斥李锐诬谓毛泽东哲学是“斗争哲学”？
—评李锐非毛反毛(43) 岳青山
这些年来，李锐总是诬谓毛泽东哲学是“斗争哲学”，肆意非毛反毛。
他说：“毛泽东历来强调‘斗争哲学’。早年就留下名言：‘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动’与‘斗’，是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的一个核心观念，既是宇宙观，也是人生观，终其一生，好动喜斗，尤其实践了‘与人斗其乐无穷’的诺言。”（《手记》第300—301页）
这就是说：“毛泽东历来强调‘斗争哲学’”；这个“斗争哲学”既是毛泽东的宇宙观，又是他人生观；毛泽东“终其一生，好动喜斗。”
三十年来，我国的官员言论、新闻媒体、乃至理论“精英”，也时不时咕噜所谓“斗争哲学”。
因之，这个所谓“斗争哲学”的问题，实在是一个不能不争辩清楚的重大的原则问题。
（一）
旗帜问题，事关党的基本指导思想，至关重要。毛泽东的理论旗帜，一贯清楚明白，歪曲不了。
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果真是所谓的“斗争哲学”？
不是！根本不是！完全不是！
任何一个不带偏见，或者不是心怀敌意的人，都能清楚看到，毛泽东历来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把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哲学基础。
这种历史的真实，任凭李锐灵牙利齿，巧舌若簧，可以指鹿为马，但马毕竟马还是马，鹿终归仍是鹿。
早在建党之前，毛泽东在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时，提出了“改造中国和世界”的革命任务，就确认马克思主义是“改造中国和世界”的“一面旗帜。”1920年底，他在致罗章龙的信中明确指出，中国革命要想得到成功，“除了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他说：“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旗帜立起来，大家才有所指望，有所趋赴。”（《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2集）进而指出，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以“主义”这指导。他坚决反对“没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还认为，研究各门科学，各种学术，也要“以主义为纲。”
那么，这一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旗帜”又是什么 ？
1921年1月25日，毛泽东《给蔡和森的信》中提出的，“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依据，这个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页）
从此之后，毛泽东一生高举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信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决不容许“被人摇动”，决不允许改旗易帜。这就是他有别于不少人的高贵品格！
1942年2月21日，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他说：马克思“不但参加了革命的实际运动，而且进行了理论的创造。”这就是“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7页
1942年5月2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在的讲话》再次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4页）
毛泽东从1945年主持制定并经中央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到党的八大至十大的党纲、党章，都是十分明确地把党的指导思想的哲学基础，称之为“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90页、《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30页）
只不过，在此过程中，毛泽东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下，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组成部分的侧重，有所不同。诸如：
1929年6月4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史观。他说：“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凡事要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才能得到真相。”（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74页》
1937年6月5日，毛泽东在《关于十五年的路线和传统问题》中，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他说：十五年来党之所以犯路线错误，根本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还不十分深厚，没有“学好唯物辩证法。”（同上书，第508页）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即“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664页）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侧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他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比资产阶级高明，他们“有正确的宇宙观”，“他们懂得辩证法。”（《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68页）
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中，强调的是哲学“唯物主义”。他批评王明等人把“中国共产党人和马、恩、列、斯并列”的错误，提出“现在应当在全世界很好地宣传马、恩、列、斯关于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
