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历史阶段和社会形态的民主形态具有不同的社会属性。资产阶级革命缔造的西方现代民主形态曾极大地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并长期主导世界政治舞台。直至19 世纪后期，社会主义运动萌生了早期社会主义民主形态。20 世纪70 年代，世界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形态推到了世界舞台的聚光灯下。尤其在国际金融危机挑战面前，西方现代民主形态在世界遭遇了“民主退化”困境，而中国特色的新型现代民主形态却展现出勃勃生机与极大的制度优势。
一、民主形态及其社会属性
在政治学的视角下，所谓民主形态主要指与社会形态相适应的基本民主理念及其指导下建构的民主政治制度与机制、政治权力架构所形成的民主政治的某种表现形式。不同历史阶段的民主理念、民主制度与权力组织架构所组成的民主形式不同，民主形态的社会属性也必然不同。
亚里士多德的政体理论强调，不同政体是“目的性各不相同的整体，它们分别拥有不同的内在结构和生命力原则”[1]4。孟德斯鸠在亚里士多德政体理论基础上创建了“一般精神”理念，认为任何一种政体形式都是以一定的社会条件与“一般精神”为基础的，“一般精神”是自然条件、宗教、法律、政治原则、惯例、习俗等因素的总和，它们构成了每种政体独特的内在结构，使其能够具有运作和发挥效能的内在动力原则或力量[1]5。因此，不同社会条件和“一般精神”构成的社会形态( 国体) 所采用的民主形态必然不相同。
当代西方自由主义思潮流派纷呈，其中以熊彼特与罗伯特·达尔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学者认为，西方现代民主形态内涵与希腊原始民主形态的内涵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民主主体已经由昔日城邦自由民转变为现代社会公民; 民主的实现方式已经由城邦自由民多数人参与的原始议事会议制度演变为少数精英主导的现代代议制度。总之，西方现代民主形态的基本表现形式主要包括： ( 1) 宪法指导下的普选制; ( 2) 三权分立原则指导下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体制; ( 3) 多党竞争和轮流执政的政党制度; ( 4) 与政党内阁共进退的政务官与相对“中立”的常任文官结合的现代公务员制度。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的政体形式也呈现出多样化特征，如美国的总统制、法国的半总统制、英国的立宪君主制、瑞士的委员会制等。
二、西方现代民主形态的社会属性及其历史地位
1. 西方现代民主形态的资本主义属性
尽管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历史与国情不尽相同，民主政治制度与权力组织结构形式存在差异，但基本理念与指导原则是基本一致的，都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因此，西方现代民主形态的社会属性也是相同的，都体现出资本主义属性。无论是熊彼特的精英民主理论、罗伯特·达尔的多元民主理论，还是弗朗西斯·福山的“民主终结”理论，它们都认为现代民主形态只能“是一种‘我们’( 西方) 已拥有的东西”，“民主与资本主义是一种政治经济联合体制”。美国著名现代化理论家巴林顿·摩尔甚至宣称“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他们将那些尚未建立西方现代民主形态的国家和地区视为“较不幸的地方”，并且自认为应该承担起将西方现代民主形态“输出到地球上”那些“较不幸的地方”去的责任，以“帮助建立民主体制和机构”[2]，因为西方现代民主形态具有普世价值意义。显然，西方自由主义学者坚信，世界各国的现代民主形态只有一种，那就是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形态，现代民主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
在回应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民主形态是否适合后发国家国情这一问题上，亨廷顿的回应是，由于社会形态与发展水平落差，后发国家输入西方民主形态需要一定的社会前提条件，主要包括相当发展的市场经济制度以及初步形成的相对独立的中产阶级，否则难以建成现代民主形态。显然，亨廷顿所谓的现代民主的市场经济与中产阶级条件论，是对熊彼特与摩尔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专利”论点的进一步发展。
2. 西方现代民主形态的历史地位
西方现代民主形态基本上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在数百年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显示出较大的历史进步性，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基本维护了公民的法定权利，同时在世界民主的历史演进中做出了重要贡献———“资产阶级的主要贡献在于宪政建设和精英民主”[3]。
