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穿“小政府、大社会”、“公民社会”的谎言
——致国内非政府组织及亲西方民主人士的一封公开信
在写这封信之前,首先表明我的身份,我也曾是非政府组织(NGO)的志愿者,曾经在环保、传统文化、心灵关怀类型的三个非政府组织各做过至少一年的志愿者,还与其他一些非政府组织有过接触,至今仍旧与其中的一些朋友保持联系。所以这封信并不是站在局外人的立场来评价,而是站在局内与局外,试图以客观理性的方式分析目前中国的非政府组织的意义及其局限性。
这封信主要针对亲西方民主人士热议的“小政府、大社会”、“公民社会”、“民主”、“多党制竞选”的理念进行论述。
在许多关心社会问题及中国前途的人士内,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观念,那就是“小政府、大社会”。我的一些朋友对此非常推崇。他们认为目前的政府太强势,报纸网络上天天流传着这样的事情,暴力拆迁、警察随便进入家庭搜查、上访的被殴打截访送进精神病院等等。据此他们认为政府的权利应该降低,应该弱一些,而民间力量应该强势一些,需要成立一些民间机构,监督政府。在他们的潜在的逻辑中,“坏事都是政府干的”,“好事都是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做的”。
在一位朋友那里,这种逻辑更加发展为“国家应该放弃统一的教育制度,教育应该完全自由。上海孟母堂的事例表明,如果政府部门不干涉民间教育行为,传承国学这样的工作自会有人来做,并且做得有声有色。”他非常推崇自由主义的观点。
我很佩服这些朋友为国为民做实事的勇气和精神,我很喜欢他们的热心和纯朴。但是说实话,我对于他们的理性、宏观、辨证思考能力表示怀疑。他们未经充分、彻底的思考,便轻易接受了别人的理论。他们并没有认清自己所推崇的理论的真正面目。
本文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针对那些认识上有些模糊的朋友。他们想为国为民做事,却总感觉政府相关部门对非政府组织有所限制。这部分重在理清基本概念。
这部分分为四小节:
第1节 论述他们所反对的“大政府”到底是什么
第2节 论述他们所支持的“大社会”到底是什么
第3节 论述“小政府,大社会”中的“大社会”作为资本主义产业链的一部分
第4节 论述美国何以是“小政府,大社会”
第二部分,主要针对那些想以“小政府、大社会”的观念削弱政府,使得政府可以一推即倒,而后实行美国式的资产阶级民主的人士。这部分主要讲美国民主的本质,被阉割的民主。
这部分分为两节
第1节 论述美国的被阉割的民主
第2节 论述中国的民主建设的内容
第三部分,论述我们所主张的“人民社会”、“公民社会”。
这部分分为三小节
第1节 论述我所主张的“公民社会”,“大政府、大社会”的“人民社会”
第2节 论述政府和亲西方民主的人士对于“人民社会”的真实态度
结语
第一部分
1、“大政府”到底是什么?
首先我们应该弄清楚,这些朋友所反对的“大政府、小社会”的真实概念。我们要弄明白他们所反对的“大政府”究竟是什么?
暴力拆迁、警察随便进入家庭搜查、上访的人被殴打截访送进精神病院等等,这些表面上看是强势,其实背后隐藏的却是腐化、违背法律。
这里的大和强势并不是指政府的正常职能、有效职能。一个有效的政府,必须能够维护领土完整,维护社会治安,维护经济正常运转,维护社会民主(资产阶级国家维护资产阶级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民主),维护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的正常运转。
这些朋友反对的其实是“大政府、小社会”的腐败的、违背法律的政府职能,但是他们缺乏理性,常常将正常职能和不正常的职能混为一谈。他们反感“大政府”中的腐化行为,便要求取消“大政府”。这是一种青春期的逆反心理、条件反射心理在作祟,以偏概全。
试问,若是“大政府”变成了“小政府”,正常职能被取消,会出现什么结果?非政府组织、民间组织能否担当起国家的部分职能?我们先不说维护领土完整这个看似非常遥远的职能,我们先问问他们是否能够维护社会治安,维护经济民生正常运转?是否能够在经济危机中解决经济衰退和失业问题?是否能够遏制目前资本主导下的物欲横流、道德沦丧?
我们来看一个基本事实,据王绍光《民主四讲》:
1997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教授兼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斯蒂芬·赫尔姆斯在《美国前景》发表文章,题为《俄国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弱政府如何威胁自由》。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在冷战期间,西方自由主义的共识是,苏联政府太强大,构成了对公民自由和权力的最大威胁。那时人们普遍认为,只有削弱苏联的国家机器,公民的自由和权力才有保障。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苏联帝国崩溃了,政府的灌输停止了,新闻检查不见了,持不同政见者不再担心被送进监狱,没有人会因违反党的路线而惹上麻烦。那么政府不管事或者管不了事之后,俄罗斯是不是变成了自由的乐园了呢?在赫尔姆斯看来,答案是否定的。经过几年的观察和研究,他在俄罗斯看到的是道德沦丧,物欲横流,政府腐败,黑帮猖獗,监狱里人满为患,铁路上盗贼蜂起,士兵在街上乞讨,野狗在邻里乱窜,生产能力萎缩,人均寿命锐减。在这种情况下,对大多数俄罗斯人而言,不要说政治权利和财产权失去了意义,连生命安全也没有基本保障。基于此,赫尔姆斯得出结论,没有公共权威,就没有公共权力。公民权利的前提是存在有效的公共权威。一个丧失治理能力的政府是对公民权利的最大威胁。在这个意义上,政府可以是最大最可靠的人权组织。增进公民权利的最佳战略不是削弱政府,而是改造政府。
2、“大社会”到底是什么
我们来分析,为何这些朋友会有“小政府、大社会”的思想。他们所支持的“大社会”究竟是什么?