1955年3月21日，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他向全党慎重地提出，“我劝同志们要学哲学”，批评全党干部中“有相当多的人，对哲学没有兴趣，他们没有学哲学的习惯。”他们不懂得在全部马克思主义中，“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论”。
1957年2月27日，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则侧重哲学“唯物论和辩证法。”
总之，在毛泽东浩如烟海的著作之中，他自己在论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方，没有一处说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什么“斗争哲学”。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佐证，那便是《毛泽东哲学批注》一书。本书共492页，汇集毛泽东从1936年11月到1965年期间，学习和研究十本哲学著作所作的批注。在这些哲学批注中， 批注最多的有五本。这五本书的天头地脚、边白中缝，乃至段末行间，他写约二万这了的批语。其中尤以《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三版)批注最多，有一万二千字左右。而最长的一条批注，竟有一千二百多字。在这个大部头《哲学批注》中，没有任何地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之为“斗争哲学。”
李锐如此曲解和诋毁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可谓用心良苦，而又恶毒。他把毛泽东的哲学歪曲和污蔑为“斗争哲学”，什么唯物论，什么辩证法，什么认识论，什么唯物史观，通通被毛泽东抛置九霄云外，剩下来的，只有干巴巴的、无情、残酷的“斗争”二字。
请问李锐：你咬定毛泽东“历来强调斗争哲学”，“毛泽东晚年常讲，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既是“历来”，又是“常讲”，客观根据何在？你满口“实事求是”，那就请从这种“历来”、“常讲”的“实事”之中，搬出七八，至少也应当举其一二吧。
我量你是搬不出来的。搬不出就是造谣！你该当何罪？
（二）
如此说来，那是不是说毛泽东就从来提及所谓“斗争哲学”？
这倒不是。
在我阅读到的业已公开出版的“毛著”中，毛泽东有二回提到过“斗争哲学”。
第一回，出自《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口头政治报告》。他是这么说的：“我们对国民党的方针，是又团结又斗争。讲到斗争，我们是有理、有利、有节的。我们是在自卫的立场上和它斗；这斗争是局部的，对我们有利才斗；但这种斗争又是暂时的，为了团结我们是有节制的。反过来讲，自卫的、局部的、暂时的斗争，要有利于团结。国民党天天想打我们，但也不敢和我们作大的决裂。我们的斗争是有节制的。比如我们去了一封信，要求派人参加会议，国民党开始不肯，但结果我们还不是去了？至于我们说去三个，他说你去一个，一个就一个，我们不大争，现在我们的代表已经到了华盛顿。同志们！权利是争来的，不是送来的，这世界上有个“争”字，我们的同志不要忘记了。有人说我们党的哲学叫‘斗争哲学’，榆林有一个总司令叫邓宝山的就是这么说的。我说‘你讲的对了’。自从有了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他们就向被压迫的人民进行斗争，‘斗争哲学’是他们发明的。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哲学’出来得比较晚，那是斗争了几千年，才有了马克思主义。放弃斗争，只讲团结，或者不注重斗争，马马虎虎地斗一下，但是斗得不恰当、不起劲，这是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文集》第3卷，第316页）
再一回，是1959年8月16日在《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中说：“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要读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了。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点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451页）
从毛泽东的这二处讲话中，可以清楚看到：（1）共产党的理论旗帜从来就阳光、鲜明，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决不是什么“斗争哲学”。
李锐无视毛泽东的全部著作，无视党的历届全国党代大会所通过的党纲和党章，硬说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纯属别有用心的曲解和污蔑。
（2）毛泽东说得清清楚楚，所谓“斗争哲学”，那是国民党军的“总司令”，或“资产阶级政治家”在攻击共产党时说的。
李锐卡头去尾，把这些人攻击共产党的话，硬栽到毛泽东名下，而且说他还“历来强调”，何其狠毒！
（3）毛泽东只是接过国民党军的“总司令”和“资产阶政治家”的话，说你们如果硬要说什么，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那也是“一点不错”，“你们讲对了。”这只是也只能是从“一定意义”、“特定意义“上讲的。
李锐撇开“一定意义”和“特定意义”，把毛泽东的哲学总括为什么 “斗争哲学”，只能是别有用心！
（4）、毛泽东还指明，就算从一定意义或特定意义上讲，“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那这种“斗争哲学”也是向“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阶级学来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已矣。你们的老祖宗－“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正是“斗争哲学”发明者、专利权的持有者。几千年来，这些剥削阶级难道不是凭借和利用“斗争哲学”来统治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至于，马克思主义带领无产阶级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那已是几千年之后的事情了。再说，现今的国民党、资本家不也在对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实行“斗争哲学”？
其实，李锐自己这三十年来，不也是毫不停顿地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着“斗争哲学”？