但是，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垄断阶段以来，始终伴随持续不断的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尤其是2008 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再一次证明了西方现代民主形态存在着顶层设计的缺陷，它无法根本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无法避免经济危机的持续爆发。尽管弗朗西斯·福山与不少自由主义者坚信，西方现代民主形态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民主表现形式，但是真正有洞察力的西方政治家却早已揭示出西方现代民主形态的缺陷。丘吉尔曾指出，西方民主形态中的政府统治形式“是一种相当糟糕的政府形式，只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更好的”。 显然，丘吉尔并不满意西方现代民主形态，他始终认为这是一种不尽如人意的民主形态，尽管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并不十分合理。
三、现代民主形态社会属性在世界民主化进程中的多元化特征
从19 世纪中期开始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打破了西方现代民主形态一统天下的世界政治格局，不断催生出新型的现代民主形态。无论是“巴黎公社”的民主形态，还是战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形态，都与西方现代民主形态有别，特别是冷战后的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现代民主形态，从而使得当今世界的现代民主形态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民主社会属性。
亨廷顿着重研究了世界民主发展的历史与趋势。他认为，自西方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来，现代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理念与民主形态已经扩散全球，并且伴随着全球现代化进程经历了多次发展阶段，20 世纪70 年代至80 年代进入第三波浪潮阶段。亨廷顿民主化三次浪潮理论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将全球民主化进程界定为西方现代民主形态从欧美发达国家逐渐向全球扩张的三个历史阶段组成的现代民主化进程。各国的政治现代化无法摆脱对西方现代民主理念、体制与路径的依赖，本质上都具有资本主义现代民主形态的社会属性。
民主化第一次浪潮起源于18 世纪美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19 世纪后期，英、美等国初步完成西方现代民主形态的建设任务， 20 世纪20 年代相继扩展到其他欧洲国家。西方现代民主形态的民主理念基本一致，但是民主制度与民主治理的组织机构一开始就呈现出多样性特点。例如，英国现代民主制度形态以“君主立宪”架构的议会内阁制为特征。第一波民主浪潮中产生的西方现代民主形态明显都是资本主义社会属性。
民主化的第二次浪潮始于20 世纪四五十年代，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战后西德、意大利、奥地利、日本等法西斯独裁国家被战胜国占领并加以民主改造，建构了西方现代民主体制。与此同时，希腊与土耳其相继开始西式民主化过程; 乌拉圭、巴西、阿根廷以及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等国也开始了民主政治现代化进程，纷纷移植欧美现代民主形态。民主化的第二次浪潮也曾影响过战后斯大林模式主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尽管遭到普遍抵制，南斯拉夫、波兰、捷克等东欧国家也曾艰难地尝试对斯大林模式的改革、探索社会主义新型的民主形态，但可惜都无疾而终。第二波民主浪潮进一步巩固了西方现代民主形态的主导地位。
民主化的第三波浪潮始于20 世纪70 年代。不少后发国家开始的政治现代化从一开始就更多地依赖西方现代民主的理念、制度和路径，照搬西方现代民主形态。例如，葡萄牙和西班牙分别于1974 年和1975 年结束军事独裁统治而开始了西方现代民主化进程。越南战争结束以后，冷战逐渐缓和，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地区先后产生出几十个西方现代民主形态的政权，其中包括80 年代的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90 年代的苏东地区。
福山曾经乐观地预言： 西方现代民主形态实现了全球化的目标。但是，世界民主化进程命运多舛。民主化的第三波浪潮在少数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并没有造就西方现代民主形态，而是催生出了社会主义现代民主形态。20 世纪70年代末，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全面扬弃斯大林模式指导下的计划经济，借鉴西方现代民主理念与制度的精华和有益之处，尝试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人民民主”这一新型现代民主形态。
