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对西方民主和文明“普世价值”论的质疑和批驳

摘要：近年来，我国国内一些报刊媒体和著名学者一直宣扬西方民主和文明“普世价值”论，认为英、美、法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博爱、法治等是“普世价值”，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声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切成功和成就，都是由于接受了西方“普世价值”，如果拒绝西方“普世价值”，必将付出代价，大谈西方民主和文明“普世价值”论。与此相对比的是，恰恰是这些西方国家的某些学者对这些价值观念的普世性表示怀疑，其中，最重要的一位就是著名美国学者塞谬尔·亨廷顿。通过对他关于“普世价值”概念、来源和目的与问题等民主观点的再认识，我们可以获得如下启示：西方民主和文明是一种独特的文明，之说以有人把它宣扬为“普世价值”，是想为其由“硬权力”而引申的文化“软权力”的扩张而粉饰。然而，随着西方“硬权力”的相对衰退，已经无力再维持所谓的“普世价值”了。如果西方再一意孤行，推行“普世价值”，而我国也天真地来践行“普世价值”，那么对全世界、西方社会和我国都会带来巨大的灾难。我们不能为了民主而民主，更不能为了迎合西方民主和文明的“普世价值”，把民主仅仅局限于西方式的选举和权力制约等民权，而应该更关注民生，民生才是民主的价值所在，是民主的本质，从这个价值出发，来设计我们的民主制度。　　

关键词：西方民主；普世价值；亨廷顿　　

一、   国内学者大谈西方民主和文明“普世价值”论　　

近年来，在以《南方周末》、《炎黄春秋》等为代表的某些报刊与网站和一些国内学者的刻意推动下，“普世价值”观开始扩散、传播。以此同时，又借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抗震救灾和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等机会大肆宣扬炒作，大力鼓吹西方的民主和文明是“普世价值”，声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切成功和成就，都是由于接受了西方“普世价值”，如果拒绝西方“普世价值”，必将付出代价等观点，大谈西方民主和文明“普世价值”论。　　

国内学者对于西方民主和文明“普世价值” 论的叫嚣可以从2007年8月《南方周末》发表了题为《什么是普世价值》的文章谈起。在这篇文章中，首先从拉丁文说文解字开始，说“普世价值”在拉丁文中不仅具有“普适”的意思，而且还有“根”的意味，而这个“根”就是自由。接着，从希腊悲剧说起，引用欧本海姆、斯多亚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和经院主义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等自然法学派思想家论述，来论证“自由是一切价值基础的价值，是普世价值”的观点。随后，又写到中国的老子虽然有类似西方自然法的思想，但仅仅是类似而已，中国并没有自然法的思想，有的只是儒家的三纲五常，与西方的自然法思想迥然不同。当然，具体论证的方式只要那些“普世价值”的精英份子能理解就行，而我们这些一般人只要相信这些观点就可以了。很显然，通过这样对比进行阐述就是想告诉我们：中国没有自由的思想，没有普世价值。这就为文章的目的——我们中国需要西方“普世价值”的启蒙奠定了基础。在这篇文章中，还夹杂谈论了许多与“什么是普世价值”这个主题似乎有关系又没有关系的许多观点，如什么是价值、什么是主流价值等等，不知道其逻辑顺序到底如何，结果却把“普世价值”终于开发出来了，并且在文章的最后断言道，如果我们有“普世价值”的启蒙，有朝一日，水到渠成，社会便会平安地转型。　　

在此之后，人们大谈西方民主和文明“普世价值”论。2007年12月《南方都市报》发表一篇名为《国家荣誉制度当奠基于人类普世价值》的文章，竟然将我国的国家荣誉制度也能联系到“普世价值”，认为“任何奖励的价值都不在奖励本身，国家荣誉制度的设立同样不在于其中暗含了一种推动社会奋进的激励技艺，更在于它能够站在国家的高度倡导某种价值。”[①]这好像没什么问题，但是后来才知道，所说的某种价值，恰恰就是这些民主、自由、公正、法治、人权等西方的“普世价值”。　　

无独有偶，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南方周末》策划了一个专题叫做《汶川九歌》，高呼“汶川阵痛，痛出一个新中国”。《南方周末》竟认为全国人民抗震救灾，拯救生命，是因为中国在“向自己的人民，向全世界兑现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并且，声称“只要国家以苍生为念，以国民的生命权利为本，只要有这样的底线共识，就会奠定全民族和解、中国与全世界和解的伦理基础。整个世界就都会向我们伸出援手，整个人类就都会跟我们休戚与共。我们就会与世界一起走向人权、法治、民主的康庄大道。”[②]这种对于“普世价值”的叫嚣真是令人感到十分愤怒。首先，假如说汶川地震中我们抗震救灾，拯救生命是在向全世界兑现“普世价值”的承诺，那么好像有个前提是说我们曾经向全世界许下过这样一个承诺，并且在此之前都没有兑现过。其次，好像我国抗震救灾，拯救生命的行为全是因为“普世价值”的作用，然道，没有“普世价值”我们就不抗震救灾了吗？最后，说只要我国国家以苍生为念，以国民的生命权利为本，就会奠定全民族、与全世界的和解的伦理基础。那么，根据逻辑学的一般知识，我们知道如果这句话是真的话，那么它的逆否命题也为真。所以，这句话反过来说就是：我国全民族、与全世界之所以没有达成和解，就是因为我国没有以国家苍生为念，以国民的生命权利为本。原来西藏闹独立、台湾搞台独、巴黎火炬传递受阻、美国炸我大使馆，撞我飞机等等责任都在我国，没有践行西方的“普世价值”，真是可恶至极。　　

