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尔文：社会主义与“国家垄断”
三十年来，主流媒体上,凡是鼓吹“改革”的“理论”文章，几乎毫无例外地会提到“垄断”两个字——比如“国企垄断”，“自然垄断”，“行业垄断”，等等。这些文章中，“垄断”两个字，明显带有贬意，被认为是一种不好的东西，会阻碍经济发展；所有这些文章，几乎毫无例外地提出了“打破垄断”的口号。
在中国，从西方回来主导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们极力鼓吹并在中国建立起的市场经济，单纯从经济上说，也从来就是以“打破垄断”为根本的目标。
实际上，三十年来，在中国的经济基础中，社会主义的成分在许多领域，许多行业，就是在这样一个口号下，被资本主义经济打垮并失去了统治地位。
我们许多左派学者，还没有认识到：对社会主义来说，打破垄断，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口号，其结果很可能导致经济上的私有化，使中国变得疲弱不堪。至于受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影响甚深的中国政府高级官员，对此同样认识不足。
例如，温家宝宣读的《２０１０年政府工作报告》，仍然把“打破行业垄断”继续发展“市场经济”，当作“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的目标，而没有提出“建立一个更大范围的跨行业的国家垄断”这样一个对目前的中国迫切需要通过“加快转变”来达到的目标，这是让人非常遗憾的。
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上搞清楚“垄断”和社会主义的关系，特别是搞清楚“垄断”对于中国抵抗西方经济侵略所具有的十分重要的意义，是十分必要的。
我们首先研究一下“垄断”和社会主义的关系。
列宁说过，“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列宁还说过，“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这样，“垄断”就和资本主义或者和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似乎垄断也是腐朽的和垂死的——这也许是人们对垄断感到厌恶的理由之一。但是，感觉未必科学，往往是片面的。
我们知道，垄断是从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中成长起来的一种经济形式。自由竞争引起生产集中，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走向垄断。但这种经济形式并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实际上，社会主义的经济比资本主义的经济更依赖“垄断”。
如果先抛开所有制，研究 “垄断”的形式和特点，我们可以看到， “垄断”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1.生产和生产资料的高度集中；2.经营资金的高度集中；3.销售或采购价格的统一。
再把所有制放到“垄断”这个外壳下，研究一下所有制问题。首先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全民所有制”的实现问题：
对于一个的地理上的国家，人口众多，生产门类齐全，生产资料——土地、矿山、工厂、机器，种类繁多，总量巨大，社会上的每个个人怎样占有如此庞大且又属于自己的一份？
将它们——众多的生产资料——分散开，每人占有自己的一份（不管是资金还是实物形态），这是私有制，不是公有制，更不是社会主义；因此，只能采用某种经济形式，将分散的所有权高度集中起来，交给可以代表自己利益并接受自己有效监督的某个“组织”来统一管理，这个能够代表全社会绝大多数人利益的组织就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这就形成了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一种抽象的占有——每个人都有全部资源中的“一份”，每个人，除了自己的生活资料，又不能随意处置自己所有的“一份”，只能用民主的方式通过能够代表全社会绝大多数人利益的组织来实现；而能够将分散的所有权高度集中起来，避免由分散的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唯一的经济形式，就是以“集中”为主要特点的“垄断”，也就是前面所说的3个方面——这3个方面恰好符合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的主要特点：
1.生产和生产资料高度集中——完全集中在国家手里——即由国家代表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按照社会需求和资源，有比例地配置生产资源，有计划地组织生产；而对于帝国主义国家，生产和生产资料尽管可以高度集中到几个或几十个大企业手中，但仍然属于少数私人占有，无法完全集中，国家官吏则是这些私人资本家的仆从，生产以攫取利润为目标，也无法按照社会需求有计划地组织生产；
2.经营资金的高度集中——社会主义国家不仅经营资金，包括银行，货币的发行权，在国际贸易中决定与其他币种间的汇率，也可以做到完全集中；而对于帝国主义国家，货币资本也集中于几个或几十个大的金融寡头或大型财团手中，但使用方向最终由金融市场决定，不可能完全集中到国家手中；
3.销售或购买价格的统一——社会主义国家天然地具有定价权，例如粮食的统购统销价格的确定。而对于帝国主义国家，统一的价格是由大的金融寡头或大型财团通过协议形成价格联盟而最后形成。
与以上3点所要求的“集中”和“统一”相对立的，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是“分散”的私人占有生产和生产资料的经济形式，是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
这是一种以孤立分散弱小的经济实体相互竞争为主要特点的、软弱的、不稳定的经济形态，和社会主义要求的高度集中的经济组织在形式上有很大差异，是一种过渡的初级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状态。
