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普世价值”成为一些人热议的话题。“普世价值”倡导者们普遍认同世界上有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人的“普世价值”。虽然他们对“普世价值”的理解不很一致，甚至还彼此矛盾，但从一些人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们提出“普世价值”主要有两条根据：第一，人类有普遍而共同的人性，在向善的天性及理性的驱使下，逐渐形成了超越时代与地域限制、全人类共有的“普世价值”，如民主、自由、人权、公平、正义、平等、博爱，等等;第二，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类面临困扰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共同问题，产生了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在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的过程中，需要有突破国家、民族与阶级的藩篱，把全人类共同利益放在首位，并以此为指导的“普世价值”，从而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这些依据本身是否科学?从这些依据出发，能否必然得出“普世价值”的结论?本文就这些问题作点分析与思考。
一、人有普遍的、共同性的一面，但人又是具体的、历史的，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不可能有适用一切时代与一切人的“普世价值”
从抽象的人出发，颂扬人有普遍的、共同性的一面，即人类的共性，以此来论证“普世价值”的存在，这是“普世价值”鼓吹者们的首要理论依据。
以人为出发点，把人类的共性即区别于神性、兽性的人性，当作衡量一切的标尺，作为考察人类社会与人类历史的根据，这是资产阶级的“人性观”与思维方法。几个世纪以来，“人性论”一直是西方人文主义、人道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资产阶级思潮的理论基础。早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就曾打出“人性”这面旗帜，主张以人性反对神性，以人性的自由反对封建专制。在十七、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中，人道主义者又提出“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积极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进程。作为世界观的“人性论”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有其历史进步意义。它的提出，加速了封建制度灭亡，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并对资本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统治地位的巩固，作为先进阶级的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就丧失了它唯一的反封建的革命内容，而完全变成资产阶级用来制止人民反抗资本剥削的工具了。
现在，一些人重新拾起西方“人性论”这块招牌，他们把西方启蒙运动以来所确立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公正、人道、人权等价值观，当作普遍而永恒的人性诉求，当成现代人类价值的唯一尺度，奉为至高、神圣的“普世价值”，想以此来误导中国的改革。
有人宣称，在民主、自由、人权、公平、正义、平等、博爱等等这些“普世价值”面前，没必要区分姓“资”姓“社”。有人喊出“解放思想就要确立 ‘普世价值’”的口号，主张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社会、文化方面的理论创新，都必须以“普世价值”为尺度，跟国际上的民主、宪政等主流观念接轨。有人断言：人类的现代化就是要实现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的现代化。他们主张，中国在21世纪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认同这些“普世价值”，融入到人类的主流文明中去，建立西方式的民主政体。还有一些人随意曲解中央领导人签署的文件或讲话中的个别词句，为其鼓吹的“普世价值”张目，攻击不赞成他们观点的人。关于 “普世价值”的讨论，已经不单纯是个学术问题了。从一些人的言论中不难看出，他们宣扬所谓“普世价值”、鼓吹所谓“宪政改革”，实质是要取消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走资本主义道路。
那么，应该如何看待人性?人性与“普世价值”有关系吗?这是我们首先要弄明白的问题。应当看到，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人性的存在，但又认为人性是具体的，应历史地考察。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和不同的社会集团，以及由于不同的生活环境、文化教养、心里特征等等，人性有它的纷繁的演变和分化。[1] (P584)与从抽象的人、人性出发来说明人类社会与人类历史的唯心主义“人性论”不同，马克思主义立足于具体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说明人、人性、人的本质等问题，从而作出了唯物主义的科学解释。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有自然性、动物性的一面，但人的自然性、动物性等不是人的特性。人是社会中的人。人们在日常的生产与交换的过程中，相互之间结成了一定的生产关系。人作用于自然的生产力同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这两者之间的辩证运动，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因此，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p56)这就彻底说清了人的特点、特性、特征。毛泽东高度评价马克思的这一伟大论断，他指出：人是什么一种动物，“直至资产阶级的费尔巴哈还解答得不正确，只待马克思才正确地答复了这个问题。即说人，它只有一种基本特性——社会性”。 [3](p83)他还接着说：不应说人有两种基本特性：一是动物性，一是社会性，这样说就不好了，就是二元论，实际就是唯心论。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出现，人类社会中逐渐形成了这样一些社会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这样的一些社会集团即是指阶级。其中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的阶级是统治阶级，被占有的阶级是被统治阶级。人类自结成社会以来，经历了不同的社会形态。在同属于阶级社会中，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