其实，主张现代民主形态多样化的西方学者也大有人在。斯密特与利普塞特等西方学者就提出了现代民主形态社会属性的多元化理论，他们认为现代民主的出现并没有固定的公式，现代民主形态应该是多样的，取决于不同国家现代化的程度以及选民、机构、政党的选择结果。现代民主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可以形成西方现代民主形态，但是在其他社会形态的土壤中，在其他社会结构、文化背景的地方，甚至可以在与西方民主政体格格不入的国家与地区开花结果。只要存在现代民主的技艺和适当时代精神的地方，都可以结出现代民主形态之果[4]，现代民主形态应该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形式。
唯物史观认为，民主形态作为政治上层建筑必然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不同发展水平与不同社会形态的社会需要不同的经济基础及与其相应的政治和上层建筑。古希腊的原始民主形态是一种城邦公民平等参与的多数人统治的政治形态，维护了城邦多数自由民的权利; 西方现代民主形态，即以少数政治精英主导、三权分立为指导原则的代议制政体为典型形式，本质上维护少数资产阶级的特权。
四、金融危机背景下西方现代民主形态陷入全面困境
面对全球化、信息化的挑战，尤其是遭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西方现代民主形态出现了普遍退化趋势。
1. 民主理论与实践的困境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熊彼特、阿尔蒙德、达尔等许多学者主张“民主条件论”，他们坚持认为民主是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一定程度的产物。建构现代民主形态有赖于一系列前提条件，包括市场经济的养成与社会财富的大量积累、中产阶级占据一定的比例、宽容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形成以及国家经济体系的独立性等。一般来说，“民主条件论”可以解读第一波、第二波民主化浪潮的历史现象。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已经证明，熊彼特、阿尔蒙德、达尔等学者主张的“民主条件论”难以解读世界民主发展的现实，因而遭到不少学者的批判，陷入“民主理论困境”。斯密特与利普塞特等西方学者的“现代民主形态多元化理论”既承认资本主义现代民主形态存在的合理性，也承认非西方现代民主形态存在的合理性。显然，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土壤上建构的“人民民主”这一社会主义民主形态，理应成为“世界民主形态花园”中的一朵奇葩。
无论是“民主条件论”的倡导者，还是“民主形态多元化论”的鼓吹者，这些西方学者都仅仅关注现代民主概念的研究，尚无力回应西方后现代化社会出现的“民主退化”问题，以及后发国家在世界民主化进程中面临的种种“民主烦恼”，因为西方现代民主形态在实践中已经遭遇全面的“民主退化”困境。
为了摆脱民主实践困境，一些西方学者将研究重点逐步转向民主行为、民主程序与民主过程等具体民主现象和“民主烦恼”问题，更多地关注不同社会属性的现代民主形态的比较研究。例如，关于民主过程的研究，不该再局限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主过程研究，而应拓展到其他社会制度下民主政体转型与不同社会属性的民主形态比较研究，并且发展出现代民主转型与多元民主形态比较研究等新的理论研究范畴。在现代化社会转型中发展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形态，正在成为西方学者关于现代民主形态研究的新热点。值得一提的是，弗朗西斯·福山的新著《危机与未来： 福山中国讲演录》一书，集中反映了西方学者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民主的研究热忱和对现代民主形态多元化现实的默认。
2. 民主制度的退化
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危机，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发达国家的现代民主制度暴露出了严重的缺陷。2011 年9 月17日，美国民众聚集纽约曼哈顿，发起“占领华尔街”和平示威并很快蔓延到全球多个国家及地区。此次金融危机也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社会等领域，从美国蔓延到几乎全部西方发达国家，这充分反映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严重缺陷以及西方现代民主形态存在内生性体制弊端。尽管三权分立的分权制度是西方现代民主形态的核心，但是西方政治制度无力制约资本力量，金融资本力量驾驭政治权力的基本特征难以改变，金钱左右民主的痼疾无法根除，“占领华尔街”运动反映的是美国社会99%与1%之间的社会矛盾。
