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命运决战的年代
徐汉成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老一辈核心领导人相继去世，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年代。
“改革”先从农村的包产到户展开，后又搞市场经济，价格双轨制，发展私营经济，再后来就是“抓大放小”“国退民进”……。
如今，“改革”已历经三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三十年只是短暂的一瞬，但是，对于一个特定的社会时期而言，对于人生而言，却不是一个小数，抗日战争用了八年，解放战争只有三年，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改造也不到十年，真正的“文革”也只有三年”，后经“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直至毛泽东的去世，后人说“十年文革”。与“文革”相比，三十年的时间 也不算是小数了，人的一生能活多少年？“改革开放”何时休？
从“摸着石头过河”到不问姓‘公’姓‘私’，从“不议论”到不管姓‘社’姓‘资’，如今，计划经济已不复存在，公有制全面崩溃……，社会主义的中国变成了“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少数的人成了富翁，大多数人还是平民，有的人出了国，无数的人做了牢，农民还在劳作“一亩三分地”，工人成了“打工仔”……。
国人对于“改革”的态度，亦已从亢奋转为疲顿，将热情化为反思：假如没有这三十年的“改革”，老百姓还会不会买不起房，会不会上不起学，会不会看不起病？……，这一切的一切，引起了国人无限的遐思……，假如没有这三十年的“改革”，贪官会不会像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一茬？会不会出现拥有三百亿资产的富人？黄赌毒会不会如洪水一样的泛滥？会不会出现风起云涌的黑社会？会不会出现邓玉娇事件？会不会出现通钢事件……？这种种的社会怪状，将人们带入无限的迷茫……。
三十年的“改革”，国家得到了什么？共产党得到了什么？人民得到了什么？各有各的一本帐，各有各的答案。
一、社会思潮的“三元”化
由于严重的两极分化，社会的种种不公，社会的种种怪相。不同的人们采用不同的眼光，透过不同的视野，站在不同的立场，引用不同的理论，做出了不同的解释，开出了不同的处方。
未来的路怎么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奸者见奸，愚者见愚。 论战的焦点始终围绕着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的路？种种的争论汇集、分化为不同的思潮，人们将这些不同的思潮冠之为左派、保守派与右派，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派”（左派）“特色社会主义派”（温和的改革派）“资本主义派”（右派或自由派），这一场论战犹如没有硝烟的战争，没有流血的战场，
中国社会的进程无疑的走到了十字路口，“中国向何处去？”的问号此起彼伏。由此，我们说，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将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的年代。
二、前三十年的“肯定”与“否定”
对于建国后的六十年，有人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将其划为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社会主义者认为：
在经济建设方面，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在短短的二十多年的时间内，在内忧与外患共存的劣境之下，经历了大小十多次的卫国战争，带领全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农业上完成了人民公社化，建成了完善的大工业体系，建成了强大的国防体系，在全国建成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网络体系。因此，他们认为：毛泽东时代的社会，虽然社会的物质没有如今丰富，但决不是路线与政策的不当造成的，是由于国家的基础过于薄弱，这个过程是必然的，正常的，即便中国不进行后三十年的“改革”，中国的经济无疑也会进入了一个大发展的年代。
在政治上发起了“三反”“五反”、“反右”、“四清”与“文化大革命”运动，采取了放手发动群众的民主形式，对于震慑了党内外的贪污腐化、对于加强党的建设、受到了极大的成效，阻止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因此，他们认为：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是民主的，清明的。
在军事与外交方面，中国搞出了“两弹一星”具有了与“霸权主义”抗衡的资本，成了名符其实的军事强国，与一百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毫无疑问，社会主义者对前三十年持肯定的态度，希望在“改革”的基础上沿着前三十年的道路继续前进。
自由主义者则认为：
中国建国后，中国应该学习西方或亚洲“四小龙”走资本主义的路，抓住发展良机，由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模式，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拉大了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又由于共产党专制独裁，闭关自守，毛泽东发动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则更是雪上加霜。因此，华国锋因批判“四人帮”的一句“中国的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成了自由主义的口实，因此，毋庸置疑，自由主义者们对“反右”耿耿于怀，对“文革”恨之入骨，对于毛泽东时代，对于社会主义，对于四项基本原则持否定的态度。他们则希望中国全面的走上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
