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元旦题记(修改版)
：润泽东方（胡志越）
2008岁尾，展开了闹剧一般的“宪章签名”，当代中国的几个机会主义分子（诸如：刘晓波、余杰之流）慷慨陈词，为利益集团做如是说：“二十世纪后期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普遍贫困和绝对极权，民间财富和民众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个人的经济自由和社会权利得到部分恢复，公民社会开始生长，民间对人权和政治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执政者也在进行走向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经济改革的同时，开始了从拒绝人权到逐渐承认人权的转变。”
面对他们的签名文本，我忽然发觉错乱的思维也可以带来错乱之美。错乱的逻辑犹如带褶皱的衣服，通过自我安慰的熨斗进行熨烫，又可带几分华丽、带几分娇媚、带几份虚荣来装点世界。或许有些事情，根本不需要任何证据来说明什么，用自我安慰的熨斗可以抚平世界。真理是什么呀？是符合事实吗？那神安在？撇开神而追求神圣——于是，所谓的“真理”就变成了“血统、世袭、裙带”的招牌。但是，有人需要这面招牌并且在这个招牌下挂一个巨大的幌子——叫做“宪政改革”。恨不能立即将现行宪法修改成为：“疯狂攫取全民财产有理、疯狂攫取全民财产有功、疯狂攫取全民财产光荣！攫取了、还要攫取！”等等；如此这般，只有通过宪政的肯定，方可堂而皇之，合理合法；利益集团方可在宪政的大旗之下，从事左右中国政治、经济发展方向的伟大事业。
真理是神圣的安排，宪政是阶级的安排。两个政治上的不同术语，在中国竟然神奇地捆绑到了一起，以显示利益集团的主张带有绝对的正统性、法理性及其神圣不可侵犯性。那么，什么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否可以凌驾于真理之上？它是巨大无比的经过熨烫的而没有褶皱的衣服吗?人们发现并毫不介意地以为：那不过是“破床单”，不值钱。谁能担保“破床单”不值钱？“破床单”写成的标语都可以做“唯一标准”的化身，最后竟然成了法理性的标志。
一、2008“宪章签名”的主旨
2008“宪章签名”的主旨：①充分肯定30年来所出现的利益集团疯狂攫取人民财产的巨大历史过程，并称其为 “历史的进步”；②要求废黜自新民主主义胜利以来所建立的现行宪法体系，同时，要求建立适应官僚与资本相勾结的历史局面下的宪法体制，保障既得利益集团的非法所得；③模糊人权的核心内涵——财产权，主张利益集团之间“共和”或“共治”；美其名曰：“大家共治，和平共生”，也就是利益集团之间“平等参与、公平竞争、共同议政”等等。这一签名运动，充分彰现了既得利益集团所极力推行的官僚与资本相勾结的战略图谋——即：在物权法违宪之后，全面废黜现行宪法体系。
“民间财富”指的是什么呢？“个人的经济自由和社会权利得到部分恢复”指的又是什么？“民间财富得到部分恢复”指的是几代中国人民节衣缩食而积累起来的最优良财产被无情瓜分？诸如：石油石化工业、钢铁工业、煤炭工业、四大国有银行等等优良产业被无情的官僚私有化——可这些财产大多数是在早期社会主义时期，通过全民压缩基本消费而积累的——官僚的私有化，应当经过全民公决才符合现行宪法的精神。违法者，应该接受历史的安排——才能体现正义与公理。
那么，“民间财富得到部分恢复”指的究竟是什么呢？它是指山西黑砖窑那样的具有奴隶制性质的“民间财富”得到恢复？或是指“温州炒房团”般的投机倒把性质的“民间财富”得到恢复？还是指1980年代以来，“官宦子弟兵”深圳“淘金”所极力推行的官僚与资本相勾结而“创造”的将工人阶级划分为三六九等的“农民工模式”、被政治人物刻意神圣化的“手工业作坊模式”并在美国金融危机之下而不堪一击的“民间财富”？“民间财富”的主体是谁？令人难以揣度——但却不容回避；创造“财富奇迹”的手段靠什么？是权钱的交易？还是勤奋的劳动？面对此，人们不禁要问？当年的国营企业在哪里？当年的乡镇企业在哪里？利益集团的历史诡辩，掩饰不了巨大而优良的人民财产人间蒸发的残酷现实。
