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还需要马克思主义——答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十大疑问》
疑问七：西方世界推崇“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念，当今许多人又把这些价值观念视为适用于全人类的“普世价值”，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显然是与这些价值观念有区别的，这是不是表明马克思主义因在价值观上“独树一帜”而丧失了指导意义？
我们看到，一些人一方面热衷于推崇西方的“普世价值”，另一方面因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与西方的“普世价值”不相一致而对之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这里既有必要认清西方的“普世价值”的实质，更有必要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真正内容之所在。西方国家口头上奉行“普世价值观”，实际上只追求自己的利益，不惜损害别人的利益。当美国学者都承认美国实际上奉行“本国贫困儿童必须救助，别国的儿童可以杀害”时，谈何“普世价值”?所有的冠冕堂皇，只是意味着西方的政客习惯于用道义性来掩盖自己的利益。马克思主义承认人类文明的价值共识：一种价值追求欲产生普遍性的指导意义，必然反映文明的前进趋势，能有效地推动社会前进，必然反映人性的道义要求，必然具有强大的思想吸收功能。马克思主义本身即是如此。我们要人类文明的价值共识，不要西方政客的所谓“普世价值观”，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对人类文明恰恰具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
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有些人只坚持西方的“普世价值观”而我们依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这是不是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价值观问题上丧失了普遍的指导意义呢?回答这一疑问，必须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从理论上弄清楚价值观念的普遍性与个别性之关系;第二，揭穿西方“普世价值”主张的虚伪性;第三，论证马克思主义价值追求对人类文明所具有的普遍性的指导意义。
一、价值观念的普遍性与个别性之关系
所谓价值观是指人们对周围的客观事物的意义、重要性的总评价和总看法。一方面，价值观表现为价值取向、价值追求，凝结为一定的价值目标;另一方面，表现为价值尺度和准则，成为人们判断价值事物有无价值及价值大小的评价标准。价值观和价值观体系是决定人的行为的心理基础。
1.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坚持价值观的现实差异与对立
由于人是分为个体与群体的，个体与个体之间有差异，群体与群体之间也有差异，所以价值观在具体的层次上也是有差异的。当然，任何个体总是存在于一定的群体中，任何群体也总是由各个个体组成，因而只适合于某些个体或者有限的群体的价值观，反映出价值观的个别性;而那些适合于更大的群体以至于整个人类社会的价值观，则反映出价值观的普遍性。在讨论价值观问题时，从社会与人类的整个前景或者整体利益而言，我们可以去探索有着更大适应性的普遍性的价值观;而面对某一价值主体(个人或者群体)的价值观诉求，我们则应该先弄清楚其价值观的个别性，分析其真正的动机，以确定这一价值观对他人、社会、人类的真实意义。
早在1886年，恩格斯就指出，费尔巴哈提出关于他人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认为这种要求是适合于任何时代和任何情况的——这就是不加区分的“普世价值”主张。
但是这种要求从什么时候起被认为是适合的呢?在古代的奴隶和奴隶主之间，在中世纪的农奴和领主之间，难道谈得上有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吗?被压迫阶级追求幸福的欲望不是被冷酷无情地“依法”变成了统治阶级的这种欲望的牺牲品吗?——是的，这也是不道德的，但是现在平等权利被承认了。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和在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过程中不得不废除一切等级的即个人的特权，而且起初在私法方面、后来逐渐在公法方面实施了个人在法律上的平等权利，从那时以来并且由于那个缘故，平等权利在口头上是被承认了。
因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承认超越历史条件的“普世价值”的存在，而坚持价值观的现实差异与对立。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就只承认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个性发展和自由，宣布要消灭资产者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
2.“普世价值”主张内含着概念与实在之间的关系
至于实际上存在的“普世价值”主张，马克思、恩格斯区分了概念与实在之间的关系，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分析过去时代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生产时说道：
在贵族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是荣誉、忠诚，等等，而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则是自由、平等，等等。总之，统治阶级自己为自己编造出诸如此类的幻想。所有历史编纂学家，主要是18世纪以来的历史编纂学家所共有的这种历史观，必然会碰到这样一种现象：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因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只要阶级的统治完全不再是社会制度的形式，也就是说，只要不再有必要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或者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占统治地位的东西，那么，一定阶级的统治似乎只是某种思想的统治这整个假象当然就会自行消失。