在他们看来,“小政府、大社会”将会形成一种理想图景,“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极度发达,公民参政热情极高,成千上万的非政府组织相互联合,监督政府,制衡政府,同时非政府组织之间也相互制衡,避免其中少数独大,从而形成一种民主政治的理想模式。
表面看这个理论十分完美,其实非常虚弱,不堪一击。中看不中用。
这个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是一脉相承。新自由主义在过去三十年主导了世界经济,从而导致今天全球性的贫富差距、金融海啸、经济危机。在人们心中,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已经破产了,但是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理论还没有破产,并且在今天中国的许多场合叫的很响亮,似乎是真理。
在描绘这个美好的理论时,大多数人都遗忘了这个理论最重要的基础,经济基础。个别的非政府组织或许有其特别的经济来源,但是从非政府组织的整体而言,其整体绝对离不开经济、政治基础。
非政府组织要维持正常的运作和繁荣,要成为“大社会”,必须有经济来源,而这经济来源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在资本主导的社会结构,其经费一般依靠各种募捐、献金等。虽然捐款中也有普通公民的参与,但数额有限,所以更多的还是靠大资本家的支持。另外,其经费也有很多直接来自资本主义政府的权力系统。可以说,资本和资本的权利系统是其经费的主要来源。捐款的数额、捐赠者的背景、立场、意图直接影响非政府组织的规模及其价值取向。
第二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主导的社会结构,政府与社会一体的社会结构。在我国曾经有一段时间,人民自由结社是公开的、无需注册。这些社团组织所依靠的不是私人捐款,而是政府对公民经济生活、工作的保障。公民的日常生活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参与各种活动,甚至可以举行全国性大串联,表达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主张,甚至可以直接对抗地方政府。虽然,这些社团组织在活动时,有一定错误,但是这抹杀不了社会主义主导下的“大社会”的内涵,抹杀不了人民直接参与管理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事务的伟大意义。
下面我们分析资本主导下的“大社会”。在资本主导的社会结构下,“小政府、大社会”、“公民社会”的理论是否可以不受资本约束,有效实现自己的主张?是否可以撼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
答案是否定的。虽然有些非政府组织很了不起,比如一些环保组织,他们宣称所做的事情不受捐款者的影响,不接受有污点的企业的捐款,但是这只是极小一部分,不能代表整体。
还有一些争取劳工权利的组织。资方也许会在压力下,做出有限让步,但若想彻底解决问题,就必然要撼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些公民组织是否会去做呢?现实的例子,英国工党上台了,反而执行更右的政策。背叛了工人,工人却也奈何不了它。
再进一步,在资本的架构下,资本家也能组建非政府组织,出钱雇人,要求其出具对自己有利的报告,出面协商一些难缠的事务,利用非政府组织进行对抗。资本家有的是钱。
这类事情在西方有很多,在今日中国也不少。比如很多对中国房地产进行排行榜的机构,他们为房地产商服务;比如很多进行股市、金融分析的机构和学者,他们为金融体系服务;比如很多商务协会、行业协会,他们为自己的行业服务。这些机构也都是民间机构。
我的那位朋友以为国家完全放开对教育的控制,则教育可以完全改善。可是他却忘了,当政府退出教育,教育必将为资本所接管!今天的教育理念已经为资本所扭曲,扭曲了身心健康,扭曲了真善美,扭曲了为人师道。如果完全为资本所接管,后果将会怎样?
也许有人会反对,他会欢呼美国教育造就了无数诺贝尔奖得主,但是他却忽略了,美国教育是精英教育,精英决定整个国家,其他人只是被愚民、被统治。美国教育是为了资本主义体系服务。
再进一步,在资本的架构下,资本家也可以与官权结合,组建一些不同寻常的非政府组织,比如黑社会。这些组织虽然非法(日本除外),但是同样也是非政府组织的内容。有谁能否认它不是非政府组织呢?
再进一步,在资本的架构下,在追逐利益、欲望至上的逻辑下,当很多人组建起换妻俱乐部、小姐协会、吸毒俱乐部,非政府组织的朋友们是否觉得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对抗这些协会,是否有力量对抗资本,教育他们弃恶从善,挽救道德?