三、后三十年与未来之路的争论
对于“改革”三十年后社会出现的严重的两极分化，对于贪腐的大爆发，对于社会的种种丑恶，社会主义者们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改革” 偏离了社会主义的方向，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背离了邓小平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资本主义已在中国复辟。他们认为：之所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要发动“反右”与“文革”，是由于毛泽东充分认识到了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而三十年来“改革”的实践恰恰证明了毛泽东的远见卓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是由于三十年的“改革”使人们消除了对毛泽东发动“反右”与“文革”的误解，而越发由衷的敬佩毛泽东和崇敬毛泽东思想，
毫无疑问，上述观点在国人中已占取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大多数人，就连老牌的自由主义者茅于轼也不得不承认：“在当前的社会中，拥护毛泽东的恐怕是大多数”。
社会主义派的社会基础是：中国共产党内忠诚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领导者，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拥护社会主义的老一辈革命者及其后代，知识界、文化界、社会科学界的一批有识之士，广大的共产党员，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
社会主义派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理论。
因此 ，社会主义者们开出来的处方是：反思三十年的“改革”抑制私有化，壮大和发展公有经济，在未来中国发展与建设道路上旗帜鲜明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自由主义者则将社会的种种不公归结为“改革不彻底”，宣扬说我国三十年的“改革”是片面改革，只改掉了经济基础，没有摧毁上层建筑，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他们开出来的处方是：对外依附西方资产阶级，对内进行全面的“政治体制改革”，彻底的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资本主义派的社会基础是：混进党内或背叛了共产党的根本宗旨的少数右翼分子，新生的资产阶级，依附西方的知识界、文化界、社会科学界的少数极端自由主义分子，即所谓的“改革精英”，这一部分人当中不少人在当年“反右”与“文革”中曾受到过人民的批判，现在仍不思悔改，一有机会，就跳出来充当西方势力的御用文人，他们诋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诋毁社会主义，诋毁无产阶级专政，向中国共产党发动猖狂进攻。
自由派的理论基础是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普世价值”论与“宪政主义”论。私有制并不是什么新东西，是奴隶社会的产物，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已经搞了几百年，“普世价值”论、“宪政主义”论也不是什么新“主义”，因此，从理论上讲，自由派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理论基础，是跟在洋人屁股后面走的“爬行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从人数上讲，自由主义者只是极少数，但他们已结成联盟，其行动有纲领，有目标，有组织，有计划。由于他们推崇的“全球化”方略以及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因迎合了当年主政者们的意识，曾在经济体制的“改革”中攫取主导地位，客观上对“私有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果，现在，他们对用西方的价值观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同样的充满信心，因此，自由主义者们的理论也必将具有更大的欺骗性与诱惑性，其手段将更加的狡诈与卑劣。
四、自由派的目标、旗号与手段
归纳起来，资本主义右派“精英”们的行为纲领为“一个目标，两杆旗号，三种手段”。
（一）一个总体目标：这就是在中国全面的实现资本主义，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全面的融合到西方的资本主义阵营中。
（二）两杆旗号：
第一杆旗号：“改革”
在邓小平的“改革”年代，计划经济改为市场经济，邓小平去世后，公有制经济逐步的改成了私有制经济。现在，自由派已对市场经济的“改革”失去了兴趣，但是，他们对“改革”的成果并不满意。一是中国农村的改革虽然失败了，但只是农业的作业体制上的失败，没有触及到土地仍属于集体所有这样一个根本性质，要将土地彻底改为私有化。二是部分国有经济依然存在，要改彻底，三是政治体制要彻底“改革”。
由于彻底的私有化与政治体制“改革”，必然有悖于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于是，一方面，他们开始抱怨邓小平的“改革”并不彻底，私底下与邓小平叫板，如《炎黄春秋》杂志社长杜导正《今天怎样看邓小平》一文中说：“邓小平不是神，也不是完人，他不可能句句正确、事事正确，对他确实不能搞“两个凡是”。另一方面又碍于邓小平理论仍被执政的高层奉为指导思想，无奈之下，只好继续扛起邓小平的“改革”旗号，“挟天子以令诸侯”借助钟馗打鬼。杜导正又说：“改革成败取决于政改，这也是小平留下的最大未竟事业”。
第二杆旗号：“民主”
自由派将社会的贪污腐化与种种的不公平现象统统归结于社会主义制度，归结于公有制 ，虽然没有公开喊出推翻社会主义的口号，但已叫嚣要彻底铲除公有制，如吴敬琏在《中国向何处去？》一文中，就鼓吹公有制是权贵们权力寻租的对象，叫嚣要彻底的“改革”，消灭全部的公有制经济。