不仅如此，刘晓波之流提出：“人权不是国家的赐予，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就享有的权利。”人权的保障就是“尤其要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任何人不受非法逮捕、拘禁、传讯、审问、处罚，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等等。刘晓波之流回避财产权，而又妄言人权——不仅不懂现代社会的基本政治原理，同时缺乏人类普遍具有的道德操守。
面对刘晓波之流，我们要问：人权的核心是什么？难道不是财产权吗？正是因为财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人权才高于法权。没有财产权的所谓人权是“猪权”？还是“狗权”？建国以来的优良全民财产是几代中国人民节衣缩食所创造的，是不应该被无情瓜分的。近30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是否存在疯狂攫取全民财产的过程与罪恶的结果？如果有，是否违反现行宪法？违反现行宪法，难道不需要历史的清算并企望通过“改旗易帜”而逃避历史的最终审判吗？不仅如此，为疯狂攫取巨额人民财产的利益集团的非法所得而硬性的推翻现行宪法体系，然后构建官僚与资本相勾结的“宪政体制”——那么，正义与公理安在？
财产占有与分配的经济制度是一定社会的基本民主制度且必定是其整个民主制度体系的核心内容，是人类社会民主制度体系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严格说，财产权是阶级社会的固有属性，是阶级社会的一种制度安排；对此，洛克认为：“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管理之下的重大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主权者的权力绝不容许扩张到公众福利的需要之外，而是必须保障每个人的财产。”对于现代社会，共和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国家权力是公有物,担负所有公民的共同事业。共和主义强调政府的公共性、公平性与中立性，即政府必须为所有人的利益服务，而不能只为少数当权者的利益服务。
反观30年来，刘晓波之流犹如骂街的泼妇，毫无廉耻地用自虐的办法来炫耀自己的彪悍。1989年，刘晓波高喊“中国殖民三百年”，2001年，刘晓波高喊“国营工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获得了好处，改革应该让他们下岗”。如此臭名昭著之人竟然也能幻化成为当代中国“宪政改革”的“伟大旗手”——的确是严重的历史玩笑。同时表明，怂恿刘晓波之流于2008年急不可耐跳出来的利益集团不会有任何历史的首创精神——相反，他们自身的言行表征了这些利益集团在本质上的极端腐朽性。人们不禁要问：世界上，哪个国家为了不义之财而进行“宪政革命”的？就既得利益集团的财产而言——由于他们的财产来路不明，终究会引发历史的清算；这个清算时刻的到来，将不以任何利益集团的意志为转移；一个大有希望的民族，一定会进行最终的历史清算。
2003年，俄罗斯石油大亨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被捕，尤科斯石油公司受到追缴税款的打击，税款额达280亿美元。2005年，尤科斯石油公司被俄罗斯政府拆散，霍多尔科夫斯基被政府指控进行欺诈和偷税——霍多尔科夫斯基是俄罗斯原尤科斯公司CEO，拥有尤科斯石油公司36.3%的股份，约70亿美元。苏联解体后，霍多尔科夫斯基靠倒卖假酒、牛仔服和计算机起家。1991年，他创办俄罗斯第一家投资银行——梅纳捷普。1995年，他的投资银行以3.5亿美元买下尤科斯石油公司78%的股份。两年后，尤科斯石油公司上市，市值达90亿美元。2003年位居俄罗斯第二位的尤科斯石油公司公司与俄第五大石油公司——西伯利亚石油公司合并，成为俄罗斯第一、世界第四大石油公司。短短10多年间，霍多尔科夫斯基成为富可敌国的首富。然而，俄罗斯通过对官僚资产阶级的历史清算，将以石油大亨霍多尔科夫斯基为代表的“爆发户”扔入了大狱，实现了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型，复兴的俄罗斯告诉世界：“欠了我的给我补回来，偷了我的给我交出来”——天经地义，正确无比！