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指出，资产阶级使用了诸如自由、平等之类的价值观，就其代表资产阶级自己的利益而言从本质上反映出价值观的个别性，但是为了得到社会全体成员的支持(这意味着社会全体成员能够接受自由、平等之类的价值观)，资产阶级赋予自己的价值观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这可以理解为关于“普世价值”概念的表述。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断表明，具体的“普世价值”述说主体并非真正在推行“普世价值”，而是另有意图地推行自己的个别性价值观。
从这一基本关系出发，我们必须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把某一价值主体的价值诉求当成价值的普遍性要求，以此为标准强行改造其他的价值主体;一种是坚守价值的个别性，否认价值的普遍性，实质上是否认整个人类文明的共同前景。基于这一分析框架，我们来分析所谓“普世价值”的问题。这里，有必要区分出两个概念：一个是指认特定价值内涵的“普世价值”，即认定那些价值是具有普遍性的价值;另一个是“普世价值观”，即在认定某些价值的普遍性意义的基础上，强行在一定范围内推行。我们认为，“普世价值”概念只能存在于前一种意义上。
二、西方“普世价值观”的真实状况
在当今中国，“普世价值”问题其实并非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而是存在一种明确而急迫的政治意图，表现为不断有人提出，西方的价值理念是适合于全人类的价值理念，中国应该按照西方的价值观来改变自己，否则就是违背人类文明的共同准则。
1.西方的“普世价值观”立场
一些人起劲地要求中国走上西方模式的“普世价值”道路，当然与西方对世界的统治意图是有关系的，或者说，中国国内的这一思潮本身就是适应西方的战略意图而滋长的。早在苏东剧变前后，美国学者福山作为西方新保守主义战略家提出了名噪一时的“历史终结论”，他认为，苏联东欧国家退回到资本主义，这表明：我们正在见证的不仅是“冷战”的结束，而是一种历史的终结，即人类思想演进的终点和作为人类最后的政府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的普遍化。
毫无疑问，“冷战”结束后，美国感觉到用自己的价值标准统一世界的时机来到了，1990年4月，老布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声称，他希望成为帮助巩固全世界出现的民主变革的总统，宣布美国政府在全球的“新作用”是继续向全世界提出民主与人权的标准。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布什政府在苏联解体上扮演了一个异常积极的角色。2005年1月25日，美国总统小布什在就职演说中说：“寻求和支持民主运动和民主制度在各个国家和各种文化下的发展成为美国的政策，其最终目标是结束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暴政。”他甚至煽动道：“面临镇压、囚禁或者流亡的民主改革人士知道：美国把你们看做你们国家今后的领导人。”
当然，历史的演进不会按照西方政治家的意图而进行，对他们来说，提出一个“普世价值观”，便有了行事的道义理念。比如说，美国、英国在新世纪以反对恐怖主义为理由，攻占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为它们自己构筑了道义高地。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离任前在美国《外交》杂志2007年1-2月号上发表了题为“为全球价值观而斗争”的文章，说“这是一场关于价值观和进步的斗争，因此它必须赢得胜利。如果我们想要保护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就别无选择，只能为之而战斗。这就意味着要为了我们的价值观挺身而出，并不仅仅是在我 们自己的国家，而是在全世界。我们需要为了这些全球价值观建立一个全球联盟，并通过它来行动”。布莱尔强调，“我们要显示我们的价值观并非是西方的，更不是美国的或盎格鲁萨克逊式的，而是普通人性的价值观，是全球公民有权拥有的世界性价值观”。“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整个战略是基于人们的毫无根据的不满而让他们分裂。而我们的答案则需要用一系列足够坚定的价值观来将人们团结在一起。这不仅仅是关于安全或是军事战略的问题。这是关于灵魂和思想，关于说服人们并向他们展示我们的价值观对他们来说才是最好的。我们为什么还没有成功?因为我们还不够勇敢，还不够坚持不懈，为我们所坚信的价值观斗争得还不够彻底。”这就是西方人自己说出来的“普世价值观”。
2.西方“普世价值观”的虚伪性
根本的问题是，美国与西方到底是按照“普世价值”还是按照“普世价值观”来行事的呢?按照“普世价值”来行事，那就要真正去实行民主、自由、博爱等，而按照“普世价值观”来行事，那就是口头上奉行“普世价值”，而实际上只追求与实现自己的利益，为此而不惜损害别人的利益。2003年，伊拉克被攻占之后，美国学者乔姆斯基以嘲讽的口气写道：
在上个千年的最后几年里，人们看到了一场自我吹捧的好戏。这场戏极尽肉麻浮夸之能事，甚至超过了人类历史上前几次不甚光彩的自我吹捧表演。政治领袖们宣称，要致力于崇高的“理想和价值”，建立一个“理想的新世界，消除一切不人道现象”。这种言论在人类有史以来还是第一次出现，委实令人心生敬畏。我们将要迎来一个文明与仁慈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所有的文明国家都将在美国的率领下(届时美国将“处在最辉煌的时刻”)，本着“利他主义精神”和“道德热情”，为追求崇高理想而努力。
甚至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也不相信美国政府所谓的“普世价值”。他在一本书中详细地讲述了美国监狱的状况：
一大批成年男子和一些青少年男孩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被俘，然后转移到关塔那摩监狱。在那里，来自四十多个国家的520人已被拘禁三年多了，他们不能与他人接触，既没有法律咨询的渠道，又没有受到任何指控。美国的官员证实，许多人受到人身虐待。国际红十字会考察了约25个美国监狱，发现并登记了107个年龄在18岁以下的囚犯，有些还只是8岁的孩子，他们普遍受到折磨与虐待。五角大楼的一位发言人表示：“年龄不是拘禁的决定性因素。”2005年4月，人权医生组织报道说，“至少从2002年起”，对关押在关塔那摩的人，“美国实施了系统的心理折磨”，“给遭受折磨的囚犯人身健康造成严重伤害”。