在阶级社会里，社会是划分为阶级的。每个人总要隶属于某个阶级。阶级关系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基本属性。受其经济地位所决定，不同的阶级对同一问题的认识，往往有很大的差异，甚至截然相反。即便属于同一阶级的不同阶层以及属于同一阶层的不同个人，他们的观念也不可能完全一样，也有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多样性。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作为观念的人性、人的本性，从来就不是什么抽象的、永恒的，也不是全人类的共同精神。它属于历史范畴，是受到一定时代的社会关系的影响，反映一定阶级利益的观念形态。人的阶级性反映在人性观上，就使得人的本性必然受到阶级性的制约，从而不可避免地带有浓重的阶级色彩。因此，毛泽东指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4] (p827)
从这个意义上说，资产阶级宣扬的这种衡量上切的抽象人性原则，自他们提出的那一天起就存在严重的局限性。资产阶级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以及公平、正义、人道等口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表达了劳动人民的愿望，但这些观念本身并不能科学地说明历史，他们在历史观上依旧停留在唯心主义。尤其当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稳固后，他们竭力抹杀人性的阶级性，想方设法阉割其阶级属性，把它们看作某种自然的永恒的东西，看作衡量一切包括人类历史的标准与尺度。费尔巴哈就明确说“凡是与人相适合、相适应的东西，便是善的;凡是与人相矛盾的东西，便是恶的、劣的。”[5](P434)实际上，这种没有阶级属性的抽象人性、人的天性与理性，在阶级社会里是不会存在的。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直批判资产阶级的这一人性观。恩格斯曾针对资产阶级所宣扬的“永恒的真理”、“永恒的正义”、“自然的平等” 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敏锐地指出：这个所谓的理性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目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 18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们，也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使他们受到的限制。”[6](P356)
列宁更尖锐地指出：“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任何关于自由和平等的笼统议论都是欺骗自己，或者是欺骗工人，欺骗全体受资本剥削的劳动者，无论怎么说，都是在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对于自由和平等的任何议论都应当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哪一个阶级的自由?到底怎样使用这种自由?是哪个阶级同哪个阶级的平等?到底是哪一方面的平等?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地回避这些问题，必然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资本的利益、剥削者的利益。只要闭口不谈这些问题，不谈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自由和平等的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谎话和伪善，因为资产阶级社会用形式上承认自由和平等来掩盖工人、全体受资本剥削的劳动者，即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大多数居民在经济方面事实上的不自由和不平等。”[7](p423~424)因此，根本不存在超越阶级适用于一切人的诸如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道主义等“普世价值”。
以民主为例。从根本土说，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和阶级统治的方式。民主的某些具体形式和做法，在不同社会制度下可以相互借鉴甚至效仿，但这没有也不可能抹煞不同社会制度间的本质区别。因此，从来就没有什么“一般民主”、“纯粹民主”或者“普世民主”。有的只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阶级的民主。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的语汇里，总是要讲资产阶级的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要讲资本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民主。民主前面的这些限定词，不是可有可无的，它们点明了民主的阶级性、民主的本质。
在现实世界中也没有什么超越时空、不分国界的“普世”民主。美国自认为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美国历届总统把向世界推广民主与自由当作己任。然而这个西方世界的民主“样板”，为建立世界霸权以维护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美国大肆向别国兜售自己的价值观。如果你拒绝它的价值观，轻则说你不民主、独裁、专制，重则动用武力，用刺刀输出民主，或搞“颜色革命”推翻现政权。
总之，把人看成“万物的尺度”，只讲人性的一面，不讲人性的另一面，完全抛开人的社会性，抛开历史的人，抛开具体的人，抽象谈论并不存在的“普世”人性，这首先是只见其一不见其二、只看现象不看本质的形而上学。其次，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完全脱离一定时代的社会关系，来论证所谓的“普世价值”(其实那些“普世价值”都是历史地产生，不可避免受到时代的局限而并不“普世”)，这在世界观上彻底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原则，从而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潭。
也有人把中国传统的真、善、美、仁、义、礼、智、信等儒家观念与伦理，当作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的道德本性，认为儒家思想在处理人际关系乃至国际关系中越来越显示自己的“普世价值”。对于在中国古代长期居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也要历史地看，作具体的分析。儒家学说从根本土讲是维护封建王朝统治的国家学说。儒家的道德观表面上是约束所有人的行为规范，但实质上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毛泽东曾针对孔子道德论的重要范畴“知仁勇”，作了这样精辟的分析：“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知仁勇被称为‘三达德’，是历来的糊涂观念。”[9](P162~163)因此，很难把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历史地产生而又历史地消退的儒家思想，说成是能适用于一切时代与一切人的“普世价值”。
二、人类有解决共同面临的现实问题的需要，但统治阶级总会从自身利益出发认识和处理这些问题，共同的利益需求并没有形成能解决全人类共同问题的“普世价值”
人类有解决共同面临的现实问题的需要，是“普世价值”提出者的另一个依据。有人认为，随着世界各国人民的沟通与联系日益密切与加深，特别是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全球性的“普世价值”更加凸显了出来。因为人类面临着许多共同的经济、政治、社会、环境等问题。共同性的问题产生了共同的利益，必然带来更多共同的价值体验与意识，孕育出反映全人类利益需求的“普世价值”。全人类的共同问题的存在，需要用“普世”性的价值观规范人类的行为，指导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以及全球新秩序的形成。当代及未来的全球人类，应该突破狭隘视野，要有“人类意识”或“全球意识”，从“世界公民”的角度思考问题，建立共同遵循的价值标准和伦理原则，以协调大家的行为。