（三）
毛泽东是在什么特定意义上，讲邓宝山总司令或“资产阶级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一点不错”？既有较窄的政策思考，又有较宽的辩证考量。
先就较窄的政策思考来说。
这就是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两党关系而言的。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疯狂的侵华战争之后，中国共产党倡导和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为了赶走日本侵略者，救国救民。但蒋介石的国民党则除了抗击日寇外，更妄图借抗战消灭共产党。于是，它就一次又一次发起反共高潮。因之，在统一战线里头，国共两党的矛盾、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对此，党应当采取什么方针呢？
王明的方针，是“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味迁就，取消斗争，全然忘记了世界有个“争”字。
毛泽东的方针，则是又团结又斗争，坚持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党的“独立自主原则”。这就是他在提及“斗争哲学”之前所说的：“我们对国民党的方针，是又团结又斗争。讲到斗争，我们是有理、有利、有节的。……国民党天天想打我们，但也不敢和我们作大的决裂。我们的斗争是有节制的”。比如，我们要求派人参加联合国会议，国民党开始不肯，但我们据理力争，还不是董必武代表去了华盛顿？至于我们说去三个，他说你去一个，一个就一个，我们不大争，现在我们的代表已经到了华盛顿。毛泽东说“同志们！权利是争来的，不是送来的，这世界上有个“争”字，我们的同志不要忘记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才说，邓宝山总司令讲“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我讲你说得对。”
毛泽东和王明的方针，究竟谁是谁非？历史早已作出了明确的回答。
李锐此人，逻辑混乱荒唐。
如果说，毛泽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对国民党的方针有“斗争”二字，强调权利是“争”来，毛泽东哲学就是“斗争哲学”，那么，此方针中又有“团结”二字，强调斗争“以不破坏团结为限”，毛泽东哲学岂不又成了“团结哲学”？，
再就较宽的辩证思考而言。
除这“一定意义”或“特定的意义”，也有深层的辩证法思考。这就是矛盾和斗争的“永恒性”原理。这就是他在《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中所说的：“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点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451页）
这就是说，既然“矛盾和斗争的永恒的”，没有矛盾的斗争，就不可能有事物的质变、飞跃和发展，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你们要说“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也是“一点不错。”
但是，这决不能以偏概全，把毛泽东哲学就是“斗争哲学”。
其实，在毛泽东的哲学辩证法里，客观事物运动的泉源，归根到底，固然是由事物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引起的，否则，就不会有事物的质变、飞跃和发展。但这丝毫也不意味着就否认矛盾的同一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所谓矛盾，原本是指统一物分解两个方面的斗争和同一，没有斗争，无所谓矛盾；没有同一，也无所谓矛盾。 所以，毛泽东总是强调，“矛盾着的对立面又斗争，又统一，由此推动着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只不过，唯物辩证法认定，矛盾的同一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而矛盾的斗争则是无条件的、绝对。（《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13页）
按照李锐的逻辑，毛泽东从矛盾和斗争的永恒性的意义上，说“资产阶级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一点不错”，就证明了毛泽东的哲学是“斗争哲学”，那么，毛泽东同样认定矛盾双方不仅“又斗争”，而且“又统一”，由此推动着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岂不又表明了他的哲学成了“统一哲学”？
李锐离开这种“特定的意义”，把毛泽东的哲学说成就是“斗争哲学”，显然是恶意的歪曲和污蔑。
（四）
李锐以轻蔑的口吻嘲笑毛泽东，说什么“八十岁的高龄仍在说，八亿人口，不斗行么？”（《手记》第301页）
李锐笑得太早了。
毛泽东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不是客观真理？
其实，他是有感而发的。就是说，是针对那些放弃原则斗争而提出反问。要旨无非是说，事物的质变和发展，各种矛盾的解决，归根到底，离不开斗争。此言无疑地是表明，他认为“不斗不行”。与此相反，李锐嘲笑毛泽东，无疑地也证明他认为“不斗最行”。二者尽管只有一字之差，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不同的立场。 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就成了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分水岭。
毛泽东讲“八亿人口，不斗不行”， 既是唯物辩证法的要求，又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体现。
事实胜于雄辩。
仅以下面8件大事为例，就不容分辨地证实了毛泽东的这个论断是客观真理性。
第一件，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教训。
在第1次国内大革命向前发展的紧要关头，蒋介石背叛革命，发起了反革命“四一二”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和革命的人民。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杀害的多达31万多人，生气蓬勃的中国大革命被葬送了。面对着反动派要将革命者斩尽杀绝的严峻形势，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发明了“八亿人口，不斗才行”，一味妥协退让，“没有想到武装工农的必要，没有想着造成真正的革命军队”，致使中国共产党遭受到极其严重的打击和破坏。