2012年，卡特继续揭露美国的“普世价值”伪装，他认为“美国正在放弃它作为全球人权捍卫者的角色”，其表现为：
美国最高官员正在将包括美国公民在内的民众作为海外暗杀的目标，这证明了美国在侵犯人权道路上走得有多远，这使得美国无法再拥有道德权威了。
最近制订的立法规定，美国总统有权无限期扣押怀疑与恐怖组织或“相关势力”有关的人，这是一项可能在没有法院或国会有效监督下被滥用的广泛含糊的权力(这项法律目前受到一名联邦法官的阻挠)，这项法律违反了言论自由权以及在证实有罪前应假定无辜的权利。
美国最近颁布的法律还取消了1978年《外国情报调查法》所规定的限制，允许通过未经许可的窃听以及政府利用电子通讯手段来侵犯人们的隐私权，普遍施行的国家法律允许根据个人的外貌、祈祷地点或交往对象来扣押某人。
得到华盛顿最高当局的首肯，美国的战机在阿富汗、巴基斯坦、索马里和也门这些非战区进行空袭，至少有几百名无辜平民在这些袭击中身亡。
同时，设在古巴关塔那摩的监狱目前关还押着169名囚犯，其中大约一半已经宣告无罪可以获释，但却无望获得自由。美国当局透露，为了让他们认罪，少数(仅在军事法庭)接受审判的人曾遭到虐待，一百多次关押进水牢，受到半自动武器和电钻的胁迫，或者遭到性侵其母亲的威胁。令人震惊的是，这些被告无法利用这些事实来为自己辩护，因为美国政府宣称，这是在“国家安全”的理由下发生的。其他大多数囚犯甚至都不可能受到指控或审判。
对此，卡特感叹道，我们的国家已经背弃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人权卫士领导角色，而且高层官员极力为这种背道而驰的行为作法律辩护。这是多么令人尴尬的悲剧!卡特同时批评美国存在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倾向，在反恐怖主义名义下践踏人权，放弃环保责任，不与地球上赤贫的人分享财富，一句话，美国并非处处按“普世价值”行事。
《光明日报》2012年7月20日发表的文章透露，红十字国际委员会(CICR)2012年6月25日发表了《2011年度报告》，提供了如下数据：2011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向全球494.2万人分发了食物，向约380万人提供了基本生活援助，为680多万人提供了医疗和相关卫生服务，创下历史新高。2010年，该会的一线行动开支为10.66亿美元，索马里、阿富汗和伊拉克是花费最大的三个国家，分别为1.05亿美元、9530万美元和7330万美元，占一线总开支的1/4强。
这一组数字让人产生疑惑的是，1907年的《海牙章程》、1949年的《日内瓦第四公约》和1977年的《第一附加议定书》等现行国际公约，早就对外国占领者的责任和义务有明确规定。《海牙章程》第42条规定，领土如实际受制于敌军当局，即被视为“被占领”。《联合国宪章》也规定，一旦实际情况构成占领，占领法即适用，而不论占领是否合法。据此，占领是否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批准，占领的动机是什么，都不能成为占领者回避其义务的理由。根据上述国际法，占领者的义务包括：遵守占领地的现行法律，除非该法律对其安全构成威胁;确保公共秩序和安全;确保有足够的教育、医疗机构运转;确保占领地居民的食物供给。此外，国际法对领土主权、平民迁移、财产管理等也有规定。
有文章分析道：
如果说，索马里因为内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加大援助尚可理解的话，那么，阿富汗、伊拉克成为该会的主要援助对象就难免让人疑惑了。因为阿富汗、伊拉克去年仍在相当程度上处于美国和北约的实际占领下。首先，美国和北约国家都是上述国际法的签约国，主要条款就是他们提出制定的。作为占领方，他们理应知道占领者的义务，也有履行其义务的能力。其次，美国和北约国家出兵伊拉克、阿富汗的口号就是“人权高于主权”，旨在改善当地的人权状况。他们占领后，理应迅速改善当地包括医疗、食物供应在内的基本生存条件。还有，占领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国家，都是世界上最富、自我标榜人权保护最好的国家。2010财政年度，仅美国国会通过的阿富汗、伊拉克军费预算就高达1280亿美元。既然这批占领者熟知自己的义务，又是扛着“解放”别人的大旗去的，也“不差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再将阿富汗和伊拉克作为援助行动的重点，就让人看不懂了。
世界各国记者在阿富汗、伊拉克记录的真实镜头告诉世界，无论是占领区还是后占领区，当地居民的人权状况根本没有得到改善，生活反而变得更加艰难，甚至连生命都难有安全保障。逛一趟街，去一次餐馆，都有丢命的危险。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现状昭示出，美国等西方国家并没有将占领区的人权、民主放在心上。人权、民主等西方国家整天挂在嘴上的所谓“普世价值”都是用来维护其世界统治地位、实现其最大利益的工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将阿富汗、伊拉克作为援助重点实属无奈，只是为了避免那里发生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事实胜于雄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国开展的大规模人道主义救援行动，为人权、民主等“普世价值”在西方对外政策中的地位，做了入木三分的注解。
严格地说，美国及西方的“普世价值”面目是一贯如此，而不只是近年的表现。早在二战之后，伊朗出现了民主政府，但美国人发现它要将石油企业收归国有，其中有很多是美国的企业，这样的民主政府当然对美国不利，于是美国违背“民主”这一普世价值，支持了巴列维国王的复辟。只要亲美，独裁专制并无所谓。1970年，智利通过民主选举，选出了阿连德任总统。但阿连德与美国关系不好，影响美国在拉美的利益。于是，美国支持了智利的军事政变。此后，皮诺切特实施军人独裁统治，美国并不以不民主为理由去干预。甚至皮诺切特下台后面临审判时，英国和美国还袒护皮诺切特，这里的民主与人权又何在呢?美国学者理查德·罗蒂在《筑就我们的国家：20世纪美国左派思想》一书中也承认美国存在价值观悖论，他说林登·约翰逊“允许美国士兵屠杀成百上千的越南儿童，但他为国内贫困儿童做的事情却多于以往任何一位总统”。本国贫困儿童必须救助，别国的儿童可以杀害，这难道也算什么“普世价值”吗?