此外，除了这些报刊杂志大谈西方民主和文明“普世价值”外，许多学者也鼓吹“普世价值”。杜光认为，由于人类共有的人性，产生了对社会生活的共同追求，把共同价值等同于普世价值，所以“民主、自由、平等，都是普世价值所要求的。否定普世价值，拒绝民主自由，实质上就是否定改革的民主主义性质，否定民主革命。”[③]并且认为，改革开放就是实践普世价值，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继续，而目前改革开放在政治、文化、社会诸领域产生的种种问题，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在指导思想上确立普世价值的观念。所以，目前中国社会最迫切的需求就是从上到下普遍树立普世价值的观念。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也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实现人类的普世价值，同时也在创造新的普世价值。尤其是在寻求实现人类普世价值的方法上，中国有更大的作为。” [④]然而，他所认为的中国改革开放正在实现的人类的“普世价值”主要包括的是科学、民主、法治、自由和人权等等明显带有西方文化霸权的观念。他还说到，观察“普世价值”至少在两个层面进行，即理想和工具两个层面。任何关于“普世价值”的“意识形态性的争论永远不会有任何结果，而对实现普世价值工具的追求则是社会进步的巨大动力。”[⑤]从中，我们可以知道，他希望人们放弃对“普世价值”的意识形态之争，以工具理性来认识“普世价值”。然而，他恰恰忘记了“普世价值”的提出就是西方社会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工具，而西方“普世价值”能在我国国内如此的叫嚣很大的一个原因也是这些年来受“去意识形态”的影响。所以，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不仅仅是纯粹的学术问题，更重要的是因为它是一个政治问题，关系到我们社会主义改革的方向问题。西方民主“普世价值”论本身就是西方最重要的意识形态，而“去意识形态”本身也是一种意识形态。　　

然而，可悲的是，直到现在还有许多国内著名学者享受国家的优厚待遇，却还在为西方民主和文明的“普世价值”辩护。2010年1月《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发表了陈行之一篇带有恐吓性的文章——《拒绝普世价值必将付出代价》。在这篇文章中，因为谷歌退出中国市场一事，说明中国限制了网络言论自由问题，认为这不是一个商业性问题，而是一个严肃的社会政治性问题，在政治哲学层面是一个“普世价值”的问题，并且对于“普世价值”的理解又是对西方自由、平等和人权等等民主和文明的鼓吹。在文章的最后，还恐吓到如果我们拒绝西方民主和文明的“普世价值”将会带来种种代价。这篇文章的学者似乎连基本的哲学常识都没有，竟然在文章中写到“人类发展到今天正是依靠一个符号(语言、概念)系统来维系对世界和自身认识的，无论谈论什么事物，我们首先必须赋予那个事物必要的名称(哲学甚至把对概念的追索视为自己最重要的职能)，普世价值也是如此。”[⑥]换而言之，现在我们对于世界国际关系和自己人生起伏的认识是依靠一种理念、一个符号或概念系统，而这种系统里面有一个就是普世价值。然而，只要稍微学过一点哲学知识的都知道，人们对客观事物的价值判断，是一种观念，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人们价值观念的内容、人们的价值判断的标准，是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而不断改变的，而不是这位所说的依靠某种符号或概念体系，更不是这种“普世价值”的概念体系。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位学者，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到，那些宣扬“普世价值”的人的逻辑不是根据社会经济关系来确定价值的内容，而是倒过来，先验地确定了所谓的“普世价值”观念，这有点类似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然后根据这些“普世价值”观念来判断现实社会的是非对错，进而要求按照这些所谓的“普世价值”来安排社会关系。当然，陈行之的文章的标题换两个字才是正确的，即《践行普世价值必将付出代价》。西方民主和文明的形成、发展及其在广大第三世界的输出、传播和扩散的历史，可以说就是践行西方民主“普世价值”的历史。然而，这个历史究竟是一部和谐、幸福和繁荣的人类“田园牧歌”史，还是人类血泪、痛苦和灾难史，相信任何稍有“常识”和“良知”的人不难做出判断。　　