我们来看更有代表性的事实,美国的“大社会”的“杰出代表”。
索罗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席卷了亚洲的财富,损害了亿万人民的利益。但是他自己却是美国政界的知名人士、金融家、慈善家,他组建了索罗斯基金会。开放社会协会是索罗斯基金会网络的中枢机构,它宣称“索罗斯的梦想是建立一个开放社会的世界联盟,所以他创办开放社会协会,旨在于推广开放社会,传播民主自由思想,使各国朝合理、开明的现代社会发展迈进,达至世界大同。一些在政治、法律和教育制度方面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是开放社会协会的重点关注地区。”索罗斯一手抢劫世界人民的财富,一手在全世界宣扬民主(资产阶级民主),给自己脸上贴金。一个损害了亿万人民利益的人,他所组建的基金会是好东西吗?他所宣扬的民主是好东西吗?可惜,很多群众没有看清楚这一点。在中亚四国的颜色革命过程中,索罗斯基金会扮演了重要角色。
同样的,资本的政府权力系统也造就了一大批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这些组织力量巨大。比如“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简称“NED”),它的拨款几乎全部来自美国国务院,号称美国上百万个非政府组织中的“龙头老大”( 比尔·盖茨基金会或许每年花的钱要比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多。但是一个老百姓花一百万也摆不平的事情,某个官员一句话也就摆平了。有钱并不一定代表有力量),它和美国国务院、国际开发署、中央情报局有密切的联系,被认为是中情局的“另一块招牌”。因为它有非政府组织(NGO)的招牌,不易引起注意,甚至连西方的研究报告都说,“在向非政府组织提供战略资金方面,美国外交政策精英们认为NED比秘密支援更可靠”。这个20世纪80年代初成立、主要靠美国政府拨款从事活动的“非政府组织”在世界很多地方扮演过特殊的政治角色,可以数出来的有: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乌克兰等独联体国家、伊朗等西亚国家、缅甸等东南亚国家,它们都受到其颠覆活动或推动“颜色革命”的影响。NED还频频资助“民运”、“藏独”、“东突”等各种反华势力,直接干涉中国内政。
前一段时间,新疆暴乱事件的背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不就赞助过热比娅吗?
另外,像比尔·盖茨基金会这样的机构也不像普通人所想象的那么纯洁、慈善,据《投资利益抵触基金宗旨盖茨基金会拟调投资策略》:《洛杉矶时报》指出,盖茨基金会每年从其投资中获得巨额收益。其总资产的41%以上(约87亿美元)被投资到了一些企业,这还不包括该基金会持有的美国国债和外国政府债券。《福布斯》报道,盖茨基金会2003年以268亿美元的资本获得了高达39亿美元的投资报酬。2005年,盖茨基金会捐献了大约14亿美元。实际上,通过投资经营扩大慈善事业已经成为美国许多慈善基金会的基本运作模式。像多数慈善机构一样,盖茨基金会每年将总资产的5%用于捐赠以避免支付更多的税收,另外95%的资产用于投资。
像比尔·盖茨、洛克菲勒、福特基金会这样的基金会的存在,使得资本家可以逃避美国高达50%的遗产税、收入所得税、赠与税。同时,基金会的存在也使得资本家可以逃避资本利所得税。美国国会报告显示,由于基金会的存在,美国每年高达2/3的收入是免税的。基金会只需每年将其资本的5%用于所谓的慈善事业。
很多的非政府组织的热心、淳朴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他们以为只有他们自己才是非政府组织,却遗忘了上述的诸多机构。这些机构的力量要比热心、淳朴的他们更强大。
在狭义的非政府组织的意义上(诸如普通的社团、协会、俱乐部等),他们已然处于劣势,更不用说广义的非政府组织意义上。
从广义上来说,所有的政府之外的资本和盈利机构其实都属于非政府组织。削弱政府,让政府变成“小政府”,必然导致资本和盈利机构的膨胀。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这些朋友实在是可怜。他们不知不觉就被资本所利用。他们只是资本宏观战略中的一个小棋子。资本大肆宣扬“小政府、大社会”“公民社会”的理念,大肆鼓吹非政府组织监督的巨大作用,从而在很多人头脑里建立起一个虚幻“公民社会”的图景,让他们冲锋陷阵。岂料摆脱了目前的政府,很快就会落入资本的牢笼。
3、 “小政府,大社会” 中的“大社会”作为资本主义产业链的一部分
亲西方民主人士所主张的“小政府、大社会”是为资本开道的。“大社会”、非政府组织在这其中,常常扮演的是润滑剂、小修小补的角色。
或许有人不理解,那么我就举一个代表。主流经济学家,倡导新自由主义和极端市场经济,主张“小政府、大社会”,主张“宪政民主”,同时还办起了“慈善事业”,兴办了富平家政服务培训学校、服务中心,在山西吕梁临县农村搞了小额贷款等项目,并做了一些支持大学生就业的项目。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茅于轼先生。
以下引用茅于轼先生的话,大部分来源于茅于轼《中国改革的制度观》。
文化的人、素质不高的人是不可能担负起这个责任的。反智主义的做法会把社会引向混乱甚至是崩溃的边缘。但是精英必须要考虑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利益,而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要让精英为整个国家、社会的利益考虑,同样需要一套好的制度设计,这个制度就是民主。”
他认为我们应该“继续坚持改革下去,取消特权,而不是取消市场。”
他反对特权,但是同时却又说:“贪污5000亿不是大事,我们国家一年被贪污的钱顶多是5000个亿,而全部生产是20万亿,5000亿只占了百分之二点几,所以这么一看,贪污不是一个很大的事。”
茅于轼先生非常讲“人权”。因为他在文革时候被造反派红卫兵整了,所以他说“少数人的利益要服从多数人的利益,意思是少数人应该为多数人牺牲。这是错误的,没有道理的。”
茅于轼先生反对打倒资产阶级,他说“如果我们见到富人就想打倒,其结果就是又回到穷人国的状况去。我相信这不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愿望。”
慈悲的茅于轼先生也看到了广大老百姓的苦难,所以他说“好的制度是平等保护所有人基本权利的制度。”
可是茅于轼先生是怎么保护无产者和穷人的利益的呢?茅于轼先生不是反对大众民主、人民民主,提倡精英民主吗?他是如何保护老百姓的呢?如何平等的保护所有人呢?