如果要问，美国为什么如此着迷于自己也做得不好的“普世价值”呢?这里当然有着美国文化传统的因素。JD亨特注意到：
新教徒认为美国是建立基督王国的地方，在整个19世纪，不仅新教徒持续为美国提出千禧年的希望，天主教徒与犹太人也认为美国是神意许诺的土地。即使在世俗的政治论述里，人们也用最具道德意义的术语来描摹美国的轮廓。历史上的每一次战争都被说成是道德十字军，以期抵抗“撒旦的妓女”(对法战争与印度战争)，消灭君主统治(革命战争与1812年之战)，废除奴役(南北内战)，确保民主世界的安全(第一次世界大战)，抵抗极权的扩张主张(第二次世界大战、韩战、越战)与独裁者的扩张性剥削(波斯湾战争)。政治人物与国家的领导者继续把美国说成是“世界各国的民主自由楷模”，是“世界新秩序”的领导者。不论是外交事务，还是国内政治，美国的大众辩论从来不说是不同利益的竞争，而说成是善恶的斗争。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美国的政客已经习惯于用价值观、道义性来掩盖自己的利益要求，恰如丹尼尔·贝尔在《意识形态的终结》1988年跋中所总结的，“没有一个政治体系可以存在于道德判断的语境之外”。就在夸夸其谈道义性时，布莱尔也在不经意间暴露出西方在“普世价值”掩盖之下的利益考虑，承认“由价值观驱动和由利益驱动的外交政策之间的区别是不存在的”。这透露出“普世价值观”在西方的国家战略地位，而国家战略是为利益而制定的。实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不过是自觉意识到：利益与价值观是任何国家在确定自己的安全战略时都必然要考虑的两大主导因素。正如美国前国务卿赖斯所言,对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探讨可以为一代又一代学者带来无上的荣耀,使他们在大学或研究所获得终身教授的职位,但是在具体的外交政策决策过程中,却既没有纯粹的现实主义也没有纯粹的自由主义,权力与价值观完全密不可分。约瑟夫·奈更是直截了当地认为：“价值观乃是一种无形的国家利益。”
总之，美国以及西方判断民主、自由、人道的标准，就是对自己是否有利：有利者，不民主也民主;不利者，民主也不民主。凡不接受者，就要制裁，在有把握的时候，就要消灭之，这难道不是殖民主义时代以来的世界历史吗?
3.迷信西方“普世价值观”的后果
历史上有明白人也有糊涂人。不明白美国与西方的战略意图，按照西方的“普世价值观”来定义自己的国家，前景如何呢?苏联的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做法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戈尔巴乔夫当时提出了“全人类价值高于一切”的口号，在西方资本主义并未承诺放弃自己的利益时，主动拆除阻碍欧洲统一的“铁幕”，主动解除与西方的对抗状态，以此作为苏联重返“欧洲文明”的前提，使自己的国家在“丛林法则”背景下变成了可怜的羔羊。可悲的是，戈尔巴乔夫并非人们想象中的那么成熟，他明明知道“利己主义实际上人人都有。在美国，利己主义思想大概比我们还要严重一些。因为，比如说，很难让美国人相信，说他们应该对国际社会的经济努力作出更大的贡献，这不仅是因为美国这个国家比其他国家富有，而首先是因为它消费的资源比别的国家要多几十倍乃至几百倍，其大量工业废弃物严重影响着世界的气候”，但他还是迈开了幼稚的步子。
戈氏让自己的国家扛着“全人类价值高于一切”的旗帜，在这一理念指导下进行了大量的“改革”，最后终于使国家进入了西方国家所希望的状态：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到处是混乱和崩溃之状，万般无奈之时，他只好乞求西方认同“全人类价值高于一切”。1991年11月初，戈尔巴乔夫曾给当时的英国首相约翰·梅杰发过一封急电，“为避免事态恶化，我请求您以可以接受的方式资助我们15亿美元的灵活资金”，然而梅杰根本没有答复这封充满绝望之情的来信，戈氏一无所获。戈尔巴乔夫追求全人类的“普世价值”，在理念上并无大错，但是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破坏了国家利益与价值观之间的平衡。他知道美国人的“利己主义思想大概比我们还要严重一些”，却在美国人之先解除了自己的武装，让虚幻的价值观解构了国家利益。对这一悲剧性结局，今天的俄罗斯只能默然承受。
对美国与西方的“普世价值观”的虚伪本质的揭示，有必要提到美国学者亨廷顿的观点。《文明的冲突》是他影响最大的著作，有的人计较他的“文明的冲突”论突出了文明之间的不兼容性，有“冷战思维”之嫌，其实他在书中分析西方“普世价值”论的错误，并认为普世主义是西方对抗非西方文化的意识形态，认为西方文化的普世性面临“错误、不道德、危险”三大问题，这对我们认识“普世价值观”的本质还是很有意义的。
首先，亨廷顿同意人类各群体之间在行为上存在着一些共同的“常数”，但相同的是表层，深层是差异。他引用了社会心理学的区别理论(Distinctiveness)，认为人类总是通过区别他者来确立自我的认同，只要这种心理存在，人类就难以认同以单一文明为标准的“普世价值”。一些人认为西方在文化传播和媒体的优势是“普世价值”的证明，亨廷顿指出这是肤浅的误解。牛仔服、可乐和好莱坞电影的流行并不能带来文化的统一。反美国的恐怖分子可以穿牛仔服、喝可乐，同时按照美国电影的桥段用民航飞机去轰炸纽约，但其在文明的深层结构上并不认同西方。不仅在本土，就是移民群体也是这样，法国的伊斯兰移民坚持穿传统的黑色罩头服装，政府以法律禁止，结果导致武力冲突。
其次，亨廷顿认为，“普世价值”只是大国的幻想，从来也没有成为现实。因为每种文明——从古希腊罗马开始都曾认为自己的价值观是普世价值，但事实却是历史上每种文明都难逃兴起和衰落的命运，自认为自己是普世文明，却往往是盛极而衰的开始。历史上的文明大国先后衰落，历史否定了一个又一个单一文明的“普世价值”。亨廷顿不认为西方文明在这方面有什么特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正在重复历代文明古国衰落的轨迹，西方“普世价值观”只是狭隘的“光荣与梦想”。
再次，亨廷顿认为，“普世价值”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的意识形态，是作为征服的补充手段来运用的。他指出，软实力总是跟随硬实力，西方文明在世界的传播是西方有组织的武力征服的结果，这才是历史真相。西方人常常忘记他们祖先的暴力扩张历史，但非西方人没有忘记。西方人认为是“普世价值”的东西，非西方人却认为是西方的价值。亨廷顿指出，在当代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中，东西方学者都普遍忽略了硬实力是软实力的基础这个基本常识，显示价值观对社会科学方法的误导，值得警惕。
总之，那些对西方“普世价值观”表现出格外的热心之意图，客观上就是满足了西方对世界和中国的征服愿望，是引诱人们去啃那根大棒之外的胡萝卜——殖民主义时代以来的老把戏。21世纪的中国和中国人民是不会被套进去的。
三、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对人类文明具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
在揭穿西方“普世价值观”的虚伪性时，我们认为，人类文明的价值共识是存在的，只是由于西方设下了“普世价值观”的陷阱，我们尽量不采用“普世价值”这样的概念。针对西方的“普世价值观”，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对人类文明具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
1.马克思主义承认人类文明的价值共识
关于人类文明的价值共识，前提是承认人类的存在和共同人性的存在。尽管这是一个容易与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发生混淆的问题，但还是不能否定，因为在文明进化的过程中，毕竟是首先出现了人与动物的分化，而人类内部的阶级分化则是更晚时期的事情了。