二、   亨廷顿论普世价值　　

与目前我国国内报刊媒体和学者大谈西方民主和文明“普世价值”相对比的是，某些西方学者早在这之前就对这一点看得非常清楚了。按照我国国内有些人宣扬“普世价值”的说法，英、美、法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博爱、法治等是“普世价值”，中国必须遵行。然而，恰恰是这些国家的某些占主流地位的学者对这些价值观念的普世性表示怀疑，其中，最重要的一位就是著名美国学者塞谬尔·亨廷顿。他在上个世纪90年就写了一本书，也是他影响最大的一本著作，书名是《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在这本书中，他系统、全面地分析了“普世价值”是错误的，认为推行这种错误的“普世价值”观念是不道德的，对世界和西方都有危险的后果。在目前我国国内这样大肆鼓吹西方民主和文明“普世价值”观念的背景下，加强对亨廷顿民主思想的再认识具有极特殊的和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普世价值”的内涵　　

亨廷顿在书中提到一些人认为现在社会正在目睹是奈保尔所说的“普世价值”的出现。对于什么是“普世价值”，书中写到“总的说来，人类在文化上正在趋同，全世界各民族正日益接受共同的价值、信仰、方向、实践和体制。更具体地说，这一观点可能意味着一些基本的但相关的事情，一些相关的但非基本的事情，以及一些既不相关又非基本的事情。”[⑦]这样来说“普世价值”还是很抽象，所以，在下面四个方面进行了具体的阐述，并进行了逐一地批驳：　　

1、亨廷顿认为实际上所有的社会里，人类都具有某些共同的基本价值，如把谋杀看作是罪恶的；也具有某些共同的基本体制，如某种形式的家庭。然而，如果这就是“普世文明”的含义，那么它既是基本的又是根本重要的，但是它既不是新鲜的也不是相关的。因为虽然人类历史上共有的少数基本价值和体制可能可以解释人类行为的某些永恒的东西，却不能阐明人类行为的变化所构成的历史。此外，如果“普世价值”对于所有人类都适用的话，那我们用什么词来称呼人类种族层次之下的主要的人类文化群体呢？如把部落、民族等群体也称为“文化”或“次文明”的话，只会引起语义的混乱。　　

2、“普世文明”一词可以用来指文明社会所共有的东西，如城市和识字，以区别于原始社会和野蛮人。如果说从这这个意义上来说“普世价值”，其实它早就已经在人类历史上出现，并逐步扩张，并且其传播和多元文明的存在并不矛盾。　　

3、“普世价值”还可以指西方文明中的许多人和其他文明中的一些人目前所持有的假定、价值和主张。即“达沃斯文化”。这些每年参加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人员虽然都是各国的经济界、政治界和学术界精英，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亨廷顿说道，这些人在西方之外可能不到五千人，即少于世界人口的1％，也可能少至世界人口0.1％的人。而且，这种文化只存在于精英层次，在许多社会中根基很浅。此外，对于这些精英层次是否存在共同的价值的东西，也是值得怀疑的。　　

4、“普世价值”还被认为是一种思想得到了发展，即：西方消费模式和大众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正在创造一个“普世文明”。这种论点既不是基本的也不是相关的。虽然文明的时尚会从一个文明传到另一个文明，然而，它们只是一些缺乏重要文化后果的技术或昙花一现的时尚，并没有改变文明接受者的基本文化。他举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说道：在中东的某些地方，一些年轻人可能穿着牛仔裤，喝着可乐，听着摇滚乐，但它们却可能在向麦加顶礼膜拜的间隙，造好一枚炸弹炸毁一架美国飞机。而且，虽然一些人没有把注意力放在消费品，而是集中在好莱坞，集中在传媒上，但是不仅没有达到文化的认同，反而激起了非西方社会对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谴责。　　

因此，对于亨廷顿来说，无论对“普世价值”作何种意义上的理解，都是不存在的。若果“普世价值”要存在的话，那就应该出现一种普遍的语言和宗教，然而，这却是不可能了。　　

（二）普世价值的来源　　

对于“普世文明”的出现原因，他总结了三种“普世价值”来源的三个假设：　　

首先，第一个假设认为苏联共产主义的垮台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和自由民主制在全世界的普遍胜利。这种假设的谬见是认为苏联共产主义垮台后，只存在了自由民主制的唯一选择。然而，事实上却存在独裁主义、民族主义、社团主义和市场共产主义(中国)等多种选择，更重要的是，还存在世俗形态之外的宗教选择。　　

此外，对于这种假设需要特别提到的一点就是，这种观点的提出者美国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随着美国在伊拉克遭受重挫及其“民主”计划实践恶果的暴露，他的思想也开始悄然演变，认识到自己在理论上的错误，并且在实践中也不得不与新保守主义公开决裂。　　

其次，第二个假设是，民族之间的相互作用——一般来说，包括贸易、投资、旅游、媒体和电子通讯——的增长正在产生一个共同的世界文化。总的说来，这确实加强了人们之间的交往和国际流动，然而，交往的增多不一定带来和平与信任，也可能加强冲突与对抗。亨廷顿还举了社会心理学上一个重要的理论——差异性理论来阐述。他举例道：在一个有12名妇女从事其他职业的公司里，一个女心理学家把她自己看作是心理学家；当她痛12名男心理学家在一起时，她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女人。所以，随着日益的全球化，人们之间的文明的、社会的和种族的自我意识加剧了，而不是更同化了。　　