茅于轼先生说“还有许多表面上帮助穷人,其后果损害穷人的似是而非的政策,如要求小额贷款低利息、设定很高的最低工资标准、要求大学降低学费、制造富人搭穷人便车的政策,让穷人上当受骗。”
为了维护老百姓的利益,茅于轼先生又说“经济适用房是席卷全国的最大的腐败。”“房价是被买房者自己抬高的。”“我主张廉租房应该是没有厕所的,只有公共厕所。”
很多人会非常疑惑,他明明是在与老百姓作对,却信口雌黄要维护老百姓的利益!
我们且看茅于轼先生怎么说的“光为穷人说话是不够的。他们需要的是踏踏实实的做事。要帮助他们的孩子能够上学,有病时有钱看病,搞生产时有钱买化肥农具,或能进城打工,碰到个别老板欺侮时有人帮他们维权。这些事一部分有政府在做,但是远远不够,需要民间参与。而且是自我牺牲式的参与,不计报酬,不计名利,一心为穷人着想。可是这样的人还远远不够。”
茅于轼先生真是崇高、伟大,自我牺牲,不计报酬,一心为穷人着想。他开始做慈善事业,开办了富平学校。
正是茅于轼等人鼓吹的新自由主义误导中国,使得中国沦为世界加工厂,中国没有研发产业,大学生毕业找不到相符的高技术工作,毕业即失业,所以茅于轼开办了一些支持贫困大学生的项目。
正是茅于轼等人鼓吹的新自由主义误导了中国,造成东西部发展严重不均衡、城乡两极分化,农村没有产业和前途。所以他们开展了非常动听的“城市新移民(农民工)发展项目”,培养农村妇女去城市做家政工。因为是慈善项目,所以不到一个月的培训收取几百块的费用(就其价格而言,与其他非慈善机构不分伯仲)。若是找工作,再由富平家政中心充当中介。雇主支付的中介费通常为是雇员一个月的工资。
正是茅于轼等人鼓吹的新自由主义误导了中国,造成弱小的小农经济。小农户直接面对资本竞争的汪洋大海,必然发生资金困难。此时茅于轼与林毅夫、汤敏合伙在山西农村搞了小额贷款项目。但是,利率却高达18%以上。茅于轼先生在《小额贷款必须高额利息》中引用世界银行的总结,“通常小额贷款的保本年利息率为15-20%”。
以上就是茅于轼先生所做的,“帮助他们的孩子能够上学,有病时有钱看病,搞生产时有钱买化肥农具,或能进城打工,碰到个别老板欺侮时有人帮他们维权”。
正是茅于轼这样的经济学家所主张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模式造就了中国今天的诸多问题和矛盾。老百姓面临生存的困境,内心中生出绝大的不满,快要造反了,此时茅于轼等先生又出面了,为底层的老百姓提供了救命的稻草,并且安抚老百姓继续做家政工、安抚大学生。他们所做的这些,可以说是润滑剂、缓和矛盾。这些家政工、小额信贷、支持大学生项目只是产业链最低端的一部分。
当然,很多非政府组织的朋友会对我的这个看法表示怀疑,他们思想上会转不过弯来。他们和茅于轼可不是一个想法,他们很可能也反对茅于轼的经济政策。但是他们应该明白,虽然他们的非政府组织在主观上是为国为民,为老百姓服务的,但是从长期的、宏观的角度来讲,他们于事无补。
只有当他们在政治、经济发展结构的根本方式上提出质疑,致力于改变茅于轼等人所鼓吹的发展模式,避免出现这样的社会问题时,他们才是主观、客观相统一。
大医治未病之病,中医治将病之病,末医治已病之病。这句中国古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4、 美国何以是“小政府,大社会”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美国的“小政府,大社会”。很多人以为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小政府、大社会”。他们觉得美国好,所以想在中国移植美式民主制度。其实他们对于美国的认识是非常表面的。
首先从对外职能角度讲,美国政府是非常强势的,是名副其实的“大政府”,美国动不动就在世界各地派兵,维护自己的利益。很多人把这一点完全遗忘了。
再来看对内职能,表面上看美国政府是“小政府”,但是这个认识没有抓住这个“小”的本质。
美国的“大社会”是资本主导下的“大社会”,“小政府”也是资本主导下的“小政府”。资本在“大社会”里面运转,资本控制着金融、贸易、工业、能源、农业、医疗、交通、旅游、媒体、教育、体育、文化等领域,同时资本也控制了政府权利系统。
“小政府、大社会”只是表象,本质是“资本”的绝对控制。
这个“小政府”一点也不弱。对内它表现的似乎是“小”,但是因为政府权力系统和社会系统的统一,因为背后的资本的力量,所以它就很稳定。
“小政府”管不到的地方,由资本去经营和运作。资本不好公开运作的地方,则由政府权利系统去出台新的政策,出台医疗改革政策(为大医药公司牟利),出台救市政策(解救某些银行家)。在阶级矛盾激化的时候,或者进行镇压,或者出台一些缓和措施,对工人阶级进行分化瓦解等等。
这个“小政府”是非常强大的,不会一推即倒。
而中国若是实行“小政府,大社会”,将“大政府”所施行的各项职能一个个交出去,比如工业、金融、能源、教育、新闻、医疗、福利保障等系统,则很可能一推即倒。只要将这些职能交出去,资本立刻就会全部接管,而当资本的力量一天天壮大,为了自身的利益,就会要求彻底改变目前的社会属性,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彻底改为资本主义。
上面是从理论层面论述了资本在美国的“大社会”、“小政府”中的统一性。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个典型例子,看看资本在美国的巨大力量。