2013 年10 月1 日，奥巴马政府与国会共和党议员就提高债务上限问题的谈判陷入僵局，美国联邦政府因此遭遇“关门风波”。尽管在10 月17 日最后期限暂时妥协，将危机推延到2014 年2 月4日，但美国政府债务违约危机仍然没有消除。美国政府的“关门风波”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克林顿政府时期就发生过类似政府危机。美国政府“关门风波”不但拖累美国经济，而且深刻暴露出美国民主制度存在顶层设计的缺陷。美国前财长劳伦斯·萨默斯指出，美国政府的“关门风波”充分“暴露了美国民主的失灵，是应当避免的坏榜样，而不是值得模仿的好榜样”[5]。
美国民主体制的先驱者主要以法国启蒙思想为指导、以分权制衡原则为基础，设计出政党竞争、两院分治的美国式现代民主制度。这一制度原本为了制约权力集中与权力腐败，但现在却演化成恶意打压、恶性竞争、顽固僵硬的两党争斗，无论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都在滥用选民赋予的权力，为自己党派利益服务，全然不顾全国民众的利益与国际社会的感受。在国会中，甚至一个激进的议员就可以绑架自己的政党，以致左右国会决议，以多数原则为基础的“美国式”民主制度已经退化为“否决政体”和恶意竞争的劣质民主制度，西方民主形态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制度困境。
3. 西方国家“民主输出”遭遇困境
西方现代民主形态的合理性不仅遭遇自身民主退化的制度困境，同时也面临着“民主输出”的现实困境。
应该指出，在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不少后发国家不顾自身国情与文化传统，简单照搬西方现代民主形态，尽管可能取得一时的经济发展，但不久就陷入内乱和分裂的泥淖不能自拔，并在“现代民主烦恼”中苦苦挣扎。近年来，西亚、北非地区的国家在西方强权干预与制造的“颜色革命”中开始西方式的民主化进程，但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例如，菲律宾、泰国、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充斥着失望、腐败与混乱; 海地、伊拉克、阿富汗、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国则充满绝望[6]。西方民主形态的输入与照搬并未给他们带来持久的经济繁荣、廉洁有效的政府和社会稳定，反而使他们陷入“民主烦恼”之中。
美国学者乔舒亚·柯兰齐克根据全球民主制度研究机构“贝塔斯曼基金会”的报告与《经济学家》编辑部相关“民主指数”调查数据在2013 年出版了新著《撤退中的民主： 中产阶级的反抗和代议制政府在世界范围内的衰退》，他在该书中指出，过去几年里发展中国家“民主制度的总体质量已经恶化”。在被调查的167 个国家中， 91 个国家的民主状态出现不同程度的恶化，全球“有缺陷的”和“存在严重缺陷的民主政体”的数量高达52 个，他们在民主制度、民主选举和政治文化上都存在缺陷。西方现代民主制度在世界范围内“正在衰退”，“2010年全球所有地区的民主程度平均得分都低于2008年”[7]。
综观世界民主化进程，民主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民主也被写入中共十八大报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中。犹如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一样，现代民主也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而是人类文明的结晶，西方现代民主形态也不可能具有普世价值意义。各国的社会制度不同，追求现代民主的起点和道路各不相同，应该根据自身特点选择符合自身现代化发展的现代民主形态，“穿自己的鞋，走自己的路”，否则就可能削足适履，重蹈一些后发国家在第三波民主浪潮中遭遇的“民主退化”覆辙。
参考文献：
[1] 布林特迈. 政治文化的谱系[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2] 阿伯拉斯特安. 民主[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3.
[3] 杨光斌. 民主的社会主义之维———兼评资产阶级与民主政治的神话[J]. 中国社会科学， 2009，( 3) .
[4] 谭晓梅. 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与当代西方民主理论的最新发展[J]. 政治学研究， 1998，( 3) .
[5] 萨默斯劳. 债务之争非美国首要之务[N]. 金融时报， 2013 - 10 - 15.
[6] 张维为. 西方民主面临的六大困境[N]. 环球时报，2012 - 11 - 01.
[7] 田苗. 西式民主制度在全球范围内呈衰退趋势[J].求是， 2013，(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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