1842年青年马克思在普鲁士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中，就批判了贵族阶级对本阶级特权的维护及其与人类文明的敌对。他指出，贵族等级的辩论人以近乎滑稽的严肃、近乎忧郁的尊严和几乎是宗教的热忱，阐发了“关于省等级会议的高度智慧以及它的中世纪的自由和独立的假想”，甚至去论证“人类本性的原则上的不自由和不独立”，“这些先生们不愿把自由看作是理性的普遍阳光所赐予的自然礼物，而想把自由看作是明星的特别吉祥的组合所带来的超自然的礼物，因为他们认为自由仅仅是某些人物和某些等级的个人特性，所以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得出结论说，普遍理性和普遍自由是有害的思想，是‘有逻辑次序的体系’的幻想。为了拯救特权的特殊自由，他们就斥责人类本性的普遍自由”。
马克思提出：“自由确实是人的本质，因此就连自由的反对者在反对自由的现实的同时也实现着自由;因此，他们想把曾被他们当作人类天性的装饰品而屏弃了的东西攫取过来，作为自己最珍贵的装饰品。”“没有一个人反对自由，如果有的话，最多也只是反对别人的自由。可见，各种自由向来就是存在的，不过有时表现为特殊的特权，有时表现为普遍的权利而已。”“因为难道自由不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本质……对人说来，只有是自由的实现的东西才是好的。”
在这里，马克思对自由这一价值的肯定，是从人类的共同追求来着眼的，而不是说自由只对某些人有意义。把自由当成某些人的特权，这恰恰是马克思所反对的。《共产党宣言》对未来社会是这样设想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里的自由，依然是作为人类的共同价值而被肯定的。关于人类价值共识的说法，在1864年10月的《(国际工人)协会临时章程》中还可以得到证明。马克思写到：加入协会的一切团体和个人，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他们彼此间和对一切人的关系的基础，而不分肤色、信仰或民族。所谓“彼此间和对一切人的关系”，就是指价值共识。
当然，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就存在另一倾向，即对历史与现实中的价值共识的虚伪性的批判。资产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大肆张扬自由、平等之类的价值观，在本质上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在1851年12月至1852年3月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的自由口号之虚伪性进行了透彻的批判。他说，所谓新的宪法实质上不过是1830年宪章的共和主义化的版本，种种“变更只涉及目录而没有涉及内容，只涉及名称而没有涉及事物”。“1848年各种自由的必然总汇，人身、新闻出版、言论、结社、集会、教育和宗教等自由，都穿上宪法制服而成为不可侵犯的了。这些自由中的每一种都被宣布为法国公民的绝对权利，然而总是加上一个附带条件，说明它只有在不受‘他人的同等权利和公共安全’或‘法律’限制时才是无限制的，而这些法律正是要使各种个人自由彼此之间以及同公共安全协调起来。”“宪法的每一条本身都包含有自己的对立面，包含有自己的上院和下院：在一般词句中标榜自由，在附带条件中废除自由。所以，当自由这个名字还备受尊重，而只是对它的真正实现设下了——当然是根据合法的理由——种种障碍时，不管这种自由在日常的现实中的存在怎样被彻底消灭，它在宪法上的存在仍然是完整无损、不可侵犯的。”
马克思认为，当时被奉为金科玉律的自由，在资产阶级宪法上的存在是完整无损、不可侵犯的，但在日常的现实中却被彻底消灭了。因此，马克思无法去认同当时社会铺天盖地的自由、民主、人道一类的呓语。由于马克思的这一倾向，在后来的资产阶级语境中，马克思总被看成是不信任自由、民主、人道的人物，马克思主义的道义立场被误读。关于这一点，英国的卡尔·波普尔有比较客观公正的看法，他在1943年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就指出：
在马克思的实践伦理中，像自由、平等之类的范畴发挥了主要的作用。他毕竟是那些严肃地对待1789年的理想的人之一。他看到像“自由”这样的概念如何受到了无耻的歪曲。这就是他口头上不宣扬自由而在行动上宣扬自由的原因。他想要改进社会，而改进对他意味着更加自由，更加平等，更加公正，更加安全、更高的生活标准，尤其是缩短劳动日(这能立刻给工人某些自由)。正是他憎恶伪善，不愿谈这些“崇高的理想”，加之他的惊人的乐观主义和他对这一切在不远的将来都会实现的信念，导致他把自己的道德信仰隐藏在历史主义的阐释的背后。
马克思对价值共识的真伪之分，也就是我们在当下世界状况中批判西方“普世价值观”的理由。而当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带来思想混乱时，我们应该毫不迟疑地去阐明马克思主义价值追求对人类文明所具有的普遍性的指导意义。
2.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的人类文明价值意义
承认马克思主义作为价值追求所具有的普遍性的指导意义，这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坚信的。早在1949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指出，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也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
在当下的世界与中国，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作为价值追求的普遍性的指导意义呢?我们认为，一种价值追求如欲产生普遍性的指导意义，必然反映文明的前进趋势、能有效地推动社会前进，必然反映人性的道义要求，必然具有强大的思想吸收功能，而马克思主义是能够满足这些要求的，这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道义性、文明延续性这三个方面来加以理解。
(1)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世界历史和人类命运的理论，但与过去的思想不同，它不是追求对问题的解释而是在于解决，特别是解决历史已经提出的问题。
19世纪的欧洲，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引领者，但相应的社会生活是怎样的呢?恩格斯在1844年写的《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一文中，引用了卡莱尔所写的书中的一段话：
自从社会产生以来，千百万无声无息、劳累不堪的人的命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难于忍受。使人不幸的倒不是死，也不是饿死。不能忍受而且永远不能忍受的是：过着贫困的生活，但又不知因为什么;工作累得要死，但又一无所得;怀着受尽折磨的先前过日子，却仍然无倚无靠，孤苦伶仃，脖子上套着冷酷的万能的听之任之(laissez faire)的绞索，被幽禁在僻静的、无生气的、漫无边际的不公道的世界里。
恩格斯对卡莱尔是持批判态度的，但他还是说“英国的状况就是这样”。因此，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它的宗旨是改变现有的一切，将充满剥削和压迫的社会改造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主义理论公开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揭露现代社会的一切对抗和剥削形式，考察它们的演变，证明它们的暂时性和转变为另一种形式的必然性，帮助无产阶级尽可能迅速地、尽可能容易地消灭任何剥削。