金融领域是美国经济最重要的领域。美联储这个私人银行机构主导着美国的金融系统,地位相当于美国的中央银行。它操纵着美国的工商业命脉,操纵着美国的政治命脉及对外关系(地缘政治利益)。为了自身利益,它不允许美国政府设立国有的中央银行(在历史上,私人银行与美国历史上的几次总统的被谋杀有紧密联系)。也就是说,在金融领域,美国政府因此变成了小政府。
美联储纽约银行是美联储系统的实际控制者,它在 1914年5月19日 向货币审计署报备的文件上记录着股份发行总数为203053股,其中:洛克菲勒和库恩雷波公司所控制下的纽约城市国家银行,即花旗银行前身,拥有最多的股份,持有30000股;JP摩根的第一国家银行拥有15000股;当这两家公司在1955年合并成花旗银行后,它拥有美联储纽约银行近四分之一的股份,它实际上决定着美联储主席的候选人,美国总统的任命只是一枚橡皮图章而已,而国会听证会更像一场走过场的表演。
保罗.沃伯格的纽约国家商业银行拥有21000股;罗斯切尔德家族担任董事的汉诺威银行拥有10200股;大通银行拥有6000股;汉华银行拥有6000股;这六家银行共持有40%的美联储纽约银行股份,到1983年,他们总共拥有53%的股份。经过调整后,他们的持股比例是:花旗银行15%,大通曼哈顿14%,摩根信托9%,汉诺威制造7%,汉华银行8%。
1978年6月15日 ,美国参议院政府事务委员会发布了美国主要公司的利益互锁问题的报告,该报告显示,上述银行在美国130家最主要公司里拥有470个董事位置,平均每个主要公司里有3.6个董事位置属于银行家们。其中,花旗银行控制了97个董事席位;JP摩根公司控制了99个;汉华银行控制了96个;大通曼哈顿控制了89个;汉诺威制造控制了89个。
私人银行的力量有多么强大,大多数国人或许都不了解。据恩道尔《石油战争》:
1915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响后四个月,英国委任私人银行摩根公司为其从美国采购全部战争物质的唯一采购代理。摩根同时还担任了英国向美国私人银行募集战争借款的唯一金融代理。不久之后,在法国、意大利和俄国对德奥的战争中,英国又成为战争物资采购和贷款的保证人。也就是说,私人银行摩根承担了英、法、意、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信贷机构和物资采购代理。
到1917年美国参战前,英国战争办公室通过摩根下了总额超过200亿美元的采购订单,并募集了大约125亿美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天文数字。据估算,一战造成经济损失为1700亿美元(当时币值)。
手握整个协约国集团唯一采购代理权的摩根,已经成为美国未来工农业产品出口事实上的主宰。像杜邦化工这样的国际巨头,就是得益于与摩根的特殊关系。雷明顿和温彻斯特军火公司也是摩根的好“朋友”。中西部粮食贸易公司得以壮大,也是因为摩根。这些关系错综复杂,摩根为英国和法国募集的绝大多数资金,也是通过杜邦和一些朋友募集的。这反过来成了欧洲巨大军火市场的保证。
当时美国严守中立,但是这样大规模的战备物资和信用贷款流向英国,中立变成了一层掩人耳目的面纱。所有这些活动都严重违反国际法。国际法禁止中立国为交战国建立物质补给基地。
1917年1月,俄国撤出一战,英法面临崩溃的威胁,这促使摩根及其纽约金融财团动用各种资源,发起巨大的宣传攻势,推动美国出兵。只有这样才能阻止摩根及纽约的金融财团的崩溃。
1917年4月2日 ,美国对德宣战。美国刚参战,摩根公司悄悄地把他们手中握有的英国政府贷款全部换成了美国国库券的普通债。英国债务转换为美国纳税人的沉重负担。这样一来,摩根利益集团十分肯定地获得了战后凡尔赛赔款的大头。摩根集团的利益和美国政府利益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了。美国政府沦为纽约国际银行家们扩张其势力的工具。
私人银行竟然可以拥有如此巨大的力量,对第一次大战的发展方向起到了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并且对其国内外的工商业发挥巨大影响。如此巨大的力量,充分表明了资本在“大社会”和“小政府”中的决定性作用。
第二部分
1、被阉割的民主
一些人主张“小政府、大社会”,是因为他们想以此观念削弱政府,使得政府可以一推即倒,而后实行美国式的资产阶级民主。
美国恰恰就是以此方式搞掉那些不听话的国家和政府。最近的例子是东欧、中亚四国的颜色革命,塞尔维亚、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这几个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之后,这几个国家都成了美国的附庸。格鲁吉亚的萨卡什维利,在一次宴会讲话时,因为美国的将军总是看着他,在讲话结束后,竟然当着所有人的面询问这位将军“我说错了什么?”(《颜色革命的背后》纪录片,日本NHK拍摄)。这样的哈巴狗和狗腿子?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竟会狗腿子到这个地步?独立的人格何在?独立的国格何在?
