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连旭评《我评杨连旭》
杨连旭
（2006年5月9日）
“五一”那天看了《评刘日新的改革观念》一文，觉得其中实在荒唐，所证实的有关事件又事关重大，理应引起重视和警惕，可却没人理会，便忍不住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写了《评<评刘日新的改革观念>的无赖性》为众人指点一番。
当日时不我待、意犹未尽，第二天便又写了《有谁还甘愿像赵紫阳那样被人始乱终弃当猴耍呢？》。
承蒙编辑崇尚“百家争鸣”，这两篇居然放行了。看来《》深得邓小平“解放思想”之精髓，令人钦佩！
既然是争鸣嘛，当然是你有来言我有去语！《评刘日新的改革观念》的今日发文，就有关内容还要求我老人家“为众人指点一下”呢。
既然如此高看，俺也只得勉为其难了！不过，要说就不能只依他的意思就说那一点，是要多说些了。
第一、为文目的有不同。
A．俺那文题是《评<评刘日新的改革观念>的无赖性》。
这也就是说，俺只限于评论《评刘日新的改革观念》一文及所表现出的，决不涉及《评刘日新的改革观念》的其它方面。
因为即便是我认为在《评刘日新的改革观念》一文中的表现是错误的，但我也决不敢断言在《评刘日新的改革观念》的表现就必然也是完全错误的。金无足赤，人有一时糊涂。这点人世上的道理，俺虽然文化不高，可也还是懂得的。
B．《评刘日新的改革观念》的文题是《我评杨连旭》。
这也就意味着，要全面评论一番杨连旭其人。
这岂不是笑话！
因为与杨连旭素不相识嘛。
对杨连旭其人，既不知男女性别，又不知籍贯出生，也不知青春多大、妙龄几何，还不知娇妻几人、爱子多少，更不知有何丰功伟绩与罪恶滔天，
……
对杨连旭的这些都一无所知，如何能全面评他？
当然，文如其人。不了解却看过他文章的人，对文章中的杨连旭还是有理由评评的，这也是杨连旭所欢迎的！但是也仅此而已。
第二、《我评杨连旭》中道：
“笔者说自己对计委的印象，觉得那些‘支持改革的市场化方向’的人们‘对我国的计划体制与计划水平有较深刻的了解和理解’，而另一类人，是否有此水平，笔者未敢断言。杨某人是怎么批评笔者的──‘依的逻辑，对我国的计划体制与计划水平有较深刻的了解和理解的人，不是支持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就是无法摆脱对传统计划体制的依恋的人’。呵呵，“无赖”的帽子，阁下自己戴上吧。
“杨某搬出陈云和邓小平，说‘计划个市场都得要’，那么，笔者对计划和市场的看法，是要哪个不要哪个，杨某看出个什么来了？唉，无赖之人，往往以为别人也象他自己一样的呵。”
A．在这里，首先强调了：
“笔者说自己对计委的印象，觉得那些‘支持改革的市场化方向’的人们‘对我国的计划体制与计划水平有较深刻的了解和理解’，而另一类人，是否有此水平，笔者未敢断言。”
言外之意是说，在国家计委凡是“支持改革的市场化向”就必定是“对我国的计划体制与计划水平有较深刻的了解和理解的”人，凡是“无法摆脱对传统计划体制的依恋”就或者是没有“对我国的计划体制与计划水平有较深刻的了解和理解”，或者是也同样“对我国的计划体制与计划水平有较深刻的了解和理解”。
这样的理解符合此时的心意了吧。
那么，现在我们回头看原文：
“另一类人，则无法摆脱对传统计划体制的依恋。刘先生显然属于后者。”
那么，这位刘先生是属于没有“对我国的计划体制与计划水平有较深刻的了解和理解”的呢，还是属于“对我国的计划体制与计划水平有较深刻的了解和理解”的人呢？
既然没明说，我也就只能断定：
这位刘先生就是“对我国的计划体制与计划水平有较深刻的了解和理解”那类的人了。
我的这个判断也来自于这位刘先生在相关文章中自述的有关经历，不能算是望文生义吧。
既然把一个“对我国的计划体制与计划水平有较深刻的了解和理解”的刘先生划为另类，这说明了什么呢？
只能说明另类人中至少也有是“对我国的计划体制与计划水平有较深刻的了解和理解”的。可却说：“而另一类人，是否有此水平，笔者未敢断言。“
依这个逻辑，只好认为的意思是：
无论是否“对我国的计划体制与计划水平有较深刻的了解和理解”，
只要是“支持改革的市场化方向”的人，他就认为你是“对我国的计划体制与计划水平有较深刻的了解和理解”的人；
只要是“无法摆脱对传统计划体制的依恋”的人，他就判定你是不“对我国的计划体制与计划水平有较深刻的了解和理解”的人。
这未免也太武断霸道了吧！？
B．最重要的还在于：
要说国家计委居然有类人不“对我国的计划体制与计划水平有较深刻的了解和理解”，这简直是国际玩笑！
要说俺村的老乡们、俺乡和县里的人，乃至国家计委的门卫和卫生员不“对我国的计划体制与计划水平有较深刻的了解和理解”，这俺信！
