月12日）。就是说，在改革中可以不问政治方向，可以搞不“姓社”而“姓资”的改革即坚持资改观。联系他们把“两个不问”看作“两次思想大解放”的一贯表现，联系他们给提出反思改革的刘国光等同志大扣“反对改革”政治帽子的事实，便不难看出，他们是在极力造成这样一种舆论环境：凡是改革都是对的，即使包括“姓资的改革”也是这样；凡是主张反思改革的都是否定改革，即使只是为了纠正失误真正搞好改革也是这样。如此一来，他们便把“两个不问”搞成了“两个新凡是”。所以，我们在冲破“两个新凡是”的思想牢笼，揭露和批驳他们各种论点的时候不忘抓住“复辟”这个要害，讲清他们的“补课式改革”给我国的改革和发展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后果，他们便骗不了多少人了。
在资改派导致苏联党垮台、国解体之后，仍想用他们那些手法把我们对资改观的批驳压制住，这是不是太高估自己的力量，太低估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和人民群众的觉悟了呢？
（六）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与“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无关吗？
市场经济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作用。盲目性、滞后性、自发性，就属于这种消极作用。市场竞争，实质上是利润的竞争，资本的竞争。这就决定竞争者必然把利润最大化作为生产目的，必然会使他们在优胜劣汰、弱肉强食中产生两极分化。对市场机制本身的这种缺陷，连西方国家都不仅公开承认，而且采取征收累进税、遗产税、建立社会保障机制等手段加以制约。在我国发展市场经济，也会使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滋长，使低水平重复建设、生产相对过剩、假冒伪劣商品增多等现象蔓延。当然，人民群众不满意的腐败现象、分配不公、社会治安、国资流失、“三农”问题，以前也有，但明显增多，无疑和市场机制的消极作用有关。苏东大搞市场化之后，两极分化也都迅速扩大。在拉美，市场化使大批国家发生危机。在被认为市场经济比较成熟的欧美日，不仅时常曝出腐败丑闻，而且不少像安然这类顶尖的跨国公司也接连发生诚信危机。皇甫平们竟然否定这些胜过任何雄辩的事实，制造出贫富差距拉大和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无关的神话，在改文中说这些问题“是由于市场经济不成熟、市场机制作用不充分所致，并非是市场经济、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这怎么能不令人震惊？
还要看到，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就包括要革除市场机制的滞后性等弊端。也就是说，发挥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不断防止和克服它的消极作用，使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手段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服好务，本身也属于改革的任务。贫富差距的拉大、腐败现象的增多，和忽视这方面的改革，忽视对于“市场万能论”的批判显然有关。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腐败现象很严重，这和不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关系”（《邓小平文选》，3卷325页）。否认市场经济的消极作用，阻止对这种弊端进行改革，这属不属于否定改革的一种表现呢？
（七）当前需不需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瞭望》2005年8月10日）“中国人口中最穷的15%和最富的15%的差距是25倍”（《中华工商时报》2006年2月16日）。“实际上的城乡收入差别应为6倍左右，这一比例大大超过了世界各国”（《社会科学报》2005年6月23日）。可见中国无疑属于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拉开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
根据实际情况，党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不仅不再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且突出强调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为此，党和政府一方面采取更有力的具体措施解决人民群众生活上的困难，一方面加大了对非法暴富、腐败致富的打击力度。对于这一正确举措，人民群众表现出非常热烈的拥护和坚决支持。
改文不仅不提“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而且在大讲“整个改革开放的‘效率优先’旗帜上，也写着‘公平’二字”的同时，宣传“‘仇富’情结无助于缩小贫富差别，不利于走向共同富裕，这是现代工商文明浅显的道理”。不难看出，皇甫平们话里有话，它包含着这样的意思：整个改革过程中仍要坚持以“效率优先”为旗帜，因而不应当“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效率优先”本身就“写着‘公平’二字”，因而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问题会自发解决；反对腐败致富、非法暴富也属于“仇富情结”，它“无助于缩小贫富差别”。讲这种道理，且不说符不符合中央精神和人民愿望，仅就说服力而言，它能使多少稍有良知的世人真正信服呢？
（八）这是不是把人民政府作为“颜色革命”的对象？
改文提出一个应引起充分注意的观点：“当前，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的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已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公共品是指政府为民众提供的社会服务，如教育、文化、住宅、医疗卫生、社会就业、社会治安、生态保护、环境安全等等。”公众“放下筷子骂娘”骂的“所有这些问题，正是社会公共品供给不足的问题”。