不过在中国,有些自由派人士非常自信,他们公开表示,他们接受了美国的钱和资助,但是他们不会让中国成为美国的附庸,他们会让中国成为同美国一样强大的民主国家。我不知道该如何评价这些自由派人士。他们究竟是自信自己很强大,可以接受美国的资助同时又不接受美国的霸道要求,还是愚蠢的以为美国是一个无欲无求、乐善好施的佛祖?美国会允许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民主中国和美国同时领袖世界吗,享用世界的石油和资源吗?况且中国人口还是美国的4倍多!
或者他们根本就是卖国贼、汉奸,无视藏独事件、新疆暴乱事件。欺骗群众!
要揭穿这些人,最好的方式是揭穿他们所标榜的美国民主。
在目前中国,很多人都被美国民主迷惑了。在媒体和一些官员的头脑里,民主的范式就是美国民主,除此之外别无它物。民主就是多党制,就是选举总统(主席)、选举地方长官。当他们选举完总统(主席)和地方长官,民主的权利就履行完毕,就可以回家睡大觉,继续上班或者继续失业,这就是他们所理解的民主。
主张“小政府,大社会”、“公民社会”的人士,他们自信的以为一个活跃的“公民社会”就可以监督政府,但是监督的效果如何呢?美国总统克林顿的丑闻和伪证罪,闹成全世界的八卦新闻,可是美国人花费了巨额时间、精力、金钱去调查,最终也只是不了了之。虽然法律规定可以罢免总统,但是在设置了层层限制之后,只有超乎寻常的理由和成本才能够实现。
再比如台湾,陈水扁以39.3%得票率当选总统,其后丑闻不断,闹得几万人广场静坐示威。可是也还是不了了之,非要等到总统任期届满下台,才能审查他的问题。泰国的事情不也是一样吗?泰国的街头不也和台湾的一样好看吗!可是有什么用处?
一位朋友总结,“所谓选举或代议制政体,无非是资本在后台,政客在舞台,老百姓买票看演出而已。只要买票了,无论好坏都得看,想提前把演员赶下台是不允许的,也做不到的。而公民社会则是一个个合伙买票看演出的小团体。他们所能做的无非是交流观后感而已。至于政客表演结束了,下台了,群众愿意怎么折腾他们就怎么折腾,一来显示群众很有参与的机会,可以解恨,二来资本也可以脱个干净,反正新的政客又开始表演了,不影响自己的生意。”
“这就是毛泽东说的台上的疯子、台下的傻子!”
仅仅从外部来监督,却没有直接参与内部管理的权利和直接罢免的权利,这样的“公民社会”、民选总统又有何意义?
美国的民主是虚伪的民主。限于篇幅,我无法将其中的弊端条条分析,我只讲其中最本质的内容。
美国民主是被阉割的民主,它只讲政治民主、选举民主,却从来不提经济民主。
在现代社会中,成人一天中最主要的时间都在公司度过,很多人在公司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但是在花费了最多时间的公司里,工人却无法参与民主管理,工人可以一人一票貌似民主的选总统,却不能选总经理,难道总经理比总统还高不可攀?资本家是剥削工人才取得了巨额财富,企业也是工人共同创造的,可是工人却无法参与公司的民主管理。资本家可以随意的处置自己的企业,包括让工人下岗。工人连基本的经济权利都难以保障,政治权利岂不是水中望月?