为了使这一设想成为现实，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无数志士仁人将其作为自己的理想、信念，贡献了力量、智慧，乃至于生命。这一实践运动的直接结果是，以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起点，马克思主义设想的先进社会制度已经成为现实。作为前无古人的事业，尽管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出现了许多问题，甚至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这一历史倒退，但其先进性在许多方面仍然是不可否认的，何况历史并未终结。
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从井冈山、瑞金到延安，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着一大群文化水平不高甚至没有文化的农民，但是通过通俗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如列宁小学、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等不同层次的机构)，使这些农民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和价值观念，并将其转化为强大的精神力量。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被中国人民学会了的科学的革命的新文化，第一仗打败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北洋军阀，第二仗打败了帝国主义的又一名走狗蒋介石在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对于中国红军的拦阻，第三仗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汪精卫，第四仗最后地结束了美国和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及其走狗蒋介石等一切反动派的统治”。
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指导改革开放时曾经说过：“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是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
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的改造意义，当然不只是去改变一种不合理的统治结构，而是按照文化的先进性的根本要求，最终表现在对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促进上。按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建立的社会制度，在实际上也非常有效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20世纪的事实是，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在曲折中保持了生产力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惯性;另一方面，按照马克思主义理想设计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在生产力及科技上获得了历史性的进步——而且是在克服资本主义封锁的前提下。以俄罗斯为例，农奴制下的俄国于1861年颁布解放农奴法令，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1900年，俄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油生产国。1892—1902年，俄国铁路增加42%，完成全国铁路网的基本布局。到1913年，俄国拥有9000个工厂(指雇佣16名以上工人的企业)、城市人口占到总人口的153%。俄国已经被纳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但是俄国没有变为资本主义国家，仍然留在第三世界。
美国斯塔夫里亚诺斯在《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一书中引证了大量翔实丰富的资料，论证出“十月革命”导致了奇迹的发生，是俄国而不是中国、印度或其他中东、非洲或拉丁美洲国家，成为第一个脱离第三世界的国家。
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革命前落后的俄国成为一个在经济、国防、教育、文化、科技和国际地位方面与美国并驾齐驱的世界强国，革命前同样属于第三世界的东欧几个国家则成为第二世界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废墟上耸立起来的苏联，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实现工业化，工业生产位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苏联恢复得最快，与完全没有受到战争破坏并且大大地发了一笔战争财的美国相比，到1982年，国民收入达到后者的67%，工业总产值达到后者的80%，在科技、教育等方面和国防的某些部门还处于领先状态。
美国学者LJ宾克莱在20世纪60年代就承认，“俄国自从1917年革命的时候起就把马克思主义正式定为它的基本哲学，尽管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得不断地重新加以解释和修改，以适应苏联的实际需要。俄国在技术、生产与科学方面大踏步地赶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这已成为鼓舞东南亚与非洲不发达的民族的源泉”。尽管今天的俄罗斯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但历史就是历史，它是不可更改的，何况，俄罗斯在当今世界的余威，客观上还是马克思主义的苏联留下的遗产。
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在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以后，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大为改观，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速度迅速超过了旧中国。不要说三十多年来的发展已经使中国的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位，中国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国的崛起已令世界瞩目。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前及之初，中国的发展也是超常规的。据统计，在1965年至1985年之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1.34%，英国为1.6%，日本为4.7%，苏联为5.89%，印度为1.7%，而中国为7.49%，中国在宇宙空间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是远远走在发展中国家之前列，中国人的受教育程度、人均寿命等项指标，都是旧中国所不能相比的。
马克思曾经说过，哲学与无产阶级互为武器，意思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必须通过先进的思想文化来成功地指导自己的历史实践，而马克思主义这样的先进思想文化也必须通过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实践来实现自己。这已经被历史证明了。