未来的中国，将有一个以持续整顿微观经济领域财产权的历史清算时期，存在着将国有大型垄断企业的资本家打入大狱的过程，最终完成有关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战略转型；还中国人民以正义、公理；还世界以雷奔驰电的中华文明的历史荣光。同时，任何关乎未来中国的宪政改革——其正确的方向依然是：“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这才是现代化的中国所正确的选择的道路。若违背这个历史的潮流，当代中国将面临更加严重的、你死我活的关乎财产占有与分配的阶级斗争。
二、既得利益集团战略企望及“宪章签名”的历史动因
2006年，本人拙作《解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中国人民再造“宪政上帝”？》一文中曾概括了既得利益集团的三大历史战略步骤：其一、解构早期社会主义工业制度体系：1980年代，微观经济领域废黜党委领导下的厂长分工负责制、废黜鞍纲宪法和石油工业岗位责任制、厂长责任制个人集权凌驾于党委会与职工代表大会之上——党内民主制度遭到损毁，企业内部经营承包制导致人民财产被不法利益群体所攫取，社会主义公有制遭到历史性的重大挫折。为私有化而废黜中共党内及其微观经济领域的基本民主制度是1978年以后的重大战略失误。其二、全面废黜社会主义公有制：1990年代，发生国有大中型企业股份制改造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系列重大历史转变，究其实质：是既得利益官僚体持续围绕生产资料公有制所引发的具有官僚与资本相勾结性质的“私有化革命”；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效益提高，可通过微观经济领域的工艺制度、工作制度、民主制度的建设以及生产指数的提高而加以实现；不必通过变更财产的占有与分配制度（也就是所有制形式）而实现其效益之提高。至1999年，石油、石化、钢铁、煤炭、电力等当代中国最优良产业纷纷私有化。其三、利益集团要求构建适应官僚与资本相勾结的上层建筑领域：新世纪初，既得利益官僚体挟政治、经济的丰硕成果，轮起宪政大棒向执政党与中央政府发难，标志性的事件——①《物权法》草案的公然出台，企图将官僚与资本相勾结而攫取的巨大人民财产合法化；②受美国金融垄断资本集团控制的中国核心产业的中油股份独立董事之一的吴敬涟要求中央政府放弃工业管制。③2005年，中国经济学人再次掀起反对政府管制的波澜。
财产权不仅是经济自由之源，也是政治自由之根。当代中国和谐与发展的所不容回避的问题——依然是如何维护现行宪法的有效性问题：20世纪初叶，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追求的目标是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被动员起来的工农大众所得到的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与“人的解放”两大政治承诺。一大《中国共产党纲领》提出：“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庄严的历史承诺下，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新道德体系；建国后，中共兑现了庄严历史承诺并以建设社会主义得的名义，压缩个人消费，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1978年以来，中共背弃了所秉持的有关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历史承诺，代之以“改善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生活”的承诺，全面废黜生产资料公有制，完成了具有官僚私有化性质的社会改造——然而，人民生活却没有得到改善。
政治、经济解构主义者在微观经济领域极力推行“厂长责任制”，废黜鞍钢宪法、废黜岗位责任制、限制与实际废黜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的诸多权利与功能、否定早期大规模工业化有关微观经济领域产业化道路的“五·七”发展模式等等；极端少数人背弃1921年中共一大至中共十二大以来有关财产权问题上对中国人民的庄严历史承诺，强力突破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制约，实现了瓜分庞大且优良的全民财产之目的。