正像前面说过的，自由竞争必然引起生产集中，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程度又必然走向垄断，这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一般的、基本的规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社会主义经济的组织及其形式，和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相差甚远，更接近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垄断程度更高更先进的国家垄断经济。
这里，我们说到了社会主义“更接近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但并不是说二者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
社会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有两点：在政治上，社会主义的国家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家是少数金融寡头和大资产阶级对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专政；在经济上，社会主义实行公有制——由国家代表全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并实行按劳分配，国家工作人员在全部经济活动中接受人民民主监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实行的是私有制，基本分配制度是按资分配，国家官吏是金融寡头资产阶级的走狗，只有少数人的民主，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他们的经济活动不可能接受人民民主监督。
总之，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提出打破垄断的口号，首要的目标就必然是由国家代表全体人民占有并管理使之“高度集中”在一起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这种通过国家形成的公有制，在社会主义阶段，是全民占有全部生产资料的唯一形式。这样，打破垄断，就是改变这种 “生产和生产资料高度集中”的状态。而一旦生产资料的集中被破坏了，占有被分散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的公有制也就不存在了。
因此，“打破垄断”，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反社会主义的口号。当然，由于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还不可避免地保留一部分市场经济，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和“垄断”相对的“自由竞争”，这也是合理的。但如果无限夸大市场经济的作用，放弃国家垄断这个最重要的经济手段，就等于放弃了利用计划指令对社会资源合理配置和利用、对基础行业和生产加以“直接调控”这一有效途径。而完全以市场为导向，以金融手段对生产进行间接的“宏观调控”，就显得非常荒谬，不仅完全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初衷，导致私有制的全面复僻，还会形成一种混乱无序的、以内部恶性竞争为特点的、原始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这就必然使国家经济实力被极大地削弱，在国际市场上处于一种非常被动的地位。
实际上，中国目前在国际市场上已经处于一种非常被动的地位。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买家，对于价格完全没有话语权。在石油以及其它资源进口方面，同样是买什么，什么涨价。而在出口方面，甚至是低于成本的一种全球最低价，这就是因为，中国所面对的主要贸易对手，几乎无一不是国际上大型跨国跨行业垄断集团，而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垄断”的经济模式已经被破坏了。任何一家企业，即使仍挂有国企的牌子，但在实力上，都不足以和对方相抗衡；国内以出口为导向形成的市场经济，其经济实体，多而杂乱，小而分散，更加无法和外国垄断公司相对抗，只能自相残杀，大打价格战，所形成的恶性竞争，使得出口产品价格越来越低，完全变成了一种破坏环境出卖资源和劳动力来维持生存的血汗工厂。
要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只能重新回归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实施关停并转加赎买，将私有经济收归国有，按照“国家垄断”和计划经济的思路，重新建立起国有工业，重要行业完全由国家垄断经营，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改变以弱对强的局面，使中国在全球市场上处于可以和外国公司包括美国大型跨国公司相抗衡的对等地位。
实际上，这一要求在目前已经非常迫切了。这对于中国抵抗西方经济侵略显然具有的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想到一个问题：美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同时也是一个高度垄断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不是一个市场化下的自由经济国家。但是为什么中国经济学界许多从美国学成归来的“学者”，却几乎清一色地主张中国搞市场化下的“自由经济”，又几乎清一色地反对中国的“垄断”而不反对美国的“垄断”？
我想，“垄断”原本是从自由经济中产生出来对付自由经济的利器。他们在中国大搞自由经济市场化的“改革开放”，就是在执行美国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长期战略，帮助美国的垄断集团在中国建立起一个最有利于入侵的经济环境，可以非常方便地用“垄断”来对付中国这块“自由的市场”，来攫取中国的资源和劳动者的血汗。所以，他们是披着学者外衣的卖国贼——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悲的是，许多中国政府官员，中国的主流媒体，至今没有认清他们的真面目，还把这些经济学界的卖国贼奉为国宝，让他们继续鼓吹他们的卖国主张，实在让人难以忍受：莫非这些官员、媒体和那些“学者”是一丘之貉，也变成了卖国贼，或者他们天生具有卖国情怀？真的很可悲！
2010年3月18日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