然而，无数共产党人、革命先烈的鲜血也教育了全党。毛泽东“八七会议上明确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他后来说得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6页）倘若不是“继续战斗”，共产党岂不完了？
试问在这方面，“六亿人口，不斗行么”？
如果按照李锐的“不斗最好论”，后果会是怎样？退党、判党不是必然下场？
第二件，“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由来。
八一南昌起义，毛泽东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找到了农村包围、并最终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武装斗争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八亿人口，不斗不行”，没有武装斗争，更加不行。毛泽东在论及中国革命为什么离不开武装斗争时深刻指出：“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们是按照蒋介石的方针办事。蒋介石总是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这是经过调查研究才找到的办法。这个调查研究很重要。看到人家手里拿着东西了，我们就要调查一下。他手里拿的是什么？是刀。刀有什么用处？可以杀人。他要杀谁？要杀人民。调查了这几件事，再调查一下：中国人民也有手，也可以拿刀，没有刀可以打一把。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调查研究，发现了这个真理。”（《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25页）
自从发现了这个真理，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人世罕见的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夺取了政权。
试问在这方面，“六亿人口，不斗行么？”
如果按照李锐的“不斗最好论”，结果又会是怎样？ 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能自行倒塌吗？
第三件，清除黄赌毒黑的两个三十年
1949年，毛泽东带领中央机关进驻北平。他看到妓院林立、黑道猖獗、满目疮痍，怒不可遏，对时任公安部长兼北京市公安局长的罗瑞卿说；“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要下决心铲出这些毒瘤，关闭妓院，扫黑除恶。
旧中国政治腐败，民不聊生，众多妇女伦沦为娼妓。以上海为例，解放前登记的妓院就有800多家，妓女9000多人。加上大量的暗娼，国民党当时估计，上海妓女在十万人以上。在公安部和北京市委的领导下，1949年11月21日，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封闭妓院的决定，“决定立即封闭一切妓院”。一夜间就把北京妓院老板等454人全部集中，1290名妓女获得新生。继北京之后，扫黄飓风席卷全国。在中国延续三千多年的罪恶渊薮，从此绝迹。与此同时，全国又先后起发禁毒、禁赌和除黑的群众运动，旧社会长期存在着的这些罪恶毒瘤，从此根除。
直至毛泽东辞世，黄赌毒黑未见“死灰忽燃”。这就开创了一代淳朴向上、勤劳奋进的世风。神州大地，到处是净土。
三十年后怎么样？
黄、赌、毒、黑死灰复燃，愈演愈烈。要说没打，那也冤枉。年复一年都在打，甚至还喊严打，真打假打，天才知道。只是苏打的结果，愈打愈烈。
现今中国，黄赌毒黑漫延到了怎样程度，“提升”到何等“高度”？看一看东莞市妓女产业的“兴旺发达”，重庆的黑道横行霸道，那就再清楚不过的了。
东莞市如今已成了“中国的性都”，那里狡猾的性从业者在官员的帮助 下，建立了一个卖淫帝国。其产值占到服务待行业的20%到30%，妓女达30万之多，是解放前上海市妓女(包括暗猖)的3倍。在那里，“扫黄”也是年复一年，其实只在忽悠百姓。在公安部的指示下，东莞市本月又一次高调开展打击卖淫业的行动。只不过，该市公安局长崔健在新闻发布会上就坦言，每次他要打击一家妓院的时候，都会面临巨大的压力—一些领导干部会闻风而至，替经营者求情。这个中缘由，除了那个的阴暗角落里建立出来的“利益链条”以外，“发展就是硬道理”，乃至“猫论”这个指导思想，不能不说是息息相关。东莞市娼妓业的产值已经占到服务行业的20%到30%，既然捉到了老鼠，还能不是好猫？
东莞市“黄”到如此程度，在全国亦只是一个缩影。
重庆市“黑”得如何？感谢薄希来书记揭开的盖子。 据张轩副书记介绍，自今年6月重庆展开全市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成绩喜人，到目前为止，已累计破获各类刑事案件2328起，抓获涉案人员2915人，缴获各类枪支79支，子弹1482发，手雷4枚，冰毒62.01公斤；查封、冻结、扣押涉案财产17.43亿余元。以黎强、龚刚模、岳村、陈坤志、陈明亮等为代表的黑社会团伙被绳之以法，以文强、彭长健、陈光明等为代表的黑“保护伞”锒铛如狱。重庆市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办职务犯罪案件涉及县处级以上干部要案20人，厅级干部10人，涉及政法干警29人，行政执法人员4名。有21人直接收受了涉黑人员的贿赂，目前已起诉5人，依法查处了市公安局原常务副局长、司法局原局长文强、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彭长健、市公安局刑警总队原副总队长黄代强、治安总队原副总队长陈涛、北碚区原副区长赵文锐等一批涉嫌充当“保护伞”的违法违纪干部。 重庆打黑除恶工作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对长期盘踞重庆的重大涉案团伙受到毁灭性打击。
重庆打黑是一面镜子，一方面，凸现此前三十年对黑恶势力没有真打，内外勾结，狼狈为奸，致使黑社会势力发展到如此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六亿人口”，不斗真个不行。另一方面，也证明薄希来书记一旦真是按照毛泽东的“六亿人口，不斗不行”的指示去做，黑恶势力也就能迅速铲除，“平安重庆”也并非可望而不可即。
请问在这方面，两个三十年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难道不是雄辩地证实了“六亿人口，不斗不行”吗？
如果按照李锐的“不斗最好论”，结果如何？这三十年的中国，何处觅净土？
第四件，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
