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尔文：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会垮台？

 黄尔文：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会垮台？　　

一  被遗漏的环节　　

迄今为止，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各种社会形态中最先进、最优越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建立在社会主义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根本制度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　　

所有已经存在过的社会主义国家，全都显示了过去社会与之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社会生产高速发展，社会成员得到人类历史上最公正的待遇。虽然有时候会出现一些波折，比如战争、重大自然灾害以及重大政治变动，但只要社会的经济基础不变，总能很快地医治战争创伤，或者战胜自然灾害、克服各种不利影响，使社会生活恢复常态。因此社会成员生活非常稳定，而且还在不断地向更加幸福的生活状态改变。　　

按理说，这是一种最有生命力的社会与国家形态。　　

但不幸的是，二战后地球上出现的那么多社会主义国家，几乎全都垮台了。　　

国际国内，研究其原因的文献，不说浩如烟海，至少也算汗牛充栋。　　

如果抛开那些别有用心的文章和有意混淆是非的观点，主要研究结果，将社会主义国家垮台的原因，集中到内外两个方面：在内部，修正主义分子篡夺了执政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在外部，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起着催化作用。由于存在这种内外互动，因此引起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　　

这个结论一般地说是正确的，而且也引起了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并采取了许多措施。　　

但是所有措施都没有阻挡住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垮台的趋势。就连首先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发起反修大论战、在国内以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目的进行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如今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几乎荡然无存，基本上走到了垮台的边缘。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除了前面所说到的“内外互动”，是不是还有某个重要的环节被人们忽略了？　　

这正是本文要分析并进行探讨的。　　

“内因是根据”。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先排除外部因素，即先排除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影响，从内部寻找原因。然后再考虑外部因素。　　

这样，问题首先归结为：某个国家的修正主义分子，何以有如此大的能量，能倒转历史的车轮，引起社会的倒退？　　

如果真要这么认为，很明显，这是唯心史观的说法。　　

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英雄不能创造历史。同样，没有人民群众的作用，极少数修正主义分子也无法改写历史。　　

因此，我们只能从修正主义如何影响人民群众——即从修正主义分子和人民群众的关系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　　

如果有人说，是修正主义分子欺骗了人民群众，也不能令人信服。面对这种情况，正如马克思对法国曾出现的复辟进行分析时所说的：　　

“像法国人那样说他们的民族遭受了偷袭，那是不够的。一个民族和一个妇女一样，即使有片刻疏忽而让随便一个冒险者能加以奸污，也是不可宽恕的。这样的言谈并没有揭开这个谜，而只是把它换了一个说法罢了。还应当说明，为什么一个有３６００万人的民族竟会被三个衣冠楚楚的骗子偷袭而毫无抵抗地做了俘虏。”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已经垮台的社会主义国家，多数国家总人口接近或超过3600万，苏联人口接近3亿，整个社会主义集团人口总数超过10亿。所以，我们更应当说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人口总数中占有那么大比例的人民群众，为什么会被极少数修正主义分子欺骗，做了修正主义的俘虏，最终导致了社会主义的垮台。　　

要解开这个谜底，就必须从社会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方面来寻找人民群众内部的原因，寻找人民群众阶级意识方面的原因，即寻找到可以产生群体性的、足以颠覆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的经济根源，这才能作出最终的解释。这是马克思告诉我们的方法。　　

首先要研究的仍然还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总和。对这个基础，我们可以简单地用下面一个公式来表达：　　

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交换关系+生活资料的个人所有制　　

我们的分析，就从等号右边这三个方面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特别是第一和第三——即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生活资料的个人所有制的相互关系方面来展开。　　

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中，起着决定作用、决定了社会性质、也决定了人民群众在社会中经济地位的，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　　

生活资料的个人所有，反映社会的分配关系，它是由所有制决定的，即有什么样的所有制就有什么样的分配。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最合理的分配制度当然是按劳分配。但由于分配制度以及与之相关联的交换关系直接决定了人民群众获得生活资料的多寡。在社会产品尚未达到极大丰富、尚不能充分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的社会主义时期，由于分配问题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所以最容易受到人民群众的关注。 　　

这就是说，虽然人民群众在社会中的经济地位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决定的，共同占有生产资料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所在；但与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相关的生活资料的个人所有制，却更容易受到人民群众的关注。对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的认识，对它的决定作用，反倒很容易被忽略。　　

无论是对生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普通劳动者进行访问，还是对社会进行满意度调查，所有的抱怨几乎全都集中到与人们日常生活相关的各种问题上。几乎没有人提及所有制问题。　　

于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矛盾——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出现了一个认识上的巨大差异：最重要的东西反而被忽略了。　　

在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人民群众夺取政权之前，这一矛盾——即认识上的差异，是不存在的。那时，夺取生产资料就等同于夺取了生活资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是直接联系在一起、不可分割的。例如，组织起来的农民，夺取了土地，也就等于夺取了生活资料的控制权，等于直接获得了生活资料。而在人民群众夺取政权、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紧密相关的内在联系被隐蔽起来了，人们只注意到个人的工资、收入、食品、住房，很难看到生产资料——土地、工厂、矿山对他们个人生活的影响，——认识上的差异首次产生了。　　