可要说国家计委的业务人员不“对我国的计划体制与计划水平有较深刻的了解和理解”，打死俺也不信！
不然，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都是怎么取得的呀？
难道都是全国人民瞎猫碰死耗子碰了的不成？！就连主张 “摸着石头过河”的邓小平，还给全国人民计划了个“社会主义方向”“三步走”战略而不是那个所谓的“市场化方向”呢。
在中国的人群中，国家计委的人，他们至少要比俺们这十来亿人“对我国的计划体制与计划水平有较深刻的了解和理解”吧！
《评刘日新的改革观念》的，就是把这些“对我国的计划体制与计划水平有较深刻的了解和理解”的人们分成了“支持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和“无法摆脱对传统计划体制的依恋”的人这两类！
至于“杨某搬出陈云和邓小平，说‘计划个市场都得要”，只不过是证明“对我国的计划体制与计划水平有较深刻的了解和理解”的人们并不完全就是或者“支持改革的市场化方向”，或者“无法摆脱对传统计划体制的依恋”的人！
这根本就没有涉及到本人“对计划和市场的看法，是要哪个不要哪个，杨某看出个什么来了”这个问题嘛。
第三、《我评杨连旭》中道：
“刘日新说高尚全等人改译‘市场经济’为‘市场协调’是‘蒙骗群众’，笔者以为‘要说蒙骗，也是蒙骗领导’，因为整理出的文件是给领导看的，改译之举无非是减少领导们对文件内容的反感而已。这不是什么大事，因而笔者说是‘小题大作’。杨某人怎样批评呢──‘看看吧，我们的改革原来就是这样，被那些主流学者们‘蒙骗领导’进行着的呢！’从一个文件的个别词句，立即扩大到整个改革，这不是无赖，又是什么？”
看到这里真让人感情复杂、啼笑皆非、不知如何说起！
我奇怪，这样的话、这样的文字、怎么竟然还有胆量、还好意思说出来、写出来呢？
以此观之，似乎还很年轻。这又让我能说些什么、怎么说呢？可不说也不行啊，只好还是说吧。
A．“因为整理出的文件是给领导看的，改译之举无非是减少领导们对文件内容的反感而已。”这可决不是所讲的“这不是什么大事”，而实在是一件大事。
尤其是把给党国最高领导人看的文件改译，这可是件天大的事！
君岂能不闻自古就有“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之说。
要论罪过，蒙骗领导甚过蒙骗群众！因为蒙骗群众，一般只能误导部分群众；蒙骗领导就能误导大部群众。
B.再说，为“减少领导们对文件内容的反感而已”就胆敢改译文件。
这说明心怀异志的人为达目的，既是胆大包天的，又是狡诈阴险的。
问题是，这种偷梁换柱、瞒天过海的阴谋诡计，只能策划于密室、是不好见人的机密！万一暴露，也本该矢口否认。怎能一再强词夺理、百般说明呢？
但不知受业何人，看来你的师傅也太不老道了！你还不如向我老人家学几招呢。俺虽然是老实忠厚、实话实说、不得领导喜欢，可各种道理还是颇知一二的。
C．“从一个文件的个别词句，立即扩大到整个改革，这不是无赖，又是什么？”
呀，你可也太小看这“一个文件的个别词句”了呀！你不能这样呀。
文件是政策的载体，是情况的反映。尤其是中央文件，那就是以往的圣旨啊！给党国最高领导人看的文件，那就是以往的奏折呀！
你可知什么叫“字斟句酌“，你可知什么叫“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你可知什么叫“牵一发而动全身”？！
犯下弥天大罪尚且不知，有人指出还在理直气壮，你的师傅竟然是如此的向你传道授业解惑，这分明是在坑你害你呢！
D．《我评杨连旭》在本段中还道：
“巴山轮会议是什么时候，邓小平南巡是什么时候，‘南巡谈话’对市场经济的正面评价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冲击力，回头来看巴山轮会议文件的‘市场协调’译法怎么就不能理解？人们对‘市场经济’的接受程度，当然会有实际的各种影响，改译之举怎么就成了‘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以耻为荣、毒化社会’？况且，邓小平南巡谈话，有多少个版本，其意义有何差别，杨某人是否可以也‘为众人指点一下’呢？”
那么，“巴山轮会议”是什么时候，陈云1979年3月30日发表《计划与市场问题》讲话是什么时候，邓小平1979年11月26日发表《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谈话又是什么时候？
这样，回头来看巴山轮会议文件的“市场协调”译法怎么就能让人理解呢？改译之举怎么就不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以耻为荣、毒化社会”呢？