(2)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道义性
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历史的普遍意义，除了社会理想、社会制度的选择，以及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之外，更重要的是它还突破了政治经济的意义，建构了一种全新的价值理念及生活方式——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的、英雄主义的、奉献型的，也就是道义性。
这种建构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是以解放全人类为宗旨的，代表无产阶级解放的愿望，实践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这就规定了共产党是一个没有自己特殊利益的政党，形成了共产党人在精神道德领域的先进性。这一点，对于长期在私有制统治下的人们来说，也是一次摆脱人的动物状态，使人更加人化、崇高化的革命。
美国学者LJ宾克莱承认：“马克思对于我们今天的吸引力乃是一个道德的预言，人们如果根据人类价值考察现在社会上的种种事实，然后根据自己的发现而行动，以使我们的世界成为一个一切人都能变成更有创造性和更为自由的地方，这样我们就是忠于马克思了。”
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及，1972年，他参与了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的研究项目，他注意到李约瑟的说法：“共产党(对中国)的接管是个幸运事件，因为新中国也许可以避免西方在工业革命初期所犯的所有错误。在19世纪初，小女孩被绑在大箱里到地底运送煤矿;小男孩超时工作，导致眼力受损，身体变形;据马克思说，伦敦的面包师傅一天工作十六个小时。”李约瑟“坚信，中国为求脱离停滞状态而达成现代化，社会主义路线不但是最好方法，而且是唯一办法”。黄仁宇表示：“一思及此，你或许想同意他的说法。”显然李约瑟对中共之所以抱有好感，就是出于道义性立场。李约瑟痛恨19世纪资本主义对人性的摧残，特别是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摧残，当他看到新中国消灭了这一切时，由衷地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
高尚的精神境界的存在，凝聚了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以至于整个民族的意志。中国是个宗教意识淡薄的国家，长期的小农经济的存在造成了人群的隔离状态，正在发展的资本主义又使人们向极端个人主义方向发展，因此“一盘散沙”曾经是一些外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而有了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的引领以后，经过中国共产党人长期不懈的宣传阐释，经过实践的验证和榜样的作用，中国人从中找到了共同的理想、信念、精神支柱，这在人民中形成了强大的精神力量。邓小平从自己的切身体验中总结出：“根据我长期从事政治和军事活动的经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人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
应该说，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家，经过马克思主义文化精神的长期渗透，在人的精神世界、人的理想信念，以及在社会风气这些方面，不仅超过了自己国家的任一历史阶段(如旧中国或沙皇俄国)，也超过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中就承认，1949年以后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政府认真负责，真正把一切肮脏的东西清理得干干净净——不但是街道和水沟，连乞丐、娼妓、小偷小摸都集中起来加以改造。现在的新中国是一个人人感觉自豪的国家——控制了通货膨胀，废除了外国人的特权，铲除了腐化，开展扫盲运动，防止疾病，跟做粗活的交朋友，以及学习《新民主主义论》和毛泽东思想，等等。所有这些活动都为理想主义的和有雄心壮志的青年开辟了新的道路”。邓小平在1980年阐述四项基本原则之必要时充满自信地说过：“但是无论如何，社会主义制度总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这是资本主义所绝对不可能做到的。”
关于资本主义的道义危机，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早在20世纪初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就确认了以新教伦理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精神正处于危机、崩溃之中，他说：
自从禁欲主义着手重新塑造尘世并树立起它在尘世的理想起，物质产品对人类的生存就开始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控制力量，这力量不断增长，且不屈不挠。今天，宗教禁欲主义的精神虽已逃出这铁笼(有谁知道这是不是最终的结局?)，但是，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依赖于机器的基础，已不再需要这种精神的支持了。
没人知道将来会是谁在这铁笼里生活;没人知道在这惊人的大发展的终点会不会又有全新的先知出现;没人知道会不会有一个老观念和旧理想的伟大再生;如果不会，那么会不会在某种骤发的妄自尊大情绪的掩饰下产生一种机械的麻木僵化呢，也没人知道。因为完全可以，而且是不无道理地，这样来评说这个文化的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
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96年版后记中，也引用了如下材料：
里根政府的教育部负责官员发现：让人震惊的是过去30年来美国生活水平的陡然下降，暴力犯罪在上升，非婚生子增长了419%，离婚率上涨4倍，单亲家庭的孩子上涨3倍，科研能力考查(SAT)下降80点。
当洛杉矶一个三岁孩童被街战枪火不幸击中时，白宫发言人金瑞契(Newt Gingrich)非常尖锐地指出了“原因”：“自从林登·约翰逊创建了‘伟大社会’以来，我们现在经历的是摧毁美国的30年。这30年来，我们释放了罪犯，容忍了毒贩，忍受着暴力，接纳了野蛮行为。”
(3)马克思主义具有的文明延续性
1920年，成功地领导了俄国革命的列宁，在说到无产阶级文化的创建时指出：“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按照这个方向，在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产阶级反对一切剥削的最后的斗争)的实际经验的鼓舞下继续进行工作，才能认为是发展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在这里，列宁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特性：它不仅不外在于既有的人类文明，而且还主动继承了以往文明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从文化发展的角度说，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一个伟大的文化事件，意大利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早在20世纪初就明确地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他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活动看做“现代文化史”的“开端”，所谓“开端”并不是指新文化从天而降，而是在辩证地终结过去的基础上开始新的文化历程。他说：