最后，第三个假设是，也是最常用的一个假设是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认为西方在现代化方面领先世界，因此现代文明就是西方文明。然而，亨廷顿指出西方文明在西方现代化之前就出现了。他还详细举出了西方文明独特的八个特性：古典遗产（包括希腊哲学和理性主义、罗马法、拉丁语和基督教）、天主教和新教、欧洲语言、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分离、法制、社会多元主义、代议机构和个人主义。所以，亨廷顿引用布罗代尔的话，总结道：“持下述看法几乎‘是幼稚的’：现代化或‘单一’文明的胜利，将导致许多世纪以来体现在世界更伟大文明中的历史文化的多元性的终结。相反，现代化加强了那些文化，并减弱了西方的相对力量。世界正在从根本上变得更加现代化和更少西方化。”[⑧]　　

（三）鼓吹“普世价值”的真正目的与问题　　

通过亨廷顿对“普世价值”概念和来源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普世价值”是不存在的，那为什么有些人还要鼓吹“普世价值”呢？为此，亨廷顿进一步指出：“20世纪末，‘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作辩护。‘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⑨]这清楚地表明了那些宣扬“普世价值”的人的真正目的。还有，亨廷顿还揭示出了“普世价值”讨论中的一个基本常识，即“物质的成功带来了对文化的伸张；硬权力衍生出软权力。”[⑩]正因为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的成功，使得西方的价值被鼓吹为“普世价值”。在本书中，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例子来说明这个常识的正确性：东亚随着经济的增长，综合国力的增强，也开始在鼓吹一种亚洲“普世主义”，认为亚洲的模式是非西方赶超西方时应效仿的模式，西方也应该利用它以自我更新。　　

最后，亨廷顿认为“在当今正在呈现的存在民族冲突和文明冲突的世界中，西方文化的普世观念遇到了三个问题：它是错误的；它是不道德的；它是危险的。”[11]它是错误的是《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这本书的重点，我们在前面普世价值的概念和来源已经论述了。　　

它是不道德的，是因为它违反了西方本身所鼓吹的民主和自决原则，必然带来文化帝国主义。在冷战期间，美国本身违反民主的价值，支持大批亲美反共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军事独裁政府。这被美国的民主学家认为是“民主的耻辱”。　　

它是危险的，是因为“普世价值”对于世界来说，它可能导致核心国家之间的重大文明间战争；对于西方来说，是因为它可能导致西方的失败。因此，亨廷顿说道：“西方文明的价值不在于它是普遍的，而在于它是独特。因此，西方领导人的的主要责任，不是试图按照西方的形象重塑其他文明，这是西方正在衰弱的力量所不能及的，而是保存、维护和复兴西方文明的独一无二的特性。”[12]　　

总而言之，亨廷顿的民主思想已经告诉我们，西方民主和文明“普世价值”观念是错误的，不道德的和危险的。“如果人类有朝一日会发展一种‘普世文明’，它将是通过开拓和发展这些共性而逐渐形成。”[13]“而不是促进假设中的某个文明的普遍特征。”[14] 希望国内那些宣传、信奉西方民主和文明是“普世价值”的人，读一读亨廷顿有关民主和“普世价值”的论述。如果你还坚信你们关于“普世价值”观点是正确的，那么首先就要驳倒亨廷顿对此话题所做的相关论述。亨廷顿的民主理论代表了当代西方主流，最具影响力的观点，难道你们认为“普世价值”观能够与西方民主主流理论相抗衡吗？　　