对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那一代人来说，这种认识上的差异并不太大，因为他们亲手建立了这样一种制度。但在他们身后，从第二代开始，到第三代第四代人，越往后，认识上的差异就越大。　　

这首先是因为，公有制天生就是一种排斥个人随意处置公共财产的制度，否则就不能称之为公有制；对共同占有的生产资料——土地、工厂等，每个个人也都没有直接的处置权，只有受委托的人——例如管理者，在代表多数人意志的前提下，才能对生产资料加以处置——这是公有制本身具有的特点。此外，单纯从经济上考察，由于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很容易推动产生社会化的大生产，对社会化大生产的管理要求，又必然引起管理权的高度集中，使之集中到少数管理者的手中、集中到国家的手中。这本来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后必然出现的一种正常的管理状态，是社会分工造成的——就好像一个乘客坐上了一艘大船，他不能直接参与轮船的驾驶一样。对轮船行驶的管理操作权属于船长和水手。乘船者和驾船者分工不同。　　

但这么一来，占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他们中的每一个个人，都会感受到双重的排斥：一方面受到公有制本身的排斥，另一方面受到因专业分工引起的管理权的排斥。于是，他们中的每一个个人，从自己的切身体会中无法直接感受到自己在管理中的存在，也无法直接感受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与自己利益密切相关，以及这二者之间所包含的内在联系。他们最直接的感受，是围绕自己生存所必需的油、盐、酱、醋、柴，是他们的衣、食、住、行，医药、卫生，家庭、教育，等等和生活直接相关的东西。　　

而到后来，随着生产的持续发展，生产规模的日益扩大，人民群众几乎完全用不着在意代表自己根本利益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否存在，也很难直接感受到社会上的生产资料，工厂、矿山、土地、铁路、各种资源——总之，用于社会生产的除人力之外的各种物质要素，也包含有自己的一份，自然而然地会将全部目光集中到个人的生活资料占有方面。　　

国家的主人地位、对生产资料的占有，逐渐变成了一个“抽象的概念”——尽管这个“抽象”是一个“科学的抽象”，但抽象的概念是不可能被直接感知的。　　

这样，人民群众的大多数，包括其中最先进、最革命的力量——工人阶级，所能直接感知到的，是自己处于一种类似于过去社会小私有者的生活环境。　　

可以肯定地说，在这种类似于小私有者的环境下，自发产生出来的，主要地，不是公有意识，而是一种小私有者的意识。　　

这种小私有者的意识，即通常人们所说的“私心”，与过去所说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在产生的根源上，存在差别，但又存在许多共同点。它首先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发展的根本动力所在，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它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中，在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形态当中产生出消极因素的源泉——也是在人民当中的先进分子，在工人阶级先锋队当中产生修正主义的温床。　　

那么，小私有者的意识，在政治上具有哪些特点呢？　　

目光短浅，只顾个人，不顾集体和国家；只顾眼前而不顾长远——这些特点与修正主义在政治上的特征是完全吻合的。　　

那么，小私有者的意识对社会革命是什么态度呢？　　

最主要的是摇摆不定：革起命来十分狂热，比任何人都革命；当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比任何人都彷徨、都失落；反革命的时候，比任何人都坚决——一切都以是否有利于个人、是否符合个人当前利益来做判断。　　

因此，小私有者对革命具有两面性。　　

事实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群众中自发地产生出的小私有者意识同样具有两面性。其消极的一面，正是一种“群体性的、足以颠覆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一旦被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加以利用，被修正主义分子加以引导、推动，很有可能会导致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　　

这就是人民群众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能够迎合修正主义路线、被修正主义分子左右很容易被修正主义分子欺骗并心甘情愿地接受修正主义理论的重要原因。也是理论界对社会主义为什么会垮台的原因进行分析总结的时候，长期都被忽略的一个重要环节。　　

归根结底，问题出在意识形态方面，出在文化方面，而并没有出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本身。　　

对这一点，有谁能够在理论上提出带根本性的反对意见吗？　　

这样提出问题，目的并不止于为已经垮台的社会主义唱挽歌、为将要垮台的社会主义国家奏安魂曲。更不是要把社会主义垮台的历史原因推到人民群众头上。如果不是因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未能继续保持阶级先锋队的先进性质，未能利用无产阶级专政来持续不断地启动对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教育，问题根本不会提出来。现在提出，根本目的还是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挽救即将垮台的社会主义国家。　　

应当说，这个方法之根本要点，就存在于我们分析的过程之中。　　

二  必须突破小私有者的狭隘眼光　　

在上一节里，我们指出了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群众的大多数，即使是其中最先进、最革命的力量——工人阶级，从自己的切身体会中也无法直接感受到生产资料公有制与自己的利益密切相关。他们所能直接感知到的，是自己处于一种由于生活资料的个人所有制形成的类似于过去社会小私有者的生活环境。在这种生活环境下，自发产生出来的，主要地不是公有意识，而是一种类似于小私有者的意识。这种意识即使在党员和干部队伍中也极其广泛地存在着。这种意识具有双重性质。从积极的方面说，它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发展的根本动力。但从另一个角度，它同时也是人民群众意识形态当中产生出消极因素的源泉。这种消极因素被修正主义分子和帝国主义加以利用，终于导致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　　

