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尚全要虚化社会主义！
――从瑞典的成功经验看中国的改革发展
杨连旭
（2006年3月23日）
关于高尚全老先生以解决公共服务问题的名义，主张放弃国家和政府主导社会经济职责的观点。
2006年3月19日的《必须坚决维护国家主导和组织经济发展的权威！》主要是以古今中外的史实为依据进行了批驳。
现在依据“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成功，再次进行批驳。
（一）
“国家财政过去主要支持国有企业，主要支持重点工程。现在要调整过来。国家财政要主要用于公共服务，主要用于社会公平，比如公共医疗、义务教育和社会保险，等等。”（《 改革如何实现新突破:访经济改革研究会长高尚全》，《强国论坛》，[pluto] 于 2006-03-19 10:44:44上贴）
乍一看，高尚全老先生的这个主张是很人性化、很合乎情理的。
其实，这里却深藏着玄机呢！
如果依了这老汉的主张，“国家财政要主要用于公共服务”，那么中国的企业由谁来兴办？经济建设又靠谁来发展呢？
私人和资本家！
到那时，国家也只能由私人来兴办企业，靠资本家来发展经济了。
这不就是在倡导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同邓小平关于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指示背道而驰、对着干嘛！
果然如此，什么“西气东输”、什么“南水北调”，甚至就连
“神舟飞船”也将半途而废。
这样做既不易为人接受，反而有政治风险。所以，这高老汉还要找个理论打掩护、作包装。
（二）
“我们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必须坚持。而是不是社会主义，主要并不是看国家权力控制了多少资源，控制了多少企业，而是看你的制度安排是不是坚持以民为本，是不是把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不是体现了社会公正，国家财政多大程度上用于公共服务、用于保障困难群体的基本生存。政府职能必须转向以公共服务为主，国家财政必须向公共服务倾斜，这样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改革如何实现新突破:访经济改革研究会长高尚全》，《强国论坛》，[pluto] 于 2006-03-19 10:44:44上贴）
看看，这老汉的社会主义立场多坚定，人情味又有多浓啊。
可是，国家权力如果不能控制必要的资源和企业，那么：
其一、国家的制度安排又以什么作为物质经济基础来坚持以民为本、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体现社会公正呢？
其二、中国又怎样实现赶超世界先进的民族复兴呢？
如果没有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体现了社会公正的物质经济基础，那么高老汉的所谓“制度安排是不是坚持以民为本”就必定是句空话！
如果不能使中国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那么高老汉的所谓“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必须坚持”就必定是虚话！
还别说，当今世界还真就有将“国家财政主要用于公共服务”，主要由私人兴办企业、靠资本家发展经济而获得了巨大成功的国家。
这就是瑞典。
（三）
瑞典就实行的是比较完善的国营公共服务部门与发达的私营工商业相结合的“混合经济”。
瑞典不仅社会福利支出占国民收入的30%左右，而且是世界上最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同时各项福利制度都严格纳入国家法律的保护之下。
瑞典是一种“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福利项目广泛，可谓五花八门，涉及到国民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有病人津贴，父母津贴，寡妇抚恤金，妻子生活补助，医疗补助，住房补助，未成年人补贴，从小学到大学全部免交学费，中小学生免费午餐等。也就是说，只要你是个瑞典公民，你就不需要为上不起学、看不起病、逐步起房子担忧。
按人口统计，在住房方面，瑞典人均住房面积达45平米，几乎100%的居民都拥有夏季别墅；在医疗卫生方面，完善的医疗卫生服务使得瑞典成为世界最长寿的国家之一，婴儿死亡率不足7‰，为世界最低；在教育方面，瑞典保证了每一个公民无论贫富，只要自己愿意都可以接受高等教育。
瑞典公民每年享有两个月的带薪假期，加上各种节日，一年有100多天的休息日。
不仅如此，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瑞典的贫富悬殊也是最低。在20世纪70年代一度降到0.20以下（同期的中国如不考虑城乡差别为0.21，考虑城乡差别则为0.28），80年代以后虽有所上升，但从未超过0.22。
由于政府廉洁、分配公正、政治民主，瑞典社会长期保持定，犯罪率也为世界最低的国家之一。
同时， 瑞典拥有世界上最清洁优美的环境。那里湖泊星罗棋布、植被郁郁葱葱，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65%以上为森林所覆盖。天是最湛蓝的天、水是最清洁的水、空气最清新略带些阴郁气息的空气，人们远在离噪声的喧嚣的同时，更不用担心被污水和浑浊的大气损害自己的健康。