三、   亨廷顿民主思想的几点启示　　

姑且抛开其“文明冲突论”正确与否不论，亨廷顿的民主思想中对“普世价值”的许多见解是非常精辟、非常发人深思的。限于篇幅，这里只能大概的提出以下几点启示：　　

（一）            西方民主和文明是一种独特的文明　　

亨廷顿谈到冷战结束之后，世界是一个由七个或八个文明组成的世界。这主要包括中华文明、西方文明、日本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印度文明、非洲文明（可能存在）和伊斯兰文明。而西方民主和文明仅仅是这些多元文明中的一种独特的文明，它出现在8世纪和9世纪，其独特的特征随着时间的发展而不断形成，直到17和18世纪才开始实现现代化。他认为，西方远在现代化之间就是西方，西方民主和文明的独特价值也远在现代化之前就已经产生。虽然各类学者对于这些独特的特征到底是什么在一些细节上存在差异，但是对于西方文明核心的体制、实践和信念方面却大致相同。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古典遗产。亨廷顿认为西方文明继承了以前许多文明的东西，最重要的就是古典文明。它包括希腊哲学和理性主义、罗马法、拉丁语和基督教。虽然其他一些文明如伊斯兰教文明和东正教文明也继承了一些，但是，在任何方面都远远不能和西方相比；二是天主教和新教。西方的基督教，先是天主教，而后是天主教和新教。西方在中世纪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都是处于基督教统治的世界里，而后的宗教改革与反改革和基督教世界分裂为北方的新教和南方的天主教等这些独特的特征在别的文明是没有的，这也是西方民主和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三是欧洲语言。西方继承了拉丁语，而后随着民族国家的发展日益产生了各自的民族语言，可以宽泛地划分为罗曼语系和日耳曼语系。但是，这些语言与日语、印地语、汉语、俄语，甚至阿拉伯语都是差距甚远；四是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分离。除了西方文明外，只有印度文明中也有宗教和世俗政治有明显的分离，此外其他文明都没有。在伊斯兰教中，上帝即皇帝；在中国和日本，皇帝即上帝；在东正教中，上帝是皇帝的小伙伴。正是因为在西方社会中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的长期的分裂才使得西方自由的思想得以幸运地存活下来；五是法制思想。这是西方社会中很独特的核心观念，是从罗马继承而来的。虽然有时也遭到破坏，但一直得以保存下来。这就为西方现代的宪政和人权保护奠定了基础，而这在其他文明中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六是社会多元主义。西方社会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非常多元的社会。大量的修道院、修士会、行会、社团、强大的贵族、大量的农民和商贾阶级等有利地限制了君主的权力，而这与中国、俄罗斯和奥斯曼帝国等非西方国家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国家是形成鲜明对比的；七是代议机构。由于西方社会一直是多元社会，因此，导致了等级、议会和其他代表贵族、教士、商人和其他集团利益的代议机构。而且，从19世纪开始地方上也爆发了许多自治运动，这些在别的文明中是不存在的。正是因为这些代议机构和自治运动为现代西方民主体制的代议制形式提供了基础；八是个人主义。上述许多西方社会的特征促使了西方个人主义意识及个人权利传统和自由传统的出现，而这与其他文明强调集体主义有明显的不同。当然，这些并不意味着穷尽了西方的独特特征，也不意味着总是普遍地存在于西方社会中，这些单独的因素也几乎不为西方所独有，但是这些因素的结合却是西方所独有的。这些因素是西方之所以为西方的东西，而不是西方之为现代化的东西。　　

（二）            西方民主和文明在什么意义上是“普世价值”　　

既然西方民主和文明是一种独特的文明，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在宣扬西方民主和文明是“普世价值”呢？他们依据的逻辑到底是什么？是在什么意义上来说西方民主和文明是“普世价值”的？　　

亨廷顿提出文明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两个阶段，现在正处于第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即在公元1500年以前的文明，除了个别例外，它们之间的交往或者不存在，或者很有限，或是间断的和紧张的。各种文明被时间和空间分隔开来，很少或者没有交往，所以许多历史学家把这一阶段描述为文明的“遭遇”阶段。到了第二阶段，出现于公元8世纪和9世纪的西方文明在公元1500年以后从一直落后于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等其他文明中开始兴起。经过经济上的产业革命、政治上的资产阶级革命、文化上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与宗教改革和外交上的殖民扩张、资本原始积累，在这长达四百多年历史的发展，使得非西方国家日益从属于西方国家，成为西方社会的附庸。正是西方社会这种“硬权力”的增长，也带来了西方社会文明“软权力”的扩张。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中对西方，特别是美国推行文化霸权的行为进行了很好的阐述。他分析造成第三波民主化的原因时就指出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外部势力的干涉。这主要是指苏联势力的退出和美国、欧共体（后改为欧盟）将民主和人权作为战略工具，通过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和军事的等等手段，来推行西方的文化霸权，使第三世界国家成为西方势力的附庸，成为对付苏联共产主义的棋子。西方民主“普世价值”观，表明西方文明是一种强势文明，是一种征服、侵略和扩张文明，是一种控制的工具，是一种强盗、贩奴和杀人的工具。这种“普世价值”是西方的霸权，即文化霸权、经济霸权、政治霸权和军事霸权的集中体现，是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工具。如果我们借助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概念和葛兰西“领导权”概念，就能够深刻解剖西方民主“普世价值”的本质与真相。　　

冷战的结束，更是极大鼓舞了西方自由主义的信心。弗郎西斯·福山提出了“历史终结”的命题，认为自由民主制已经获得全面胜利并将会普及。紧接着，克林顿执政时期就把“安全、经济、民主”作为其执政的三大支柱，对外进行“民主输出”。到了布什政府时期，更是制定了“全球民主战略”，无论在目的、内容还是手段上都超越了历届政府，甚至布什政府为了推行“大中东民主计划”，不惜使用武力向“非民主”国家伊拉克政权开刀。目前，一些西方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又打着“民主”的旗号，出兵轰炸利比亚。由此可知，正是为了为这种“软权力”的扩张进行辩护，为了粉饰文化的霸权，一些人就在这种意义上把西方民主和文明鼓吹为“普世价值”，而又正是西方国家“硬权力”的强大，使得人民相信西方民主和文明是“普世价值”。但是，亨廷顿认为冷战结束以后，文明之间的关系不仅没有出现西方民主和文明一统世界的格局，反而随着西方国家相对实力地衰退，已经越来越难维持西方文明的“普世价值”。文明间的关系正处于第三个阶段，即处于了一个多文明的世界之中。　　