如果要从理论和实际两个方面去证明这一事实的存在，以及造成的后果，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我相信，许多人都看过这段让人极度震撼的视频：　　　　

大群大群的人欢呼着从四面八方拥到克里姆林宫前的红场。到处都是兴高采烈的人群。广场上，宫墙上，楼顶上。镰刀斧头红旗从高处抛落下来，被人群随意践踏。然后，广场上燃起了一堆大火——这是用共产党员的党证引燃的大火。一队队 “共产党员”走向火堆旁，把自己的党证丢入火堆，那火越烧越大，越燃越高，烈焰熊熊……。在我的心里，似乎留下一个永久的印记，只要闭上眼，就可以看到那堆用党证燃起跳动着的妖艳的火焰。　　

我相信，面对这样的场景，看到这样的火堆，谁都会感到极度震撼。可是，人们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在火堆前焚烧党证的全是特权阶层、资产阶级分子和“政治精英”吗？不是！他们中必定大部分是政治经济地位和现在中国的无产阶级非常接近工农群众。　　　　

如果你不相信，我可以告诉你：苏联解体前共产党员人数是世界上除中国外最多的国家，最多时接近2千万（在整个卫国战争中，苏军阵亡800万人，其中230万人为共产党员，也可以说明苏联共产党员人数之多），但现在，俄罗斯共产党有多少人？有人访问久加诺夫：“不到20万！”　　

1千900万人烧掉了自己的党证——在行动上，在心里，他们退出了共产党！　　　　

也许他们没有走到红场上，但结果又有什么不同？1千900万！苏联没有那么多资本家！即使加上特权阶层、资产阶级分子和反动政治精英，也没有那么多！所以，他们中相当大一部分，必定是当时苏联的无产阶级，是苏联人民群众的一部分！他们得到了幻想中的幸福生活没有？没有。他们唯一得到的是苏联的分裂和经济上的衰退，是两极分化和财富集聚到少数寡头手里，是社会动乱，官僚与黑社会横行霸道，是生活状态的每况日下。而在这个过程中，苏联的无产阶级“容忍”了资本主义的复僻，他们用自己的“默许”变成了资产阶级杀死自己的“帮凶”，终于葬送了自己的幸福生活！　　

如果有人认为，那是苏联的事，离中国太遥远了！　　

那就说说中国的事。　　

1976年2月底，中国开展了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到3月底，包括一部分外地群众也不听劝阻，纷纷赶往北京，要在清明节那一天，表达自己对周总理逝世的哀悼。4月4日，接近200万人涌向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花圈多达两千余个。有人发表讲演，也有人在纪念碑上贴下了“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这种带点杀气的诗词。终于在第二天酿成了震惊中外的天安门广场事件。　　

200万人！几乎全是工人、农民、学生，全是人民群众！　　

不管当时这200万群众的动机如何，也不管当时对这一事件所下的结论是否正确，但左派力量盛极而衰，由此出现重大转折，当确定无疑；尽管邓小平因此而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但客观上，此次事件为日后邓小平再次上台和更大的崛起起到了造势的效果。　　

邓小平重新上台之后，对这一事件给予平反，必然会赢得这些人的好感。当他提出“小康”、“先富”、“满足物质需要”一类口号时，这200万群众又怎能不欢欣鼓舞？　　

实际上，中国当时欢欣鼓舞的又何止2000万？很可能远远超过2个亿！因为这些口号无一不是正正打中了他们的心坎——打中了他们发自内心的、想要使自己的日子过得更美好的愿望。这些自发产生出的、类似于小私有者的小小的愿望当然非常美好，也非常合理，但当他们把所有的目光都局限在这样一个小圈子里的时候，自然看不到也不关心许许多多更加重要的事情正在悄悄地发生：　　

股市锣声的敲响说明社会主义的中国被植入了一颗资本主义的毒瘤；国营企业的股份化等于把原先不可分割的公有的生产资料切割成了碎片并且可以卖给私人；工厂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说明了他们国家主人的身份已经被从生产资料所有者的位置上剥离；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说明开始允许土地交易了，原先的主人要用自己终身的积蓄去购买原属于自己土地上自己的栖身之所；国营变成国有尽管一字之差却说明占据代表国家那一层人已经公开地把国家几十年几乎全部社会积累当成了自己的财富，他们开始从人民公仆变成了人民的主人；等等等等。　　

他们看不到这一切，就因为类似于小私有者的眼光使他们只能看到一个狭小的世界。他们总想着逃避政治斗争、含辛茹苦地工作，企图靠个人的努力奋斗去改变自己的处境，却想不到那只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梦——他们所处的社会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根本没有那种机会。他们看不到：世界上除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能够把整个劳动者阶级变成社会的主人，使他们富足、幸福。延续了几千年的私有制是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要改变自己的处境，只有依靠和自己工人阶级地位相同的人的团结斗争，使自己所在的阶级重新成为社会的主人。　　