应该引起警觉的是：自由派反腐的出发点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反腐的出发点是大相径庭的，他们利用广大人民对于腐败的厌恶情绪，提出来的“反腐”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是想借“反腐”彻底铲除公有制，将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一锅端”
社会主义者则认为：社会的贪污腐化与种种的不公平现象的根源来源于市场经济与私有制，私有制成了贪腐者“权力寻租”的载体，因此，社会主义者反腐的出发点是：在限制私有经济的同时，充分发挥广大党员和人民的权力，定期与不定期的整顿党的作风，加强党的建设，不断提高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与执政能力，因此人民的反腐与右派们的反腐的动机与出发点的区别在于：社会主义者是为着提高党的执政地位；自由主义者则是削弱乃至消灭共产党。
由此可见，不管自由主义者们打出“改革”的旗号，还是“民主”的旗号，其目标是万变不离其宗，就是推翻社会主义与中国共产党！
（三）三种手段：
手段之一：颠倒黑白、栽赃陷害、继续“反毛非毛”
一九八一年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极右分子们便纷至沓来，“反毛非毛”者甚嚣尘上，但是，自由主义者终究无法从理论上推翻毛泽东思想，茅于轼在《中国向何处去》一文中就蛮横的说：“过去的方针政策，总路线，工业化，学大寨，以钢为纲，以粮为纲，战天斗地，统统都不对，而赚钱是对的”。辛子陵则在香港出版了《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李锐在为本书作序时则诅咒毛泽东“功高盖世,罪恶滔天”，更为阴险的是李锐等人还妄图借邓小平之口，说九三年邓小平曾在上海的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放出了“要重新评价毛泽东”的话，人们不仅要问，邓小平既然主持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既然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邓小平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14页）为什么在十二年后又说要推翻这个决议？既然是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的话，为什么不公开发表？为什么不收进邓小平文选？到底是邓小平在搞阴谋诡计？还是李锐之流要将“反毛”的脏水泼在邓小平的身上？
“反毛”也好，“非毛”也好，无非是竭尽颠倒黑白、栽赃陷害之能事，在“大跃进”“反右”与“文革”等一些历史事件上做文章，无非说“大跃进”饿死了多少的人，“反右”整了多少的人，“文革”斗了多少人……，令人大惑不解的是，讫今为止，这些自由主义分子们从来没有拿出一份官方的权威的证据出来，因此，这些数据只能是“莫须有”的不实之词。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对？农业合作化有什么不对？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有什么不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有什么不对？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又有什么不对？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有什么不对？……
对于“反毛非毛”的恶劣行径，人们曾一度的迷惑不解：为什么？
其中的奥秘有二：一、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对于同一个历史时期，同一个政治事件，在同一个日子里，不同的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例如抗战的胜利，对于中国人来说，无不欢欣鼓舞，对于日本侵略者，则是末日来临，再如端阳节，对于常人来说，这是一个传统的节日，而对于由蛇妖化身的“白娘子”，则是一场灾难。二、“反毛非毛”包藏的祸心是资本主义复辟，不反掉毛泽东思想，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就难以得逞。因此，我们说“走资派就在党内”有什么不对？“反右”斗争邓小平肯定了也是对的，
立场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邓小平说：“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中，只要还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知识分子就需要解决是否坚持工人阶级立场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89页）如何评价毛泽东，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立场，什么是“立场”？这就是要看你站在那一个阶级的立场上讲话，站在西方势力的立场上，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站在右派的立场上，则一定会仇视毛泽东，诋毁毛泽东，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上，站在百分之九十五的劳动人民的立场上，则必然的会热爱毛泽东，拥护毛泽东思想。
对于“反毛非毛”的人要辩证的区别对待，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政治上的背叛，这些人原来就不拥护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拥护社会主义，他们是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如李锐、谢韬、茅于轼之类，二是政治上的“小人”这些人不是在“反右”中曾被打成“右派”，就是在“文革”中受到过批判，毛泽东去世后，出于政治上的报复与泄愤，一有机会，就会将积怨发泄出来，三是对历史的事实真相缺乏了解的人，受到了“精英”们的蛊惑，听信了他们的馋言。