参与企业管理等经济民主是每个人的一日三餐,而票选总统、议员则是几年一度的会餐,会餐固然丰盛、好看,但不把一日三餐吃好,恐怕挺到了会餐也不过是过过眼瘾。
斯蒂格利茨(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1995年—1997年克林顿总统的经济顾问团主席,1997—2000担任世界银行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认为,工人阶级不仅应该参与工作场所的民主管理,还应该参与全国以致全球的宏观经济管理。他在很多场合批评美国财政部只是为华尔街服务,而不是为国家利益或世界利益服务。他说:“把制定国内经济政策的权利赋予财政部无可厚非,但它应该倾听来自方方面面的呼声,包括劳工阶级的呼声”。对联邦储备委员会(美国的中央银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他也提出类似的批评。既然联邦储备委员会每一次调整利息的政策会影响千千万万普通的美国老百姓,斯蒂格利茨质问,为什么联邦储备委员会里面没有工人阶级的代表?同样,他也追问为什么美国的财政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面没有工人阶级的代表?这是那些主流经济学家想都不会想的问题。为此,斯蒂格利茨大声疾呼,有必要摆脱主流范式的束缚,来一次思想大解放,从工作场所、基层、社区、全国以至全球,工人阶级的代表都应该在决策过程中充分发挥作用。(王绍光《民主四讲》)
斯蒂格利茨的见解,其实继承了毛泽东及《鞍钢宪法》的一些先进精神。
中国六十年代的《鞍钢宪法》是世界民主建设的先锋。1960年3月,毛泽东在《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以苏联经济为反面教训,“强调要实行民主管理,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1961年制定的“工业七十条”,正式确认这个管理制度,并建立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扩大企业民主,吸引工人参加管理,监督官僚,克服官僚主义。
与其要票选总统,还不如要这样的基层民主、经济民主更实在。建立在基层民主、经济民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民主,自然要比票选总统更有甜头。
懂得了美国民主的真面目,我们自然也就明白西化派所宣扬的民主观将会把中国引向何处。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一批既得利益集团和资产者,这些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想以民主竞选、多党制的方式,使得自己的地位和权势完全合法化,更为稳固。既然人人都说西方民主好、选举好,他们就来一次多党制和民主选举,选出自己人当主席、总统,将共产党改为资产党,使得自己的财富完全合法化,使得自己的权势、地位更为稳固。
我们当然不能上他们的当!
2、 中国的民主建设
懂得了上面的道理,也就该明白现在的西化派媒体所大肆宣扬的民主观将会把中国引向什么样的道路。
同样,对于目前某些党内高级干部所倡导党内民主,也就会有新的认识。万里在建国六十周年发文倡导党内民主、军队国家化。这话说白了,就是前三十年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一批既得利益集团和官僚资产者,这些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想以党内民主的方式、多党制的方式,使得自己的地位和权势完全合法化,更为稳固。既然人人都说民主好、选举好,他们就来一次多党制和选举,让自己人做上主席的位置,将共产党改为资产党,使得自己的财富完全合法化,使得自己的权势、地位更为稳固。
中国人民需要民主,但是民主建设的内容必须包含经济民主的要求,经济民主必须和政治民主结合起来。我们必须要求宪法所赋予我们的经济民主。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第七条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营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但是曾经的国有企业却被以各种方式贱价卖给私人资本。我们要求对现存的国有企业的管理权。我们要求调查被贱卖的国有企业是否存在腐败。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九条 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
可是一些矿藏却被低价卖给私人、外国企业,让私人和外国企业从中谋取暴利,人民却没有从中谋得利益。我们不需要这样的利益分配。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十条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但是土地却被卖给开发商,不允许集资建房。政府和房地产商在其中谋取暴利,却让全体公民受损失。房地产业涉嫌违背《宪法》,我们要求取消房地产业。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创造劳动就业条件,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
“劳动是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职责。国营企业和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都应当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劳动。国家提倡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奖励劳动模范和先进工。国家提倡公民从事义务劳动。”
“国家对就业前的公民进行必要的劳动就业训练。”
可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经济的基础被损害了,人民失去了为国家做贡献的渠道,人民的诸多福利待遇(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被取消,人民不得不去私营公司和外资公司做工,人民连自己谋生都困难,更不用说为国家做贡献。劳动光荣的概念已经灰飞烟灭,人民因为吃饭住房问题而变成了奴隶。
目前违反宪法的例子比比皆是,诸如《物权法》等法律也根本不把《宪法》当回事。宪法就像一个被轮奸的小姑娘。我们必须付诸行动,要求维护《宪法》的权威。
第三部分
1、我们所主张的“大政府、大社会”的“人民社会”
说了这么多,也许有人会怀疑我们想打压非政府组织,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我们主张公民拥有宪法所规定的一切权利和义务。
“第三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
我们欢迎百家争鸣,欢迎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组织,欢迎持各种意见的人士,只要这些争鸣和意见、这些组织和个人是力图站在公开、客观、理性的态度上,力图为人民的总体利益,而不是为个人和小集团的私利,不是狭隘、谩骂、弯曲、造谣和误导。
我们相信,只要展开充分的大辩论、大讨论,人民就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因为真理越辩越明。
我们主张公民应该根据宪法的原则构建“公民社会”。我们所主张的理想的“公民社会”,可以称为“人民社会”,应具备如下特征:
公有制作为主体,关乎国家政治经济安全的战略性产业是公有制,在日常生活领域的部分商品实行市场经济。国家实行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经济。
国家切实担负起公民的劳动保障和福利。人民有经济独立,便可以依据《宪法》充分的参与社会活动。对国家机关提出批评和建议,选举和罢免企业管理者、政府管理者,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等。
通过以上的政治民主权利,进一步巩固实现经济民主的权利。通过经济民主的权利,进一步保障政治民主的权利。
此时,公民参与社会活动的热情会逐步高涨,规模远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的“公民社会”“大社会、小政府”。
与美国的“小政府、大社会”不同,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人民社会”,政府与社会将会紧密结合,也即是“大政府、大社会”。人民既参与到“大社会”中,也参与到“大政府”中。这样的社会才是真正的“公民社会”,“人民社会”!
