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改革的历史谈起——一评高尚全的最新奇文
刘日新
高尚全在《炎黄春秋》２００６年第９期发表了《深化改革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反复尝析后,认为他对半年来关于改革的争论和批评没有丝毫认识和悔改之意,而是全面反扑。通观全文对他的改革理念及其所作“贡献”的自我表白,给了大家一份极好的反面材料:一个资本主义改革派的面貌活灵活现,暴露无遗。由于陷得太深,真是改也难!那就只好“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既然如他所说,改革事关中国的出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特别是承他的关照,奇文点了我的名,来而不往非礼也,那就花点时间,对改革有关的几个重大问题写它若干篇争论和评论文章,以示回应。
高尚全文章第一个小标题,是讲改革的历史。他是原国家经济体改委的“秀才”,我是国家计委的老人,在国家计委主管计划体制改革,参与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方面,做过一些具体工作,还当过几年国家计委与体改委的联络员,因此对改革的历史也略知一二。在高文这一段里,首先发现他又一次丑表功:１９５６年１０月他写了一篇文章“企业要有一定的自主权”,说当时有人贴大字报,批他是“修正主义”;他在另一篇文章中也说,“差一点被打成右派了”。前不久,有位同志在文章中指出,高尚全这是伪造历史。他不知悔改,现在又一次搬出这件事来企图给自己脸上贴金。因此,在这里要再次跟那位同志一样,讲一点历史,揭穿这个著名“精英”学者的招摇撞骗手法。
打开《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可以看到《论十大关系》(１９５６年４月２５日),文章开宗明义说,最近几个月,听了中央三十四个部门的汇报,写了此文。(一些非毛化人士造谣说,《论十大关系》是别人写的。前两天,协助胡乔木整理此文的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杨云福同志,在王府井书店讲演,又一次以亲身经历回忆当年整理的过程,澄清了谣言。此文整理过四五次,包括陈伯达把“以苏为戒”的内容删除,毛主席不满意。直到基本上符合讲话原意,毛主席才通过。)《论十大关系》第四个问题,是“国家、生产单位和生者个人的关系”,专门讲到工厂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的问题,指出:“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第２７３页) 高尚全的文章是在《论十大关系》发表八个月以后,写的一篇应时文章,说不定当时还捞了个毛著学习积极分子的光荣帽子。现在又想用此文来反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作为搞自由化的资本,真是钻营有术啊!但是,历史是不讲情面的,事实暴露了伪造者弄巧反拙,又一次露了投机分子的原形。
高尚全讲改革的历史,也是很巧妙的。他妄图以体改委副主任的身份现身说法,蒙骗不明真相的人,以为他说的都确凿无疑。可稍微了解情况的人,就会发现他讲改革的历史有破绽。例如, 在时间上, 讲改革的历史为什不从源头讲起,而从改了六年以后讲起?在讲改革的领导人时,他提到从体改委的陈锦华主任到多位中央领导同志,一直到小平同志,有一点像鲁迅说的:“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但为什么偏偏回避体改委第一任主任‑‑‑赵紫阳总理兼主任呢?这里有猫腻,需要拆穿。
众所周知,我国的改革,是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全会公报指出,改革是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邓小平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３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也指出:“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１４５页)这里,党中央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关于改革到底改什么,讲得非常明确,就是改革经济管理体制。
随后西方经济学传入我国,他们也大讲Reform economic system,这个英文词组有多义,译成中文,可以是改革经济体制,也可以是改革经济制度。我们常讲的改革经济体制,是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简称。用英文讲,应当是Reform economic management system。它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中央和地方、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正确划分管理中的权限和责任。经济体制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对生产力的发展可能起促进作用,也可能起促退作用。西方经济学者和我国的自由化人士常讲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指改革经济制度,主要是改革所有制。我在上个世纪改革开放年代,注意到自由化人士别有用心,利用经济改革这个词故意在搅混水,因此在为《经济学大辞典 计划卷》(刘国光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撰写“经济体制”这个词条时,特别写明上述意思(参见该书第１３２页)。
高尚全这个原来国家体改委的“秀才”,后来荣升为副主任,现在仍为体改研究会的会长,二十多年来并不是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改革路线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意见办事,而是跟着大洋彼岸的指挥棒转。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智囊人物布热津斯基发话:“中国改革要成功,一要淡化意识形态,二要是非公有制国家。”这前一句的意思,是要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后一句是要实行私有化。美国新自由主义的著名学者弗里德曼,１９８８年曾来过中国,对如何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曾对高尚全的顶头上司赵紫阳主任面授机宜,并且公开说:“中国改革的唯一出路是私有化的市场经济。”请问高尚全会长,二十多年来,你们这帮资本主义改革派不就是按照美国人的旨意办事吗?直到你现今这篇奇文,还在说:“基于意识形态对改革的指责,基本上是没有说服力的。”这不是表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说服不了他了,他已经完全成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俘虏,不可救药了吗?