那么，瑞典的国家财政是以什么为物质经济的基础实现了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社会福利政策呢？
是以高税收为物质基础的。
（四）
瑞典素以高工资、高税收、高福利著称于世，高税收是支撑福利水平的重要财源。
瑞典人承受着世界上最重的税收负担。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统计，税收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法国是45%，英国是37%，美国是29%，瑞典却高达52%。
高税收和高福利，给瑞典带来了社会平均。由于平均收入者要交所得税31％，大公司的经理则要交60－70％的个人所得税。收入很高的资本家、商人、演员、运动员等的所得税率可高达80％，最高达到85％。瑞典雇主税的税率是33％。
所以，在瑞典，几乎不可能出现一夜暴富的情景。少数亿万富豪的财富都来自于数十年累积或者家族传承，并且通过基金会等形式运作。
正是由于分配和再分配制度合理，瑞典没有很穷的人，也没有很富的人。瑞典人均收入水平很高，但是没有多少世界级富豪。
瑞典实行的是超额累进税制，就是收入越高，赋税越重；收入越低，赋税越轻，远远低于穷人所享受到的福利。这种 “高赋税”就保证了社会全体成员都能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有效避免了社会贫富差距过大导致的种种不公正现象，有效避免了社会矛盾的激化，从长远看有利于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繁荣、富裕。
从来都是苛政猛于虎，亲民爱民和重视经济的政府都是轻税赋、藏富于民；
现今的主流观点认为，均贫富就无效率，改革就必须效率优先，必须消除平均主义，让部分人先富起来；
可瑞典却反其道而行之，岂不是在杀鸡取卵、挫伤积极性、抑制经济发展？
事实恰恰相反！
（五）
瑞典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实施高工资、高税收、高福利，这“三高”政策的。此后，经济持续发展，稳居世界前列。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瑞典工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逐渐从原材料的传统生产模式转向富有高科技含量的先进的工业化生产。一度作为瑞典主要出口部门的钢铁，木材加工业已逐渐被机械制造，电子精密仪器和汽车等工业部门所代替。瑞典的机械产品具有精密，耐用和工艺水平高的特点。滚珠轴承、冷冻设备等传统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都享有很高的声誉。
最近十来年，瑞典加大科研与发展的力度和投入，高科技产业迅速发展，形成多样性的经济体系，交通、通讯、生物医药、信息、环保领域在世界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与其他同等规模的发达国家相比，瑞典除拥有自主研发的汽车制造、军事工业、通讯及制造业外，还拥有发达的航空工业及核能工业。拥有爱立信ERICSSON、伊莱克斯、ELECTROLUX、沃尔沃VOLVO、绅宝SAAB、ABB、宜家IKEA、阿特拉斯科普柯ATLAS COPCO、SKF等知名跨国企业。
现今，瑞典依靠高科技产品和后工业化社会形式的第三产业，迅速成为了现代化知识化福利社会。不仅工业高度发达，而且以畜牧业为主的农业也较发达，粮食和畜产品自给有余，耕地只占国土面积的9％，仅有3％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
尤其是，瑞典早已是人均收入世界第一。在人均拥有的汽车、游艇、电话通讯、家用电器等方面，瑞典都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人均年消费11.08万克朗，85％的家庭拥有小轿车，75％的家庭有电脑，50％的家庭有郊外私人别墅，70％的家庭每年出国度假和旅游。
所以，在瑞典，完善的国营公共服务部门与发达的私营工商业相结合的“混合经济”，为坚持以民为本、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体现社会公正和实现赶超世界先进，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和经济的基础。
正因如此，瑞典也被人称之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如此说来，这高老汉的主张就必定是中国发展的最佳选择了。
且慢，瑞典的成功经验尽管不少有着普遍性的意义，但是更多的还是特殊性的意义。正因如此，瑞典的成功并不完全适用他国，尤其是中国。
原因还是老生常谈，国情不同！
（六）
有关瑞典与他国，尤其是中国相比的特殊性，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国家有大小、人口又多少，对治国理念的客观要求有不同。瑞典是只有900万人口、44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小国，这与中国