（三）            西方文明正在衰退，已无力维持“普世价值”　　

虽然目前仍然有许多人由于狭隘的自负，偏见而固执地认为西方民主和文明是“普世价值”，但实际上由于西方社会“硬权力”的绝对优势正在衰退，而“文化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权力的分布。贸易可能会也可能不会随着国旗走，但文化几乎总是随着权力。历史上，一个文明权力的扩张通常总是伴随着其文化的繁荣，而且这一文明几乎总是运用它的这种权力向其他社会推行其价值观、实践和体制。一个普世文明需要普世的权力。”[15]所以，随着自身实力的衰退，不可以避免地西方国家已无力再维持所谓的“普世价值”了。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人类历史正处于一个“历史大转折”阶段，美国的霸权地位、西方国家在世界体系的中心地位，随着南北之间的经济、贸易实力的对比改变，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国的崛起，并随着“金融危机”，西方经济长期衰退以及欧、美、日的“泡沫破灭”、“债务危机”、“福利制度危机”、“主权债务危机”和国家破产等事实的存在，将逐渐不复存在。西方文明正在“日落西山”，其权力和影响力正越来越小。我们有什么必要去学习和践行西方民主和文明这样一种“正在死亡”中的文明呢？最近，福山这位鼓吹西方文明是“历史之终结”的人类最理想的价值的人也悲哀地承认，美国在“民主”上没有什么可以“教给中国”的。　　

也许有人会质疑，西方社会在经济上不是拥有和控制着国际金融体系，主宰着国际资本市场，在政治上不是控制着联合国，发挥着领导作用，在科学技术上不是控制着最先进的高端技术，怎么能说西方社会正在衰退呢？是的，西方社会现在仍然占有绝对优势，而且在21世纪时在权力和影响力方面仍旧保持世界第一。但是，亨廷顿指出各文明间的均势却在发生一些逐步的、无情的、也是根本的变化，西方社会的权力相对其他文明将继续衰弱。他还进一步说明了西方社会衰退的三个特征：一是认为它的衰退跟其崛起一样，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二是这种衰退并不是直线型的，带有间歇性和反复性；三是在人口与领土、经济产值和军事能力等方面控制的资源方面，相对而言正在下降。所以，毫无疑问，相对而言，西方社会确实正在衰退，它已经无力再宣扬它的“普世价值”了。　　

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就算在西方民主和文明比较强盛的时候，许多国家学习西方民主和文明，不仅没有出现所期待的繁荣、稳定和民主，反而出现了军事政变、政治独裁、社会动荡等一系列问题。按亨廷顿的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二十年间，拉丁美洲的二十个国家中就有十七个国家发生国政变并取得成功（仅墨西哥、智利和乌拉圭尚维持着宪法程序），北非和中东的六个国家发生过政变（阿尔及利亚、埃及、叙利亚、苏丹、伊拉克和土耳其），西非和中非国家中也发生国六次政变（加纳、尼日利亚、达荷美、上沃尔特、中非共和国和刚果），在形形色色的亚洲社会也发生过政变（巴基斯坦、泰国、老挝、南越、缅甸、印度尼西亚和南朝鲜）。”[16]接着，他进一步指出了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期间，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发生政治暴力和骚乱的数量急剧增加。“1958年发生了二十八起旷日持久的游击队暴乱，四起军事暴动和两场常规战争。七年后的1965年，四十二起长期暴乱仍在持续，十起军事反叛发生，五场常规冲突战火燃起。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期间，政治动乱也有明显增加。1955-1962年间发生的暴力和其他动乱事件，是1948-1954年的五倍。八十四个国家中的六十四国在1955-1962年这段时期内，同1948-1954年这段时间相比，变得愈加不稳定了。”[17]所以，在西方国家普遍衰退的背景下，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们更应该认为到西方民主和文明也存在许多的不足，如世俗主义、道德相对主义和自我放纵等问题，不应该把西方民主和文明当成“普世价值”来进行学习，而是应该仅仅把它当成众多文明中的一种文明。　　

（四）            语言和宗教的同化，引发宗教冲突　　

前面我们已经论述了西方民主和文明仅仅是一种独特的文明。许多人把西方民主和文明当成“普世价值”主要是因为西方“硬权力”引申出的文化软权力的扩张，然而随着西方综合实力的下降，已经不能再维持所谓的“普世价值”了。现在我们可以再从反面来论证，假设西方民主和文明是普世价值，那么需要什么条件？　　