20世纪90年代，利益集团通过“关、停、并、转”的产业政策来消除所谓过剩的产能，其目的是推行官僚与资本相勾结的私有化，导致了大量国营企业破产，职工下岗，适龄青年无法就业，引发民众的极端不满并爆发持续的工潮；利益集团在微观经济领域大搞个人集权，构建符合利益集团根本利益的干部任用制度、财会制度、物流制度；他们持续侵蚀执政党的肌体，疯狂攫取优良国家财产与人民财产。利益集团背弃执政党有关改善人民生活的庄严历史承诺，同时，他们以牺牲工农阶级的根本利益作为前提条件，通过压缩工农阶级的基本生活消费，在医疗、教育、养老、住房、土地和金融等一系列政策上采取仇视工农阶级的政策，对外则声称“廉价劳动力之邦”——如此丧失人性的经济集团，如何引领当代中国的“宪政革命”？
此发展战略引发了有关当代中国财产权问题上日益激烈的阶级斗争及其工农阶级的道德背离倾向，造成了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失误。2003年，联合国人权委员考察中国数据：中国的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2%，人均教育开支低于非洲穷国乌干达。1998年，取消福利分房，房价持续攀升，房价收入比远高于世界银行的5∶1；国家统计局数据：如剔除经济适用房因素， 2003年，北京房价收入比达16倍，深圳房价收入比达12倍——实际数据远高于此。持续高房价使得“小康生活”的政治承诺成为泡影。2008年，奶业普遍存在的“毒奶粉”事件，将改善人民生活的政治承诺击得粉碎——此经济增长模式对中国人民而言是否具有现实意义？这样的发展是否具有法理性？
德国哲学家尼采说过：“一切存在者，都能够从他们自己的种类中，创造出较为优秀的来；你愿为大潮中的退潮么？宁可返回禽兽而不愿意超越人类吗？”任何物种的进化都要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该物种才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远大发展前途。鸟类和哺乳动物克服了爬行动物的消极特征，保留了其积极因素，增加了恒定的体温、发达的大脑和完善的生殖方式等新特征，因而更能适应环境——为缓解尖锐的社会矛盾，扭转被动的局面，中共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承诺中国人民在薪酬、福利、社会保障和财产权等问题上共享现代化的文明成果——这是中共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间里，首次对中国人民做出有关财产权问题上的情感让渡；中国走上了总体战略转型之路——虽然战略框架模糊，终要痛苦地催生新制度体系。
在此局面之下，疯狂的官僚与资本相勾结的发展向度,开始遭到宪法体制的制约，利益集团产生了严重的挫折感——故此,废黜宪法,以求得利益集团非法所得的合法化；这就是所谓“宪章签名”的真实历史动因。本质上，“宪章签名”运动是既得利益集团企图摆脱现行宪法体制的制约、防止历史清算局面的发生、自我政变以求得与执政党“共和”等等战略企图的具体表现。利益集团的最高行动纲领就是：宪政政变。
三、令人警觉的法西斯主义的幽灵在中国大地游荡
1989年以后，漂流海外的某些政治力量与国内利益集团相勾结，他们站在大洋彼岸高声喊和：“有恒产者，有恒心；财产归我知识精英所有，给工农以话语权与吃饭的权利”；——标志着国内利益集团与海内外某些知识精英集团相勾结企图将当代中国拉向法西斯化的发展道路。
关于民主的最终目的，我们愿意引征希特勒在没有上台以前对莱因地方金融资本家说的话：“你们实业家愿意维持私有财产，私有财产是一个贵族的原则；但你们还没有立意反对民主。不要弄错，如果你们不毁灭民主的话，那么民主就会毁灭你们的财产，因为政治平等的必然后果就是经济平等，而经济平等这一原则已经征服全球的六分之一，而且还在不断扩大。你们必须给我权利，因为我是唯一的人，可以借助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粉碎民主和它代表的一切……”希特勒对民主说出了非常关键的问题——民主的目的。即：