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所以，瑞典没有大国意识，自然就有以富民为主的观念；而中国则有强烈的大国意识，自然就有以强国为第一的冲动。由此，必然导致治国思想和发展重点的不同。
第二、环境有不同、机遇有早晚，对国家战略的客观要求有不同。
随着欧洲工业化的大潮，瑞典从19世纪中叶开始，在近百年内就从一个欧洲贫穷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了工业资本主义国家。
到20世纪20年代，瑞典虽然还只与当时俄国的水平相当，可毕竟是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处在了世界先进国家之列。相对于落后国家，这就已经占据了发展的先机。
同时，由于瑞典不仅国小人寡、整体实力有限，而且又是以私有制为主。这样，既不足以对别国和原有国际秩序构成实质性的威胁，又与各资本主义列强没有意识形态矛盾。
以此为基础，瑞典又奉行了中立的外交政策，不仅没有受到列强的封锁，反倒躲过了两次世界大战。
所以，瑞典就有条件将国家战略的重点确定为全神贯注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其它国家则不然。如朝鲜和古巴等国，虽然也是国小人寡整体实力有限，可既没有占据工业化先机的机遇，又实行的是公有制，因此不仅基础薄弱，而且还受到了国际资本主义的封锁。
至于中国，且不说当初的“一穷二白”，即便是今日也仅仅是完成了工业化的基础，还远未达到当年瑞典在世界上的水平呢。
即便如此，可因为国大人多，整体实力庞大。所以，新中国一经成立，就打破了原有的世界格局，使得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感受到了威胁，就开始实行军事威胁、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至今。
所以，中国国家战略的重点必须是首先粉碎军事威胁、破除政治孤立和冲开经济封锁，开创出建设和发展的足够经济空间。
第三，经历有不同、基础有高低，对治国方式有不同的客观要求。
瑞典是在经历了近百年的资本主义原始生产方式之后，不仅国家已经进入了世界先进行列，而且私有经济和资本家已经发展成熟。
这样，虽然形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可也积累了相应的社会经济和物质的基础，尤其是人文基础，这才实行的“混合经济”。
现今的中国，不仅在总体上依旧是处在发展中，而且私有经济和资本家还处形成与成长中呢。
这样，虽然形成了突出的社会问题，却没有彻底解决这些问题的实力，尤其是缺少必要的社会人文基础。所以，自然也就没有实行“高工资、高税收、高福利”的必要社会基础。
（七）
最后、条件有优劣、资源有多寡，对发展道路的客观要求有不同。
首先，瑞典森林资源丰富。平均每个公民就有3.2公顷森林，全国
每年森林增长可达8500万立方米，采伐量仅为6500万立方米。
现在瑞典的森林资源较之100年前增加了一倍多，蓄材26.4亿立
方米。尽管瑞典本身木材的消费量很大，但它的木制品仍有60%
左右用于出口，因此有“欧洲的锯木场”之誉称。
其次，瑞典矿产资源丰富。铁矿以其质地优良驰名于世界，已探明蕴藏量36.5亿吨，含铁量品位高达60%左右，系欧洲最大的铁矿砂出口国。铀矿储量储量约为20－30万吨，为欧洲储量最多的国家。泥炭储量可达30－40亿吨油当量。此外，还有金、银、铜、黄铁和石油等矿藏以及钛、钒等稀有金属矿藏。
再次，瑞典的水力资源在北欧名列第二。湖泊占国土总面积的
80%以上，大大小小星罗棋布的湖泊约有9.2万余个。平年可利
用的水力资源有2014万千瓦（1760亿千瓦时），已开发81％。
如此丰富的自然资源，正是工业化经济所必须的原料和动力。
正是凭借着森林、铁矿和水力这三大自然资源，瑞典尽管没有
通过掠夺殖民地进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却得以通过外贸活动
实现了工业化的原始资本积累。
在此基础上，瑞典不仅发展并形成了采矿冶金、林业造纸、电
力和机械制造四大传统工业体系，而且积累了充足的发展资本。
这是其它多数国家，尤其是中国所无法比拟的自然优势。所以，中国无法通过外贸交换，只能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以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为主、以抑制人民生活和社会福利为代价，完成工业化的原始资本积累，积累发展的投资资本。
（八）
既然瑞典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那么中国如法炮制也是顺理成章的，自然也会成功的。
尤其是，在20世纪20年代，瑞典的社民党和人民党也是依照革命导师的设想，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结果却失败了。
痛定思痛，他们在30年代重新执政后，就选择了完善的国营公共服务部门与发达的私营工商业相结合的“混合经济”，结果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所以，瑞典的经验教训与20世纪80年代由公有制计划经济改革为多种经济成份的市场经济如出一辙，这就更能让人信心百倍。
有这样的看法，对一般人来说本是不足为怪的，可对于高老先生这样有着深厚专业知识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大家来说那就是咄咄怪事了！
第一、关于国家权力控制多少资源问题。