这就是三十年来中国所发生的事情。中国的人民群众看不到许多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事。他们用自己的“默许”变成了资产阶级使他们从国家的主人落入奴隶般悲惨境地的“帮凶”，不仅在很大范围里葬送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也终于葬送了自己的幸福生活！　　

这就足以证明我们所要证明的基本事实。　　

从这一被证明过的事实出发，我们可以做出几个符合逻辑的推论。　　

第一个推论：造成社会主义国家垮台的原因，从根本上说，不是经济制度方面的原因；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中尽管保留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东西，但不存在使之必然垮台的因素。　　

第二个推论：造成社会主义国家垮台的原因，主要存在于意识形态方面，是政治思想方面的原因——核心是人民群众的认识问题：人民群众的大多数没有认识到生产资料公有制对自己生存的极端重要性，人民群众的阶级意识没有被彻底唤醒，这使人民群众中自发产生出的类似于小私有者的思维意识在全社会拥有了一个庞大的受响应人群——这样，一方面会源源不断地产生出修正主义分子，会对修正主义分子形成存在和保护的环境，另一方面也为修正主义分子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第三个推论：要避免社会主义国家垮台，必须使人民群众突破小私有者的狭隘眼光，认识到到自身所处的阶级地位，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公有制才代表他们的根本利益，这才能使他们的阶级意识彻底焕发出来，成为反修防修的主力军，防止社会主义的垮台，或者挽救即将垮台的社会主义国家于危难之中。　　

讨论这三个推论有什么意义呢？　　

第一，确立并增强我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心。　　

很明显，社会主义垮台的根本动力并不是来自于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尽管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中不可避免地保留了旧社会的痕迹——资产阶级的法权，但这些东西只要加以约束，不足以产生使社会主义灭亡的根本趋势。公有制本身具有的先进性足以克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不良影响。　　

社会主义公有制无疑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制度。是广大人民群众获得解放得到幸福和稳定的生活的唯一途径。即使社会主义已经垮台了，这种信心都应永远保持。　　

第二，认识到造成社会主义国家垮台的原因，主要存在于意识形态方面，是政治思想方面的原因，是文化方面的原因。　　

认清了这一点，就能更清醒地与一切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文化势力作坚决的斗争。但对正处于垮台途中或即将垮台的社会主义国家，情况却要复杂得多——我们将来再作进一步讨论。　　

第三，使一切革命者明确自己的中心任务是什么？就是坚持在斗争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使广大的人民群众突破小私有者的狭隘眼界，认清自己的阶级地位，认清只有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才能保证他们得到幸福稳定的生活。只有这样，才能焕发他们的斗志，才能动员他们参与到捍卫社会主义公有制或恢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伟大斗争中去。没有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参与，这种斗争要么会变成一种纯粹的政治清谈，要么就会被资产阶级利用，成为麻痹人民群众的工具。这一点，甚至对于已经垮台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非常重要的。　　

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这几个字说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又何其艰苦、何其困难！　　

早在1961年，毛主席就以反修防修为目的，全力倡导、发起对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发动群众，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根基上巩固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但受到了资本主义路线代表人物的顽强抵抗——他们做了许多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事。到1964年，毛主席提出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观点与刘少奇发生严重分歧，群众不仅没有成为运动的基本力量，在斗争中受到教育，甚至经常被当成斗争和打击的对象。这种教育与反教育的斗争长期存在。直到1966年，群众仍然没有被发动起来，处处受到压制，终于引发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大革命的政治目的，当然是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但还有一个贯穿始终的目的，就是让人民群众在斗争中学习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受到社会主义教育。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提法本身，就宣示了无产阶级“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坚定决心。　　

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纲领，“斗私、批修”，实际上首先是对无产阶级自己——每个无产阶级战士头脑中的敌人——传统的私有制观念和愚昧、落后、迷信的旧观念进行宣战。这才能从根源上铲除修正主义赖以生长的温床。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述共产主义革命的彻底性时提出的两个决裂之一，即：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这里，所谓的“传统观念”其核心显然就是指私有制观念。这和毛主席发起文化大革命提出的“斗私”这一目标是完全一致的。文化大革命当中组织工人群众成立大量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力求从理论上提高工人阶级的素质，也与这一目标相关。　　

但是，必须特别指出，“斗私”也好，“与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也好，从理论上提高也好，并不是不要群众的利益，而是保护群众的利益。是对群众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保护，是对个人、集体、国家三者利益从根本上的保护。　　

试问，如果丧失了群众中每个个人的利益，又何来群众的利益？如果没有了工人阶级中每个工人的利益，又哪里谈得上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没有私人的利益，公共利益又从何谈起？　　

此外，中国共产党就是因为代表了大多数劳动者的利益才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才能够打败国民党建立新中国，并对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共产党如果不能代表大多数劳动者的利益，并且从根本上否定大多数劳动者的利益，必然失去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劳动者的支持，这个党也就必然垮台。　　