建国伊始，美国帝国主义为了把新中国扼死在摇篮里，除了经济上封锁、禁运之外，竟捍然发动侵朝战争，打到了我国东北边疆，侵占了我国的神圣领土台湾。这种明目张胆的侵略战争居然打起联合国的旗号，还纠集众多有仆从国家。而我们的人民共和国却刚刚创建，国内千疮百孔，百废待举，面对美国这个头号帝国主义率众多仆从国军咄咄逼人的侵略，“八亿人口，不斗行么？”
毛泽东以大无畏的民族气慨，毅然决然兵伐朝鲜，抗美援朝。他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庄严宣告：“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它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罢，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准备跟它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鲜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45页)毛泽东诤诤誓言，句句铿锵，执地有声，表现着解放了的中国人民保家卫国的刚毅决心和坚强意志。历史正是这样，中朝人民终于打败了美国侵略者，逼得美国这个头号帝国主义“第一次在没能打赢的战争上签定和约”。“纸老虎”在世界人民面前现出了原形。这个抗美援朝的的伟大胜利，再加上援越战争的胜利，逼使美国帝国主义在一段不短的时期里，不敢轻举妄动，发动战争，极大地了维护了世界和平。
请问在这方面，“六亿人口，不斗行么？”
如果按照李锐的“不斗最好论”，后果又会是怎样？美国帝国主义会放下屠刀，同我国“和谐”相处？
第五件、伟大的“三反五反”群众运动。
早在进城前夕，毛泽东就向全党发出警告：“敌人的武力不能征服我们，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听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进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8页)在从西板坡进京的路上，毛泽东多次表明：我们要进京赶考，“不要做李自成。”
但毛泽东始料不及的是，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来势如此迅猛，党内贪污蜕化之风发展如此快速。1951年11月1日，东北局高岗向中央作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进一步深入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报告。报告说，从9月开展三反 以来，沈阳市的部分单位中揭发出3629人有贪污行为。东北贸易部仅检举和坦白的金额就达5亿人民币(这是旧币。新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毛泽东深感觉事态的严重性。他深刻地看到，这里反映出来的问题，决不只是东北一个地区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于是，就为中央把东北局的报告批发全国，要求坚决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决心通过“三反”斗争，惩治和克服党内已经滋生起来的严重腐败现象，确保党的无产阶级的先进性。
毛泽东历来看准了的事，一旦下了决心，从来就是一抓到底。
如同以前集中精力指导抗美援朝和镇反运动那样，毛泽东又集中精力指导新的“三反”运动。他在中共中央关于开展三反运动的决定中加写了一段重要的话：“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到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和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再不切实执行为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转引自《毛泽东传》(上)第207页》
1951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华北局的报告，列举了河北省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和现任书记张子善均严重贪污浪费的事实。毛泽东立即转发全国各中央局和省市委，并在批语中写道：华北天津地委前任书记刘青山和现任书记张子善都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正在着手处理。“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转引自《毛泽东传》(上)第206页)
12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三反运动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指示，指出：“应当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是如同镇压反革命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打算亲自动手，号召坦白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转引自《毛泽东传》(上)第207页)同年，12月 17日，毛泽东在另一个批语中又尖锐指出：要“把三反斗争当作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务必取得胜利。”(转引自《毛泽东传》(上)第209页)
在毛泽东的坚强领导下，一场旨在整治和克服党内已经滋生起来的严重腐败现象的三反群众运动，雷厉风行，席卷全国。刘青山和张子善事件，是三反运动中揭露出来的第一大案。他们分别是1931年和1933年入党的老党员，经历长期革命斗争的领导干部，对革命有功，却被资产阶级糖弹击中。河北省委的处理意见“我们一致意见处以死刑”。华北局提议：“处以死刑(或缓期二年执行)”。毛泽东对此案处理极为重视。先是召集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研究处理意见，继而征求党外民主人土的意见，最后经慎重考虑，同意河北省的建议，对刘、张二犯判处死刑。就在公判大会之前，天津市委书记黄敬请薄一波向毛主席说说，考虑到他们过去的功劳大，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毛泽东听到后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自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的干部。”(转引自《毛泽东传》(上)第218页)据统计，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参加三反运动的总人数为393万人，经核实，贪污1000万元(旧币)以上的共10万余人，贪污总金额就6 亿万元。对有严重贪污行为的罪犯，判处有期处刑的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的67人，判处死刑的42人，判处死缓的9 人。“三反”运动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广大的亲历者无不受益终生。连邓小平出来时都不得承认，“三反”运动杀了刘青山和张子善，使我党的清正廉洁保持了二、三十年。共和国前三十年，全党干部清正廉洁，举世罕见。固然“三反”运动功不可灭，但同毛泽东一贯的从严治党，依靠群众防治腐败的基本方针，认真开展整党整风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至文革运动，密不可分。