至于说，“邓小平南巡谈话，有多少个版本，其意义有何差别，杨某人是否可以也‘为众人指点一下’呢？”
还别说，这一招还真就把我老人家给难住了！俺们穷乡僻壤的布衣草民自然孤陋寡闻，自然比不得繁华都市的达官显贵见多识广，对“邓小平南巡谈话，有多少个版本，其意义有何差别”还真就是前所未闻！自然也就对“为众人指点一下”之约，无能为力了的。
不过，既便果真是“邓小平南巡谈话，有多少个版本，其意义有何差别”，我老人家以为也只能是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文选》为准。
没办法，俺们布衣草民既实在又胆小，只信中央文件，不信小道消息，更没有高尚全老汉等人欺君罔下的胆识和魄力呀！
第四、《我评杨连旭》中道：
“把被耍的赵紫阳和耍猴的高尚全等同起来，这分明是在肆意侮辱逝去的先辈’，如此无赖地指责笔者‘分明是在欺负赵家无后人了’，杨某人不觉得太过分吗？
刘日新对高与赵都有批评，因而笔者将他们并列，说‘刘先生显然认为赵紫阳、高尚全等人’如何如何。有本事就分析观点，杨某人这样胡诌八扯，分明是无赖。
看来对我老人家说其“分明是在欺负赵家无后人了”很恼火，百般狡辩，想来一定是唯恐吃赵家后人的官司啦。
还是让我们先来看看那位刘日新先生究竟是怎么分别评价的赵紫阳和高尚全吧！
在《高尚全在西山会议原形毕露》中刘日新先生强调：
“应当公正地指出，１９８５年‘巴山轮会议’是赵紫阳批准举行的，他接见并同外国专家学者照了相.会议的主旨是宣传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主要责任当然应由热衷于搞自由化的赵紫阳来负。但高尚全在这次活动中，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正因为高尚全这个‘中国改革的历史见证人’，过去宣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所以以后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直到这次召开香山会议，不是偶然的。”
在此，他强调的是：
第一、“热衷于搞自由化的赵紫阳”。这不是他，而是中央和邓小平给赵紫阳定下的定语！
第二、“高尚全这个‘中国改革的历史见证人’，过去宣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所以以后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直到这次召开香山会议”。高尚全“过去宣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所以以后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这是他给高尚全老汉的评价。
“搞自由化”和“宣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是不同的！对此，邓小平是有话的。
可是《评刘日新的改革观念》却说：
“刘先生显然还不敢直接反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但他所谓‘社会主义改革’，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国家企业为主导’，这才是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否则即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刘先生显然认为赵紫阳、高尚全等人要的是后者而非前者。”
这不是将把“市场经济”译为“市场协调”欺骗赵紫阳的高尚全等人同被他们欺骗的赵紫阳混为一团、视为一体又是什么呢？
还有何委屈可言呐。
好啦，至此为止，既受篇幅所限，又考虑到诸种因素，主要是内容与所谓“巴山轮会议”和“新西山会议”无关，属正常讨论之类列，对的幼童之见，我老人家也不愿多费心思了，到此为止吧。
最后，我真诚地感谢《我评杨连旭》！
我本默默无闻的布衣草民，因为它，再加上《》编辑们的帮忙，或许还就成了个什么“著名”了，届时也混个什么独立的、不懂事的董事干干，分他个仨瓜俩枣的钱，自然也忘不了是要分你们一杯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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