可见，如果不把利益问题说清楚，不把公与私之间的关系说清楚，启发阶级意识、突破小私有者的狭隘眼光、焕发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就是一句纯粹的空话。当这些东西全都成为空话以后，失去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也会成为一句空话,社会主义的国家也就必然会垮台。 　　

三  公有思想与私有思想的决战  　　

在上一节末尾，我们提出了一个议题：把利益问题说清楚。因为如果不把利益问题说清楚，不把公与私之间的关系说清楚，启发阶级意识、焕发群众的革命斗志，就会成为一句纯粹的空话，其结果当然免不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　　

我们所说的利益是什么？当然首先是指对人生存有用、有益的物质。　　

恩格斯在归纳马克思的伟大功绩时说：“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这里，“吃、喝、住、穿”所需的材料，粮食、水、住房、衣服，即每个人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他的最基本的物质需求，满足生存最基本的生活资料，使生活条件稳定并一点点改善，对这个人来说，显然是他最大的利益需求。　　

问题是，保证他生存所需的这些生活资料又是从哪里来的？　　

谁都知道，是生产出来的，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生产生活资料的资料——土地、工厂、机器，等等，我们把它们叫做生产资料。有了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才可以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满足人的需求，使人生存；没有生产资料，再多的生活资料也会用尽，人就会饿死。所以，对于需要生活资料的人来说——不管他是否直接从事生产活动，都很容易理解，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同样重要，从长远来说，甚至比生活资料还要重要——过去小生产时代，农民把土地、耕牛、种子看得比生命还要紧，有的农民遇到灾年，宁愿饿死，都不吃来春要用的种子，就是这个道理。　　

这么一来，就涉及到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与利益的关系问题。　　

第一种情况，你有一点生产资料，比如一小块土地，一头牛，以及犁、铧等农具，你有种子，也有劳动能力；你自耕自种，生产一点粮食，供自己食用。种一些棉花，手工纺纱、织布，做成衣服，供自己穿。多余的产品去市场上换一些其它生活用品——这就是几千年来中国小农经济中小私有者的生存状态。　　

但这种日子除了清苦，还极不稳定。因为生产效率太低，也无力抵抗各种天灾人祸的冲击，未必符合人的利益需求。　　

因为在完全私有化的条件下，普遍存在的情况是，你多半会失去你赖以生存的唯一生产资料——在农村，由于自然灾害，或者其他社会、政治原因，土地的兼并是不可避免的。生产资料——土地，会集中起来，落到地主的手里；在城市，机器、厂房，终归也会落入少数企业家、资本家之手——因为只有组织起来的大生产，才有可能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才有可能生存下来。　　

只有很小的机会，你可以把其它人手中的生产资料占有在自己的手中，成为一个较大的私有者。但竞争极为残酷。你首先要成为一个剥削者，然后要经受“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考验。　　

第二种情况，你没有生产资料，或许你在生存竞争中失败了，不管你是否身患疾病，劳动能力多么孱弱，你都得为别人打工——为占有生产资料的人——地主、老财、工厂主、资本家打工，来换取一点微薄的收入，即得到维持生存的一点少得可怜的生活资料，勉强活下去。　　

除此之外，你只能靠卖血或卖身，或者乞讨，获得一些生活资料，来维持短暂的生存。　　

除这两种情况，当然还有第三种情况，比如寄生者，附属阶层，靠招摇撞骗抢劫偷盗生存，等等，不属于本源问题，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从前面所说的两种情况，可以看出，生产资料除了是生产生活资料的资料，还是一种可以被集中起来用于强行占有别人劳动的物质资料，是一种可以被用来剥削、压迫他人的物质资料，是一切物质利益的根本。　　

控制了生产资料，就等于控制了没有生产资料的人的生存权。因此，要谈论物质利益问题，显然避不开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的话题。　　

至于工资，不管是实物工资，还是现金工资，无非是生产资料占有者对为他们打工的劳动者所需生活资料的一种分配形式。　　

生产资料的占有者有权决定给他的雇佣工人发多少工资——尽管也要受到劳动力市场的约束，但后备工人总是远远多于他需要雇佣的工人。利用这一点，他总是尽可能压低给工人的工资。压下来1分钱，他自己就多得1分钱。对个别的工人，他的权力是绝对的。　　

总之，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决定了生活资料的分配权，而不是相反。　　

这里提到“所有权”中的“权”，涉及一点“法”的问题。法律无非是靠国家的力量，靠警察、监狱、军队——这些暴力手段来强制推行并维持的对社会上某种关系的认可和保护。但归根结底，还是反映出经济关系、利益关系。在本文中，为了避免旁支蔓引、头绪过多，涉及的“所有权”——法律允许的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仅指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包括下文反复使用的“所有权”、“所有制”一类概念，主要属于经济学范畴。　　