二、手段之二：造谣惑众、混淆是非，蛊惑“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的要害是抹杀社会的阶级性，用西方资产阶级所鼓吹的“平等、自由、民主、博爱”来掩盖客观存在的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在人类的社会中，超阶级的“平等、自由、民主、博爱”不仅从来没有，也是不可能的。
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资产阶级的核心的“价值”是剥削，矿主与窑工、工人与资本家、黑社会与个体工商户……，政治的平等是相对的，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则是绝对的，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斗争，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一点不仅早已在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得到了证明，亦已在中国的“改革”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既然有了平等与自由，哪里还会有“刘汉黄”的事件？哪里还会有什么黑煤窑？哪里还有什么“开胸验肺”……？没有平等，哪里来的自由？，因此，在阶级的社会中，这种所谓的“平等与自由” 统统是骗人的鬼话与谎话。公民获得一张选票不能叫做“民主与自由”，虽然，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在关乎民生上有所改善，但两极分化依然如故，贫富差距仍在扩大。如果幻想用什么“普世价值”来“普渡众生”，充其量只能是一种痴人说梦而已。
“普世价值”与社会主义价值观毫无共同之处，格格不入。其根本目的是：摧毁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经过了三十年的“改革”，中国的社会主义的肌体已遭到了严重的损害，几乎发生了质的变化，但是，自由主义的“精英”们是无论如何也不肯善罢干休的，现在，他们要动大手术，要将社会主义伤筋动骨，要扒掉社会主义的心脏，将资本主义的所谓“普世价值”克隆到社会主义中来，或者将中国的社会主义“转基因”转入到西方资本主义中去，以推翻中国现存的上层建筑。
手段之三、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鼓吹“宪政开张”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其宗旨与西方执政党的宗旨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是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利益，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奉行的是无产阶级专政，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
自由派将“特权与权贵”产生的根源归结为一党专政，权力过分的集中，缺少西方的“民主”……，打着“反官僚、反权贵、反特权”的旗号，鼓吹“宪政主义”，敦促要挟执政的高层进行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
“宪政”的实质是资产阶级专政。自由主义者们历来视中国共产党为眼中钉，肉中刺，明地里不敢喊出“推翻共产党”的口号，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第一大党，是执政党，有六千多万党员，掌握着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军队，因此，只有打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旗号，推崇“宪政主义”来削弱和演变共产党，要共产党充当自己的掘墓人。
“宪政主义”就是实行西方的总统制与普选制。军队国家化，李锐就叫嚷要把中国共产党改名为“社会主义民主党”他还写了一本书叫《何时宪政大开张》，他说：“一个国家能否进入现代化，关键就在是否实现了民主。近300年来，保证实现民主的宪法与宪政，可说已成风靡全球的政治文明了。” 谢韬则在《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中说：“构成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是民主宪政、混合私有制、社会市场经济、福利保障制度。”“只有民主宪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政党贪污腐败问题”。他在《共产党组织转型的思考》中又说：“我们现在讲民主宪政或者说宪政民主，民主主要体现为选举、投票、‘数人头’，宪政主要体现为限权（政府不得侵犯人权）、分权、相互制衡。”谢韬强烈呼吁中共“走国民党走过的宪政之路”，从“专政党”向“宪政党”转型。虽然他们没有公开喊出打倒中国共产党的口号，但西山会议已经叫嚣要“审查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因此，“宪政开张”之日，就是共产党“下野”之时。
自由主义者骗人说，只要“开张宪政”，“特权与权贵”现象就会消失，“民主”就会到来，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好事呢，台湾就没有“权贵”？美国就没有“权贵”？英国就没有“权贵”……？资本主义社会就是金钱社会，资本主义的政治就是金钱政治，资产阶级专政就是富人专政，在贫富不均的社会里，受苦受难、受压迫、受剥削的永远是劳动的无产阶级，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真正的实现人民民主专政，没有政治与经济地位上的平等，光要一张选票又有何意义？
中国在建国初期就制定了宪法，宪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大法。虽然，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共产党内已出现了一些不符合共产党的根本宗旨的人和事，但是，十多亿的中国人民仍将中国共产党视为国家与人民的主心骨，将中国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
五、斗争的复杂性与艰巨性