实践哲学(即马克思主义，这是葛兰西的独特用语——引注)以这所有的过去的文化为前提：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德国哲学和法国革命，卡尔文主义和英国古典经济学，世俗的自由主义和存在于整个现代生活观的根子中的这种历史主义。实践哲学是这整个精神和道德改革运动的顶峰，它使大众文化和高级文化之间的对照成为辩证的对照。
起源于古希腊罗马的欧洲文化，为什么到19世纪会产生这样一个历史性的飞跃呢?这里，必须把三大来源看做一个中介，然后探寻古典欧洲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
以哲学思想为例，马克思主义实现了哲学史的一个大的变革，即让哲学从空洞地解释世界走向改变世界。马克思称哲学为“文明的活的灵魂”、“时代精神的精华”，主张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互相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涵要素有两个：一是唯物主义，一是辩证法。通常的说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吸取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及黑格尔的辩证法基础上而建构的。
黑格尔以宇宙本质——“理念”为核心，揭示了自然、历史和精神世界的统一发展过程，即所谓逻辑阶段、自然阶段、精神阶段。黑格尔的体系非常庞大，其整个哲学就建立在“绝对理念”的辩证运动上。通过逻辑学，他确立了辩证法的逻辑范畴;通过自然哲学，他解决了自然界物质形态的转化问题，并引出了精神与自然的辩证关系;通过精神哲学，他解决了人的精神生活的本质与演变发展的规律问题。可以说，对世界发展变化规律的研究，黑格尔的努力是前无古人的。恩格斯高度地评价为，自人们有思维以来，还从来没有过像黑格尔体系那样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黑格尔的最大功绩就是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的思维形式。
尽管如此，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辩证法还是只能作为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过渡而存在，因为它们都有着致命的缺陷。在费尔巴哈那里，人的主体性价值得到了确认，但这个“人”是抽象的、是生物性的，实际上人只能存在于社会关系之中。不能说明人的社会本质，也就不能从人所处的社会机制去说明人的活动的真正动机，结果还是只能从人的自我意志去解释，最终落入唯心论。而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体系固然非常完备，非常富有逻辑力量，也能在自然或社会的个别现象中得到验证。但是由于这个体系一开始就是立足于脱离客观实际的“绝对理念”，只是聪明地构筑于哲学家的头脑中，所以它也不可能带来全新的方法论革命。
恩格斯这样评价过黑格尔学说的局限性：“黑格尔本人曾为他的学说所得出的强有力的、富于澎湃的青春朝气的结论规定了界限，这部分地决定于他所处的时代，部分地决定于他的个性。” 这句话说明，新的现代文化的开端一方面是由时代所决定的，另一方面是由人的主体性所决定的。由于时代及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条件，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做到了的事情，马克思、恩格斯同样也做到了;而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做不到的事情，马克思、恩格斯却超越性地做到了。这是指：马克思主义以欧洲三大思想体系为对象，总结了历史上的主要思想体系，科学地区分了它们中的积极部分和消极部分，从而开辟了现代文化的新时代。
当社会的某种模式的变革不是偶然地发生而是必然地发生，不是个别地发生而是普遍地发生时，这就给先进的思想家提供了革命性的、开创性的思路。19世纪中期所提供的条件，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条件：只要体察时代的运行轨迹，集西方文化精华之大成(三大思想体系)进行综合整合，便有可能引起文化变革。在此基础上，为未来人类提供全新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价值观念，以及每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方式，这一结果便是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曾经说过：“世界历史是各伟大文化的历史，民族只是这些文化中的人们借以履行他们的宿命的象征形式和容器。”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确有权力称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文化史中伟大的革命性事件。从古希腊文化开始的西方文化，在经过长期进化发展之后，终于在19世纪产生了新的飞跃，从一般的文化中分化出马克思主义这个先进文化，深刻地影响了此后的世界历史。
事实上，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再到中国的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我们看到的一个重要事实是，马克思主义一直在不断克服僵化、教条化的倾向，不断面向新的世界、面向未来，不断吸收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发展和精神文明发展的思想成果，推动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当然是具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的。当然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永远不能脱离具体的民族、历史和社会实践。
当我们搞清楚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对人类具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这一点以后，我们也就能理解习近平总书记何以在党的十八大以后如此反复地强调共产党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说道：“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形象地说，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念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现实生活中，一些党员、干部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说到底是信仰迷茫，精神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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