   亨廷顿说道：“任何文化或文明的主要因素都是语言和宗教。如果一种普遍的文明正在出现，那就应当有出现一种普遍语言和普遍宗教的趋势。”[18]所以，如果西方民主和文明是普世价值的话，那就至少应该具备二个条件：一是普世的语言；二是普世的宗教。　　

首先，就语言方面来说，是否存在普世的语言呢？也许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西方社会的英语不就是普世语言吗？然而，我们更应该知道虽然现在有许多人在讲英语，但是它并没有与某一特殊的种族群体、宗教或意识形态相一致，仅仅是把其作为一种交流的工具，正如公历是世界的计时方式，阿拉伯语是世界的计数方式，以及对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而言，十进制是世界的度量方式一样。所以，英语的广泛使用不仅没有消除语言和文明的差异，取得对西方文明的认同，反而使得非西方文明能够借助英语这门通用语言的使用，来处理各语言和文明间的差异，加强了各民族间语言和文明的相互分离与差异。更令人想不到的是，随着英语的广泛使用还产生了许多区别于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的带有地方特色的英语，如尼日利亚皮钦英语、印度英语等，使英语融入了许多本土化的因素。最后，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语言的分布反映了世界权力的分布。由于西方社会绝对权力的衰退，英语在世界上的比重也在随之下降。据统计，世界上讲英语的人在讲至少有100万人所使用的各种语言的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1958年的9.8%下降到1992年的7.6%。世界人口中讲五种主要的西方语言（英语、法语、德语、葡萄牙语、西班牙）的比例从1958年的24.1%下降到1992年的20.8%。[19]总而言之，世界上根本没有出现普世的语言，更谈不上出现普世的文明。　　

其次，要出现西方普世文明的话，更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普遍宗教的出现。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中谈到促进西方民主和文明传播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西方基督教或新教的传播。虽然不能就说，西方民主和文明一定和基督教或新教有因果关系，但是基督教或新教强调个人的尊严和教会与国家的分离，就无疑是有利于西方民主的发展。以韩国为例，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基本上是一个佛教的国家，并且带有儒教的传统，人口中大概只有1%是基督徒。然而，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全国人口中约有25%是基督徒，其中大部分人是新教徒。这无疑是韩国1987年成功向民主国家转型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西方基督教在20世界80年达在世界上的增长比例大约30%以后开始稳定下来，并开始呈下降趋势。在20世纪末的时候，全世界各地出现了宗教复兴，这主要包括宗教意识的加强和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兴起，因此扩大了宗教之间的差异，使得出现一种普遍宗教的可能性比出现一种普遍语言的可能性大不了多少。为此，如果西方民主和文明要成为一种“普世价值”，出现一种普遍宗教的话，必须强行推行西方的基督教或新教，这就必然引发宗教冲突。目前我国主要信仰的是儒教文化，而儒教文化的核心价值是对秩序的维持和对等级的尊敬，这显然是与西方民主相违背的。为了让西方民主和文明这种“普世价值”在我国生根发芽，前提条件是对我国的儒教文化进行改造，让人们该信西方的基督教或新教。因此，国内那些力主中国接受西方文明是“普世价值”的人是不是要中国放弃悠久的中华文明，并让大多数中国人成为“基督徒”呢？难道要让全中国的人讲“英语”，而废弃自己的语言吗？你们不觉得这样做很荒唐吗？　　

（五）            推行“普世价值”到底会给中国带来什么　　

再退一步讲，就算西方民主和文明是“普世价值”，在全球范围内推行，那么结果又会怎么样的呢？亨廷顿早就在上个世纪90年就已经谈到如果西方社会仍一意孤行，推行所谓的“普世价值”，那么它是非常危险的。这是因为推行“普世价值”对于世界来说，它可能导致核心国家之间的重大文明间战争；而对于西方来说，很可能会导致西方在这场战争中的失败。本文这里，再谈谈如果我国推行西方民主和文明的“普世价值”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1、  各党派将纷纷涌现，可能引发内乱甚至战争　　

如果我国推行西方民主和文明的“普世价值”的话，那么肯定会有许多人会在民主和自由的丽旗庇护下，公开争夺权力，纷纷成立各种党派。因为在中国每个人都知道权力意味着什么，只是由于二千多年专制等级制度使得一般的人们都没有奢望获得权力的想法，而一旦实行西方的选举民主，则肯定会激发人们的权力意识，纷纷争夺权力，特别是对于有钱有势的人们。这样一来，为了争夺权力，一定会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由此产生的乱像与台湾相比，有过之而不及。更有甚者，有些人会为了权力不惜发动战争，又重新回到“军阀混战”的年代。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实现民主必然要付出的代价，一段时间后就会好转。然而问题是，这么大的版图，这么多的人口，过渡期会有多长？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多大的损失？而且，这种西方民主除了改换领导人以外，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　　

  2、分离主义势力将会借助西方民主，脱离中国　　

目前在我国除了台湾以外，像新疆、西藏等地存在许多分离主义势力，如果实行西方民主，推行“普世价值”，那么这些独立势力在西方民主的掩饰下一定会借助新疆民主党、西藏自由党等政党形式，积极谋划独立。这样的话，我国的民族矛盾将会被严重激化，而且那时的人们只顾争权夺力，相互混战，更本无心关心这些问题，台湾、西藏和新疆等地很有可能被分离出去。　　