有人甚至提出，“普世价值”是全人类的最高价值标准。在当代的全球性社会中，要始终坚持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以是否符合人类的共同利益为评判人们行为和活动合理与否、得当与否、正义与否的最高标准，以一切服从人类的共同利益的方针处理个人利益、群体利益与人类的共同利益之间出现的矛盾，以促进世界的和谐发展。
应当看到，在各国联系与交流日益密切的今天，世界确实存在诸如核威胁、恐怖主义、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带有全球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会直接威胁到全人类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因此，需要国际社会以及有关责任国，重视全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加强国际协调和合作，推动相关问题的解决。但共同的需求以及由此促成的共识本身，会不会产生超越国家与民族界限、适用于一切时代与一切人的“普世价值”?会不会存在高于一切的“普世价值”呢?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阶级社会中，作为国际社会主体的国家、各国政府，在认识和处理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时，从来没有把全人类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当作制定内外政策的根本依据，而总要从本国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出发。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完全超越国家利益、阶级利益的全人类共同利益，更谈不止有高于一切的全人类的“普世价值”。要说明这个问题，必须从马克思主义利益观谈起。
马克思主义认为，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原始社会除外)是按照一定的利益原则进行活动的。历史和现实表明，利益总是在一定生产关系的基础上产生和实现的。为了满足自身的物质和精神需要，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以及获得必要的享受和发展，人们必须获取一定的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作为利益主体的人，在实现自身利益的活动中，既体现为人与物的关系，即人对物的占有，同时也体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由谁来占有物以及怎样占有物。也就是说，利益总是在一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实现的。其中生产关系规定着人们实现利益的方式。因此，利益在本质上属于社会关系的范畴，它的实现方式完全由社会关系的性质所决定。
在阶级社会里，阶级利益是所有社会成员之间利益关系的基础。表面上看，国家仿佛是代表全社会成员的利益，但实际上它是个“虚幻的共同体”，在本质上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主要靠攫取剩余价值实现自身的利益，而工人阶级主要以出卖劳动力实现自身的利益。一方面社会生产力有了飞速的发展，社会财富总量急剧增加，但在另一方面，资本家阶级运用经济、政治等各种手段，占有了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造成了社会的两级分化，使得广大工人阶级以及其他劳动者越来越贫困。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已经从一国内的贫富分化与阶级对立，演变成全球范围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分化与斗争，广大发展中国家强烈要求改变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对于全人类的共同问题，虽然它们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需要，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与要求，但这些问题不是脱离历史与现实而自发产生的，总是与特定时期的社会关系联系在一起。既包括一国内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也包括国际范围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由于在当今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人们，有着各自的利益取向和价值观，他们对包括全人类共同问题在内的许多问题的看法与评判标准千差万别。在世界范围内，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阶级利益之间仍然存在矛盾，有时斗争还很尖锐。因此，在认识、对待和处理全人类的共同问题时，各个国家以及他们的代言人的态度、做法就会有很大的不同。他们总要从本国的利益出发，按照有利于统治阶级利益的原则，来考虑和处理这些共同问题。
例如，和平一直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但这种善良的愿望在阶级社会里是无法根本实现的。因为暴力与战争是统治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根本手段，他们不会放弃这一有效的统治方式。即便在冷战已经结束的今天，西方垄断资产阶级为维护资本在世界的统治，不但没有主动放弃军备与核武器，相反以各种理由加强新式武器的研制与核武库的储备，强化军事同盟和国际军事组织，并不断发动对外军事行动。北约并没有随着华约的解散而跟着解散，相反西方主要国家更加强化它的军事职能，就是明显的例证。
美国作为当今最强的军事大国，在冷战结束后更是加强了对外军事行动。有人统计，美国在二战后从1945-2008年这63年时间里，共参加了全球30场战争。不计持续时间，平均每2.1年卷入或发动一场战争。而在冷战结束后，即从1991年到2008年17年时间，美国共参加了全球12场战争。不计持续时间，平均每1.4年卷入或发动一场战争。其中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更是较大规模的战争。美国发动对外战争，本质上是美国垄断资本的阶级本性的反映，服务于对外搞霸权的战略利益。目的是要维护垄断资本的对外扩张，实现资本对全球资源的掠夺与控制，从而延续美国的发展模式。
再以全球环境问题为例。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人类生态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生态危机，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与提供这种支持的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面对这样一个关系人类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在资金、技术等方面占有优势且先发展起来的发达国家，有责任也有能力在应对全球环境问题上承担更大的义务，不但要保护好本国的环境，而且要帮助发展中国家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之间的矛盾。然而一些不负责任的西方大国，不但不顾国际公约肆意排放有害物质，而且还把全球环境问题的责任，归咎于发展中国家环保观念落后、过度开发资源、环保技术手段滞后、政府的政策不到位等等，闭口不谈自己的责任与义务。