这样，如果不考虑人的劳动因素，仅仅从物质利益这个角度，我们也很容易理解：　　

——生产生活资料的资料是满足人的物质需求的根本条件。　　

——生产资料所有权决定了每个人在社会上的经济地位。　　

——生产资料所有权代表了每个人最根本的利益。　　

对“生产生活资料的资料是满足人的物质需求的根本条件”这一条，前文已经做了充分解释。　　

但是，“决定了每个人在社会上的经济地位” 、“代表了每个人最根本的利益”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说，每个人在社会上的经济地位，由他是否拥有生产资料来决定。没有生产资料的人，只能为占有生产资料的人去打工才能生存。占有生产资料的人，不用劳动，却可以靠手中占有的生产资料去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　　

于是，根据是否占有生产资料，使社会划分出阶级：没有生产资料的人，被称作“无产阶级”，他们的生活状态有一定差异，但总体上是相同的：缺衣少食，住房简陋，卫生条件比较差，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生产资料，或者说，这是由他们的阶级地位决定的——两种说法在经济学上的含义完全相同；占有生产资料的人，即资产阶级，他们不劳而获，生活条件则要比无产阶级好得多。或许也比较文明、时尚、讲究礼仪，但更多的是奢侈、腐朽和糜烂。　　

在过去社会，没有生产资料的人总是远远多于占有生产资料的人，即无产阶级的人数远远多于资产阶级。那么，他们当中是否有可能通过个人的努力和奋斗，使自己跨入有生产资料的阶级——即资产阶级的行列，并以此来改善自己及其家人的生活？　　

尽管资产阶级也在极力鼓吹这种可能性，同时也会通过比如博彩业来制造几个这样的典型，并大肆宣传，但真实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在资产阶级极力维护的私有制社会，资本的聚集，财富的两极分化是一个必然趋势。包括整个资产阶级的人数也都在不断减少，无产阶级的队伍只会越来越庞大，整个无产阶级的生活状态只会越来越趋于恶化。凭个人的力量是根本无法改变这种社会趋势的。　　

只有使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用革命的暴力手段，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回被剥夺的劳动成果，通过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使整个劳动阶级上升为国家的统治阶级，才能使无产阶级中每个无产者的社会生存状态得到根本性改善。这既代表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也代表了从属于这个阶级的每一个无产者的利益。　　

由此可见，每个个人的利益，与自己所属的阶级是密不可分的，没有脱离了阶级利益的个人利益。　　

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一个全部劳动阶级上升为国家统治阶级的社会。全部劳动阶级——包括其中每一个劳动者，作为国家的主人，因为生产资料的公有，全都拥有了生产资料，因此全体劳动人民的生活状态全都得到根本性改善。劳动阶级之中的每个个人，也因此获得了幸福生活的条件。　　

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代表了全部劳动阶级——包括其中每一个劳动者短期的和长远的利益，代表他们眼前的和根本的利益。对于每一个劳动者，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包含了他们短期的和长远的、眼前的和根本的利益——这是对我们讨论利益问题的一个小结。　　

下面来讨论公与私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之所以引起无数争议，要害是割断了公与私之间内在的必然联系，用一种孤立僵化的、绝对化的认识方法来看待公与私的关系。为一些极端自私自利的个人及行为辩护，进而为私有制度辩护。　　

世界上，每个人都不可能脱离社会而生存；在阶级社会，每个人都不可能脱离自己的阶级而存在。每个人与社会、与自己所属的阶级的关系，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割不断的。社会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同时代表社会上每个个人的利益，阶级利益代表了从属于这个阶级每个个人的利益。　　

尽管个人利益有时也会和社会公众利益和本阶级的利益发生冲突，但社会不应当为了少数人或少数人的阶级的利益而覆灭，阶级利益也不会因个人的利益而改变。所以在任何情况下，社会的公共利益，阶级的共同利益，都高于个人的利益。这就是公与私关系的实质，只不过有许多人看不透这一点。　　

我们在前面讨论利益问题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涉及了这种关系。阶级利益为公，个人利益为私。没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只有通过共同的努力和斗争，使自己所在的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共同占有生产资料，才能改变自己的处境，实现个人利益。阶级的公共利益实现了，个人的利益也实现了。这就是公有思想的源泉。　　

实际上，公有思想的产生和传播早已有之，至少有几千年的历史。直到马克思主义诞生，通过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阐明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与阶级划分以及个人的关系，才使这一思想成为科学。但是，直到世界上建成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才使公有思想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了真实的物质基础,这就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正如前面分析的，生产资料本身就是物质资料。共同占有的生产资料，成为公有思想的物质基础。也正是因为这是人类历史上公有制思想第一次出现了现实基础，有可能使全世界私有思想产生的基础彻底覆灭，所以这种最先进的思想，遭到了全世界范围内前所未有的攻击和围剿，其集中的表现，就是用个人狭隘的私有思想来否定公有思想。而社会主义时期，正是一个两种思想大决战的时期。　　

这种大决战，在政治上的集中表现，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制度上集中表现为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争夺：是搞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还是搞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而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这种决战的核心，则集中表现在公有思想与私有思想的决战上。　　