不难看出，皇甫平们这是把公众和政府的矛盾，看作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而且人民政府又是公众和政府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人所共知，什么样的主要矛盾，决定我们确定什么样的工作中心、革命对象。 他们这样谈主要矛盾，是不是通过否定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动摇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呢？他们用“公众”这一包括所有人的概念取代“人民”这一政治概念，是不是要公开代表敌对分子呢？他们一方面提出“把日益扩展的地下‘性产业’纳入政府的公共管理范围，对其实行阳光管理”（周瑞金，《毛泽东旗帜》2006年2月8日），一方面把政府作为“改革”的重点，是不是想把共产党政府变成西方国家那样的政府呢？他们把所有问题的祸根都归罪于我们的政府，把人民政权作为革命的主要对象，这种革命究竟属于邓小平同志关于“改革是一场革命”的论断所指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属于西方国家在一些原苏联国家搞的那种“颜色革命”呢？他们公开大讲“：“现在是绝不允许你犯错话，你可以不改革，这就是我们的现状”（张维迎，《红旗论坛》2005年1月7日）；公开大讲“现在这种反对市场反对改革的潮流，从民间到高层都有”；“改革到了现阶段，政府基本职能差不多丧失了。如果大家要批评改革，原因在政府（广义的政府）”（新望，《财经时报》2005年9月5-11日）；公开大讲新中国发生灾难的祸根之一是“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即受的是共产党的教育（袁伟时，《中国青年报》2006年1月11日）这怎么能不引发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对他们的愤怒和批驳呢？
（九）怎样做才是真正坚持科学改革观？
党中央的“十一五”规划建议，在提出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并“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的同时，突出强调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和制度上形成更为有力的保障”。这就要求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党的建设等等，都要围绕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进行，或者说都要服从和服务于科学发展观的全面落实；要求我们不仅牢固树立科学党建观、科学经建观（经济建设观）等等，而且要牢固树立科学改革观。
从当前的实际情况看，牢固树立科学改革观，需要作多方面的努力，其中包括以下七点：
第一， 要真正搞清楚什么是改革，怎样搞好改革。实际上，不少人并没有真的分清两种改革观。所以，应当进一步讲清，由于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所以，改变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只利于“精英”而不符合人民利益标准的举措，便不属于社改观而属于资改观，或者说属于改向。这确实是搞好改革的前提。
第二， 要进一步明确人民利益是改革的根本目的、根本动力和最高标准。以人为本，把人民的利益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根本动力和最高标准，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自然也是科学改革观的核心。
第三， 要注意改革的全面性。例如，既要革除不利于提高效率的体制障碍，又要革除不利于我们按照“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要求解决公平问题的体制障碍，加大公平改革的力度，等等。
第四， 要注意使改革开放和反对自由化相协调，在纠正“一手硬、一手软”现象，做到改革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两手都要硬”上真正见到更大实效。
第五， 要正确处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防止使改革陷入只顾眼前小利甚至只顾眼前物质小利的泡沫化困境，使改革不断深入，持续发展。
第六， 庸俗发展观是百病之源。从当前的实际情况看，它对一部分人尤其是不少领导干部的影响相当大。因此，要下特别大的力气加以破除。
第七， 树立和落实科学改革观，必须在用具体措施保证落实上下真功夫，切实防止把落实科学改革观变成一句空洞的口号。
显然，皇甫平们所主张的不是科学改革观而是庸俗改革观即实质上的资改观；所运用的不是人民利益标准而是GDP标准即实质上的“精英”利益标准：所坚持的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是以“改革”人民政府即实质上的“颜色革命”为中心。这是不是对科学发展观的一种否定呢？对此，人民群众肯定是自有公论的。
最近，吴敬琏不仅由公开把反思改革说成否定改革，转变为公开强调对改革“要进行认真的反思”，而且提出“自由而切实的学术讨论，是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前提”（《中华工商时报》2006年2月16日）。我也是赞成按照“双百”方针开展这场大讨论的。所以本文及我的所有观点，都欢迎皇甫平们进行批判，言词激烈点甚至扣点大帽子也不要紧。当然，我也会和诸位先生继续商榷的。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利于真正把问题搞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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