3、外国势力将积极在我国扶植代理人，肢解中国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含日本）对中国的最高战略是：肢解中国。这些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从来没有，也不会放弃遏制中国。如果我国推行西方民主和文明的“普世价值”，国内必将出现动荡，那么这些外国势力就会乘虚而入，积极扶植代理人，国内买办和卖国势力将会迅速膨胀，而中国有可能又成为西方国家的附庸。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恰恰是拒绝西方民主和文明这一所谓“普世价值“的结果。去年以来，科特迪瓦、北非、阿拉伯和利比亚因“民主化”所带来一系列灾难，使西方民主和文明这一“普世价值”能够给第三世界国家带来和谐、稳定、幸福和现代化的观点彻底破产。它不仅不会带来“福音”，反而只能带来深重地灾难。请问国内那些西方民主是“普世价值”的学者和媒体，你们“居心何在”？你们难道也想让中国变成另一个科特迪瓦、利比亚吗？如果你们的企图得逞，只会将中国这样的大国推向巨大深渊。回顾广大第三世界经历了近一百年的民主化实验，推行民主化实验也即是推行“普世价值”的实验，而普遍的“民主化失败”表明西方民主“普世价值”观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早就破产了。　　

总之，我国的发展不需要所谓的“普世价值”，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重视民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行渐进式改革，完善我国的各项政治体制，真正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 ，利为民所谋。　　

（六）            民生才是民主的本质　　

为什么国内这么多人对西方民主和文明推崇备至，认为是“普世价值”，我国必须向西方学习呢？本文以为以下两个原因是比较重要的：一是认为西方民主维护了人民的权利。西方民主一直宣扬的是自由、平等和博爱，保护个人的表达、结社、信仰和参与等等方面的权利，而这在目前的中国对个人权利的重视是不够的，这就为西方的民主的推行提供了一定的市场；二是认为西方社会通过民主的方式，人们一人一票的程序进行选举，体现了人民的意志，具有合法性。毫无疑问，这对破除专制等级，追求身份平等和保障个人权利而言确实是一个历史性进步，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现在的西方民主和文明却把本应该是内容丰富、文化深厚、操作精致的民主大大简化为“程序民主”或“选举民主”，连经济发展、教育水平、公民文化这些优质民主的基本要素都变得无足轻重了，为了民主而民主。为什么肯尼亚、黎巴嫩、孟加拉国、菲律宾、格鲁吉亚、斯里兰卡等发展中国推行西方的民主和文明，没有出现和平与繁荣，反而出现动乱和衰退呢？很大的原因就是想当然地认为只要实行西方民主式的选举和权力之间的制约等民主程序，就是民主国家了，并且幼稚地以为只要是民主国家了，其他问题也都会迎刃而解。事实上，这些发展中国家不仅本来有的问题没有解决，而且新的问题也层出不穷：贪官污吏通过贿选当政易如反掌，大批政客只知道争权夺利，以民主的名义，行使民粹主义、部落主义、分离主义和黑金政治之实；国家动荡，经济萧条，民不聊生。实行这样的仅限于程序的民主，为了民主而民主的话，显然不可能提供政治的合法性。此外，对于西方民主是否真正能够维护个人的权利也是值得怀疑的。因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20]，也就是说西方民主的权利是由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所派生出来，是为资本主义的经济服务的，这才是资产阶级倡导民主制度的真正原因，“这个平等的权利还仍然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21]众所周知，西方民主制度总是宣扬人人都有选举权和被选择权来标榜其民主，但是，只要我们观察一下西方的选举情况，我们就知道这完全是以金钱为基础的，虽然没有许多限制条件，但是面对巨额的竞选资本，大多数人已经被排除在选举之外。而真正当选的官员几乎都是拥有巨额资产的资本家。因为只有他们才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来组建竞选班子，影响媒体对其加以宣传，获得多数公民的支持。　　

发达国家的宪政民主本身曾经发生过产生通过竞选、民意程序导致希特勒或纳粹德国上台，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当今，法国总统萨科齐为了“竞选”或保持总统官职，居然下令驱逐境内的“罗姆人”，又发动对利比亚的军事打击；美国的“两党政治”正在“预算法案”上的斗争，几乎使联邦政府“关门”；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福利制度的解体等等从根本上标志西方民主与文明的解体，西方民主和文明已经身陷了“合理性性危机”和“合法性危机”。　　

因此，本文认为不能为了民主而民主，更不能为了迎合西方国家的认可而去投其所好，把民主仅仅局限于西方式的选举和权力制约等民权，而应该更关注民生，从这个价值出发，来设计我们的民主制度。因为民生才是民主的价值所在，是民主的本质，只有有了民生才可能有真正的民权，只有有了民生才可能真正有政治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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