2、政府和亲西方民主的人士对于“人民社会”的态度
以上所说的“人民社会”是宪法所赋予人民的权利。但是,在争取这个理想的“公民社会”之前,我们首先应该弄清楚目前的中国社会对于“公民社会”到底是什么态度?目前的政府对于公民社会是什么态度?标榜“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亲西方民主的知识分子对于公民社会又是什么态度?
对于关注时事的朋友,无论是左翼毛泽东思想的继承者,还是右翼亲近西方民主的人,或者仅仅对时事感兴趣的人,都应该有一个共识。目前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内忧外患,问题重重的境地。
改革开放三十年,虽然表面上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同时也造就了巨大的危机。
面对今日中国的内忧外患状态,政府本应深刻反思,鼓励全国人民,群策群力,展开大辩论、大讨论,取得全国人民的共识,寻找出一条新的道路,使得中国真正成为富强、民主的国家,使得中国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甚而使得中国真正领袖于世界民族之林,维护世界的公正、和平,就像十七大报告所说,“秉持公正,伸张正义”。但是政府却没有这么做。为什么呢?
毛泽东思想从来就相信“大辩论、大字报,真理越辩越明”。但是坚持改革开放的邓小平理论却从来也“不争论”。有朋友说,虽然现在的毛派所继承的只是毛泽东思想的皮毛,但是仅仅掌握这一点皮毛,也足够把邓小平理论驳倒。邓小平理论不中用,所以政府不敢争论。若是争论就要改变现在的道路,就要触犯现在的利益集团群体。
政府同样也不敢和亲西方的右翼人士争论,虽然目前党内主张搞西方民主的高级干部并不少(这些干部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期望走资产阶级民主的道路)。目前的政府,在治国的方式上没有系统扎实的理论体系,在应对右翼“自由宪政派”的思想和政治挑战方面,只有招架之功。怕乱求稳。若是和西化派争论,西化派正好可以利用国人对政府的长期积攒的怨气,造成颜色革命或者社会动乱。同样,若是和西化派争论,便没有理由不和左派毛泽东思想争论,此时,政府同样会失败。
面对这样的两难,政府只好采取两边压制的政策。不过相对而言,因为党内高层干部中有不少主张全盘西化道路者,对右派的压制就常常显得非常软弱无力。对左派的压制更甚。毛泽东所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竟然没有一个纸质媒体可以公开宣传毛泽东思想。而亲西方的右派,却基本占领了90%以上的纸质媒体、电视、网络。《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南方人物周刊》等等。虽然这些报纸和电视不可以公开要求建立资产阶级的中国,但是他们天天干的事情其实都是这些。
从这个角度来讲,即使不以“革命党”的标准来衡量,仅仅从合格“执政党”必须维护其制度稳定这个基本要求来看,目前的政府也是一个失败。
以上是政府对于公民社会的态度。
3、亲西方民主的人士对于“人民社会”的态度
诸如《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西化派媒体,表面上他们赞同“公民社会”,但其实质却是资本主导下的“公民社会”。
他们标榜“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标榜“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是我誓死捍卫你发言的权利”,但是事实上,他们从来也没有这么做。
在他们的报纸上,从来也看不到对他们的反驳文章。当我们以事实、理论,从宏观、微观等角度分析问题时,他们从来不敢直接应战。他们只会搞一些似是而非的、表面的、想当然的印象,只会搞一些个人对历史问题的回忆录(历史不是某个个人,历史是宏观),只会搞一些类似于青春期逆反心理的东西,只会搞一些类似港台明星八卦的政治轶闻来讽刺曾经的共产党人。对于共和国建国后的历史问题,他们根本缺乏以史为鉴的态度。
我们曾向他们提出要求,在《南方周末》上开辟出十分之一的版块给我们,其余版块还是交由他们自己管理,在报纸上双方公开辩论。我们以为,经过这样的充分辩论,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半年、一年,人民就会得出自己的结论,就会做出自己的选择。可是,这些报纸没有敢于应战的。他们自知理亏、心虚,所以不敢同我们辩论。
这就是亲西方民主的知识分子群体对于“公民社会”的真正态度。这个结论或许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但是随着时间发展,这一切会看得更清楚、明白。
结语
胡锦涛主席说,“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革”,“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
我们的时代,社会矛盾越来越激化了,但是与此同时,新的思想解放的大潮也必将应运而生。为了应对这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为了挽救矛盾重重的中国,必须来一次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就要求各个方面可以进行充分的思想交流。只有这样,中国人民才可以凝聚起共识,以最小的代价做出伟大的变革行动,为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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