请问在这方面，“六亿人口，不斗行么？”
如果按照李锐的“不斗最好论”，那结果会是怎样？现今共产党腐败到如此地步，不就是铁证？
第六件，“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
早在建国之时，毛泽东虽然已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但他深知，中国人民要真正做到不受帝国主义的欺侮，关键是靠国家的实力，靠“八亿人口”的艰苦奋斗，把弱国变成强国。因之，他作出了国防的现代化战略决策，作出了中国也要搞点原子弹的战略决策。在那样的困难条件下，我国要搞“两弹一星”，许多人看似“异想天开”，“白日做梦”。可毛泽东横下一条心，依靠我国科技大军，凭着全国的社会主义大协作优势，硬是把“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了。“六亿人口，不斗行嘛？”
“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是毛泽东战略决策的伟大胜利。这对实现国防的现代化，保卫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保障国家的和平建设，具有深远意义。令人百思不解的是，改革开放这些年来，有些人竟说什么那是个错误。理由是毛泽东不懂得“硬道理”，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这也是“不斗最好论”的反映。
最近，在一篇悼念我国的“航天之父”钱学森的文章中，讲到钱老对此作了很好的回答。
他说：曾经一段时间有那么一些误解，认为搞“两弹一星”是个错误，花那么多钱，没有用来发展生产。这不是个别人的意见。“不是这样的。首先，我们搞‘两弹一星’花的钱比外国少，因为有党的领导，具体的就是周恩来总理和聂帅在领导我们。再就是中国科技人员的优秀品质，所以完成了这个任务，损失最小，花钱最少。当然也不是说我们没有错误，也不是说我们一点冤枉钱也没有花。但总的看，要比外国好的多。你说不该搞，那好，如果不搞，没有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那我国会是什么地位？你要搞经济建设也不可能，因为没有那样的和平环境。”
请问在这个方面，“六亿人口，不斗行么？”
如果按照李锐的“不斗最好论”，“两弹一星”“不该搞”，结果能不是钱老说的那样？
第七件， 困难时期的“包产到户”。
1961年后前后，中国经济陷入了严重困境，全国不少农村陆续发生分田到户与包产到户的情况，尤以安徽为最。。
早在1960年3月中旬，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就报告过毛泽东，他们省打算搞包产到户的试验。毛泽东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
令毛泽东深感震惊的是，中央领导核心里头不少人也是主张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1961年5月，毛泽东离京外出，田家英向刘少奇汇报包产到户问题，刚开过头，刘少奇就接过去说，“现在情况已经明了了。”接着，他就提出“分田到户”的意见。他对国内形势的估计比较严峻，说这样下去，无产阶级专政要垮台，我现在一天也不敢离开北京。田家英问刘少奇，他关于分田到户的意见，可不可以报告主席？刘少奇说，可以。
7月2日，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包产到户问题时，邓小平说：“恢复农业，相当多的群众提出分田。陈云同志作了调查，讲了些道理。意见提出是好的。”还说：“不管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就用哪种方法。……对于分田到户要认真调查研究一下。群众要求，总有道理。不要一口否定，不要在否定的前提下去搞。过渡时期要多种多样。现在是退的时期，退够才能进。总之，要实事求是，不要千篇一律。”（转引自《毛泽东传》下卷，第1229—1231页）“猫论”源于此处，论证的是包产到户。7月7日，邓小平在接见共青团七中全会与会者时，公开了他包产到户的主张。他说：“在全国，巩固集体经济，这是根本方向，但要承认多种多样的形式。有些包产到户的，要使他们合法化。现在实行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的，恐怕不只百分之二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同上书，第1231页）7月6日下午， 毛泽东约见陈云。听取陈云申述了主张分田到户的理由。陈说：“分田到户不会产生两极分化，不会影响征购，恢复只要四年，否则八年。”毛泽东不以为然，只是他认定陈云当面提出建议，乃正常之事。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农村部长邓子恢，未经请示中央，就先后擅自在中央党校和军队系统作过多次报告，阐明和传播包产到户的主张。
面对全国各地不同程度的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党中央领导集体内，在事关农村发展方向的问题上，毛泽东与另外几个人的政治主张的对立，如此鲜明、尖锐，是多年来不曾有过的事情。毛泽东深感事态严重，在八届十中全会，作了“形势、矛盾和阶级”的报告，尖锐地批评了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错误主张
他认为，如何恢复国民经济？主要是靠集体经济，还是主要靠个体经济？这个问题事关中国农村发展的方向的问题。这就是他所说的：“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多少？就全国来说，你们估计一下，是百分之几，还是百分之十几，还是百分之二十？不是就个别地方来说。个别地方，比如安徽，那就多了。现在这个时期，这个问题比较突出。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是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还要不要？主要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已经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现在暂时不要动，不要免强纠正，但是要注意做工作。”（同上书第1241页）