刘少奇与邓小平作为老一辈革命家，之所以在“文革”中受到了严厉的批判，是因为他们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要对社会主义进行“改革”，邓小平认为，发展生产力是第一位的，体制与制度则是第二位的，不管采用什么体制和制度，只要能发展经济就行。同时他又认为：在“改革”的过程中，只要不丧失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
其实，这只是一个美妙的理想，上层建筑是党的性质与宗旨的反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必须相适应，“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脱轨的“两张皮”状态只能是一个暂时的过渡，绝不可能作为长久存在的社会形态，“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此，中国共产党要想不改变宗旨，不改旗易帜，就不能允许在党内存有多元的指导思想，这一点，三十年的“改革”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开了一个大玩笑，走了一段大弯路，兜了一个大圈子。至于邓小平的最终的评价，历史将会作出结论。但是，必须指出的是：邓小平的理论在现阶段仍然被执政党的高层奉为“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
邓小平理论是自由主义的绊脚石
每一个国人都十分清楚，虽然，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将中国引向了“特色的社会主义”，但是，自由主义者采取的是“实用主义”，邓小平的话对他们适用的，他们就拉大旗作虎皮。邓小平在倡导“改革”的同时，又反复强调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的“四项基本原则”，在他的文章中不仅找不到全面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理论，相反，邓小平反复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对党的领导，而没有党的领导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91页）他还说：“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实践证明，无论缩小或者夸大，两者都要犯严重的错误。”（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83页）“我们的国家还有极少数的反革命分子，当然不能对他们丧失警惕。”（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5页）“整党整风，这是很有必要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6页）他又说：“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根据自己的经验，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道理很简单，中国十亿人口，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能解决。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所以，我们不会容忍有的人反对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09页）
因此，既然当局将邓小平理论奉为“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既然自由主义者们也打着邓小平的“改革”旗号，社会主义者为什么不能用邓小平的矛来戳自由化的盾呢？
深入自由化者们的文化阵营中去
“改革开放”以来，两条道路的斗争、两种思想的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文化界、知识界、社会科学界有一大批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学者，他们奉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批判的武器，已经对自由主义者们的邪说展开了迎头的痛击。
但是，仅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必须深入到自由主义的阵营中，深入到自由主义的“堡垒”中，去占领一切可以占领的文化阵地。因此，我建议社会主义的网友们到以“实事求是，以史为鉴，秉笔直书，与时俱进”为宗旨的“炎黄春秋”网站对自由主义的言论给予有力的批判。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是一场思想领域内的革命，是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回想一九xx的“xx”事件，其形势则更加严峻，中国又一次到了决定命运的大决战的时刻。现在，对于自由主义者们鼓吹的“普世价值”与“宪政主义”，执政的高层虽已引起了警觉，但是，斗争与批判显得十分的薄弱，自由主义则十分的嚣张，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看社会现状，虽然，广大的劳动人民早已对资产阶级的“精英”们产生了厌恶情绪，一些人已从对毛泽东的误解中逐步清醒过来，他们对“反右”与“文革”有了新的认识与理解，但是人民的感情是朴素的，需要左派知识分子们的引导与帮助，才能使他们看到斗争的复杂性与艰巨性，看到中国未来的希望。
最后，让我们以毛主席的一句话共勉：“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让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们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缺点不能抛弃吗？。”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二00九年十二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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