四  这是最后的斗争　　

这篇文章尽管标题中带有“国家”、“垮台”这种字眼，但前三节着墨并不多；此外，结合中国现实社会的分析几乎没有。这倒不是忘记了。　　

既然我们提到了前人各种分析中可能有一个遗漏环节——涉及到社会主义时期人民群众中广泛存在一种类似于小私有者的思想，这种思想的消极方面与修正主义的政治特征非常相似，有可能会迎合修正主义的政治要求，在人民群众中形成一种思潮，推动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　　

作为一种思想，或者社会思潮，我们当然需要从经济基础上分析，寻找这种思想的经济根源，考察这种思想是否是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本身产生出来的。　　

如果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本身就产生着使其必然崩溃的因素和趋势，那么我们回归社会主义的要求岂不是毫无意义？此外，原来非常清晰的经济利益——所有制关系——阶级分析方法，在这三十年时间，竟然被一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理论家”搞的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不知所云，这就使我们不得不从一些最基本的概念，如所有制，阶级的划分说起。这难免使整个分析有些冗长。　　

尽管本人的表述未必尽善尽美，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本身并不枯燥难懂。相反，是非常浅显，而且非常严密、科学的，掌握起来也并不困难。这样，我们从前面的分析中仍然可以合乎逻辑地得出如下结论：　　

社会主义社会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所出现过的各种经济形态中最先进、最优越、能够代表最大多数人利益的社会制度，是广大人民群众获得解放得到幸福和稳定的生活的唯一途径。造成社会主义国家垮台的原因，从根本上说，不是经济制度方面的原因，其根本动力并不是来自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尽管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中不可避免地保留了旧社会的痕迹——资产阶级的法权，但这些东西只要加以约束，不足以产生使社会主义灭亡的根本趋势。　　

公有制本身具有的先进性足以克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不良影响。如果人们能够突破小私有者的眼光，看的更长远一些，看到生产资料所有制与自己的利益关系，社会主义生活资料的个人所有，不仅不应当成为极端个人主义的温床，成为产生修正主义的温床，反而应当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因此，造成社会主义国家垮台的原因，存在于社会的上层建筑方面，是政治思想方面的原因，是意识形态方面即文化方面的原因。其核心就是强行依附于生活资料的个人所有制之上的私有观念。　　

这就是我们的分析结果。接下来，我们简略地判断一下私有观念会对国家政权造成什么影响。　　

很明显，这种私有观念一旦渗透到思想意志并不那么坚定的掌权者头脑当中，就会成为挥之不去的梦魇——因为手中的权力以某种“理由”不再接受人民大众的监督——例如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一种“理由”，权力就变得既可为公也可为私，这样，“公器”竟变成折磨他们、考验他们的噩梦！　　

终于，因为经受不住考验，大批的党员垮下来了，大批的高官垮下来了，其中也有不少战争年代就投身革命现在被称之为“老革命”的同路人，他们尽管当了大官，只要能为自己或者自己的家庭子女，自己一个狭小的圈子里的人谋得一点私利，老革命变成反革命，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变成坚定的修正主义者，深谋远虑的战略家变成一个个鼠目寸光的庸人。他们的行为真像一个寓言描写的橡树底下的猪一样。那头猪靠吃橡树上落下的橡子为生。吃饱了就睡觉，睡醒了去拱土，啃橡树的根。终于有一天，橡树倒了，猪也失去了食物来源，活活饿死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就像那棵被啃去树根、被掘倒了的大橡树一样，是被一群猪一样眼光短浅的“政治家”出于狭隘的私利推出台一些貌似宏伟的政策一点点搞垮的。随着社会主义的垮台，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也会丧失自己生存的根基——自己的长远利益。由此也可以看出，毛主席当年提出的“斗私批修”和依靠人民群众对权力进行监督的“四大”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下面说说中国目前的情况。　　

参照物是1949年的中国。当时红色政权刚刚建立，大部分国土也刚刚解放。还未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造。农村基本上是个体的小农经济，城市工商业是私有经济，外资及之前四大家族的产业全部被没收，形成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的雏形。赌博经济被全部取消。　　

再看现在，农村基本上也是个体的小农经济；城市工商业基本上是私有经济；国有经济，其所有制形式，被蒙上了一层面纱，可以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态，但更像国家资本主义形态。搞清楚这一点其实并不重要。因为计划经济即使在国有企业之间，也几乎完全不存在了。这种更接近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在国民经济当中占百分之二十到三十，这相当于当年没收四大家族和从蒋介石那里继承下来的产业。不同的是，目前中国经济基础当中有70万家超国民待遇的外资企业。他们是被请进来“合法”地在中国“安家落户”的“殖民经济”，不可能实行简单的没收。此外，在中国实体经济之上，还寄生着一个庞大的赌博经济——虚拟经济系统，控制着中国经济命脉。1949年的时候，这种资本主义的毒瘤刚刚萌生，就被连根铲除了。　　

1949年的中国。当时的经济，可以算是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事实上，中国人民在前三十年，已经在这张白纸上画出了一幅气势磅礴、描绘出中华民族壮丽山河的巨大图画。框架既出，余下的无非是精工细琢，对细节加以润色和完善。但后30年执画笔者画工拙劣，画布上被添加了无数败笔，一幅大好图画如今已面目全非。继续作画自然无比艰难。　　