①私有财产——贵族原则——利益分配不平等；
②民主制度——政治平等——经济平等。
民主与社会财富的分配关系由德意志法西斯头子希特勒提出，的确是十分严重的历史悲剧。就法国大革命而言，它不仅是争取政治上的民主，同时，它担负着解放农奴的重要历史使命：农奴制取消了，昔日的农奴变成了得到土地的自耕农。在这种情况下，保卫法国就是保卫自己的财产，拿破仑在这个物质基础上创造着自己的神话——最终迫使当时的欧洲开始完成自下而上的革命或者自上而下的革命。1808年自上而下的普鲁士革命就是法国大革命催生的民主运动。1789年，法国爆发大革命时，德意志境内三百六十多个邦国。自给自足的农业是经济的主体伴有少量城市经济发育。普鲁士土地贵族改变坐收地租的传统，商农并举，大规模从事手工业品和粮食贸易，逐渐向农业企业家转变。土地贵族的子弟成为文官集团和武官集团的基础，最终控制了政府和军队。于是，普鲁士三代君主（1640～1786年）先后打败瑞典、波兰，夺取对农业贸易至关重要的河流航道和出海口，在此过程中逐渐具备了中央集权、理性官僚制度和严格的军事制度——这是贵族统治的普鲁士。
然而，代表平民与农奴根本利益的法国大革命释放了法兰西民族最伟大的力量。1805年，德意志2/3邦国被法国占领和控制。1806年，拿破仑军队击败了普鲁士的军事力量，普鲁士屈服于法国，一半领土和一半人口被划出了普鲁士。于是，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结束小农经济，全力发展工商业——成为德意志各邦国的共识，改革以普鲁士作为典范，从上到下并遍及各邦国。1807年，土地交易自由化。废止人身隶属关系，贸易和就业自由。1808年，普鲁士颁布《城市管理条例》赋予各城市自治权：城市议会自由选举，议会决定城市的税务、警察和公共事业。1810年，颁布《工商敕令》，废除行会垄断与特权，人人有权经营工商业。如上的系列改革为德意志民族的复兴奠定了物质上的基础——法国大革命的烈火导致了普鲁士贵族阶级进行自上而下的民主革命。由此观之，法国大革命与普鲁士革命的核心内容是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
德国的民主革命不仅带有德意志民族对法国大革命的理性思考，在社会财富的问题上——封建贵族所主宰的社会政治力量摇摆于对平民阶层所做出的有限让度并伴之以如何保护贵族巨大利益等一系列的矛盾心理；封建贵族情结使得德意志民族矛盾于既要坚定地走现代化的道路，又要维系贵族阶级的根本利益。如此，德国不仅无法复制法国大革命的伟大平民精神。相反，贵族们在财产占有与分配问题上的“挤牙膏”方式的民主改革，最终导致德国走向了法西斯主义的道路——这是德国法西斯主义窃国的根源所在。德国民主革命的潮流中涌现出来的法西斯主义，使得贵族阶级有关维护财产权的历史诉求成为决定国家历史发展的重要参考质变，导致了德意志民族的总体历史悲剧。
由是，从中我们可以细细地品味法西斯主义者的本质：贵族们——“必须给我权利，因为我是唯一的人，可以借助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粉碎民主和它代表的一切”。法西斯主义对法国大革命的复仇心理，导致德意志民族的巨大历史伤痛所产生的对民主的特殊理解，使得我们能够精确把握刘晓波之流的贵族思想得发展脉络与法西斯主义在本质上的一致性。
结束语
现代化产生不稳定性，追求现代化诉求的中国，在客观上需要在不同社会力量的激烈冲突之中构建社会普遍接受的且具有现代性的道德认同体系；而快速终结官僚与资本相勾结的历史局面，建设权力相制衡的政治制度、公平正义的有关财产占有与分配的经济制度、个体自由发展的人文制度——是大国崛起的标志。其中：财产制度是执政党进行历史清算而重新构筑新道德体系的基石——财产权是经济自由之源，财产权是政治自由之根。当代中国的人权问题，依然体现在如何恪守与维护现行宪法的有效性，建立新时期维护宪法的政治架构、经济架构和组织保障体系，使得违反现行宪法的行为能够得到历史应有的审判。维护宪法而非废黜宪法——是历正确的选择。
一个制造虚假历史观的民族，注定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
一个对外声称“廉价劳动力之邦”的国家必定是奴隶之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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