他还说：这里有一条底线，就是在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坚持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寻找多种形式；主要依靠个体经济是不行的。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是搞无产阶级专政，搞资产阶级专政，还是小资产阶级专政？我们到底走什么道路？”（同上书，1239页）他还说：“ 如果全部闹单干，或者大部闹单干，我是不赞成的。如果那样搞，党内势必分裂。”（同上书，第239页）根据毛泽东提议，此次全会正式做出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在5月25日送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下山的时候，回忆党内高层此次矛盾和斗争时说：“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张平化激动地望着毛主席。”（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第151页）
对毛泽东如此尖锐的批评，刘邓在表面上是完全接受的。1962年8月11日，刘少奇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的中心组会议上说：“主席提的这些问题，在长期内，一直到消灭阶级都是管用的。”他谈到农业关系到我国的命运时更是强调：“非搞社会主义大农业不可。只能这样想，不能有其他想法。”（同上书，第1244页）
邓小平说：“主席这次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很及时。不只是讲国内问题和单干问题，内容是很广泛的，包括整个国际国内的一个历史时期，即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或叫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问题。”（同上书，第12243页）
令人遗憾的是，邓小平重新出山后，就把毛主席那次提出的“非常生要、很及时”，并且适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问题，抛向九霄云外，在全国强行推销包产到户，否定了集体经济。
请问在这个方面，“六亿人口，不斗行么？”
如果按照李锐的“不斗最好论”，结果会是怎样？ 这三十年中国农村的困境还不是证明？
第八件，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
中苏分歧始于苏共20大。在这次大会上，赫鲁夫所作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丑化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主持政治局会议，经讨论先后发表了二论无产阶专政的历史经验文章，对苏共领导的错误进行了原则的斗争。1957年兄弟党莫斯科上，苏共领导提出的宣言草案，硬要塞进“和平过渡”这种鼓吹议会道路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中共中央针锋相对地提出《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全面地、明确地阐明了我们党的不同意见。1958年， 赫鲁晓夫向我国提出：要在我海岸建设一个“长波电台”和所谓“共同舰队”时，毛泽东洞察到这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劣恶行径，意在“控制我们。”为了维护中国主权之尊严，他不惜冒苏联终止对华援助的严峻风险，义正严词面斥尤金、赫鲁晓夫：你们建议搞海军“共同舰队”，有一个所有权问题。你们提出各占百分五十，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因为我们不同意搞“合作社”，你们就不帮助，那我们一万年不建设海军也没有关系。你要搞共同舰队，索性把海岸都交给你们，我们去打游击战。（转引自吴冷西《十年论战》第165、166页）赫鲁晓夫碰壁而还。 1960年夏天，苏共利用罗马尼亚工人党三大的机会，对我党突然袭击，组织大规模围攻，导演事先预谋的反华大演出。中共代表团发表严正声明：“我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则上是同赫鲁晓夫是有原则分歧的”，“我们党只信服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而决不会向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屈服。”为了进一步压服中国，一个月后苏联突然片面决定，在一个月内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一下撕毁了几百个协议和合同。如此背信弃义的行径，尽管当时给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困难，但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我们党坚持原则斗争，决不拿原则作交易，并没有被压倒或压垮。1969年，苏联公然入侵阿富汗，中国政府公开声明，怒斥其为“社会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
请问在这方面，“六亿人口，不斗行么？”
如果按照李锐的“不斗最好论”，结果又会如何？
第九件，珍宝岛的自卫反击之战
赫鲁晓夫推行修正主义和组织反华大合唱的行径，屡屡碰壁，也就老羞成怒，于1969年，公然武装侵犯我国的神圣领土-珍宝岛。
苏军以1个远东集团军的1个坦克旅，3个摩托化步兵团，总计约20000人，在没有事先警告情况下，对我国悍然发起了军事入侵。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看来，他们对于中国的军队装备几乎是比自己的还清楚。它认为中国当时最强的主战坦克T59型，也就是苏联的T54A，全重只有36吨。如果与苏联最新的T62型坦克对比，可以说已方无需开火，使用自重就可以把T59撞翻。他们打了，满以为一定旗开得胜！
面对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六亿人口，不斗行么？”