如果有人辩解说，这三十年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现在有那么多汽车，还有电脑、手机，城市多么繁华！　　

我要说，这三十年没有发展，而是倒退了！首先生产关系倒退了，公有制倒退为私有制，工人农民丧失了主人地位，成了雇佣工，这就是最大的倒退，是社会的大倒退。此外，中国有必要生产那么多小轿车吗？中国工人农民有购买轿车的需求吗？生产能力达到全国每100人一辆汽车，且不掌握核心技术，这就叫畸形发展！矿山被竭泽而渔似的开采，面临枯竭，环境被大面积污染，难以复原；出卖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资源，占用大量良田，换来城市的虚假繁华；对比之下农村只有老人儿童留守的“空心村”是多么寒酸！种粮食的人越来越少，聚集在城市中的人的粮食很可能已经不够吃了。接下来，他们只能去吃明知有害的进口转基因食品。这就是政府为什么不顾舆论的强烈反对，不顾国家粮食安全，执意要进口那么多转基因粮食的唯一解释。三十年来，开采出来的资源跑到哪去了？大部分并没有留在中国的土地上，为当代中国人民造福，为中国人民的子孙后代造福，而是跑到了国外。即使进口一些资源和能源，也是为了使更多凝结着中国人民的血汗的资源往外国跑。中国经济基础已经变成了一架巨大的输血机器，吸取中华民族的血液，供养中华民族的敌人。这就是所谓发展的实际结果。所以，说发展是假的，倒退才是真的。　　

当然，我们的处境与1949年相比，目前的政权面对的社会改造任务，显然比1949年的政权要更加困难，更加艰巨，更加凶险。　　

因为从旗帜上看，从宪法和执政党的党章上看，政权还掌握在共产党人的手中。还有一支常备的军队掌握在共产党人的手中。这只军队三十年来，一直站在铁幕的后面，很难看到它的真正立场，目前是中国人民最后的希望。至于警察、监狱、司法、城管，以及附属这个系统的律师阶层，使用“为改革保驾护航”的口号，接受资本的收买，伙同黑社会，早就大面积地存在了——重庆打黑，暴露出来的公、检、法队伍中的问题与律师问题，只不过是冰山之一角罢了。他们早已经开始公开或半公开地成为压迫无产阶级的工具。 　　

 “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抑制阶级冲突，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是“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　　

——以上文字摘自列宁：《国家与革命》 　　

列宁所说的国家性质，同样也反映在中国国家目前的状态之中。三十年来，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已经逐步改变了性质，原来为无产阶级服务的专政工具，正逐步堕落为资产阶级的专政工具。　　

重庆打黑，整肃公安干警检查司法系统，说明中国共产党高层还是有能力扭转专政工具的堕落，因为共产党背后站有一只庞大的野战军，是任何警察系统都无法对抗的力量。问题是，这种扭转行动第一是不彻底，第二并未全面展开。　　

如果国家已经完全失去了社会主义性质，这种转变不会发生。但毕竟还是发生了。　　

或许，正是因为面前的任务、面对的困难超过了1949年，所以他们在等待时机？或许他们需要积蓄力量，等待人民的支持？　　

我们当然希望中国尽快地进入恢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进程中。一旦这一进程开始，就意味着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总决战的开始。全世界无产阶级已经具有了彻底战胜资本主义的物质条件。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最后的斗争。　　

最后的问题是：我们的希望在哪里？是否在于那些共产党高官的觉醒？期待他们的继续转变？　　

如果这样回答就错了。　　

我们唯一的希望，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如何认识自己的阶级利益，如何团结起来为本阶级的利益奋斗。　　

一旦中国的劳动人民觉醒了，就可以形成一种强大的政治力量。　　

辩证法可以使我们很清楚地理解，共产党内必然分成左中右，共产党高层也绝不是死水一潭。左中右的力量对比必然是一种动态的平衡，而且永远是两头小中间大。即党内左右派都是少数，中间派永远是大多数。　　

因此，群众的力量一定可以推动共产党内力量对比的改变，推动左派继续向前进，随着左派力量的加强，党内中间派就会越来越多地加入到左派的队伍当中，最后彻底战胜党内的右派重新形成一个代表最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利益的新的人民领袖。共产党就一定会重新发挥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　　

能否达到这种政治状态，关键在于人民群众的觉醒。除了加大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力度，持续加深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也正在唤醒他们的革命意识，加速他们的觉醒。这一天总会到来。　　

总之，我们应当相信自己的力量，更要相信劳动人民群众的力量。要相信劳动人民群众一定能够团结起来，因为他们的利益是共同的。一旦劳动人民群众团结起来，就形成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这个力量可以彻底战胜修正主义，战胜资产阶级，重新建立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创造一个无比辉煌的未来。　　

请永远记住国际歌的几句歌词：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 快把那炉火烧的通红，趁热打铁才能成功，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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