西方经济学认为，是资源的稀缺性导致了经济行为的发生，垄断必然导致市场失灵。
所以，对干系重大的稀缺资源，无论是实行的什么主义，国家也都要实施控制的。
如瑞典等国的主要经济资源人均丰富，无法形成垄断，国家自然也就不必控制。
中国经济资源普遍人均稀少，放任即会垄断，国家当然就必须普遍控制，相对来说自然是控制的要多。
（九）
第二、关于控制多少企业问题。
这对于落后国家来说，当然不是绝对的多多易善，因为国家控制企业的能力是有着客观限制的；但是却必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的多多易善！否则，就不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新技术的产业化，实现赶超先进。
不错，发达国家的新技术产业主要是由私人企业完成的。这是因为，既然先进，就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仿效，也无法断定新技术是否具有战略价值，也就只好由资本家依据市场经济主导形成。
然而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这是由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政治制度所决定的。
资本主义的“金钱民主”决定了国家政策的倾斜方向。关于科学技术和新产业，为什么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非要用巨额的投资补助和资助私人企业开发，却不由政府自己开发呢？
主要就是因为这是对私人企业和资本家进行民主投资的回报，更何况许多政府高官就在这些私有制企业中占有股份和地位。伊拉克战后重建的主要订单，就基本上交给了有美国国防部长、副总统等高官背景的公司。
落后国家则不然。正是因为落后，也就有了引进成熟技术的便利，市场经济的规律又是所谓的比较优势，即“造船不如租船、租船不如买船”，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市场换技术”、“资源换技术”和“劳力换技术”等。
所以，落后国家只能由国家主导有战略性价值、却没有战术性商业价值的新科学新技术的产业化。
尤其是，看看今日之中国，又有几家私人企业不是在因陋就简、采用类似于资本主义的原始生产方式，以工人的血汗乃至生命为代价，追逐着利润呢！
指望依靠这些所谓的企业家尽快推进生产力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这可能嘛。
所以，实现以新科学新技术的产业化为突破、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不仅必须而且也只能由公有制企业充当主力军。为此，国家就必须控制足够的企业。
（十）
对于当代的任何国家来说，无论实行什么制度，都必须控制相应比例的国民经济。
只不过是，先进国家由于先进就控制的少些，以利用市场刺激新技术产业的形成，保持和巩固先进地位；落后国家由于落后就控制的多些，以利用先进经验直接形成新技术产业，实现赶超先进；人均资源丰富的国家就控制的少些，以利用市场刺激经营，实现开发效率的最大化；人均资源稀缺的国家就控制的多些，以利用计划防止垄断，实现开发效率的最大化。
瑞典是个人均资源充足的发达国家，政府虽然只控制了国民经济的10%, 但却已经就控制住了基础设施和要害部门，掌握住了国家的经济命脉，把握住了国际发展的主导权。
中国是个人均资源稀缺的落后国家，政府必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
内，最大限度的控制资源和企业，才可能掌握住国家的经济命脉，
把握住国家发展的主导权。
如果采纳吴敬琏老先生关于国家垄断的基本经济资源实行市场化
配置的主张，任由资本家垄断开发，国家也就放弃了经济命脉。
如果采纳高老先生关于把国家财政由主要支持国有企业和重点工
程，调整要过来，主要用于公共服务的主张，任由市场经济和私
有企业以比较优势“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原理，实行
“市场换技术”，国家也就放弃了社会发展的主导权。
果然如此，我们的社会主义也就大权旁落、虚化软弱了。
（十一）
根据经济学原理和各国、尤其是瑞典的经验，结合实际，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至少要掌握下述原则：
第一、国家必须控制住决定前途命运的那部分国民经济。当然，必须改革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实行科学化的管理方法和市场经济的经营方式。
第二、国家必须对承担新技术产业化的国有企业实行成长期的阶段性保护政策。待到进入成熟期后，再实行市场化的自负盈亏经营。
第三、国家必须依据“高个人低企业、高消费低生产”的原则，对个人收入和机关及企业的奢侈性消费实行高税赋，对制造业实行低税赋。
第四、国家必须科学把握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以战略性生产投资和大众性消费投资为主；在积累中合理掌握两大部类生产的关系，偏向新技术的产业化，抑制高耗污染性生产；在消费中适度掌握基本消费和奢侈消费的关系，偏向公共性服务，抑制奢侈性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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