既然讲改革的历史,尽管我在《高尚全在西山会议原形毕露》一文已提过的一件事,现在不能不再提一下,因为从那时起, 赵紫阳就在中国明目张胆地搞资本主义改革。邓小平给他定性“犯了自由化错误”,信哉斯言!那是怎么回事呢?１９８５年９月,经总理兼国家体改委主任赵紫阳批准,召开了一个“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以外国代表为主,实际上主要是请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当教师爷,怎么在中国搞资本主义的宏观经济管理的。会议是在从重庆坐巴山轮至武汉,在船上开的会,所以这次会也叫“巴山轮会议”。会后,赵紫阳还接见了与会的十一个外国代表并照了相。这次高尚全紧跟赵紫阳,为资本主义改革会议立下了汗马功劳。他是中方三个书面发言者之一,还参与编辑了一本书《宏观经济的管理和改革》(这本书我保存至今)。我当时还奉命根据这本书整了一个六千字的材料,送全国计划会议作为参阅文件。这次会议的要害,是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提出取消指令性计划,实行所谓宏观控制下的市场经济(因为当时理论界的传统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所以他们在翻译上作了手脚,把市场经济译成市场协调),作为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模式(简称２Ｂ模式)。法国学者阿尔伯特当即对科尔奈说,我们法国现在实行的就是这种宏观控制下的市场经济。请看,中国改革的目标模式,竟然是法国式的资本主义经济。高尚全追随赵紫阳早期搞资本主义改革,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重要历史事实。现在高尚全大讲改革的历史,为什么对这个重要史实避而不谈呢?
这里要顺便提一下科尔奈其人其事。他原本是一个计量经济学家,曾任世界计量学会会长。长时间一半时间住在美国,一半时间住在匈牙利。１９８０年写了一本《短缺经济学》,那是污蔑社会主义国家的书,被美国定为大学教课书。二十多年前此书曾传入我国,流行一时的什么“父爱主义 ”,“投资饥饿症”等庸俗经济学语言,均来源于此。东欧剧变前,他又写了一本《通向自由经济之路》,副标题《抛弃社会主义制度》,与新自由主义头子哈耶克污蔑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通向奴役的道路》一书相呼应。中国和东欧两党两国关系正常化时,东欧国家称此类经济学家为叛徒经济学家。科尔奈的这本书,不是自己把其面貌如实的刻划出来了吗?１９８５年他对中国改革提出的目标模式,是别有用心的。高尚全当年推销科尔奈的２Ｂ模式是不遗余力的,现在讲改革的历史,为什么不讲一下这段历史呢? 科尔奈这本在美国用英文出版的新书,未见翻译成中文,我国学术界许多人尚不知晓,你又何必怕他同你沾在一起,不敢提及此人呢?
高尚全在奇文中,把２７年来经济发展的成就,都记在改革的账上,记在自己的账上(文章提到“我”字达五六次之多,如我顶住压力,坚持改革;我参与起草这个那个改革文件,等等),把党中央一系列发展经济的决策,亿万人民的辛勤劳动,都排除在外。“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推给别人”, 真有点祖传遗风!关于我国经济建设成就的数据,使我想起去年高尚全又是接见记者,又是在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文章,一再说我国五十多年ＧＤＰ增长了１０ 倍多,使我感到惊讶,是这个“著名经济学家”不会计算(国家统计局没有这样的现成数据,需要自己利用现有数字进行计算)这个统计指数,还是记者、报纸编辑弄错了?我给人民日报理论部打电话,他们发现可能是高尚全不会算账,抄人家的。我寄去材料,指出高尚全这样说,大大贬低了我国建设的成就,特别是贬低了经济较快发展的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成就。五十多年我国经济应当是增长了７０多倍,请理论部将我的材料转给高尚全本人。可能材料起作用了,这次高讲２７年成就的数据,是对的,应当肯定。
前面提到奇文讲改革的历史,一再请出领导人来为自己壮胆,他在第四大段提到江泽民同志,我看这也帮不了他的忙。现在《江泽民文选》已出版,且看高尚全的改革与江泽民同志关于改革的话是不是一码事。《江泽民文选》第一卷说:“绝不搞私有化,绝不能搞西方式的多党轮流执政、联邦制、三权鼎立,绝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第２２０页)这一段话针对性这么强,好象是专门批高尚全的。头一句是批高尚全搞私有化的经济改革,后面的话是批高尚全主持的西山会议“精英”们的政治改革。这是碰巧,还是江泽民同志有预见呢?
高尚全奇文特别强调邓小平同志, 似乎支持他们搞资本主义改革,“起关键作用的还是小平同志”。高尚全大错特错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是一贯的、坚决的反对搞资本主义改革的。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说有两种改革开放观。江泽民同志以后也讲过几次。邓小平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１８１页)我们主张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同上,第１４２页)“基本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归集体所有,就是说归公有。”((同上,第９１页)１９９２年他已届晚年,在南巡讲话中语重心长的说: “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１９８６年)十二中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同上,第３７９页) 高尚全你这个当了八年体改委副主任,现在仍是体改研会的会长,搞了几十年改革的人,请把你们的所作所为,和现在改革造成的后果(奇文只承认存在问题,不承认失败。高原来不许反思改革,说反思改革就是反对改革),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直到这次西山会议,同邓小平的这些重要的原则性的话对照一下,难道你们不是基本上背道而驰吗?恕我不再对比了。悬崖勒马,回头是岸,这些中国人民的格言,值得深思。否则,会是什么下场,还用得着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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