美国是当今最富有的国家，但美国以占世界不到5%的人口，消耗世界能源产量的34%，并制造出大致相当的污染物。据研究，如果全世界的人都按照美国人现在的生活方式，从资源的角度看，我们需要4个地球，从环境的角度看，需要9个地球。美国迟迟不肯加入旨在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进而改变地球气温持续上升的《京都议定书》，主要是担心履行《京都议定书》有可能大幅降低美国GDP增长，影响到美国人的生活质量与生活方式。很显然，即便像美国送样最发达的国家，在处理全球问题时首先会考虑本国利益，绝不会把环境、可持续发展等全人类共同问题，作为处理内外政策的出发点：更谈不上按照“普世价值”的要求，为实现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而改变美国的发展模式，降低美国人的生活水平与消费方式，停止资本输出和对外扩张，放弃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单极世界的图谋。
对于全球环境问题的根源，西方的生态社会主义者道出了其中的奥秘。他们认为，资本家个人的自私与贪婪的本性，决定了全球生态问题不断恶化的必然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全球生态危机存在必然联系。因为追求利润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资本家把自然看作掠夺并获取利润的对象。在平均利润率呈下降趋势的情况下，只有借助科学技术的力量，对自然资源进行过度的掠夺，才能保证个别企业的利润。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家总是设法逃避因生产而造成环境污染的治理费用，他们或是将它转嫁给自然与社会(如把废气排入大气层，让废水流入江河，却让政府最终是普通百姓承担治理环境的责任)，或是转移给子孙后代，让后代去支付这笔费用。
在国际范围内，发达国家更是利用全球化的有利时机设法将环境问题、生态危机转嫁给别国，特别是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他们采取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直接的掠夺，即发达国家将一些高耗费、高污染、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迁移到发展中国家，甚至把垃圾场建在这些国家，直接掠夺那里的土地、自然资源、洁净的空气和干净的水源。一种是间接的掠夺，即强大的外国资本伙同资本所在国的上层阶级，通过政府制定各种政治、社会、经济政策，迫使农村大量公有土地私有化并被带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农民为了在所剩不多的土地上求生存，不得不过度耕作，这导致土地的贫瘠甚至沙化。同时，在市场开放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受到发达国家农产品的巨大挑战，这就迫使发展中国家为降低农产品成本而对有限土地进行掠夺性开发，这也加剧了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的枯竭与环境破坏。因此，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当代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只有彻底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土解决生态危机，拯救人类的生存环境。
从根本上说，代表人类共同利益的主体是世界无产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由于世界范围内的资产阶级力量还处于统治地位，世界人民还不能联合起来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因此，全人类的共同问题还不能从根本土得到解决。相反地，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还会想方设法阻挠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的实现，成为障碍历史前进的落后力量，使得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日益恶化。他们不意放弃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权利，不愿意全面彻底销毁核武器，不愿意承担相应的环境问题的责任。因此，全人类的共同问题并没有形成能解决全人类共同问题的“普世价值”。为本国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依然是各国处理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在处理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时，西方大国并没有、也不会把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看得高于一切。
值得一提的是，戈尔巴乔夫是认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的，他还推崇“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即“普世价值”。他把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即高于一切阶级、一切民族、一切国家，并以此作为苏联对外政策的理论基础，要求国际关系人道主义化，排除国际舞台上两大体系的对抗，“全人类迈向大合作”。他认为“新思维”的核心就是“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10](P183)他还把法国1789年资产阶级大革命追求的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当作全人类共同的价值。
然而，西方并不买他这套。相反，西方敌对势力步步紧逼，加紧对苏联的和平演变。最终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苏联走向解体。戈尔巴乔夫放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与阶级分析方法，无视阶级利益、民族利益以及国家利益的客观存在，无视国际范围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复杂而尖锐的斗争，颂扬并不存在的“高于一切”的全人类共同利益，在客观上起到了解除苏共的思想武装、迎合西方和平演变战略需要的作用。同时苏联在他鼓吹的所谓“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指导下，逐步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结果苏联走上了一条亡党亡国的不归路。“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这些错误主张，成为苏联亡党亡国的精神毒剂，其教训依然历历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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