毛泽东在接到边防军告警电报后，也做出了最快决定：打！就把他打疼！我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奋起自卫反击，赶走了苏联侵略者，捍卫了我国的神圣领土。结果真是“把他打疼了。”苏联人丢下了约1个团的装备以及成批尸体，气恼的回家去了。赫鲁晓夫接到失败电报后，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先后撤职了隶属于苏联远东集团军1位元帅（坦克装甲诸兵种元帅），3名大将，4名中将，24名上将、少将。抓捕了远东红旗134师（主力师）营级以上全部军事主管。
请问在这方面，“六亿人口，不斗行么？”
如果按照李锐的“不斗最好论”，结果会是如何？
第十件，“与天斗其乐无穷”
李锐污蔑毛泽东的哲学是“斗争哲学”，嘲笑其青年时期“与天斗其乐无穷”那三句名言。似乎毛泽东坚持“斗争哲学”，强调“与天斗其乐无穷”，造成生态环境大破坏。这就全不讲理了。不能否认毛泽东时代，也的局部的、少量的破坏生态环境的问题，。但总的说来，那时全国是蓝天、白云、绿水，则是不争的事实。假如毛泽东健在，中国决不会出现为了ＧＤＰ，竞把7大水系污染得40%不能饮用，置老百姓死活于不顾的困境。在毛泽东看来，当着自然界对人类不和谐、不客气之时，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也就不能不有一个改造自然的问题。换言之，即有同自然斗争的问题。只有这样，人类才能生存和发展。这便是他所说的“与天斗其乐无穷”的意思。
拿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来说，毛泽东确定的总方针，是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这基础。“八亿人口”，吃饭乃第一大事。发展农业，“水是命脉”。而自然之水，时而是利，时而成灾。为了改变“靠天吃饭”的困境，“六亿人口，不斗行么？”建国后，毛泽东号召全国亿万农民，持续不断地展开以水利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掀起一个又一个兴修水利的高潮。从建国到1983年，我国共建成八万六千多座水庫，总蓄水量达四千二百多亿立方。其中，大中型水庫二千七百零二座。而新中国成立时，全国仅有大中型水庫二十座。农用排灌动力，由建国初期的十二万八千马力，发展到七千八百多万马力，增加六百多倍。在缺水的北方，还新打机井二百四十一万眼，为干旱农田开辟了地下水源。因此，我国的农田灌溉面积，从建国初期低标准的三亿亩，增达六亿七千万亩，增加了一点二倍。建国前的三亿六千万亩易涝农田，有二亿七千万亩得到治理，占总数的四分之三。联合国粮农组织1980年年报指出，我国农田灌溉面积，已跃居世界第一位，多于印度、美国、苏联等国家。这个伟大的胜利从根本上保证了安全前三十年我国粮食生产的稳步增长，基本解决6亿人的吃饭问题，也为后三十年来农业的发展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否则，79年后由于包产到户业，农民无心也无力于大规模的水利建设，13亿人吃什么呀!
可见，在人同自然的关系上，既有“和谐相处”的一面，又有矛盾斗争的方面。“与天斗”是必然的，只是也要“有理、有利、有节”罢了。
请问在矛盾的方面，“八亿人口，不斗行么？”
如果按照李锐的“不斗最好论”，结果又会如何？
总上可见，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无论是面对“三座大山”压迫，还是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乃至修正主义的打压，理所当然地坚持革命，坚持斗争，决不放弃原则，低三下四，委曲求全。就是对党内矛盾，也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达到新的团结。” “八亿人口，不斗行么？”这是逻辑使然。
（五）
李锐把毛泽东哲学思想诬谓“斗争哲学”，凸现其用心之邪恶。
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他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中，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夺取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并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振兴、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毛泽东不仅赢得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爱戴和敬仰，而且赢得了世界上一切向往进步的人们的敬佩。全国广大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抚今思昔，越来越怀念和崇敬毛泽东。
而李锐却把毛泽东一生轻蔑地归结“动”、“斗”二字。胡说什么：毛泽东“终其一生，好动喜斗，尤其实践了“与人斗其乐无穷的诺言。”这只能是反映被毛泽东推翻和打倒剥削阶级的心愿。此其一。
又其一、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中，是迄今以来第一位当之无愧的哲学家。他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两个领域建构起独具特色的哲学体系，从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李锐却胡说毛泽东哲学的核心是什么“斗争哲学”，这就彻底否定了毛泽东的哲学体系的丰富内容，彻底否定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就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最后、李锐污蔑毛泽东的哲学是“斗争哲学”，还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那就是玩的是“贼喊捉贼”的鬼伎俩，既以此掩盖了剥削了阶级对被剥削阶级搞了几千年“斗争哲学”的历史真实，又可借以转移当代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继续对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国家和人民实行“斗争哲学”的客观事实，而更加重要的是，还便于遮掩他自己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确立的社会主义、对中国的工农大众不停顿地实行“斗争哲学”的残酷现实。
只不过，这样一来，李锐这个“老红军”的反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真面貌就更加暴露无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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